'郭曄旻評《自由與毀滅》︱起於“自由”，止於“毀滅”？'

《自由與毀滅：法國大革命，1789—1799》，[澳]彼得·麥克菲著，楊磊譯，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19年4月，608頁，98.00元

2019年4月，中信出版集團出版了澳大利亞學者彼得·麥克菲（Peter McPhee，以下簡稱“作者”）的著作《自由與毀滅：法國大革命，1789—1799》（以下簡稱“本書”）。就像書名所展示的那樣，這是一部關於法國近代大革命的著作。這場革命不僅在法國現代化歷程中扮演了承前啟後又開天闢地的重要角色，也被視為一場具有世界意義的政治大革命。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曾將其與同時期發生的工業革命視為“雙元革命”，並稱所有近代國家幾乎都是十八世紀“雙元革命”的產物。

本書作者同樣意識到了法國大革命的這種跨國意義。在前些年的《姐妹共和國？美國與法國革命比較研究》（黃豔紅譯，《世界歷史》2016年第四期）一文中，彼得·麥克菲就主張將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視為全球性帝國及其政治合法性危機視野下的兩場“姐妹革命”。而在本書中，作者也用不算少的篇幅描寫了加勒比海殖民地與法國本土之間的政治互動。在大革命前夕，法屬加勒比海殖民地總共約有七十萬奴隸，這個數字竟與當時整個美國的奴隸數量相當。1789 年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既肯定了自由這一自然權利，同時也捍衛了私有財產權，加勒比海殖民地的業主以奴隸為其私人財產。這樣一來，賦予奴隸個人自由就違背了業主的財產權。或許正是殖民地奴隸的抗爭，顛覆了共和主義的公民權的狹隘性，使之具備了某種普世主義的特徵。當然，就像另外一些學者爭辯的那樣，在法國大革命研究中，並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在全球視角下得到答案。殖民地問題在法國大革命進程固然絕非無足輕重，但“奴隸制從來都不是支配大革命的核心”。因此，本書關注的重點，仍然是在法國大革命本身。

不過，就是這樣一場被學界普遍重視的大革命，其具體年代，直到兩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仍舊沒有定論。十九世紀早期的幾部重要歷史著作中，米涅的《法國革命史》和阿道夫·梯也爾的《法國大革命史》都將大革命結束的時期延後到拿破崙帝國的（第一次）垮臺，即1814年。至於活躍在二十世紀的法國大革命研究大家喬治·勒費弗爾在他的《法國革命史》一書則從革命前的歐洲局勢寫起，到拿破崙·波拿巴發動霧月政變結束，敘述了1789到1799年法國大革命這段歷史——這恰恰是為當年的梯也爾所反對的觀點。後來成為法國史上首位總統的梯也爾認為，拿破崙執政時代是法國一段十分重要的歷史進程，應該受到讚許和肯定。

《自由與毀滅：法國大革命，1789—1799》，[澳]彼得·麥克菲著，楊磊譯，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19年4月，608頁，98.00元

2019年4月，中信出版集團出版了澳大利亞學者彼得·麥克菲（Peter McPhee，以下簡稱“作者”）的著作《自由與毀滅：法國大革命，1789—1799》（以下簡稱“本書”）。就像書名所展示的那樣，這是一部關於法國近代大革命的著作。這場革命不僅在法國現代化歷程中扮演了承前啟後又開天闢地的重要角色，也被視為一場具有世界意義的政治大革命。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曾將其與同時期發生的工業革命視為“雙元革命”，並稱所有近代國家幾乎都是十八世紀“雙元革命”的產物。

本書作者同樣意識到了法國大革命的這種跨國意義。在前些年的《姐妹共和國？美國與法國革命比較研究》（黃豔紅譯，《世界歷史》2016年第四期）一文中，彼得·麥克菲就主張將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視為全球性帝國及其政治合法性危機視野下的兩場“姐妹革命”。而在本書中，作者也用不算少的篇幅描寫了加勒比海殖民地與法國本土之間的政治互動。在大革命前夕，法屬加勒比海殖民地總共約有七十萬奴隸，這個數字竟與當時整個美國的奴隸數量相當。1789 年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既肯定了自由這一自然權利，同時也捍衛了私有財產權，加勒比海殖民地的業主以奴隸為其私人財產。這樣一來，賦予奴隸個人自由就違背了業主的財產權。或許正是殖民地奴隸的抗爭，顛覆了共和主義的公民權的狹隘性，使之具備了某種普世主義的特徵。當然，就像另外一些學者爭辯的那樣，在法國大革命研究中，並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在全球視角下得到答案。殖民地問題在法國大革命進程固然絕非無足輕重，但“奴隸制從來都不是支配大革命的核心”。因此，本書關注的重點，仍然是在法國大革命本身。

不過，就是這樣一場被學界普遍重視的大革命，其具體年代，直到兩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仍舊沒有定論。十九世紀早期的幾部重要歷史著作中，米涅的《法國革命史》和阿道夫·梯也爾的《法國大革命史》都將大革命結束的時期延後到拿破崙帝國的（第一次）垮臺，即1814年。至於活躍在二十世紀的法國大革命研究大家喬治·勒費弗爾在他的《法國革命史》一書則從革命前的歐洲局勢寫起，到拿破崙·波拿巴發動霧月政變結束，敘述了1789到1799年法國大革命這段歷史——這恰恰是為當年的梯也爾所反對的觀點。後來成為法國史上首位總統的梯也爾認為，拿破崙執政時代是法國一段十分重要的歷史進程，應該受到讚許和肯定。

阿道夫·梯也爾

至於本書，則是將大革命的結束之時從“霧月政變”稍稍迤至十九世紀初期。這並不是一種簡單的折中之論，而是代表了作者對於大革命結局的看法：拿破崙向人民允諾了“和平、自由和穩定”，或者，如同拿破崙執政後發佈的《告法國公民書》裡所寫的那樣：“革命建立在那些開啟它的原則之上，革命已經結束。”當然，在作者看來，實際情況並不如辭藻一樣美妙，“革命已經結束”，同時也意味著“十年恐懼帶來的貧窮、暴力和不安也結束了”。

這個看上去似乎有些令人沮喪的結局，卻有著一個光明的開始。法蘭西大革命的先驅者們，曾經信誓旦旦，“抹去所有歷史的痕跡，消除所有源於團體利益或出身的偏見。法國的一切從今天開始都必須是新的”。對此，讀者很自然地會想起《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維爾類似的論斷，“法國人在1789年作出了任何其它民族都不曾做出過的巨大努力，來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命運，並在他們迄今為止的歷史和他們所希望的未來之間開出一道鴻溝”。

《自由與毀滅：法國大革命，1789—1799》，[澳]彼得·麥克菲著，楊磊譯，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19年4月，608頁，98.00元

2019年4月，中信出版集團出版了澳大利亞學者彼得·麥克菲（Peter McPhee，以下簡稱“作者”）的著作《自由與毀滅：法國大革命，1789—1799》（以下簡稱“本書”）。就像書名所展示的那樣，這是一部關於法國近代大革命的著作。這場革命不僅在法國現代化歷程中扮演了承前啟後又開天闢地的重要角色，也被視為一場具有世界意義的政治大革命。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曾將其與同時期發生的工業革命視為“雙元革命”，並稱所有近代國家幾乎都是十八世紀“雙元革命”的產物。

本書作者同樣意識到了法國大革命的這種跨國意義。在前些年的《姐妹共和國？美國與法國革命比較研究》（黃豔紅譯，《世界歷史》2016年第四期）一文中，彼得·麥克菲就主張將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視為全球性帝國及其政治合法性危機視野下的兩場“姐妹革命”。而在本書中，作者也用不算少的篇幅描寫了加勒比海殖民地與法國本土之間的政治互動。在大革命前夕，法屬加勒比海殖民地總共約有七十萬奴隸，這個數字竟與當時整個美國的奴隸數量相當。1789 年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既肯定了自由這一自然權利，同時也捍衛了私有財產權，加勒比海殖民地的業主以奴隸為其私人財產。這樣一來，賦予奴隸個人自由就違背了業主的財產權。或許正是殖民地奴隸的抗爭，顛覆了共和主義的公民權的狹隘性，使之具備了某種普世主義的特徵。當然，就像另外一些學者爭辯的那樣，在法國大革命研究中，並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在全球視角下得到答案。殖民地問題在法國大革命進程固然絕非無足輕重，但“奴隸制從來都不是支配大革命的核心”。因此，本書關注的重點，仍然是在法國大革命本身。

不過，就是這樣一場被學界普遍重視的大革命，其具體年代，直到兩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仍舊沒有定論。十九世紀早期的幾部重要歷史著作中，米涅的《法國革命史》和阿道夫·梯也爾的《法國大革命史》都將大革命結束的時期延後到拿破崙帝國的（第一次）垮臺，即1814年。至於活躍在二十世紀的法國大革命研究大家喬治·勒費弗爾在他的《法國革命史》一書則從革命前的歐洲局勢寫起，到拿破崙·波拿巴發動霧月政變結束，敘述了1789到1799年法國大革命這段歷史——這恰恰是為當年的梯也爾所反對的觀點。後來成為法國史上首位總統的梯也爾認為，拿破崙執政時代是法國一段十分重要的歷史進程，應該受到讚許和肯定。

阿道夫·梯也爾

至於本書，則是將大革命的結束之時從“霧月政變”稍稍迤至十九世紀初期。這並不是一種簡單的折中之論，而是代表了作者對於大革命結局的看法：拿破崙向人民允諾了“和平、自由和穩定”，或者，如同拿破崙執政後發佈的《告法國公民書》裡所寫的那樣：“革命建立在那些開啟它的原則之上，革命已經結束。”當然，在作者看來，實際情況並不如辭藻一樣美妙，“革命已經結束”，同時也意味著“十年恐懼帶來的貧窮、暴力和不安也結束了”。

這個看上去似乎有些令人沮喪的結局，卻有著一個光明的開始。法蘭西大革命的先驅者們，曾經信誓旦旦，“抹去所有歷史的痕跡，消除所有源於團體利益或出身的偏見。法國的一切從今天開始都必須是新的”。對此，讀者很自然地會想起《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維爾類似的論斷，“法國人在1789年作出了任何其它民族都不曾做出過的巨大努力，來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命運，並在他們迄今為止的歷史和他們所希望的未來之間開出一道鴻溝”。

托克維爾

同樣是這位近年來重新名聲大噪的托克維爾，曾經做出這樣的論斷，“（法國）革命在苛政較輕的地方發生”、“繁榮加速革命到來”。著名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則列出了誘發法國革命的幾大因素：當時法國人口在歐洲最多，但不能充分供養；有意的將富有和日益強大的資產階級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農民深刻了解自己的境遇，越來越不願支持其壓榨剝削難以忍受的落後的封建制度；主張進行政治和社會改革的哲學家著作在法國比其他各國流傳得更廣；法國參加美國革命戰爭，使其財政破產。本書的看法則與兩者都有所不同。在作者看來，波旁王朝的“統治雖然處於危機之中，但遠沒有達到被推翻的程度”，“1788年至1789年的這段時間，既沒有預示著也沒有計劃著一場革命”，“它的滅亡是一次政府沒能處理好的偶然政治危機的結果”。

一次偶然政治危機，竟然能夠使得“1789年夏秋，從巴黎到最小的村莊都見證了王權國家史無前例的崩解”？托克維爾曾經斷言，“（法國）行政上的中央集權制……是40年來在我們眼前不斷更迭的所有政府垮臺的重要原因”。但作者恰恰告訴讀者，波旁王朝的統治並非許多人想象中的那種強有力的官僚體系。事實上，它的規模偏小，權力有限。凡爾賽宮廷攏共只有六名國王任命的大臣，連大部分徵稅工作都“轉讓”給了私人包稅人（比如著名的化學家拉瓦錫）。“這個國家是由各式各樣的特權拼湊而成的，隨處可見層累疊加的歷史和傳統”。本書沒有具體提到通常被看作君主政體支柱的法國軍隊的具體情況。好在國內學者的研究結果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例證：肩負保衛國王重任的“國王衛隊”在“太陽王”路易十四去世（1715年）後就開始衰弱，從精銳部隊變成了僅用於閱兵炫耀的榮譽性軍團。到了1789 年，路易十六麾下的國王衛隊只剩下大概六千人。“結構遭到了嚴重破壞，負責夜間巡邏的士兵人數遠遠不夠，且喪失了戰鬥力，充滿著怨氣和抵抗情緒，國王又喪失了直接領導權。這樣一支衛隊又怎能保護國王、抵禦呼嘯而來的革命風暴呢？”

《自由與毀滅：法國大革命，1789—1799》，[澳]彼得·麥克菲著，楊磊譯，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19年4月，608頁，98.00元

2019年4月，中信出版集團出版了澳大利亞學者彼得·麥克菲（Peter McPhee，以下簡稱“作者”）的著作《自由與毀滅：法國大革命，1789—1799》（以下簡稱“本書”）。就像書名所展示的那樣，這是一部關於法國近代大革命的著作。這場革命不僅在法國現代化歷程中扮演了承前啟後又開天闢地的重要角色，也被視為一場具有世界意義的政治大革命。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曾將其與同時期發生的工業革命視為“雙元革命”，並稱所有近代國家幾乎都是十八世紀“雙元革命”的產物。

本書作者同樣意識到了法國大革命的這種跨國意義。在前些年的《姐妹共和國？美國與法國革命比較研究》（黃豔紅譯，《世界歷史》2016年第四期）一文中，彼得·麥克菲就主張將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視為全球性帝國及其政治合法性危機視野下的兩場“姐妹革命”。而在本書中，作者也用不算少的篇幅描寫了加勒比海殖民地與法國本土之間的政治互動。在大革命前夕，法屬加勒比海殖民地總共約有七十萬奴隸，這個數字竟與當時整個美國的奴隸數量相當。1789 年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既肯定了自由這一自然權利，同時也捍衛了私有財產權，加勒比海殖民地的業主以奴隸為其私人財產。這樣一來，賦予奴隸個人自由就違背了業主的財產權。或許正是殖民地奴隸的抗爭，顛覆了共和主義的公民權的狹隘性，使之具備了某種普世主義的特徵。當然，就像另外一些學者爭辯的那樣，在法國大革命研究中，並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在全球視角下得到答案。殖民地問題在法國大革命進程固然絕非無足輕重，但“奴隸制從來都不是支配大革命的核心”。因此，本書關注的重點，仍然是在法國大革命本身。

不過，就是這樣一場被學界普遍重視的大革命，其具體年代，直到兩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仍舊沒有定論。十九世紀早期的幾部重要歷史著作中，米涅的《法國革命史》和阿道夫·梯也爾的《法國大革命史》都將大革命結束的時期延後到拿破崙帝國的（第一次）垮臺，即1814年。至於活躍在二十世紀的法國大革命研究大家喬治·勒費弗爾在他的《法國革命史》一書則從革命前的歐洲局勢寫起，到拿破崙·波拿巴發動霧月政變結束，敘述了1789到1799年法國大革命這段歷史——這恰恰是為當年的梯也爾所反對的觀點。後來成為法國史上首位總統的梯也爾認為，拿破崙執政時代是法國一段十分重要的歷史進程，應該受到讚許和肯定。

阿道夫·梯也爾

至於本書，則是將大革命的結束之時從“霧月政變”稍稍迤至十九世紀初期。這並不是一種簡單的折中之論，而是代表了作者對於大革命結局的看法：拿破崙向人民允諾了“和平、自由和穩定”，或者，如同拿破崙執政後發佈的《告法國公民書》裡所寫的那樣：“革命建立在那些開啟它的原則之上，革命已經結束。”當然，在作者看來，實際情況並不如辭藻一樣美妙，“革命已經結束”，同時也意味著“十年恐懼帶來的貧窮、暴力和不安也結束了”。

這個看上去似乎有些令人沮喪的結局，卻有著一個光明的開始。法蘭西大革命的先驅者們，曾經信誓旦旦，“抹去所有歷史的痕跡，消除所有源於團體利益或出身的偏見。法國的一切從今天開始都必須是新的”。對此，讀者很自然地會想起《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維爾類似的論斷，“法國人在1789年作出了任何其它民族都不曾做出過的巨大努力，來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命運，並在他們迄今為止的歷史和他們所希望的未來之間開出一道鴻溝”。

托克維爾

同樣是這位近年來重新名聲大噪的托克維爾，曾經做出這樣的論斷，“（法國）革命在苛政較輕的地方發生”、“繁榮加速革命到來”。著名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則列出了誘發法國革命的幾大因素：當時法國人口在歐洲最多，但不能充分供養；有意的將富有和日益強大的資產階級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農民深刻了解自己的境遇，越來越不願支持其壓榨剝削難以忍受的落後的封建制度；主張進行政治和社會改革的哲學家著作在法國比其他各國流傳得更廣；法國參加美國革命戰爭，使其財政破產。本書的看法則與兩者都有所不同。在作者看來，波旁王朝的“統治雖然處於危機之中，但遠沒有達到被推翻的程度”，“1788年至1789年的這段時間，既沒有預示著也沒有計劃著一場革命”，“它的滅亡是一次政府沒能處理好的偶然政治危機的結果”。

一次偶然政治危機，竟然能夠使得“1789年夏秋，從巴黎到最小的村莊都見證了王權國家史無前例的崩解”？托克維爾曾經斷言，“（法國）行政上的中央集權制……是40年來在我們眼前不斷更迭的所有政府垮臺的重要原因”。但作者恰恰告訴讀者，波旁王朝的統治並非許多人想象中的那種強有力的官僚體系。事實上，它的規模偏小，權力有限。凡爾賽宮廷攏共只有六名國王任命的大臣，連大部分徵稅工作都“轉讓”給了私人包稅人（比如著名的化學家拉瓦錫）。“這個國家是由各式各樣的特權拼湊而成的，隨處可見層累疊加的歷史和傳統”。本書沒有具體提到通常被看作君主政體支柱的法國軍隊的具體情況。好在國內學者的研究結果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例證：肩負保衛國王重任的“國王衛隊”在“太陽王”路易十四去世（1715年）後就開始衰弱，從精銳部隊變成了僅用於閱兵炫耀的榮譽性軍團。到了1789 年，路易十六麾下的國王衛隊只剩下大概六千人。“結構遭到了嚴重破壞，負責夜間巡邏的士兵人數遠遠不夠，且喪失了戰鬥力，充滿著怨氣和抵抗情緒，國王又喪失了直接領導權。這樣一支衛隊又怎能保護國王、抵禦呼嘯而來的革命風暴呢？”

路易十六

這樣一個根基不牢的君主體系，相當於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所提到的“君主和諸侯共治的模式”（巧得很，馬基雅維利正是以法蘭西王國作為這一政體的範例）。在這位中世紀意大利政論家的論述中，與奧斯曼式的集權政體不同，法國式的國家易於征服，因為可以使敵對勢力互相爭鬥；但征服之後，卻難以統治，征服者會因為同樣的內部矛盾而受害。由此可以推出一條馬基雅維利式規則，即權力贏得的越容易，就越難維持；權力贏得的越艱難，就越容易維持。

從法國大革命的實際進程看，這話有幾分道理。1789 年7月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獄。同年10月5至6 日幾千名巴黎婦女跑到凡爾賽把國王一家帶到巴黎。這不像是革命，倒如同一曲激情的樂章。1790年2月4日，路易十六走進制憲會議會場，言不由衷地宣佈他與王后毫無保留地接受新的秩序時，代表們歡悅不已，他們在對“民族、國王、憲法”的忠誠宣誓中結束了這次會議。在當時主導制憲議會的君主立憲派看來，在制定出一部令人滿意的憲法（稍後的《1791年憲法》），並將神授王權之國王改造成受憲法之命的法蘭西國王之後，法蘭西大革命就已功德圓滿了。

《自由與毀滅：法國大革命，1789—1799》，[澳]彼得·麥克菲著，楊磊譯，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19年4月，608頁，98.00元

2019年4月，中信出版集團出版了澳大利亞學者彼得·麥克菲（Peter McPhee，以下簡稱“作者”）的著作《自由與毀滅：法國大革命，1789—1799》（以下簡稱“本書”）。就像書名所展示的那樣，這是一部關於法國近代大革命的著作。這場革命不僅在法國現代化歷程中扮演了承前啟後又開天闢地的重要角色，也被視為一場具有世界意義的政治大革命。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曾將其與同時期發生的工業革命視為“雙元革命”，並稱所有近代國家幾乎都是十八世紀“雙元革命”的產物。

本書作者同樣意識到了法國大革命的這種跨國意義。在前些年的《姐妹共和國？美國與法國革命比較研究》（黃豔紅譯，《世界歷史》2016年第四期）一文中，彼得·麥克菲就主張將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視為全球性帝國及其政治合法性危機視野下的兩場“姐妹革命”。而在本書中，作者也用不算少的篇幅描寫了加勒比海殖民地與法國本土之間的政治互動。在大革命前夕，法屬加勒比海殖民地總共約有七十萬奴隸，這個數字竟與當時整個美國的奴隸數量相當。1789 年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既肯定了自由這一自然權利，同時也捍衛了私有財產權，加勒比海殖民地的業主以奴隸為其私人財產。這樣一來，賦予奴隸個人自由就違背了業主的財產權。或許正是殖民地奴隸的抗爭，顛覆了共和主義的公民權的狹隘性，使之具備了某種普世主義的特徵。當然，就像另外一些學者爭辯的那樣，在法國大革命研究中，並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在全球視角下得到答案。殖民地問題在法國大革命進程固然絕非無足輕重，但“奴隸制從來都不是支配大革命的核心”。因此，本書關注的重點，仍然是在法國大革命本身。

不過，就是這樣一場被學界普遍重視的大革命，其具體年代，直到兩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仍舊沒有定論。十九世紀早期的幾部重要歷史著作中，米涅的《法國革命史》和阿道夫·梯也爾的《法國大革命史》都將大革命結束的時期延後到拿破崙帝國的（第一次）垮臺，即1814年。至於活躍在二十世紀的法國大革命研究大家喬治·勒費弗爾在他的《法國革命史》一書則從革命前的歐洲局勢寫起，到拿破崙·波拿巴發動霧月政變結束，敘述了1789到1799年法國大革命這段歷史——這恰恰是為當年的梯也爾所反對的觀點。後來成為法國史上首位總統的梯也爾認為，拿破崙執政時代是法國一段十分重要的歷史進程，應該受到讚許和肯定。

阿道夫·梯也爾

至於本書，則是將大革命的結束之時從“霧月政變”稍稍迤至十九世紀初期。這並不是一種簡單的折中之論，而是代表了作者對於大革命結局的看法：拿破崙向人民允諾了“和平、自由和穩定”，或者，如同拿破崙執政後發佈的《告法國公民書》裡所寫的那樣：“革命建立在那些開啟它的原則之上，革命已經結束。”當然，在作者看來，實際情況並不如辭藻一樣美妙，“革命已經結束”，同時也意味著“十年恐懼帶來的貧窮、暴力和不安也結束了”。

這個看上去似乎有些令人沮喪的結局，卻有著一個光明的開始。法蘭西大革命的先驅者們，曾經信誓旦旦，“抹去所有歷史的痕跡，消除所有源於團體利益或出身的偏見。法國的一切從今天開始都必須是新的”。對此，讀者很自然地會想起《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維爾類似的論斷，“法國人在1789年作出了任何其它民族都不曾做出過的巨大努力，來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命運，並在他們迄今為止的歷史和他們所希望的未來之間開出一道鴻溝”。

托克維爾

同樣是這位近年來重新名聲大噪的托克維爾，曾經做出這樣的論斷，“（法國）革命在苛政較輕的地方發生”、“繁榮加速革命到來”。著名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則列出了誘發法國革命的幾大因素：當時法國人口在歐洲最多，但不能充分供養；有意的將富有和日益強大的資產階級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農民深刻了解自己的境遇，越來越不願支持其壓榨剝削難以忍受的落後的封建制度；主張進行政治和社會改革的哲學家著作在法國比其他各國流傳得更廣；法國參加美國革命戰爭，使其財政破產。本書的看法則與兩者都有所不同。在作者看來，波旁王朝的“統治雖然處於危機之中，但遠沒有達到被推翻的程度”，“1788年至1789年的這段時間，既沒有預示著也沒有計劃著一場革命”，“它的滅亡是一次政府沒能處理好的偶然政治危機的結果”。

一次偶然政治危機，竟然能夠使得“1789年夏秋，從巴黎到最小的村莊都見證了王權國家史無前例的崩解”？托克維爾曾經斷言，“（法國）行政上的中央集權制……是40年來在我們眼前不斷更迭的所有政府垮臺的重要原因”。但作者恰恰告訴讀者，波旁王朝的統治並非許多人想象中的那種強有力的官僚體系。事實上，它的規模偏小，權力有限。凡爾賽宮廷攏共只有六名國王任命的大臣，連大部分徵稅工作都“轉讓”給了私人包稅人（比如著名的化學家拉瓦錫）。“這個國家是由各式各樣的特權拼湊而成的，隨處可見層累疊加的歷史和傳統”。本書沒有具體提到通常被看作君主政體支柱的法國軍隊的具體情況。好在國內學者的研究結果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例證：肩負保衛國王重任的“國王衛隊”在“太陽王”路易十四去世（1715年）後就開始衰弱，從精銳部隊變成了僅用於閱兵炫耀的榮譽性軍團。到了1789 年，路易十六麾下的國王衛隊只剩下大概六千人。“結構遭到了嚴重破壞，負責夜間巡邏的士兵人數遠遠不夠，且喪失了戰鬥力，充滿著怨氣和抵抗情緒，國王又喪失了直接領導權。這樣一支衛隊又怎能保護國王、抵禦呼嘯而來的革命風暴呢？”

路易十六

這樣一個根基不牢的君主體系，相當於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所提到的“君主和諸侯共治的模式”（巧得很，馬基雅維利正是以法蘭西王國作為這一政體的範例）。在這位中世紀意大利政論家的論述中，與奧斯曼式的集權政體不同，法國式的國家易於征服，因為可以使敵對勢力互相爭鬥；但征服之後，卻難以統治，征服者會因為同樣的內部矛盾而受害。由此可以推出一條馬基雅維利式規則，即權力贏得的越容易，就越難維持；權力贏得的越艱難，就越容易維持。

從法國大革命的實際進程看，這話有幾分道理。1789 年7月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獄。同年10月5至6 日幾千名巴黎婦女跑到凡爾賽把國王一家帶到巴黎。這不像是革命，倒如同一曲激情的樂章。1790年2月4日，路易十六走進制憲會議會場，言不由衷地宣佈他與王后毫無保留地接受新的秩序時，代表們歡悅不已，他們在對“民族、國王、憲法”的忠誠宣誓中結束了這次會議。在當時主導制憲議會的君主立憲派看來，在制定出一部令人滿意的憲法（稍後的《1791年憲法》），並將神授王權之國王改造成受憲法之命的法蘭西國王之後，法蘭西大革命就已功德圓滿了。

攻佔巴士底獄

但這不可能。失去絕對王權後的法國社會深陷各種無可調和的矛盾。作者注意到，作為一個天主教國家（百分之九十七國民為名義上的天主教徒），大革命分裂的起源也是政教矛盾。因為“一場基於人民主權、包容所有信仰、通過世俗理性達成世俗成就的大革命無法與基於上級任命、神聖教條、唯一信仰的教會相調和”。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很快也隨之浮出了水面：“如果革命再進一步，它只會是危險的：如果革命與自由結合在一起，它的第一步是打倒王權；如果革命與平等結合在一起，它的第一步是攻擊財產……”從此刻起，法國大革命便陷入了雙重困境，就像作者所說的那樣，當政者一方面“不能應對尚未從革命中滿足自身利益的人的壓力”，另一方面，“也不能應對一直對革命無法忍受的人的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曾經發誓“這次大革命無須暴行和眼淚”的君主立憲派代表人物米拉波甚至建議路易十六國王發動一場內戰徹底解決問題。優柔寡斷的國王拒絕了這個建議，卻無法阻止整個法蘭西社會滑向暴力與混亂。1792年8月10日巴黎民眾和聯軍攻佔杜伊勒裡宮，徹底打倒了國王。在本書中，作者將此作為法蘭西革命性質轉變的關鍵節點——“到了1792年秋，大革命已經轉變成一場激進的二次革命。它現在是武裝的、平民的革命、並且推翻了國王”。

《自由與毀滅：法國大革命，1789—1799》，[澳]彼得·麥克菲著，楊磊譯，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19年4月，608頁，98.00元

2019年4月，中信出版集團出版了澳大利亞學者彼得·麥克菲（Peter McPhee，以下簡稱“作者”）的著作《自由與毀滅：法國大革命，1789—1799》（以下簡稱“本書”）。就像書名所展示的那樣，這是一部關於法國近代大革命的著作。這場革命不僅在法國現代化歷程中扮演了承前啟後又開天闢地的重要角色，也被視為一場具有世界意義的政治大革命。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曾將其與同時期發生的工業革命視為“雙元革命”，並稱所有近代國家幾乎都是十八世紀“雙元革命”的產物。

本書作者同樣意識到了法國大革命的這種跨國意義。在前些年的《姐妹共和國？美國與法國革命比較研究》（黃豔紅譯，《世界歷史》2016年第四期）一文中，彼得·麥克菲就主張將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視為全球性帝國及其政治合法性危機視野下的兩場“姐妹革命”。而在本書中，作者也用不算少的篇幅描寫了加勒比海殖民地與法國本土之間的政治互動。在大革命前夕，法屬加勒比海殖民地總共約有七十萬奴隸，這個數字竟與當時整個美國的奴隸數量相當。1789 年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既肯定了自由這一自然權利，同時也捍衛了私有財產權，加勒比海殖民地的業主以奴隸為其私人財產。這樣一來，賦予奴隸個人自由就違背了業主的財產權。或許正是殖民地奴隸的抗爭，顛覆了共和主義的公民權的狹隘性，使之具備了某種普世主義的特徵。當然，就像另外一些學者爭辯的那樣，在法國大革命研究中，並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在全球視角下得到答案。殖民地問題在法國大革命進程固然絕非無足輕重，但“奴隸制從來都不是支配大革命的核心”。因此，本書關注的重點，仍然是在法國大革命本身。

不過，就是這樣一場被學界普遍重視的大革命，其具體年代，直到兩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仍舊沒有定論。十九世紀早期的幾部重要歷史著作中，米涅的《法國革命史》和阿道夫·梯也爾的《法國大革命史》都將大革命結束的時期延後到拿破崙帝國的（第一次）垮臺，即1814年。至於活躍在二十世紀的法國大革命研究大家喬治·勒費弗爾在他的《法國革命史》一書則從革命前的歐洲局勢寫起，到拿破崙·波拿巴發動霧月政變結束，敘述了1789到1799年法國大革命這段歷史——這恰恰是為當年的梯也爾所反對的觀點。後來成為法國史上首位總統的梯也爾認為，拿破崙執政時代是法國一段十分重要的歷史進程，應該受到讚許和肯定。

阿道夫·梯也爾

至於本書，則是將大革命的結束之時從“霧月政變”稍稍迤至十九世紀初期。這並不是一種簡單的折中之論，而是代表了作者對於大革命結局的看法：拿破崙向人民允諾了“和平、自由和穩定”，或者，如同拿破崙執政後發佈的《告法國公民書》裡所寫的那樣：“革命建立在那些開啟它的原則之上，革命已經結束。”當然，在作者看來，實際情況並不如辭藻一樣美妙，“革命已經結束”，同時也意味著“十年恐懼帶來的貧窮、暴力和不安也結束了”。

這個看上去似乎有些令人沮喪的結局，卻有著一個光明的開始。法蘭西大革命的先驅者們，曾經信誓旦旦，“抹去所有歷史的痕跡，消除所有源於團體利益或出身的偏見。法國的一切從今天開始都必須是新的”。對此，讀者很自然地會想起《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維爾類似的論斷，“法國人在1789年作出了任何其它民族都不曾做出過的巨大努力，來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命運，並在他們迄今為止的歷史和他們所希望的未來之間開出一道鴻溝”。

托克維爾

同樣是這位近年來重新名聲大噪的托克維爾，曾經做出這樣的論斷，“（法國）革命在苛政較輕的地方發生”、“繁榮加速革命到來”。著名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則列出了誘發法國革命的幾大因素：當時法國人口在歐洲最多，但不能充分供養；有意的將富有和日益強大的資產階級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農民深刻了解自己的境遇，越來越不願支持其壓榨剝削難以忍受的落後的封建制度；主張進行政治和社會改革的哲學家著作在法國比其他各國流傳得更廣；法國參加美國革命戰爭，使其財政破產。本書的看法則與兩者都有所不同。在作者看來，波旁王朝的“統治雖然處於危機之中，但遠沒有達到被推翻的程度”，“1788年至1789年的這段時間，既沒有預示著也沒有計劃著一場革命”，“它的滅亡是一次政府沒能處理好的偶然政治危機的結果”。

一次偶然政治危機，竟然能夠使得“1789年夏秋，從巴黎到最小的村莊都見證了王權國家史無前例的崩解”？托克維爾曾經斷言，“（法國）行政上的中央集權制……是40年來在我們眼前不斷更迭的所有政府垮臺的重要原因”。但作者恰恰告訴讀者，波旁王朝的統治並非許多人想象中的那種強有力的官僚體系。事實上，它的規模偏小，權力有限。凡爾賽宮廷攏共只有六名國王任命的大臣，連大部分徵稅工作都“轉讓”給了私人包稅人（比如著名的化學家拉瓦錫）。“這個國家是由各式各樣的特權拼湊而成的，隨處可見層累疊加的歷史和傳統”。本書沒有具體提到通常被看作君主政體支柱的法國軍隊的具體情況。好在國內學者的研究結果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例證：肩負保衛國王重任的“國王衛隊”在“太陽王”路易十四去世（1715年）後就開始衰弱，從精銳部隊變成了僅用於閱兵炫耀的榮譽性軍團。到了1789 年，路易十六麾下的國王衛隊只剩下大概六千人。“結構遭到了嚴重破壞，負責夜間巡邏的士兵人數遠遠不夠，且喪失了戰鬥力，充滿著怨氣和抵抗情緒，國王又喪失了直接領導權。這樣一支衛隊又怎能保護國王、抵禦呼嘯而來的革命風暴呢？”

路易十六

這樣一個根基不牢的君主體系，相當於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所提到的“君主和諸侯共治的模式”（巧得很，馬基雅維利正是以法蘭西王國作為這一政體的範例）。在這位中世紀意大利政論家的論述中，與奧斯曼式的集權政體不同，法國式的國家易於征服，因為可以使敵對勢力互相爭鬥；但征服之後，卻難以統治，征服者會因為同樣的內部矛盾而受害。由此可以推出一條馬基雅維利式規則，即權力贏得的越容易，就越難維持；權力贏得的越艱難，就越容易維持。

從法國大革命的實際進程看，這話有幾分道理。1789 年7月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獄。同年10月5至6 日幾千名巴黎婦女跑到凡爾賽把國王一家帶到巴黎。這不像是革命，倒如同一曲激情的樂章。1790年2月4日，路易十六走進制憲會議會場，言不由衷地宣佈他與王后毫無保留地接受新的秩序時，代表們歡悅不已，他們在對“民族、國王、憲法”的忠誠宣誓中結束了這次會議。在當時主導制憲議會的君主立憲派看來，在制定出一部令人滿意的憲法（稍後的《1791年憲法》），並將神授王權之國王改造成受憲法之命的法蘭西國王之後，法蘭西大革命就已功德圓滿了。

攻佔巴士底獄

但這不可能。失去絕對王權後的法國社會深陷各種無可調和的矛盾。作者注意到，作為一個天主教國家（百分之九十七國民為名義上的天主教徒），大革命分裂的起源也是政教矛盾。因為“一場基於人民主權、包容所有信仰、通過世俗理性達成世俗成就的大革命無法與基於上級任命、神聖教條、唯一信仰的教會相調和”。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很快也隨之浮出了水面：“如果革命再進一步，它只會是危險的：如果革命與自由結合在一起，它的第一步是打倒王權；如果革命與平等結合在一起，它的第一步是攻擊財產……”從此刻起，法國大革命便陷入了雙重困境，就像作者所說的那樣，當政者一方面“不能應對尚未從革命中滿足自身利益的人的壓力”，另一方面，“也不能應對一直對革命無法忍受的人的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曾經發誓“這次大革命無須暴行和眼淚”的君主立憲派代表人物米拉波甚至建議路易十六國王發動一場內戰徹底解決問題。優柔寡斷的國王拒絕了這個建議，卻無法阻止整個法蘭西社會滑向暴力與混亂。1792年8月10日巴黎民眾和聯軍攻佔杜伊勒裡宮，徹底打倒了國王。在本書中，作者將此作為法蘭西革命性質轉變的關鍵節點——“到了1792年秋，大革命已經轉變成一場激進的二次革命。它現在是武裝的、平民的革命、並且推翻了國王”。

巴黎市民攻克王宮

不僅推翻了國王，路易十六甚至在斷頭臺上送了命（諷刺的是，據說熱愛機械的國王此前對斷頭臺的具體設計提供過專業意見）。結果，法國不僅要面對歐洲君主國聯合組織的軍事幹涉，還要面對“外省”在“國王萬歲”口號下發動的叛亂。

本書接下來以相當長的篇幅描述了旺代甚至馬賽與里昂（法國第二、三大城市）的叛亂。作者明確指出，叛亂“本質上是一次對革命帶來的混亂秩序的抵制”。不過在作者筆下，讀者也可以發現，反抗共和政府與反抗首都統治的情感似乎交織在一起（“巴黎，你認為你是另一個羅馬，但你只是巴黎公社；我們……是和你平起平坐的”），體現出了外省的自我意識。這又是一處與《舊制度與大革命》齟齬之處——托克維爾曾經認為，大革命爆發時，巴黎已經吞噬了外省，成為法國本身。“外省”民眾唯首都馬首是瞻，“甚至不敢有主見，除非他們已經知道巴黎在想些什麼”。

內外的壓力迫使共和政府採取緊急措施，也就是“讓恐怖來維護秩序”。這或許是法國大革命中最血腥也最具爭議的一頁。在法庭上，對被告的判決除了無罪開釋就只有死刑；最親密的戰友之間的意見分歧，往往都能導致最極端的肉體消滅。用蘇格蘭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的話說，“斷頭臺的下落速度是顯示法國全面走向共和制速度的最好指針。那巨大斧刃的金屬質鳴響，宛如心臟擴張、收縮的上下運動，構成了整個‘無套褲漢（指革命群眾）’事業的巨大生命活動和脈動的一部分”。

人們通常將這段時間的“革命恐怖”與雅各賓派特別是其領袖，“不可腐蝕的人”羅伯斯庇爾聯繫在一起。本書則認為，絕不應該將“恐怖統治”標籤化並大加譴責。作者當然承認，多達數萬的人死於“革命恐怖”的斷頭臺；甚至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的國民公會，“在1793年3月至1794年7月的16個月間，國民公會清除了749名代表中的144位，67人被處決、自殺或死於獄中”。但本書同樣指出，大規模處決集中在十八個省份，大多數都是邊境和西部的身份，以及巴黎和里昂。這些地方“正是有內部反革命和外地入侵的地區”。反過來，“在全國將近一半的地區，血腥鎮壓還是有限度的”。據此，作者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持平之論，雅各賓派“通過打敗外敵入侵和鎮壓反革命的方式拯救了革命，代價是大量人員的死亡”。

《自由與毀滅：法國大革命，1789—1799》，[澳]彼得·麥克菲著，楊磊譯，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19年4月，608頁，98.00元

2019年4月，中信出版集團出版了澳大利亞學者彼得·麥克菲（Peter McPhee，以下簡稱“作者”）的著作《自由與毀滅：法國大革命，1789—1799》（以下簡稱“本書”）。就像書名所展示的那樣，這是一部關於法國近代大革命的著作。這場革命不僅在法國現代化歷程中扮演了承前啟後又開天闢地的重要角色，也被視為一場具有世界意義的政治大革命。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曾將其與同時期發生的工業革命視為“雙元革命”，並稱所有近代國家幾乎都是十八世紀“雙元革命”的產物。

本書作者同樣意識到了法國大革命的這種跨國意義。在前些年的《姐妹共和國？美國與法國革命比較研究》（黃豔紅譯，《世界歷史》2016年第四期）一文中，彼得·麥克菲就主張將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視為全球性帝國及其政治合法性危機視野下的兩場“姐妹革命”。而在本書中，作者也用不算少的篇幅描寫了加勒比海殖民地與法國本土之間的政治互動。在大革命前夕，法屬加勒比海殖民地總共約有七十萬奴隸，這個數字竟與當時整個美國的奴隸數量相當。1789 年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既肯定了自由這一自然權利，同時也捍衛了私有財產權，加勒比海殖民地的業主以奴隸為其私人財產。這樣一來，賦予奴隸個人自由就違背了業主的財產權。或許正是殖民地奴隸的抗爭，顛覆了共和主義的公民權的狹隘性，使之具備了某種普世主義的特徵。當然，就像另外一些學者爭辯的那樣，在法國大革命研究中，並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在全球視角下得到答案。殖民地問題在法國大革命進程固然絕非無足輕重，但“奴隸制從來都不是支配大革命的核心”。因此，本書關注的重點，仍然是在法國大革命本身。

不過，就是這樣一場被學界普遍重視的大革命，其具體年代，直到兩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仍舊沒有定論。十九世紀早期的幾部重要歷史著作中，米涅的《法國革命史》和阿道夫·梯也爾的《法國大革命史》都將大革命結束的時期延後到拿破崙帝國的（第一次）垮臺，即1814年。至於活躍在二十世紀的法國大革命研究大家喬治·勒費弗爾在他的《法國革命史》一書則從革命前的歐洲局勢寫起，到拿破崙·波拿巴發動霧月政變結束，敘述了1789到1799年法國大革命這段歷史——這恰恰是為當年的梯也爾所反對的觀點。後來成為法國史上首位總統的梯也爾認為，拿破崙執政時代是法國一段十分重要的歷史進程，應該受到讚許和肯定。

阿道夫·梯也爾

至於本書，則是將大革命的結束之時從“霧月政變”稍稍迤至十九世紀初期。這並不是一種簡單的折中之論，而是代表了作者對於大革命結局的看法：拿破崙向人民允諾了“和平、自由和穩定”，或者，如同拿破崙執政後發佈的《告法國公民書》裡所寫的那樣：“革命建立在那些開啟它的原則之上，革命已經結束。”當然，在作者看來，實際情況並不如辭藻一樣美妙，“革命已經結束”，同時也意味著“十年恐懼帶來的貧窮、暴力和不安也結束了”。

這個看上去似乎有些令人沮喪的結局，卻有著一個光明的開始。法蘭西大革命的先驅者們，曾經信誓旦旦，“抹去所有歷史的痕跡，消除所有源於團體利益或出身的偏見。法國的一切從今天開始都必須是新的”。對此，讀者很自然地會想起《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維爾類似的論斷，“法國人在1789年作出了任何其它民族都不曾做出過的巨大努力，來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命運，並在他們迄今為止的歷史和他們所希望的未來之間開出一道鴻溝”。

托克維爾

同樣是這位近年來重新名聲大噪的托克維爾，曾經做出這樣的論斷，“（法國）革命在苛政較輕的地方發生”、“繁榮加速革命到來”。著名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則列出了誘發法國革命的幾大因素：當時法國人口在歐洲最多，但不能充分供養；有意的將富有和日益強大的資產階級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農民深刻了解自己的境遇，越來越不願支持其壓榨剝削難以忍受的落後的封建制度；主張進行政治和社會改革的哲學家著作在法國比其他各國流傳得更廣；法國參加美國革命戰爭，使其財政破產。本書的看法則與兩者都有所不同。在作者看來，波旁王朝的“統治雖然處於危機之中，但遠沒有達到被推翻的程度”，“1788年至1789年的這段時間，既沒有預示著也沒有計劃著一場革命”，“它的滅亡是一次政府沒能處理好的偶然政治危機的結果”。

一次偶然政治危機，竟然能夠使得“1789年夏秋，從巴黎到最小的村莊都見證了王權國家史無前例的崩解”？托克維爾曾經斷言，“（法國）行政上的中央集權制……是40年來在我們眼前不斷更迭的所有政府垮臺的重要原因”。但作者恰恰告訴讀者，波旁王朝的統治並非許多人想象中的那種強有力的官僚體系。事實上，它的規模偏小，權力有限。凡爾賽宮廷攏共只有六名國王任命的大臣，連大部分徵稅工作都“轉讓”給了私人包稅人（比如著名的化學家拉瓦錫）。“這個國家是由各式各樣的特權拼湊而成的，隨處可見層累疊加的歷史和傳統”。本書沒有具體提到通常被看作君主政體支柱的法國軍隊的具體情況。好在國內學者的研究結果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例證：肩負保衛國王重任的“國王衛隊”在“太陽王”路易十四去世（1715年）後就開始衰弱，從精銳部隊變成了僅用於閱兵炫耀的榮譽性軍團。到了1789 年，路易十六麾下的國王衛隊只剩下大概六千人。“結構遭到了嚴重破壞，負責夜間巡邏的士兵人數遠遠不夠，且喪失了戰鬥力，充滿著怨氣和抵抗情緒，國王又喪失了直接領導權。這樣一支衛隊又怎能保護國王、抵禦呼嘯而來的革命風暴呢？”

路易十六

這樣一個根基不牢的君主體系，相當於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所提到的“君主和諸侯共治的模式”（巧得很，馬基雅維利正是以法蘭西王國作為這一政體的範例）。在這位中世紀意大利政論家的論述中，與奧斯曼式的集權政體不同，法國式的國家易於征服，因為可以使敵對勢力互相爭鬥；但征服之後，卻難以統治，征服者會因為同樣的內部矛盾而受害。由此可以推出一條馬基雅維利式規則，即權力贏得的越容易，就越難維持；權力贏得的越艱難，就越容易維持。

從法國大革命的實際進程看，這話有幾分道理。1789 年7月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獄。同年10月5至6 日幾千名巴黎婦女跑到凡爾賽把國王一家帶到巴黎。這不像是革命，倒如同一曲激情的樂章。1790年2月4日，路易十六走進制憲會議會場，言不由衷地宣佈他與王后毫無保留地接受新的秩序時，代表們歡悅不已，他們在對“民族、國王、憲法”的忠誠宣誓中結束了這次會議。在當時主導制憲議會的君主立憲派看來，在制定出一部令人滿意的憲法（稍後的《1791年憲法》），並將神授王權之國王改造成受憲法之命的法蘭西國王之後，法蘭西大革命就已功德圓滿了。

攻佔巴士底獄

但這不可能。失去絕對王權後的法國社會深陷各種無可調和的矛盾。作者注意到，作為一個天主教國家（百分之九十七國民為名義上的天主教徒），大革命分裂的起源也是政教矛盾。因為“一場基於人民主權、包容所有信仰、通過世俗理性達成世俗成就的大革命無法與基於上級任命、神聖教條、唯一信仰的教會相調和”。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很快也隨之浮出了水面：“如果革命再進一步，它只會是危險的：如果革命與自由結合在一起，它的第一步是打倒王權；如果革命與平等結合在一起，它的第一步是攻擊財產……”從此刻起，法國大革命便陷入了雙重困境，就像作者所說的那樣，當政者一方面“不能應對尚未從革命中滿足自身利益的人的壓力”，另一方面，“也不能應對一直對革命無法忍受的人的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曾經發誓“這次大革命無須暴行和眼淚”的君主立憲派代表人物米拉波甚至建議路易十六國王發動一場內戰徹底解決問題。優柔寡斷的國王拒絕了這個建議，卻無法阻止整個法蘭西社會滑向暴力與混亂。1792年8月10日巴黎民眾和聯軍攻佔杜伊勒裡宮，徹底打倒了國王。在本書中，作者將此作為法蘭西革命性質轉變的關鍵節點——“到了1792年秋，大革命已經轉變成一場激進的二次革命。它現在是武裝的、平民的革命、並且推翻了國王”。

巴黎市民攻克王宮

不僅推翻了國王，路易十六甚至在斷頭臺上送了命（諷刺的是，據說熱愛機械的國王此前對斷頭臺的具體設計提供過專業意見）。結果，法國不僅要面對歐洲君主國聯合組織的軍事幹涉，還要面對“外省”在“國王萬歲”口號下發動的叛亂。

本書接下來以相當長的篇幅描述了旺代甚至馬賽與里昂（法國第二、三大城市）的叛亂。作者明確指出，叛亂“本質上是一次對革命帶來的混亂秩序的抵制”。不過在作者筆下，讀者也可以發現，反抗共和政府與反抗首都統治的情感似乎交織在一起（“巴黎，你認為你是另一個羅馬，但你只是巴黎公社；我們……是和你平起平坐的”），體現出了外省的自我意識。這又是一處與《舊制度與大革命》齟齬之處——托克維爾曾經認為，大革命爆發時，巴黎已經吞噬了外省，成為法國本身。“外省”民眾唯首都馬首是瞻，“甚至不敢有主見，除非他們已經知道巴黎在想些什麼”。

內外的壓力迫使共和政府採取緊急措施，也就是“讓恐怖來維護秩序”。這或許是法國大革命中最血腥也最具爭議的一頁。在法庭上，對被告的判決除了無罪開釋就只有死刑；最親密的戰友之間的意見分歧，往往都能導致最極端的肉體消滅。用蘇格蘭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的話說，“斷頭臺的下落速度是顯示法國全面走向共和制速度的最好指針。那巨大斧刃的金屬質鳴響，宛如心臟擴張、收縮的上下運動，構成了整個‘無套褲漢（指革命群眾）’事業的巨大生命活動和脈動的一部分”。

人們通常將這段時間的“革命恐怖”與雅各賓派特別是其領袖，“不可腐蝕的人”羅伯斯庇爾聯繫在一起。本書則認為，絕不應該將“恐怖統治”標籤化並大加譴責。作者當然承認，多達數萬的人死於“革命恐怖”的斷頭臺；甚至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的國民公會，“在1793年3月至1794年7月的16個月間，國民公會清除了749名代表中的144位，67人被處決、自殺或死於獄中”。但本書同樣指出，大規模處決集中在十八個省份，大多數都是邊境和西部的身份，以及巴黎和里昂。這些地方“正是有內部反革命和外地入侵的地區”。反過來，“在全國將近一半的地區，血腥鎮壓還是有限度的”。據此，作者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持平之論，雅各賓派“通過打敗外敵入侵和鎮壓反革命的方式拯救了革命，代價是大量人員的死亡”。

斷頭臺

除此之外，作者同樣指出，羅伯斯庇爾其實為這一時期的“暴行”承擔了替罪羊的角色。本書引用了一位當事人（沃特金·坦齊）的記述。那些曾經“像爬行動物一樣匍匐”在羅伯斯庇爾面前的人，後來卻指責羅伯斯庇爾是“所有暗殺和苦難的根源”，甚至發明了“斷頭臺這個詞是和它的偉大推動者羅伯斯庇爾聯繫在一起”的奇怪說法。作者隨後總結道，“各方都將自己犯下的罪行推到了羅伯斯庇爾身上，甚至對於大多數雅各賓派來說，這成了洗脫罪責的最簡單方式”。於是才有了關於羅伯斯庇爾的那些荒謬“黑歷史”，並一直流傳到兩百多年後的今天。

《自由與毀滅：法國大革命，1789—1799》，[澳]彼得·麥克菲著，楊磊譯，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19年4月，608頁，98.00元

2019年4月，中信出版集團出版了澳大利亞學者彼得·麥克菲（Peter McPhee，以下簡稱“作者”）的著作《自由與毀滅：法國大革命，1789—1799》（以下簡稱“本書”）。就像書名所展示的那樣，這是一部關於法國近代大革命的著作。這場革命不僅在法國現代化歷程中扮演了承前啟後又開天闢地的重要角色，也被視為一場具有世界意義的政治大革命。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曾將其與同時期發生的工業革命視為“雙元革命”，並稱所有近代國家幾乎都是十八世紀“雙元革命”的產物。

本書作者同樣意識到了法國大革命的這種跨國意義。在前些年的《姐妹共和國？美國與法國革命比較研究》（黃豔紅譯，《世界歷史》2016年第四期）一文中，彼得·麥克菲就主張將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視為全球性帝國及其政治合法性危機視野下的兩場“姐妹革命”。而在本書中，作者也用不算少的篇幅描寫了加勒比海殖民地與法國本土之間的政治互動。在大革命前夕，法屬加勒比海殖民地總共約有七十萬奴隸，這個數字竟與當時整個美國的奴隸數量相當。1789 年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既肯定了自由這一自然權利，同時也捍衛了私有財產權，加勒比海殖民地的業主以奴隸為其私人財產。這樣一來，賦予奴隸個人自由就違背了業主的財產權。或許正是殖民地奴隸的抗爭，顛覆了共和主義的公民權的狹隘性，使之具備了某種普世主義的特徵。當然，就像另外一些學者爭辯的那樣，在法國大革命研究中，並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在全球視角下得到答案。殖民地問題在法國大革命進程固然絕非無足輕重，但“奴隸制從來都不是支配大革命的核心”。因此，本書關注的重點，仍然是在法國大革命本身。

不過，就是這樣一場被學界普遍重視的大革命，其具體年代，直到兩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仍舊沒有定論。十九世紀早期的幾部重要歷史著作中，米涅的《法國革命史》和阿道夫·梯也爾的《法國大革命史》都將大革命結束的時期延後到拿破崙帝國的（第一次）垮臺，即1814年。至於活躍在二十世紀的法國大革命研究大家喬治·勒費弗爾在他的《法國革命史》一書則從革命前的歐洲局勢寫起，到拿破崙·波拿巴發動霧月政變結束，敘述了1789到1799年法國大革命這段歷史——這恰恰是為當年的梯也爾所反對的觀點。後來成為法國史上首位總統的梯也爾認為，拿破崙執政時代是法國一段十分重要的歷史進程，應該受到讚許和肯定。

阿道夫·梯也爾

至於本書，則是將大革命的結束之時從“霧月政變”稍稍迤至十九世紀初期。這並不是一種簡單的折中之論，而是代表了作者對於大革命結局的看法：拿破崙向人民允諾了“和平、自由和穩定”，或者，如同拿破崙執政後發佈的《告法國公民書》裡所寫的那樣：“革命建立在那些開啟它的原則之上，革命已經結束。”當然，在作者看來，實際情況並不如辭藻一樣美妙，“革命已經結束”，同時也意味著“十年恐懼帶來的貧窮、暴力和不安也結束了”。

這個看上去似乎有些令人沮喪的結局，卻有著一個光明的開始。法蘭西大革命的先驅者們，曾經信誓旦旦，“抹去所有歷史的痕跡，消除所有源於團體利益或出身的偏見。法國的一切從今天開始都必須是新的”。對此，讀者很自然地會想起《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維爾類似的論斷，“法國人在1789年作出了任何其它民族都不曾做出過的巨大努力，來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命運，並在他們迄今為止的歷史和他們所希望的未來之間開出一道鴻溝”。

托克維爾

同樣是這位近年來重新名聲大噪的托克維爾，曾經做出這樣的論斷，“（法國）革命在苛政較輕的地方發生”、“繁榮加速革命到來”。著名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則列出了誘發法國革命的幾大因素：當時法國人口在歐洲最多，但不能充分供養；有意的將富有和日益強大的資產階級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農民深刻了解自己的境遇，越來越不願支持其壓榨剝削難以忍受的落後的封建制度；主張進行政治和社會改革的哲學家著作在法國比其他各國流傳得更廣；法國參加美國革命戰爭，使其財政破產。本書的看法則與兩者都有所不同。在作者看來，波旁王朝的“統治雖然處於危機之中，但遠沒有達到被推翻的程度”，“1788年至1789年的這段時間，既沒有預示著也沒有計劃著一場革命”，“它的滅亡是一次政府沒能處理好的偶然政治危機的結果”。

一次偶然政治危機，竟然能夠使得“1789年夏秋，從巴黎到最小的村莊都見證了王權國家史無前例的崩解”？托克維爾曾經斷言，“（法國）行政上的中央集權制……是40年來在我們眼前不斷更迭的所有政府垮臺的重要原因”。但作者恰恰告訴讀者，波旁王朝的統治並非許多人想象中的那種強有力的官僚體系。事實上，它的規模偏小，權力有限。凡爾賽宮廷攏共只有六名國王任命的大臣，連大部分徵稅工作都“轉讓”給了私人包稅人（比如著名的化學家拉瓦錫）。“這個國家是由各式各樣的特權拼湊而成的，隨處可見層累疊加的歷史和傳統”。本書沒有具體提到通常被看作君主政體支柱的法國軍隊的具體情況。好在國內學者的研究結果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例證：肩負保衛國王重任的“國王衛隊”在“太陽王”路易十四去世（1715年）後就開始衰弱，從精銳部隊變成了僅用於閱兵炫耀的榮譽性軍團。到了1789 年，路易十六麾下的國王衛隊只剩下大概六千人。“結構遭到了嚴重破壞，負責夜間巡邏的士兵人數遠遠不夠，且喪失了戰鬥力，充滿著怨氣和抵抗情緒，國王又喪失了直接領導權。這樣一支衛隊又怎能保護國王、抵禦呼嘯而來的革命風暴呢？”

路易十六

這樣一個根基不牢的君主體系，相當於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所提到的“君主和諸侯共治的模式”（巧得很，馬基雅維利正是以法蘭西王國作為這一政體的範例）。在這位中世紀意大利政論家的論述中，與奧斯曼式的集權政體不同，法國式的國家易於征服，因為可以使敵對勢力互相爭鬥；但征服之後，卻難以統治，征服者會因為同樣的內部矛盾而受害。由此可以推出一條馬基雅維利式規則，即權力贏得的越容易，就越難維持；權力贏得的越艱難，就越容易維持。

從法國大革命的實際進程看，這話有幾分道理。1789 年7月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獄。同年10月5至6 日幾千名巴黎婦女跑到凡爾賽把國王一家帶到巴黎。這不像是革命，倒如同一曲激情的樂章。1790年2月4日，路易十六走進制憲會議會場，言不由衷地宣佈他與王后毫無保留地接受新的秩序時，代表們歡悅不已，他們在對“民族、國王、憲法”的忠誠宣誓中結束了這次會議。在當時主導制憲議會的君主立憲派看來，在制定出一部令人滿意的憲法（稍後的《1791年憲法》），並將神授王權之國王改造成受憲法之命的法蘭西國王之後，法蘭西大革命就已功德圓滿了。

攻佔巴士底獄

但這不可能。失去絕對王權後的法國社會深陷各種無可調和的矛盾。作者注意到，作為一個天主教國家（百分之九十七國民為名義上的天主教徒），大革命分裂的起源也是政教矛盾。因為“一場基於人民主權、包容所有信仰、通過世俗理性達成世俗成就的大革命無法與基於上級任命、神聖教條、唯一信仰的教會相調和”。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很快也隨之浮出了水面：“如果革命再進一步，它只會是危險的：如果革命與自由結合在一起，它的第一步是打倒王權；如果革命與平等結合在一起，它的第一步是攻擊財產……”從此刻起，法國大革命便陷入了雙重困境，就像作者所說的那樣，當政者一方面“不能應對尚未從革命中滿足自身利益的人的壓力”，另一方面，“也不能應對一直對革命無法忍受的人的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曾經發誓“這次大革命無須暴行和眼淚”的君主立憲派代表人物米拉波甚至建議路易十六國王發動一場內戰徹底解決問題。優柔寡斷的國王拒絕了這個建議，卻無法阻止整個法蘭西社會滑向暴力與混亂。1792年8月10日巴黎民眾和聯軍攻佔杜伊勒裡宮，徹底打倒了國王。在本書中，作者將此作為法蘭西革命性質轉變的關鍵節點——“到了1792年秋，大革命已經轉變成一場激進的二次革命。它現在是武裝的、平民的革命、並且推翻了國王”。

巴黎市民攻克王宮

不僅推翻了國王，路易十六甚至在斷頭臺上送了命（諷刺的是，據說熱愛機械的國王此前對斷頭臺的具體設計提供過專業意見）。結果，法國不僅要面對歐洲君主國聯合組織的軍事幹涉，還要面對“外省”在“國王萬歲”口號下發動的叛亂。

本書接下來以相當長的篇幅描述了旺代甚至馬賽與里昂（法國第二、三大城市）的叛亂。作者明確指出，叛亂“本質上是一次對革命帶來的混亂秩序的抵制”。不過在作者筆下，讀者也可以發現，反抗共和政府與反抗首都統治的情感似乎交織在一起（“巴黎，你認為你是另一個羅馬，但你只是巴黎公社；我們……是和你平起平坐的”），體現出了外省的自我意識。這又是一處與《舊制度與大革命》齟齬之處——托克維爾曾經認為，大革命爆發時，巴黎已經吞噬了外省，成為法國本身。“外省”民眾唯首都馬首是瞻，“甚至不敢有主見，除非他們已經知道巴黎在想些什麼”。

內外的壓力迫使共和政府採取緊急措施，也就是“讓恐怖來維護秩序”。這或許是法國大革命中最血腥也最具爭議的一頁。在法庭上，對被告的判決除了無罪開釋就只有死刑；最親密的戰友之間的意見分歧，往往都能導致最極端的肉體消滅。用蘇格蘭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的話說，“斷頭臺的下落速度是顯示法國全面走向共和制速度的最好指針。那巨大斧刃的金屬質鳴響，宛如心臟擴張、收縮的上下運動，構成了整個‘無套褲漢（指革命群眾）’事業的巨大生命活動和脈動的一部分”。

人們通常將這段時間的“革命恐怖”與雅各賓派特別是其領袖，“不可腐蝕的人”羅伯斯庇爾聯繫在一起。本書則認為，絕不應該將“恐怖統治”標籤化並大加譴責。作者當然承認，多達數萬的人死於“革命恐怖”的斷頭臺；甚至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的國民公會，“在1793年3月至1794年7月的16個月間，國民公會清除了749名代表中的144位，67人被處決、自殺或死於獄中”。但本書同樣指出，大規模處決集中在十八個省份，大多數都是邊境和西部的身份，以及巴黎和里昂。這些地方“正是有內部反革命和外地入侵的地區”。反過來，“在全國將近一半的地區，血腥鎮壓還是有限度的”。據此，作者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持平之論，雅各賓派“通過打敗外敵入侵和鎮壓反革命的方式拯救了革命，代價是大量人員的死亡”。

斷頭臺

除此之外，作者同樣指出，羅伯斯庇爾其實為這一時期的“暴行”承擔了替罪羊的角色。本書引用了一位當事人（沃特金·坦齊）的記述。那些曾經“像爬行動物一樣匍匐”在羅伯斯庇爾面前的人，後來卻指責羅伯斯庇爾是“所有暗殺和苦難的根源”，甚至發明了“斷頭臺這個詞是和它的偉大推動者羅伯斯庇爾聯繫在一起”的奇怪說法。作者隨後總結道，“各方都將自己犯下的罪行推到了羅伯斯庇爾身上，甚至對於大多數雅各賓派來說，這成了洗脫罪責的最簡單方式”。於是才有了關於羅伯斯庇爾的那些荒謬“黑歷史”，並一直流傳到兩百多年後的今天。

推翻羅伯斯庇爾的政變

“熱月政變（1794年7月27日）”結束了雅各賓派統治宣告法國大革命的高潮落幕。第二年的《1795年憲法》產生了一個“督政府”。從本書的記述看，“督政府”的正面評價被低估了。“督政府及其在全國範圍內的支持者在無套褲漢、雅各賓派的激進主義和保王主義以及反革命之間設計出了一條進步道路”。然而，《1795年憲法》刻意設計的分權體制不能很好地應對當時法國內外交困的局面——起碼作為督政官的西哀士是這樣認為的。他的目標是通過強力恢復動盪的社會秩序。鑑於武裝力量在當時法國政治舞臺上決定性作用，西哀士也認為“我必須有一柄劍”。

他選中了拿破崙·波拿巴，一位剛剛從埃及載譽而歸的年輕將軍。1799年11月9日（霧月18日），拿破崙發動政變，推翻了督政府的短暫統治。政變之後西哀士才意識到，自己迎來的是這個時代的主角——一位英雄的出場。按照拿破崙的意志，新制定的憲法賦予第一執政（也就是拿破崙自己）自共和國建立以來政府首腦的最大權力，並最終為拿破崙重建帝制鋪平了道路。法國大革命最終以出現路易十六後又一位立憲君主的統治落下帷幕，不啻在某種意義上毀滅了大革命的成果——共和政體。這或許也會為讀者留下這樣的思考，如果革命停留在1791年，是不是會避免後來無謂的流血呢？作者並不認為拿破崙是“革命中最理想的集正直、個人犧牲、謙遜等品格於一身的‘美德之人’”，最後卻成了“榮耀之人”。其關鍵原因是拿破崙“在短短几年時間裡，消除了動盪和不滿的主要來源”，這是之前十年的統治者都未曾做到的壯舉。

《自由與毀滅：法國大革命，1789—1799》，[澳]彼得·麥克菲著，楊磊譯，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19年4月，608頁，98.00元

2019年4月，中信出版集團出版了澳大利亞學者彼得·麥克菲（Peter McPhee，以下簡稱“作者”）的著作《自由與毀滅：法國大革命，1789—1799》（以下簡稱“本書”）。就像書名所展示的那樣，這是一部關於法國近代大革命的著作。這場革命不僅在法國現代化歷程中扮演了承前啟後又開天闢地的重要角色，也被視為一場具有世界意義的政治大革命。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曾將其與同時期發生的工業革命視為“雙元革命”，並稱所有近代國家幾乎都是十八世紀“雙元革命”的產物。

本書作者同樣意識到了法國大革命的這種跨國意義。在前些年的《姐妹共和國？美國與法國革命比較研究》（黃豔紅譯，《世界歷史》2016年第四期）一文中，彼得·麥克菲就主張將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視為全球性帝國及其政治合法性危機視野下的兩場“姐妹革命”。而在本書中，作者也用不算少的篇幅描寫了加勒比海殖民地與法國本土之間的政治互動。在大革命前夕，法屬加勒比海殖民地總共約有七十萬奴隸，這個數字竟與當時整個美國的奴隸數量相當。1789 年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既肯定了自由這一自然權利，同時也捍衛了私有財產權，加勒比海殖民地的業主以奴隸為其私人財產。這樣一來，賦予奴隸個人自由就違背了業主的財產權。或許正是殖民地奴隸的抗爭，顛覆了共和主義的公民權的狹隘性，使之具備了某種普世主義的特徵。當然，就像另外一些學者爭辯的那樣，在法國大革命研究中，並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在全球視角下得到答案。殖民地問題在法國大革命進程固然絕非無足輕重，但“奴隸制從來都不是支配大革命的核心”。因此，本書關注的重點，仍然是在法國大革命本身。

不過，就是這樣一場被學界普遍重視的大革命，其具體年代，直到兩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仍舊沒有定論。十九世紀早期的幾部重要歷史著作中，米涅的《法國革命史》和阿道夫·梯也爾的《法國大革命史》都將大革命結束的時期延後到拿破崙帝國的（第一次）垮臺，即1814年。至於活躍在二十世紀的法國大革命研究大家喬治·勒費弗爾在他的《法國革命史》一書則從革命前的歐洲局勢寫起，到拿破崙·波拿巴發動霧月政變結束，敘述了1789到1799年法國大革命這段歷史——這恰恰是為當年的梯也爾所反對的觀點。後來成為法國史上首位總統的梯也爾認為，拿破崙執政時代是法國一段十分重要的歷史進程，應該受到讚許和肯定。

阿道夫·梯也爾

至於本書，則是將大革命的結束之時從“霧月政變”稍稍迤至十九世紀初期。這並不是一種簡單的折中之論，而是代表了作者對於大革命結局的看法：拿破崙向人民允諾了“和平、自由和穩定”，或者，如同拿破崙執政後發佈的《告法國公民書》裡所寫的那樣：“革命建立在那些開啟它的原則之上，革命已經結束。”當然，在作者看來，實際情況並不如辭藻一樣美妙，“革命已經結束”，同時也意味著“十年恐懼帶來的貧窮、暴力和不安也結束了”。

這個看上去似乎有些令人沮喪的結局，卻有著一個光明的開始。法蘭西大革命的先驅者們，曾經信誓旦旦，“抹去所有歷史的痕跡，消除所有源於團體利益或出身的偏見。法國的一切從今天開始都必須是新的”。對此，讀者很自然地會想起《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維爾類似的論斷，“法國人在1789年作出了任何其它民族都不曾做出過的巨大努力，來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命運，並在他們迄今為止的歷史和他們所希望的未來之間開出一道鴻溝”。

托克維爾

同樣是這位近年來重新名聲大噪的托克維爾，曾經做出這樣的論斷，“（法國）革命在苛政較輕的地方發生”、“繁榮加速革命到來”。著名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則列出了誘發法國革命的幾大因素：當時法國人口在歐洲最多，但不能充分供養；有意的將富有和日益強大的資產階級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農民深刻了解自己的境遇，越來越不願支持其壓榨剝削難以忍受的落後的封建制度；主張進行政治和社會改革的哲學家著作在法國比其他各國流傳得更廣；法國參加美國革命戰爭，使其財政破產。本書的看法則與兩者都有所不同。在作者看來，波旁王朝的“統治雖然處於危機之中，但遠沒有達到被推翻的程度”，“1788年至1789年的這段時間，既沒有預示著也沒有計劃著一場革命”，“它的滅亡是一次政府沒能處理好的偶然政治危機的結果”。

一次偶然政治危機，竟然能夠使得“1789年夏秋，從巴黎到最小的村莊都見證了王權國家史無前例的崩解”？托克維爾曾經斷言，“（法國）行政上的中央集權制……是40年來在我們眼前不斷更迭的所有政府垮臺的重要原因”。但作者恰恰告訴讀者，波旁王朝的統治並非許多人想象中的那種強有力的官僚體系。事實上，它的規模偏小，權力有限。凡爾賽宮廷攏共只有六名國王任命的大臣，連大部分徵稅工作都“轉讓”給了私人包稅人（比如著名的化學家拉瓦錫）。“這個國家是由各式各樣的特權拼湊而成的，隨處可見層累疊加的歷史和傳統”。本書沒有具體提到通常被看作君主政體支柱的法國軍隊的具體情況。好在國內學者的研究結果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例證：肩負保衛國王重任的“國王衛隊”在“太陽王”路易十四去世（1715年）後就開始衰弱，從精銳部隊變成了僅用於閱兵炫耀的榮譽性軍團。到了1789 年，路易十六麾下的國王衛隊只剩下大概六千人。“結構遭到了嚴重破壞，負責夜間巡邏的士兵人數遠遠不夠，且喪失了戰鬥力，充滿著怨氣和抵抗情緒，國王又喪失了直接領導權。這樣一支衛隊又怎能保護國王、抵禦呼嘯而來的革命風暴呢？”

路易十六

這樣一個根基不牢的君主體系，相當於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所提到的“君主和諸侯共治的模式”（巧得很，馬基雅維利正是以法蘭西王國作為這一政體的範例）。在這位中世紀意大利政論家的論述中，與奧斯曼式的集權政體不同，法國式的國家易於征服，因為可以使敵對勢力互相爭鬥；但征服之後，卻難以統治，征服者會因為同樣的內部矛盾而受害。由此可以推出一條馬基雅維利式規則，即權力贏得的越容易，就越難維持；權力贏得的越艱難，就越容易維持。

從法國大革命的實際進程看，這話有幾分道理。1789 年7月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獄。同年10月5至6 日幾千名巴黎婦女跑到凡爾賽把國王一家帶到巴黎。這不像是革命，倒如同一曲激情的樂章。1790年2月4日，路易十六走進制憲會議會場，言不由衷地宣佈他與王后毫無保留地接受新的秩序時，代表們歡悅不已，他們在對“民族、國王、憲法”的忠誠宣誓中結束了這次會議。在當時主導制憲議會的君主立憲派看來，在制定出一部令人滿意的憲法（稍後的《1791年憲法》），並將神授王權之國王改造成受憲法之命的法蘭西國王之後，法蘭西大革命就已功德圓滿了。

攻佔巴士底獄

但這不可能。失去絕對王權後的法國社會深陷各種無可調和的矛盾。作者注意到，作為一個天主教國家（百分之九十七國民為名義上的天主教徒），大革命分裂的起源也是政教矛盾。因為“一場基於人民主權、包容所有信仰、通過世俗理性達成世俗成就的大革命無法與基於上級任命、神聖教條、唯一信仰的教會相調和”。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很快也隨之浮出了水面：“如果革命再進一步，它只會是危險的：如果革命與自由結合在一起，它的第一步是打倒王權；如果革命與平等結合在一起，它的第一步是攻擊財產……”從此刻起，法國大革命便陷入了雙重困境，就像作者所說的那樣，當政者一方面“不能應對尚未從革命中滿足自身利益的人的壓力”，另一方面，“也不能應對一直對革命無法忍受的人的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曾經發誓“這次大革命無須暴行和眼淚”的君主立憲派代表人物米拉波甚至建議路易十六國王發動一場內戰徹底解決問題。優柔寡斷的國王拒絕了這個建議，卻無法阻止整個法蘭西社會滑向暴力與混亂。1792年8月10日巴黎民眾和聯軍攻佔杜伊勒裡宮，徹底打倒了國王。在本書中，作者將此作為法蘭西革命性質轉變的關鍵節點——“到了1792年秋，大革命已經轉變成一場激進的二次革命。它現在是武裝的、平民的革命、並且推翻了國王”。

巴黎市民攻克王宮

不僅推翻了國王，路易十六甚至在斷頭臺上送了命（諷刺的是，據說熱愛機械的國王此前對斷頭臺的具體設計提供過專業意見）。結果，法國不僅要面對歐洲君主國聯合組織的軍事幹涉，還要面對“外省”在“國王萬歲”口號下發動的叛亂。

本書接下來以相當長的篇幅描述了旺代甚至馬賽與里昂（法國第二、三大城市）的叛亂。作者明確指出，叛亂“本質上是一次對革命帶來的混亂秩序的抵制”。不過在作者筆下，讀者也可以發現，反抗共和政府與反抗首都統治的情感似乎交織在一起（“巴黎，你認為你是另一個羅馬，但你只是巴黎公社；我們……是和你平起平坐的”），體現出了外省的自我意識。這又是一處與《舊制度與大革命》齟齬之處——托克維爾曾經認為，大革命爆發時，巴黎已經吞噬了外省，成為法國本身。“外省”民眾唯首都馬首是瞻，“甚至不敢有主見，除非他們已經知道巴黎在想些什麼”。

內外的壓力迫使共和政府採取緊急措施，也就是“讓恐怖來維護秩序”。這或許是法國大革命中最血腥也最具爭議的一頁。在法庭上，對被告的判決除了無罪開釋就只有死刑；最親密的戰友之間的意見分歧，往往都能導致最極端的肉體消滅。用蘇格蘭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的話說，“斷頭臺的下落速度是顯示法國全面走向共和制速度的最好指針。那巨大斧刃的金屬質鳴響，宛如心臟擴張、收縮的上下運動，構成了整個‘無套褲漢（指革命群眾）’事業的巨大生命活動和脈動的一部分”。

人們通常將這段時間的“革命恐怖”與雅各賓派特別是其領袖，“不可腐蝕的人”羅伯斯庇爾聯繫在一起。本書則認為，絕不應該將“恐怖統治”標籤化並大加譴責。作者當然承認，多達數萬的人死於“革命恐怖”的斷頭臺；甚至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的國民公會，“在1793年3月至1794年7月的16個月間，國民公會清除了749名代表中的144位，67人被處決、自殺或死於獄中”。但本書同樣指出，大規模處決集中在十八個省份，大多數都是邊境和西部的身份，以及巴黎和里昂。這些地方“正是有內部反革命和外地入侵的地區”。反過來，“在全國將近一半的地區，血腥鎮壓還是有限度的”。據此，作者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持平之論，雅各賓派“通過打敗外敵入侵和鎮壓反革命的方式拯救了革命，代價是大量人員的死亡”。

斷頭臺

除此之外，作者同樣指出，羅伯斯庇爾其實為這一時期的“暴行”承擔了替罪羊的角色。本書引用了一位當事人（沃特金·坦齊）的記述。那些曾經“像爬行動物一樣匍匐”在羅伯斯庇爾面前的人，後來卻指責羅伯斯庇爾是“所有暗殺和苦難的根源”，甚至發明了“斷頭臺這個詞是和它的偉大推動者羅伯斯庇爾聯繫在一起”的奇怪說法。作者隨後總結道，“各方都將自己犯下的罪行推到了羅伯斯庇爾身上，甚至對於大多數雅各賓派來說，這成了洗脫罪責的最簡單方式”。於是才有了關於羅伯斯庇爾的那些荒謬“黑歷史”，並一直流傳到兩百多年後的今天。

推翻羅伯斯庇爾的政變

“熱月政變（1794年7月27日）”結束了雅各賓派統治宣告法國大革命的高潮落幕。第二年的《1795年憲法》產生了一個“督政府”。從本書的記述看，“督政府”的正面評價被低估了。“督政府及其在全國範圍內的支持者在無套褲漢、雅各賓派的激進主義和保王主義以及反革命之間設計出了一條進步道路”。然而，《1795年憲法》刻意設計的分權體制不能很好地應對當時法國內外交困的局面——起碼作為督政官的西哀士是這樣認為的。他的目標是通過強力恢復動盪的社會秩序。鑑於武裝力量在當時法國政治舞臺上決定性作用，西哀士也認為“我必須有一柄劍”。

他選中了拿破崙·波拿巴，一位剛剛從埃及載譽而歸的年輕將軍。1799年11月9日（霧月18日），拿破崙發動政變，推翻了督政府的短暫統治。政變之後西哀士才意識到，自己迎來的是這個時代的主角——一位英雄的出場。按照拿破崙的意志，新制定的憲法賦予第一執政（也就是拿破崙自己）自共和國建立以來政府首腦的最大權力，並最終為拿破崙重建帝制鋪平了道路。法國大革命最終以出現路易十六後又一位立憲君主的統治落下帷幕，不啻在某種意義上毀滅了大革命的成果——共和政體。這或許也會為讀者留下這樣的思考，如果革命停留在1791年，是不是會避免後來無謂的流血呢？作者並不認為拿破崙是“革命中最理想的集正直、個人犧牲、謙遜等品格於一身的‘美德之人’”，最後卻成了“榮耀之人”。其關鍵原因是拿破崙“在短短几年時間裡，消除了動盪和不滿的主要來源”，這是之前十年的統治者都未曾做到的壯舉。

拿破崙稱帝

拿破崙沒有為法國帶來和平，一代法國青年將在歐洲戰場上喪命。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傳世之作《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中的說法，正是法國大革命摧毀了中世紀神聖的宗教共同體的觀念，民族作為“想象中的政治共同體”的概念開始出現。這也正是許多人將拿破崙帝國時代歸入法國大革命的原因之一。畢竟拿破崙麾下的那支軍隊，延續了大革命“全民皆兵”的民族主義精神。本書記錄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1792年，英國駐荷蘭大使就在信裡感嘆，“法軍不管如何自由散漫、不服從指揮，都對於支撐著他們的邪惡信念深信不疑”。

“大革命留下了多重遺產以及相互衝突的記憶，既讓人受到啟發又讓人感到恐懼”。作者甚至通過一個獨特的環境視角來審視大革命所造成的後果。在法國南部，貧瘠的山地丘陵更適合放牧而不是穀物種植。大革命廢除封建制度後，大量貧苦農民開墾了原本用作放牧的共有土地並砍伐森林（1801年時全法國四分之一的森林已經消失），這就導致了大規模的水土流失。這在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卻對現在南部法國的環境造成了深遠影響。對普通讀者而言，這很可能是個專業且生僻的領域。幸好，本書就像譯者楊磊在譯後記中所總結的那樣，是“一部對希望瞭解法國大革命的普通讀者和對法國大革命有一定了解的專業讀者都非常友好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