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週報｜《讀書》四十年；莫迪的勝利和印度的未來
當地時間2019年5月23日，印度新德里，人民黨主席阿米特-沙阿在印度人民黨總部舉行集會，莫迪當天宣佈印度人民黨及其盟友在人民院、即議會下院選舉中勝出，承諾打造“兼容幷包”的印度。 東方IC 圖
【國內】《讀書》四十年
2019年，《讀書》雜誌創刊40週年整。40年前，《讀書》撼動中國讀書界，成為啟迪了兩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經典刊物。適逢讀書創刊40年，《三聯生活週刊》“中讀”app推出紀念活動，各文化媒體也刊載了有關《讀書》的訪談和回憶文章。本週國內思想週報將梳理相關紀念文章，結合《讀書》雜誌歷史和知識分子回憶，以呈現《讀書》背後四十年的時代波瀾和思想氣氛之變遷。
1980年代：新啟蒙運動推手
《讀書》的創始人到作者都是文化和出版領域卓有威望的老人：籌備《讀書》雜誌的領頭人陳翰伯是文化部出版局局長，主編陳原是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另一負責人範用則是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1980年，49歲的沈昌文被調任為《讀書》雜誌負責人，在此後10年間，《讀書》成為國內影響力最大的雜誌，並引導了近兩代人的人文精神啟蒙。
《好奇心日報》作者曾夢龍提出，《讀書》的影響力，源於其兩大特點。一方面，《讀書》以思想評論的形式，向國內引進引入大量新知。通過書評，大量讀者首次接觸到諸如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弗洛姆《愛的藝術》、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帕斯捷爾納克《日瓦戈醫生》等等涵括文學、哲學、社會科學、歷史學諸領域的西學經典。吳曉東在《天涯》雜誌上發表的《<讀書>與一代人的情感結構》中，便回憶了在《讀書》上初讀“默默”所寫的《我們這一代人的怕和愛——重溫<金薔薇>》書評所感受的心靈震顫。“默默對《金薔薇》的解讀也重塑了更年輕一代學子的情感體認，進而把新的文明質素注入一代人的情感結構中”——俄羅斯文學和命運的困惑，與1980年代的中國文化氣候碰撞，使國人同樣進入一種“怕和愛”生活圖景裡。
另一方面，老、中、青三代作者的匯聚，讓《讀書》不僅保持了高質量的文章水準，同樣成為不同代際中國知識分子思想交鋒的重要陣地。老一輩，有呂叔湘、金克木、舒蕪、張中行、勞祖德、顧準等知識分子，而中青年一代，如董樂山、張寬、崔之元、汪暉、劉東、甘陽、許紀霖、李零、葉秀山、杜維明、張汝倫等人，也加入《讀書》的作者群體，並逐漸成為未來中國思想的中流砥柱。讀者和作者的交流同樣活躍，《南風窗》創辦人秦朔接受《好奇心日報》採訪時提及，1989年，21歲的他曾致信《讀書》，表達對文章《拋棄烏托邦——讀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的不同見解，並由此和沈昌文成為忘年之交。跨越作者群體與讀者群體的思想交流，讓《讀書》始終保持旺盛的活力。
1990年代：學術化轉向
自1996年汪暉和黃平接任《讀書》雜誌主編後，《讀書》的風格發生明顯變化：文學類文章減少，學術化傾向明顯，出現大量有關三農、全球化和亞洲問題的文章。曾夢龍認為，由於學人辦刊和出版家辦刊的差異，《讀書》從思想啟蒙轉而回歸學術，可讀性下降，文章也更為艱深。
不過，對90年代《讀書》的讀者而言，這本雜誌則具有另一種反思與批判意義。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張慧瑜在1990年代末期大學本科在讀期間接觸到了《讀書》，他在三聯“中讀”平臺上題為《除了精英白領，誰是中國崛起的另一面？》的演講中回憶，正是《讀書》上一批有關“三農”問題的文章，讓他開始思考1990年代和新世紀之初中國農村和農民所面臨的問題和困境。如果說1980年代的《讀書》起到了思想引介的作用，1990年代後期以來的《讀書》則更強調以中國經驗為主體，反思西方社會學理論或者西方發展理論的問題和侷限。
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孫歌則在《伴跑<讀書>》中回憶，2000年時，《讀書》刊載了她所參與的、中日知識分子有關戰爭記憶的討論的文章。兩國知識分子如此不加回避地交流經驗和記憶，這在當時尚屬罕見。文章刊發後引發一連串後續效應。和張慧瑜相似，與《讀書》有關的經歷也間接影響了孫歌后續的學術興趣——這次經驗，讓她真正對現實社會生活中的日常政治與大政治的關係產生了切膚的感覺，從而轉向了政治學和政治思想史研究。
未來的《讀書》？
不可否認的是，儘管《讀書》在今天依然意義重大，但其地位和角色已悄然變化：其影響圈層，正逐漸從大眾收窄至範圍更狹小的學術圈；而在各種思想刊物和知識渠道的競爭下，《讀書》也不再成為讀者理解人文和世界的唯一或主導平臺。秦朔在接受曾夢龍採訪時提出，從啟蒙，到學術，再到知識的多元化，《讀書》慢慢地似乎淡出了輿論影響社會的一個主要地位。曾夢龍則認為，在知識人群體的分化、作者群的離散、雜誌的多元化、技術的變革等背景之外，《讀書》在思想界主導地位轉移的根本原因，在於1980年代末期社會開始的犬儒化趨勢，人們對精神啟蒙耐心的喪失讓《讀書》難以再契合時代。
而孫歌依然相信，在同時代的各種刊物裡，《讀書》依然是對於現實的參與意識和參與實踐最強的雜誌之一。每當社會上出現各種變化，《讀書》總會推出相應的討論。尤其在今天，當大眾傳媒正在日益壟斷意義和價值的領域，社會生活也日益在傳媒的影像下以豐富多樣的表象迅速單一化時，《讀書》的堅守才顯得更為可貴。比起談論《讀書》“沒落”，孫歌則更哀嘆，像《讀書》這樣“可以在普通書報攤上買到的綜合性學術思想刊物”實在太少。她擔憂，同類紙本刊物的匱乏，讓雜誌沒有了高水準的良性競爭，也就因此喪失了內在的革新動力。“一炮打響很容易，難的是持續地真實地進展。”
【國際】莫迪的勝利和印度的未來
上週，印度總理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BJP）在大選中取得壓倒性勝利，為其贏得了未來五年的總理任期。莫迪在過去的五年間沒能兌現上次選舉時提振經濟、消除腐敗和肅清王朝政治的承諾，其間頒佈的“廢鈔令”一度引發印度社會不滿情緒，因此他此次獲的巨大勝利的原因和影響引起了國際輿論界的討論。
很多評論認為，莫迪的此次勝利與印度社會中印度教主義的高漲有關，針對這類觀點，諾貝爾獎得主、哈佛大學經濟與哲學教授阿馬蒂亞·森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莫迪贏得了權力，而不是理念之爭。
森認為，儘管我們被反覆告知印度已經發生了改變，國大黨所代表的古老的、多元的、世俗化的意識形態已經不再適用，但這種視角無法解釋為什麼印度人民黨在過去短短几年間獲得了大量忠實的支持者。在他看來，莫迪是一名具有高超技巧和超凡魅力的政治領袖，一個暴烈的演說家，能夠用其驚人的敏捷影響他人的想法，從而使針對有著不同生活方式（左翼人士、理性主義者、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不同種族和宗教的人們的怨恨和嫌惡作用於政治。而除了個人魅力，莫迪在選舉中投入的資金也是國大黨和其他政黨的幾倍之多，在對選舉至關重要的5月份國有的印度電視臺給了執政的印度人民黨兩倍於國大黨的播出時間。
森進一步指出，莫迪在2月巴基斯坦恐怖組織在克什米爾地區攻擊印度軍隊後下令對巴基斯塔進行空襲，由此引發的民族主義浪潮也在此次選舉中幫了大忙，事實上，此次大選是被散佈恐慌的敘事所主導的。2014年選舉時的經濟政治承諾紛紛破產之後，莫迪在此次大選中轉而聚焦於印度人民對於恐怖主義、對於被巴基斯坦破壞等種種憂慮與恐懼。森認為，印度與巴基斯坦的邊境衝突之於莫迪就如同1982年馬島戰爭使撒切爾夫人戲劇性地獲得了英國人民的支持。
不同於很多人認為印度人民黨戰勝國大黨是贏得了“意識形態之爭”的看法，森指出印度教主義並沒有獲得特別的哲學勝利，甘地、尼赫魯和泰戈爾所捍衛的包容與團結的理念也並未顯著地被擊敗。儘管他也承認過去五年間，印度的不同宗教群體變得更為分裂，使得穆斯林等少數群體生活在危險之中，但他舉例稱，印度人民黨激進分子Pragya Thakur將甘地的刺殺者成為“愛國者”，這一言論使印度人民黨感到尷尬並要求她正式道歉。其後Pragya Thakur仍然在中央邦的選舉中獲勝並將成為印度議會中的一名立法者，但這是權力的勝利而非理念的勝利。森認為，理念之爭作為一場更大的戰役需要更多的關注，但首要之事是不能將兩場戰爭混為一談。
大選結果公佈後，印度阿育王大學校長、《牛津印度憲法手冊》合編者普拉塔普·布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接受了《紐約客》的專訪，在他看來，莫迪此次選舉的顯著特點除了民族主義之外，還有對多數主義睜隻眼閉隻眼的態度。梅塔指出，自從1990年代印度人民黨圍繞印度教主義展開政治動員以來，人們通常認為印度政治中存在兩股不同力量的鬥爭，一是試圖將印度教主義併入更大的印度身份的力量，二是作為抵抗合併壁壘的基於種姓和地域的族群身份，而此次大選的結果說明寄希望於種姓政黨和地域政黨阻止合併的印度教多數主義出現已經不再可能。印度教主義不再僅僅是上層或精英現象，而是擴散到了各個社會群體中，反對它的動機則在減弱。
談及莫迪與其他民粹主義領袖的差異與共性，梅塔指出，民族主義和印度教主義的動員性在印度政治中有著悠久的歷史，印巴分治以後就成為了一股暗流。莫迪的根本不同和吸引力之一在於，他幾乎說印度權力結構是由英國化的精英構成的，而世俗化與其說是寬容的憲政理念不如說是輕視印度教的文化象徵，因此政治應當致力於印度教的文化復興和對文化多數主義的公開主張。在試圖將文化多數主義和反精英結合起來這一點上，莫迪和其他民粹主義領袖是一致的。而與特朗普相比，莫迪擁有一系列樹大根深的民間組織多年來為其勝利打下意識形態基礎，這些組織甚至成功改變了曾經對多數主義感到尷尬的主流公共話語，他不僅是一個政治現象，也是一場大型的社會運動。
關於莫迪勝選對印度未來五年的影響，梅塔認為，由於印度人民黨在議會的絕對多數席位，他們修憲和立法的能力將大幅上升，反對派的缺失將導致政府缺乏監管的擔憂。並且在過去的一年半里，印度選舉委員會、印度最高法院甚至印度武裝力量都被指責存在深重的黨派偏見，一旦這些機構導向政府，憲政的權力制衡將被大大削弱。對於印度的穆斯林，此前印度政府的策略包括允許小規模的惡性事件，例如對被指控販賣牛和牛肉的人施以私刑，以及對社群發出微妙信號要求其留在原地。總之，印度穆斯林未來很可能在文化和政治上進一步被邊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