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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首席經濟學家論壇
新型城鎮化建設不僅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對於拉動消費增長、促進消費升級、提高投資邊際收益以及保持就業市場穩定等均有重要意義。2016年以來，中國高層也逐步確立將發展城市群和都市圈作為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點方向。在此背景下，我們利用京東大數據對當前中國都市圈的人口遷移情況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梳理分析，以期能夠為中國的城市群、都市圈發展乃至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一些參考及建議。
文 | 沈建光（沈建光為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京東金融首席經濟學家）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外部環境越發複雜多變，提振內需在支持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踐行以人為本理念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正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對於拉動消費增長、促進消費升級、提高投資邊際收益以及保持就業市場穩定等均有及其重要的意義。
與此同時，2016年以來中國高層逐步確立將發展城市群和都市圈作為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點方向。在此背景下，我們利用京東大數據對當前中國都市圈的人口遷移情況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梳理分析，以期能夠為中國的城市群、都市圈發展乃至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一些參考及建議。
中國城鎮化方向的改變：從“小城鎮”到“都市圈”
從國際經驗來看，美日城鎮化進程都經歷過快速發展（城鎮化率達到70%之前）階段，且表現出人口向大中型城市集聚的特徵。例如，美國人口在城鎮化中後期明顯向都市圈集聚，超過70%居住於全美11個大都市圈範圍內，與之相對應，全國逾70%的工作崗位也都位於這些大都市圈。日本亦不例外，從上個世紀90年代至今，日本人口持續向東京聚集，至今東京都市圈範圍內總人口多達4000萬，佔全國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從中國來看，近年來中國城鎮化進程同樣快速推進。截止2018年末，中國城鎮常住人口已經達到8.3億人，較1978年末增加6.6億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9.58%，比1978年末提高41.6個百分點。當然，和世界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城鎮化率仍處於較低水平，一般認為，城鎮化率達到70%之後才會進入緩慢增長期，中國城鎮化尚且孕育著巨大的潛力。
與此同時，在中國城鎮化道路方面，過去十幾年一直存在爭議，以往中國的城鎮化戰略長期重視以中小城鎮核心，控制大城市人口。但自2013年開始，長期主導中國城鎮化發展的小城鎮化戰略開始退出，大城市全面放開落戶，人口逐步向都市圈、城市群集中。2019年4月8日國家發改委印發的《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文件中，新型城鎮化戰略突出強調以大城市引領的城市集群模式，同時亦從人口、土地、社會公共服務等多個層面給出新型城鎮化的政策配套，支持城市集群的發展。
例如，在戶籍制度方面，提及全面放開放寬大城市落戶條件，超大特大城市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在公共服務方面，提出推進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涉及子女教育、醫療、養老、就業、住房等諸多方面；在土地政策方面，提出深化“人地錢掛鉤”等配套政策，並強調落實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財政政策，中央和省級轉移支付中更多考慮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指標等等。
我們認為，發展城市集群的戰略確立，既與國際上發達國家城市化發展的趨勢相一致，也與中國人口流動的客觀規律相符，是中國城鎮化戰略市場化選擇的結果，有助於優化資源配置，將供給側改革與擴大內需有機結合，為中國經濟增長釋放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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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鎮化建設不僅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對於拉動消費增長、促進消費升級、提高投資邊際收益以及保持就業市場穩定等均有重要意義。2016年以來，中國高層也逐步確立將發展城市群和都市圈作為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點方向。在此背景下，我們利用京東大數據對當前中國都市圈的人口遷移情況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梳理分析，以期能夠為中國的城市群、都市圈發展乃至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一些參考及建議。
文 | 沈建光（沈建光為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京東金融首席經濟學家）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外部環境越發複雜多變，提振內需在支持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踐行以人為本理念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正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對於拉動消費增長、促進消費升級、提高投資邊際收益以及保持就業市場穩定等均有及其重要的意義。
與此同時，2016年以來中國高層逐步確立將發展城市群和都市圈作為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點方向。在此背景下，我們利用京東大數據對當前中國都市圈的人口遷移情況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梳理分析，以期能夠為中國的城市群、都市圈發展乃至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一些參考及建議。
中國城鎮化方向的改變：從“小城鎮”到“都市圈”
從國際經驗來看，美日城鎮化進程都經歷過快速發展（城鎮化率達到70%之前）階段，且表現出人口向大中型城市集聚的特徵。例如，美國人口在城鎮化中後期明顯向都市圈集聚，超過70%居住於全美11個大都市圈範圍內，與之相對應，全國逾70%的工作崗位也都位於這些大都市圈。日本亦不例外，從上個世紀90年代至今，日本人口持續向東京聚集，至今東京都市圈範圍內總人口多達4000萬，佔全國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從中國來看，近年來中國城鎮化進程同樣快速推進。截止2018年末，中國城鎮常住人口已經達到8.3億人，較1978年末增加6.6億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9.58%，比1978年末提高41.6個百分點。當然，和世界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城鎮化率仍處於較低水平，一般認為，城鎮化率達到70%之後才會進入緩慢增長期，中國城鎮化尚且孕育著巨大的潛力。
與此同時，在中國城鎮化道路方面，過去十幾年一直存在爭議，以往中國的城鎮化戰略長期重視以中小城鎮核心，控制大城市人口。但自2013年開始，長期主導中國城鎮化發展的小城鎮化戰略開始退出，大城市全面放開落戶，人口逐步向都市圈、城市群集中。2019年4月8日國家發改委印發的《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文件中，新型城鎮化戰略突出強調以大城市引領的城市集群模式，同時亦從人口、土地、社會公共服務等多個層面給出新型城鎮化的政策配套，支持城市集群的發展。
例如，在戶籍制度方面，提及全面放開放寬大城市落戶條件，超大特大城市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在公共服務方面，提出推進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涉及子女教育、醫療、養老、就業、住房等諸多方面；在土地政策方面，提出深化“人地錢掛鉤”等配套政策，並強調落實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財政政策，中央和省級轉移支付中更多考慮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指標等等。
我們認為，發展城市集群的戰略確立，既與國際上發達國家城市化發展的趨勢相一致，也與中國人口流動的客觀規律相符，是中國城鎮化戰略市場化選擇的結果，有助於優化資源配置，將供給側改革與擴大內需有機結合，為中國經濟增長釋放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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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沈建光（沈建光為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京東金融首席經濟學家）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外部環境越發複雜多變，提振內需在支持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踐行以人為本理念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正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對於拉動消費增長、促進消費升級、提高投資邊際收益以及保持就業市場穩定等均有及其重要的意義。
與此同時，2016年以來中國高層逐步確立將發展城市群和都市圈作為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點方向。在此背景下，我們利用京東大數據對當前中國都市圈的人口遷移情況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梳理分析，以期能夠為中國的城市群、都市圈發展乃至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一些參考及建議。
中國城鎮化方向的改變：從“小城鎮”到“都市圈”
從國際經驗來看，美日城鎮化進程都經歷過快速發展（城鎮化率達到70%之前）階段，且表現出人口向大中型城市集聚的特徵。例如，美國人口在城鎮化中後期明顯向都市圈集聚，超過70%居住於全美11個大都市圈範圍內，與之相對應，全國逾70%的工作崗位也都位於這些大都市圈。日本亦不例外，從上個世紀90年代至今，日本人口持續向東京聚集，至今東京都市圈範圍內總人口多達4000萬，佔全國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從中國來看，近年來中國城鎮化進程同樣快速推進。截止2018年末，中國城鎮常住人口已經達到8.3億人，較1978年末增加6.6億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9.58%，比1978年末提高41.6個百分點。當然，和世界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城鎮化率仍處於較低水平，一般認為，城鎮化率達到70%之後才會進入緩慢增長期，中國城鎮化尚且孕育著巨大的潛力。
與此同時，在中國城鎮化道路方面，過去十幾年一直存在爭議，以往中國的城鎮化戰略長期重視以中小城鎮核心，控制大城市人口。但自2013年開始，長期主導中國城鎮化發展的小城鎮化戰略開始退出，大城市全面放開落戶，人口逐步向都市圈、城市群集中。2019年4月8日國家發改委印發的《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文件中，新型城鎮化戰略突出強調以大城市引領的城市集群模式，同時亦從人口、土地、社會公共服務等多個層面給出新型城鎮化的政策配套，支持城市集群的發展。
例如，在戶籍制度方面，提及全面放開放寬大城市落戶條件，超大特大城市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在公共服務方面，提出推進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涉及子女教育、醫療、養老、就業、住房等諸多方面；在土地政策方面，提出深化“人地錢掛鉤”等配套政策，並強調落實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財政政策，中央和省級轉移支付中更多考慮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指標等等。
我們認為，發展城市集群的戰略確立，既與國際上發達國家城市化發展的趨勢相一致，也與中國人口流動的客觀規律相符，是中國城鎮化戰略市場化選擇的結果，有助於優化資源配置，將供給側改革與擴大內需有機結合，為中國經濟增長釋放新的活力。
大數據描繪中國都市圈人口遷移實景
當然，儘管人口遷移以及城鎮化研究對於宏觀經濟決策十分關鍵，但傳統的人口遷移情況分析主要是依靠全國人口普查以及各大城市和地區的流動人口報告中獲取人口流動數據，上述數據雖然樣本覆蓋面較廣，但在數據時效性、統計準確性方面存在缺陷，亦難以對人口流動人群基本特徵進行描述，繼而對於政策指導意義受到限制。
隨著社交媒體以及互聯網平臺、4G手機的興起和快速發展，近年來基於社交網絡大數據、人口實時遷移的位置數據、以及移動通訊總量數據就人口遷移進行的大數據分析日益豐富，為精細和準確掌握人口流動基礎信息提供了很好的支持。我們基於京東大數據運算方法，得到了一些中國城市人口流動的新發現，以下以中國城市群情況為例共享一些觀察，以期對現有人口遷移與城鎮化分析框架提供一個新視角和補充。
1、中心城市的“逆城鎮化”
從總量來看，我們發現，基於大數據觀察到的一線城市人口遷移情況與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常住人口變化在2018年有所差異。2018年國家統計局顯示，一線城市中，僅有北京是人口淨流出，上海、深圳、廣州均為人口淨流入有所區別，而基於大數據觀察到的情況，2018年一線城市的人口遷移均呈現淨流出態勢。
在我們看來，造成上述差異的最主要原因在於兩類數據的統計對象與統計方法有所區別。統計局數據大多基於對城鎮住戶的抽樣調查，抽樣以本地戶籍人口為主，對流動人口的覆蓋面有限，導致抽樣存在偏差，這使得即便是同樣是官方數據，但各地也經常報出基於社會保障部門與統計部門得出的城市人口流動信息存在較大差異的情況。同時，官方調查結果相對週期較長，對即時性的變化不如大數據反應的靈敏。而基於京東大數據算法計算而得的人口遷移數據，雖然可以全面和靈活地反映人口遷移情況，但基於京東客戶群體的典型性特徵，高線級市與高收入消費群體方面的人口變動更容易被捕捉到。
但從趨勢來看，不難發現京東的大數據和統計局的數據亦有相似之處，即統計局數據亦顯示出當前中國一線城市人口增長已然放緩，甚至淨流出的事實。例如，2018年上海雖然人口淨流入5.45萬人，但近年來常住人口的變化已經非常小，2017年已出現了小幅人口淨流出。同時，廣州與深圳的人口淨流入規模亦在2018年有所下降。這說明一線城市除北京2018年常住人口減少16.5萬以外，其他城市雖然人口淨流入，但增速已經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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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沈建光（沈建光為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京東金融首席經濟學家）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外部環境越發複雜多變，提振內需在支持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踐行以人為本理念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正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對於拉動消費增長、促進消費升級、提高投資邊際收益以及保持就業市場穩定等均有及其重要的意義。
與此同時，2016年以來中國高層逐步確立將發展城市群和都市圈作為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點方向。在此背景下，我們利用京東大數據對當前中國都市圈的人口遷移情況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梳理分析，以期能夠為中國的城市群、都市圈發展乃至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一些參考及建議。
中國城鎮化方向的改變：從“小城鎮”到“都市圈”
從國際經驗來看，美日城鎮化進程都經歷過快速發展（城鎮化率達到70%之前）階段，且表現出人口向大中型城市集聚的特徵。例如，美國人口在城鎮化中後期明顯向都市圈集聚，超過70%居住於全美11個大都市圈範圍內，與之相對應，全國逾70%的工作崗位也都位於這些大都市圈。日本亦不例外，從上個世紀90年代至今，日本人口持續向東京聚集，至今東京都市圈範圍內總人口多達4000萬，佔全國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從中國來看，近年來中國城鎮化進程同樣快速推進。截止2018年末，中國城鎮常住人口已經達到8.3億人，較1978年末增加6.6億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9.58%，比1978年末提高41.6個百分點。當然，和世界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城鎮化率仍處於較低水平，一般認為，城鎮化率達到70%之後才會進入緩慢增長期，中國城鎮化尚且孕育著巨大的潛力。
與此同時，在中國城鎮化道路方面，過去十幾年一直存在爭議，以往中國的城鎮化戰略長期重視以中小城鎮核心，控制大城市人口。但自2013年開始，長期主導中國城鎮化發展的小城鎮化戰略開始退出，大城市全面放開落戶，人口逐步向都市圈、城市群集中。2019年4月8日國家發改委印發的《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文件中，新型城鎮化戰略突出強調以大城市引領的城市集群模式，同時亦從人口、土地、社會公共服務等多個層面給出新型城鎮化的政策配套，支持城市集群的發展。
例如，在戶籍制度方面，提及全面放開放寬大城市落戶條件，超大特大城市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在公共服務方面，提出推進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涉及子女教育、醫療、養老、就業、住房等諸多方面；在土地政策方面，提出深化“人地錢掛鉤”等配套政策，並強調落實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財政政策，中央和省級轉移支付中更多考慮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指標等等。
我們認為，發展城市集群的戰略確立，既與國際上發達國家城市化發展的趨勢相一致，也與中國人口流動的客觀規律相符，是中國城鎮化戰略市場化選擇的結果，有助於優化資源配置，將供給側改革與擴大內需有機結合，為中國經濟增長釋放新的活力。
大數據描繪中國都市圈人口遷移實景
當然，儘管人口遷移以及城鎮化研究對於宏觀經濟決策十分關鍵，但傳統的人口遷移情況分析主要是依靠全國人口普查以及各大城市和地區的流動人口報告中獲取人口流動數據，上述數據雖然樣本覆蓋面較廣，但在數據時效性、統計準確性方面存在缺陷，亦難以對人口流動人群基本特徵進行描述，繼而對於政策指導意義受到限制。
隨著社交媒體以及互聯網平臺、4G手機的興起和快速發展，近年來基於社交網絡大數據、人口實時遷移的位置數據、以及移動通訊總量數據就人口遷移進行的大數據分析日益豐富，為精細和準確掌握人口流動基礎信息提供了很好的支持。我們基於京東大數據運算方法，得到了一些中國城市人口流動的新發現，以下以中國城市群情況為例共享一些觀察，以期對現有人口遷移與城鎮化分析框架提供一個新視角和補充。
1、中心城市的“逆城鎮化”
從總量來看，我們發現，基於大數據觀察到的一線城市人口遷移情況與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常住人口變化在2018年有所差異。2018年國家統計局顯示，一線城市中，僅有北京是人口淨流出，上海、深圳、廣州均為人口淨流入有所區別，而基於大數據觀察到的情況，2018年一線城市的人口遷移均呈現淨流出態勢。
在我們看來，造成上述差異的最主要原因在於兩類數據的統計對象與統計方法有所區別。統計局數據大多基於對城鎮住戶的抽樣調查，抽樣以本地戶籍人口為主，對流動人口的覆蓋面有限，導致抽樣存在偏差，這使得即便是同樣是官方數據，但各地也經常報出基於社會保障部門與統計部門得出的城市人口流動信息存在較大差異的情況。同時，官方調查結果相對週期較長，對即時性的變化不如大數據反應的靈敏。而基於京東大數據算法計算而得的人口遷移數據，雖然可以全面和靈活地反映人口遷移情況，但基於京東客戶群體的典型性特徵，高線級市與高收入消費群體方面的人口變動更容易被捕捉到。
但從趨勢來看，不難發現京東的大數據和統計局的數據亦有相似之處，即統計局數據亦顯示出當前中國一線城市人口增長已然放緩，甚至淨流出的事實。例如，2018年上海雖然人口淨流入5.45萬人，但近年來常住人口的變化已經非常小，2017年已出現了小幅人口淨流出。同時，廣州與深圳的人口淨流入規模亦在2018年有所下降。這說明一線城市除北京2018年常住人口減少16.5萬以外，其他城市雖然人口淨流入，但增速已經減緩。
2、 中國都市圈的悄然形成
即便一線城市出現逆城鎮化現象，但我們認為，這一現象也並不值得過於擔憂，不意味著中國城鎮化紅利的消失。相反，在觀察到一線城市人口流出的同時，中國城市都市圈已經形成，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尤為明顯。說明中國城市群的快速發展已經成為培育現代化都市圈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一個新的增長極。
"感謝您的關注，為了可以讓您接收更多消息，我們又開通了另一個公眾號：明知財經(mingzhicaijing),歡迎大家添加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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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鎮化建設不僅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對於拉動消費增長、促進消費升級、提高投資邊際收益以及保持就業市場穩定等均有重要意義。2016年以來，中國高層也逐步確立將發展城市群和都市圈作為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點方向。在此背景下，我們利用京東大數據對當前中國都市圈的人口遷移情況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梳理分析，以期能夠為中國的城市群、都市圈發展乃至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一些參考及建議。
文 | 沈建光（沈建光為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京東金融首席經濟學家）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外部環境越發複雜多變，提振內需在支持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踐行以人為本理念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正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對於拉動消費增長、促進消費升級、提高投資邊際收益以及保持就業市場穩定等均有及其重要的意義。
與此同時，2016年以來中國高層逐步確立將發展城市群和都市圈作為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點方向。在此背景下，我們利用京東大數據對當前中國都市圈的人口遷移情況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梳理分析，以期能夠為中國的城市群、都市圈發展乃至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一些參考及建議。
中國城鎮化方向的改變：從“小城鎮”到“都市圈”
從國際經驗來看，美日城鎮化進程都經歷過快速發展（城鎮化率達到70%之前）階段，且表現出人口向大中型城市集聚的特徵。例如，美國人口在城鎮化中後期明顯向都市圈集聚，超過70%居住於全美11個大都市圈範圍內，與之相對應，全國逾70%的工作崗位也都位於這些大都市圈。日本亦不例外，從上個世紀90年代至今，日本人口持續向東京聚集，至今東京都市圈範圍內總人口多達4000萬，佔全國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從中國來看，近年來中國城鎮化進程同樣快速推進。截止2018年末，中國城鎮常住人口已經達到8.3億人，較1978年末增加6.6億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9.58%，比1978年末提高41.6個百分點。當然，和世界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城鎮化率仍處於較低水平，一般認為，城鎮化率達到70%之後才會進入緩慢增長期，中國城鎮化尚且孕育著巨大的潛力。
與此同時，在中國城鎮化道路方面，過去十幾年一直存在爭議，以往中國的城鎮化戰略長期重視以中小城鎮核心，控制大城市人口。但自2013年開始，長期主導中國城鎮化發展的小城鎮化戰略開始退出，大城市全面放開落戶，人口逐步向都市圈、城市群集中。2019年4月8日國家發改委印發的《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文件中，新型城鎮化戰略突出強調以大城市引領的城市集群模式，同時亦從人口、土地、社會公共服務等多個層面給出新型城鎮化的政策配套，支持城市集群的發展。
例如，在戶籍制度方面，提及全面放開放寬大城市落戶條件，超大特大城市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在公共服務方面，提出推進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涉及子女教育、醫療、養老、就業、住房等諸多方面；在土地政策方面，提出深化“人地錢掛鉤”等配套政策，並強調落實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財政政策，中央和省級轉移支付中更多考慮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指標等等。
我們認為，發展城市集群的戰略確立，既與國際上發達國家城市化發展的趨勢相一致，也與中國人口流動的客觀規律相符，是中國城鎮化戰略市場化選擇的結果，有助於優化資源配置，將供給側改革與擴大內需有機結合，為中國經濟增長釋放新的活力。
大數據描繪中國都市圈人口遷移實景
當然，儘管人口遷移以及城鎮化研究對於宏觀經濟決策十分關鍵，但傳統的人口遷移情況分析主要是依靠全國人口普查以及各大城市和地區的流動人口報告中獲取人口流動數據，上述數據雖然樣本覆蓋面較廣，但在數據時效性、統計準確性方面存在缺陷，亦難以對人口流動人群基本特徵進行描述，繼而對於政策指導意義受到限制。
隨著社交媒體以及互聯網平臺、4G手機的興起和快速發展，近年來基於社交網絡大數據、人口實時遷移的位置數據、以及移動通訊總量數據就人口遷移進行的大數據分析日益豐富，為精細和準確掌握人口流動基礎信息提供了很好的支持。我們基於京東大數據運算方法，得到了一些中國城市人口流動的新發現，以下以中國城市群情況為例共享一些觀察，以期對現有人口遷移與城鎮化分析框架提供一個新視角和補充。
1、中心城市的“逆城鎮化”
從總量來看，我們發現，基於大數據觀察到的一線城市人口遷移情況與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常住人口變化在2018年有所差異。2018年國家統計局顯示，一線城市中，僅有北京是人口淨流出，上海、深圳、廣州均為人口淨流入有所區別，而基於大數據觀察到的情況，2018年一線城市的人口遷移均呈現淨流出態勢。
在我們看來，造成上述差異的最主要原因在於兩類數據的統計對象與統計方法有所區別。統計局數據大多基於對城鎮住戶的抽樣調查，抽樣以本地戶籍人口為主，對流動人口的覆蓋面有限，導致抽樣存在偏差，這使得即便是同樣是官方數據，但各地也經常報出基於社會保障部門與統計部門得出的城市人口流動信息存在較大差異的情況。同時，官方調查結果相對週期較長，對即時性的變化不如大數據反應的靈敏。而基於京東大數據算法計算而得的人口遷移數據，雖然可以全面和靈活地反映人口遷移情況，但基於京東客戶群體的典型性特徵，高線級市與高收入消費群體方面的人口變動更容易被捕捉到。
但從趨勢來看，不難發現京東的大數據和統計局的數據亦有相似之處，即統計局數據亦顯示出當前中國一線城市人口增長已然放緩，甚至淨流出的事實。例如，2018年上海雖然人口淨流入5.45萬人，但近年來常住人口的變化已經非常小，2017年已出現了小幅人口淨流出。同時，廣州與深圳的人口淨流入規模亦在2018年有所下降。這說明一線城市除北京2018年常住人口減少16.5萬以外，其他城市雖然人口淨流入，但增速已經減緩。
2、 中國都市圈的悄然形成
即便一線城市出現逆城鎮化現象，但我們認為，這一現象也並不值得過於擔憂，不意味著中國城鎮化紅利的消失。相反，在觀察到一線城市人口流出的同時，中國城市都市圈已經形成，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尤為明顯。說明中國城市群的快速發展已經成為培育現代化都市圈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一個新的增長極。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觀察到雖然當前中國一線城市出現了人口流出的特徵，但以中心城市為中心，向周圍輻射構成的都市圈已悄然形成。這不僅與發達國家的城鎮化之路不謀而合，也是中國城鎮化道路自然選擇的結果。從歷史規律看來，儘管有基於大都市病的擔憂，但都市圈的形成將有助於優化資源的分配，促進產業的聚集，帶動就業機會的增加，不少國家在經歷過探索之後也都回歸到發展大都市圈的道路上。
根據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課題組發佈的《中國城市群一體化報告》，中國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12個城市群依靠不到五分之一的國土面積，聚集了中國人口總量的六成，貢獻了中國經濟總量的八成。說明伴隨著中國經濟集聚趨勢的日益明顯，承載人口、產業、經濟的主要載體——城市群與都市圈或將成為中國城鎮化發展的新路徑，為中國經濟增長激發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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