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隨著《破冰行動》的熱播，劇中塔寨村的原型博社村再次回到人們的視野。六年前，“海陸豐行動”轟動全國：2013年12月29日凌晨，為了端掉博社村這個巨大的毒品窩，廣東調集3000警力，出動海警和空警，三位一體式對其實施圍剿，最終摧毀18個特大制販毒犯罪團伙，抓捕182名制販毒成員……一夜之間，這個有著800年曆史的村莊浮出水面。
製毒讓擁有1.4萬村民、全村姓蔡、原本隱而不顯的的博社村被意外關注。村子裡的“精神領袖”名為蔡東家，即《破冰行動》中最大毒梟林耀東的原型。蔡東家是誰，他緣何有如此能耐？博社為什麼成為製毒村，這與它深厚的宗族傳統又有何關聯？2013年的特大緝毒案案發後半年間，記者曾兩次入村調查，並獲得了分析博社宗族與毒品關係的一個新視角。
（本文首發於《三聯生活週刊》2014年第26期，有刪改。）
緝毒劇《破冰行動》中，毒梟林耀東的原型就是蔡東家。
“精神領袖”蔡東家
蔡東家從2006年底擔任博社村村支書，並於次年兼任村主任。有不願透露姓名的駐村警員說起蔡東家，形容他就是博社的“精神領袖”。
按照警方的說法，蔡東家是博社村制販毒團伙的頭號保護傘。他是2013年12月29日凌晨掃毒大行動中被抓的第一個人，抓捕地點在惠州的一家酒店裡。據說，這間酒店也有蔡東家自己的股份。在這之前一週，蔡良火在惠州被抓，警方稱其為“博社製毒元老”。
蔡東家與蔡良火兩人的父親是堂兄弟，兩家交情很深。除了蔡良火，被抓的另外幾個制販毒團伙頭目，也多少都與蔡東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被稱為博社最大製毒團伙的蔡昭榮一家，就是蔡東家的近親。蔡昭榮的父親蔡長，是蔡東家前妻的親哥哥。蔡長和幾個兒子都染上了毒癮，略微誇張的一個說法是：蔡長經常讓兒子吸毒時給自己也留點兒。
根據警方的介紹，蔡東家為制販毒團伙主要提供兩種保護——一是利用自己汕尾市人大代表的官場關係，四處打探消息，提前通風報信；二是一旦有人落網，就找人疏通關係，儘量打撈。在擔任村支書的7年中，蔡東家在博社一言九鼎，甚至有幾次，警察到村裡辦案遭村民圍觀，也只能求助於蔡東家。認識博社，認識博社的制販毒，就繞不過蔡東家。那麼，蔡東家到底是誰，他緣何有如此能耐？
《破冰行動》劇照
蔡東家兄弟五人，他是老大，父親做了多年理事會的文書，有些威望。蔡東家早年承包蝦塘，開過加油站，也到深圳等地做過生意。上世紀90年代，受當時支部書記的賞識，蔡東家做了博社的治保主任，積累了一些人氣。1998年，蔡漢良當選村支部書記，第二年，博社舉行第一次村民選舉，蔡東家被選為村主任。可是，他一直在外忙自己的生意，並不來村裡上班。後來，蔡漢良向上級打了報告，蔡東家很快就辭職了。
此後幾年，他一直斷斷續續地做生意，有人說他也曾經販賣毒品，承包酒店，還搞房地產開發。2003年之後，村子裡一直沒有選出一個正式的支部書記，由副書記蔡奇隆主持工作。2006年底，蔡奇隆生病，去廣州住院治療，結果人還沒回來，就得到消息說鎮上任命了新書記，是蔡東家。
一位前任村官告訴我，蔡東家當上村支書之後，第一年還過問一下村裡的事情，組織修了路，從第二年開始，就不聞不問了，只顧忙自己的生意。村委會連個辦公的地方都沒有，有事就給蔡東家打電話，偶爾開一次會，也都是在他家裡進行。“我們很少在村裡見到蔡東家，他每天就是陪生意朋友和領導們打牌。”這位村官稱。
2007年，博社舉行選舉，沒有人跟蔡東家競爭，但又必須要差額選舉，後來勉強動員了一個村民出來競選，但誰都知道是走過場，只象徵性得了100多票。蔡東家順利當選村委會主任。到2010年再次選舉時，也是如此。“蔡東家想分點票給誰就給誰，前些年為了爭村長，選舉的時候各個大房頭的人常常聚在一起開會，甚至準備好刀槍，隨時打仗。”一位老人幫成員回憶，“自從東家當了書記，村子裡反而平靜了很多，再無公開的挑戰者。”本來，2013年底又要舉行新的村主任選舉，聽說蔡東家有意將這個位子讓出來，交給堂弟蔡良火，沒想到還沒有等到選舉，就案發了。
如果只是從這些經歷看，我們仍然無法理解，蔡東家的能量到底由何而來？要進一步認識蔡東家，還得從博社的宗族關係說起。
廣東陸豐博社村祠堂。這裡的40座祠堂代表著錯綜複雜的宗族關係。（黃宇 攝）
博社村的創始祖先蔡登瀛生了四個兒子，從大到小分為孟、仲、叔、季四個房頭。其中，三房很早就遷走了，村子裡現在只剩下大房、二房和四房。只是，這三個房頭的發展極不均衡。博社村登記在冊的人口大約1.4萬，其中，大房有近萬人，二房3000多人，四房只有1000多人。毫無疑問，大房是村裡的主力軍。但是，若僅僅以此劃分，倒也簡單。複雜的是，在此後800多年的歷代繁衍中，大房又分化出了20多個小房頭，幾乎每個小房頭都為自己的祖先修建了祠堂。
在這些名目繁多的小房頭中，其中以明末清初年間分化出來的九厝和糖間為最大分支。後來，九厝下面又以大深和大榮兩個家族人最多，即今天博社人常說的深祖和榮祖，各有3000多人。因此，博社錯綜複雜的宗族譜系中，大房之下的深祖、榮祖、糖間這三個房頭才是真正的主力軍，只有二房能夠勉強與之抗衡。
在過去的30年時間裡，博社的村支書和村主任基本上都是深祖、榮祖、糖間和二房這幾個大房頭所把控。尤其深祖和榮祖的人最多，因為分化的晚，成員之間的血緣關係更親近，他們是博社村的兩大王牌房頭。蔡東家就來自榮祖一支。
促成蔡東家大權獨攬的原因裡面，除了物質財富、上層關係和治保主任的經歷之外，不可或缺的是他的宗族背景。本來，經過解放後的重創，宗族傳統在博社已經被衝擊得七零八落。但是，上世紀90年代，因為村莊財富重新分配的需要，各個房頭再次崛起，紛紛與外界劃清界限。蔡東家的壯大，正是搭上了宗族復興這一東風。
毒品生意的保護傘
沒有人能夠說得清蔡東家的全部生意。據說他在惠州、深圳等地投資了好幾家大酒店，在陸豐還開了一家高檔夜總會。 一位前任村官分析說，若論財富積累和宗族背景，在博社能夠挑戰蔡東家的並不是沒有，但是，在上層關係和外部勢力上，蔡東家卻依靠自己的長袖善舞，把別人遠遠甩在了身後。
博社村坐落在陸豐與惠來的交界地帶，即便在全國範圍內，這裡的三甲地區（甲子、甲西、甲東三鎮）都稱得上是走私、假幣和制販毒犯罪的重災區。博社村歷史上一直是甲子所十八社之一，直到1957年從甲子分劃出來一個甲西鎮，才劃歸甲西。不過，行政歸屬並無實際意義，由於距離陸豐縣城遙遠，數百年來甲子就是這裡的經濟中心，到現在鎮上還擁擠著20萬人，極其嘈雜和繁忙。
甲子的消費水平要高過陸豐，而在甲子，博社人又是一種更特殊的標籤，通常意味著暴富。在甲子開服裝店和首飾店的老闆都告訴我，掃毒之前，博社的年輕人從舉手投足就能看出來，“通常都是裝一沓百元大鈔，脖子上掛跟小拇指粗的金鍊子”。別村的人來買件T恤，50塊錢還要砍價半天，但若是博社的，老闆娘直接要價200元，對方不還價，拿起就走。
甚至連出租車司機都深諳其道，從甲子去博社只有不到5公里的路程，出租車司機的一致要價是70塊錢。“看你不像拿貨的啊。”司機跟我打趣道，理由是我沒背“那種方方的單肩小挎包”。掃毒行動前，來博社拿貨的毒販太多，那種皮質的單肩小揹包幾乎成了標準行頭，司機們私下稱它為“毒販包”。在這裡跑活兒的出租車司機全部來自河南南陽的一個縣，彼此之間熟絡，基本每一個人都有過乘客被緝毒警察當場抓獲的經歷。“不過，對我們不礙事，頂多弄去公安局審一晚上就放回來了。”司機告訴我。
博社村的製毒始於何時？普遍一致的說法是在2000年左右，當時一個臺灣老闆與鄰村老支書的兒子合夥做冰毒，算是最早的毒品生意。由於這位老支書家與蔡東家一家是表親，蔡東家由此進入毒品生意。2000年，甲子赫赫有名的劉標、劉送相繼被抓，三甲地區的製毒生意開始浮出水面。至今，提起這兩個名字，在甲子仍無人不曉。
一位參與當年辦案的警員告訴我，劉標和劉送都是甲子混社會的大哥。劉標當時從香港走私香菸到內地，被臨縣惠來的警察盤查，劉標很囂張，掏槍打傷了一名警察，由此被逮捕。警方開始清查他的其他生意，發現在甲子還有他的製毒窩點，也是與臺灣人合夥的。沒過多久，劉標老婆在轉移毒品的過程中也被抓獲。此案之所以引起轟動，還因為把四個警察拉下了水，其中就包括當時的陸豐市公安局刑警大隊副大隊長。2001年，劉標被判死刑，當時的媒體還做了報道，但是，劉標並沒有被槍斃，他上訴，硬是在二審的時候把死刑掰了回來，據說已經放出來了。
劉送的案件與此類似，走私、製毒、被抓、死刑、釋放。經過這兩個案件，這位警員感嘆：“死刑都能給掰回來，自此陸豐的警察再無信心辦大案，通常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之所以十幾年來，從最初的走私、販賣婦女到後來的假幣、毒品犯罪不斷，當地的警界和官場不作為當然難辭其咎。案發後，陸豐市前後兩任市委書記和兩任公安局長都已被“雙規”調查。
陸豐警界人心惶惶，兩個副局長被查，緝毒大隊長也被抓，管轄博社村的甲西派出所前後兩任所長都因涉毒品案被抓。前任所長莊永川在甲西派出所當了12年所長，在陸豐警界是個“奇蹟”。他出事之後，接任的新所長姜振全聽風水先生說，是因為派出所地處空曠地帶，背後沒有“靠山”，便找工程隊來在派出所後面堆起了一座假山，可是也沒有逃過一劫，10個月後也被抓了。
在當上博社黨支部書記的第二年，蔡東家成了汕尾市人大代表。這是一個極為有效的“護身符”，因為去市裡開會，與領導們經常見面，平常就多了在一起打牌的機會。由此，蔡東家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支書，但在陸豐乃至汕尾，已經是聲名遠揚。上述警官感嘆，早在七八年前就聽說蔡東家這個名字，但“自己是小警察，跟人家根本說不上話”。
由於制販毒嚴重，陸豐兩次被公安部列為禁毒重點地區。2009年，廣東省公安廳派了年僅36歲的陳宇鏗空降陸豐，重點打擊毒品犯罪。陸豐警員形容陳宇鏗“年少有為，能力強，有魄力”。陳宇鏗上任後，大刀闊斧治警，陸豐市公安局12年未動的人事關係被他打破，提拔了一批有能力的年輕警官，組建了緝毒專業隊，甚至還專門組織了幾次針對三甲地區的大行動。
可是，2014年3月，已經升任汕尾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的陳宇鏗還是落馬了，也是牽扯到了博社的製毒案。據說，當年他帶隊到三甲緝毒，本來晚上行動，下午有人得到情報，甲西派出所長莊永川就去博社通知了一圈，到了晚上，行動自然沒有結果。
2014年初，掃毒行動展開後，警察開始在博社村裡巡邏。（黃宇 攝）
外部的保護傘之外，內部的宗族關係本身也提供了一種隱性的保護。一位參與博社案偵辦的警員分析，一般一個地方若同時存在兩個制販毒團伙，都會存在競爭，進而水火不容。但是博社是個例外，雖然村裡存在數十個制販毒團伙，但從來沒有因為毒品生意而起過沖突。
在他看來，這就是內部宗族關係的作用，“生意誰都可以做，一致對外，但誰也不能壞了內部規矩”。博社是單姓村，宗族內部固然存在矛盾，但一旦遇到外部勢力的威脅，還是會馬上團結起來。
博社製毒之瘋狂，超出想象。最初先是利用感冒藥來製毒，後來國家嚴控藥品銷售，就從福建、內蒙古等地直接購進麻黃草，從中提取麻黃素來製造冰毒。熟悉情況的人介紹，他們一般先與一家小藥廠合作，打著藥廠的旗號去買草，用大卡車一車車拉回來，最多的時候在海邊、山上搭建了五六百個簡易棚，在裡面浸泡麻黃草。
製造冰毒的技術門檻並不高，但是其暴富之快卻是驚人的。據上述人士介紹，2011年以前，一桶提煉好的50斤重的製毒原料，售價200萬～220萬元，可以製造一公斤一條的20條冰毒，每條25萬元，即500萬元。扣除師傅的工錢十幾萬元，藥品添加劑5萬元，人工和電費三四萬元，只需三個星期的時間，就能淨賺200萬元。
在博社，想進入毒品生意，門檻也不高。宗族中有親近的人在做毒，就可以跟著做一年，只要想單幹，還可以提供啟動資金。很多不直接製毒的家庭也間接地提供了融資的作用。但是，這一切都要限定在一個宗族內部。一天傍晚，我在一間破舊的老祠堂裡偶遇了一箇中年男人。他是個光棍，在博社，每個祠堂都會住有一個打理衛生的人，一般都是無兒無女的老人。這個中年人帶我看了快要倒塌的祠堂，感慨自己甚至連重修祠堂的人頭費都出不起，他說：“我也想跟他們做毒，但求了好幾次，人家不用我啊。”
博社為什麼成為製毒村？
無論從地理位置上，還是從內部運作上看，博社都算得上是一個封閉的、龐大的、古老的超級村莊。它遠離都市與現代法治文明，村中除了兩條主幹道，其餘全是蜘蛛網般的小巷子，一萬多人緊密地聚居在一起；它基本沒有外來人口，後來我才明白，之所以內部通婚者居多，是因為只有嫁入家門的媳婦才能入族譜，而嫁出去的女兒就不能寫進去了，誰都不願意讓自己女兒從族譜中抹去，也不願意讓一個外姓媳婦入了自家族譜；它歷史悠久，800年一脈相承，即便中間幾十年因為政權變更而短暫中斷，也是表面的，維繫其內部運作的宗族觀念一直堅挺。
更關鍵的是，它有一套自己的行事規則，雖然內部關係錯綜複雜，但這套幾百年來形成的行事規則，基於歷史傳說、風水迷信以及封建等級觀念而形成，自成一體，生命力頑強。
第一個讓我對博社的宗族關係和房頭演變建立概念的是一個已經去甲子鎮上工作了二十幾年的小學語文老師，他平日酷愛整理家鄉文史材料。另一個讓我對博社內部村官糾葛形成認識的人是一個已經定居甲子的醫生，他祖上從清朝末年就離開了博社，但到現在還保留著與家鄉千絲萬縷的聯繫，比如重修祠堂也要拿人頭費。這兩個人都是祖籍博社，但又都因為考學、工作或者做生意離開了博社，我理解他們的角色，類似於傳統鄉村社會的士紳。
博社為什麼成為製毒村？這與它深厚的宗族傳統有何關聯？——通過對士紳這一中間階層的觀察，我們獲得了分析博社宗族與毒品關係的一個新視角。
村裡耗資近千萬元新修的蔡氏宗祠（黃宇 攝）
科大衛在其《皇帝和祖宗》一書裡重點分析華南地區宗族的形成，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來自地理的角度——華南地處偏遠，遠離王朝政治中心，地方自治的色彩更濃，同時向王朝政權靠攏的慾望更強烈；另外，因為粵閩沿海尤其珠江三角洲地區，早年屬於荒灘，耕地基本由移民開荒所成，為了確立對自己開荒成果的保護，需要建立一套內部人的治理機制。
從明朝中期開始，族譜的編纂，不再以虛構的祖宗譜系和裡甲登記為核心，而以成員考取科舉功名為核心。擁有科舉功名的成員，主持祠堂的祭祖活動，贊助宗族的其他活動。明朝開國後8年，整個珠江三角洲只誕生了33名進士，而在之後的兩個世紀內，珠江三角洲共產生了390名進士，換言之，每三年一屆的會試中，平均就有6名進士。從16世紀到18世紀，社會各階層開始廣泛感受到文人的力量，在這個過程中，一個階級從草莽百姓中誕生出來，併成為影響地方治理的一股重要力量——紳權。
現實世界中的士紳，除了考取功名的人，通常還包含兩類人——富人和能人。尤其後兩者，雖然沒有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官方認同的“體制內”，但卻依靠物質財富和特殊技能（比如中醫、風水先生、禮儀文書等）積累起來的聲望，取得了鄉村社會的一致認同。按照於建嶸的分析，紳權系連接皇權與族權之間的橋樑，它超越了一般的族權，是“宗族之間衝突的緩衝器”。
種種傳說，構成了一種穩固的內部文化，支撐著這裡的宗族運轉。但是，傳統鄉村社會中，皇權、族權和紳權三足鼎立，相互支撐、相互制衡的三角關係卻已經不復存在。
還記得第一次去博社的時候，我跟博社小學的老師蔡昭宇聊天，他的祖父曾經做過生產隊的會計，父親是村裡第一個高中生，後來在小學當老師，紅白喜事都來找他寫字，對村裡每個人的生平都瞭然於胸。蔡昭宇子承父業當了老師，哥哥蔡昭立則是烏坎水利站的公務員，這次掃毒行動後也被上級派回博社擔任過渡期的副書記。按傳統宗族觀念，這樣一個書香世家在村裡的威望應該很高，但他卻是一副蹉跎的樣子，住在小學擁擠的宿舍裡，感慨今非昔比，沒有人再看得起讀書人了。
更讓人心酸的是與老人會理事蔡光臣的第二次見面。蔡光臣60出頭，做了一輩子小學老師，還是理事會的成員，第一次見他是在去年社戲時，他坐在宗祠門口的臺階上，等著理事會分給每位理事的一塊豬肉。那時候，他對村莊的事情並不願多談，幾次催促我離開。第二次拜訪博社，我又找到他家，吃驚地發現他已經臥床不起，奄奄一息了。由於結腸炎動了三次手術，醫生說只有十幾天的生命了。他用盡全身力氣向我感慨，若有來生，一定不要做個好人。“我一生講德，本分做人，到頭來落得這般下場，要錢沒錢，要屋沒屋，看看那些壞人，一夜暴富，高樓大廈，現在世人只認錢。”
博社村貧富差距極大，很多人還住在年久失修的老祖宅裡。（黃宇 攝）
那位酷愛整理宗族史料的老師也一樣，他用“家鄉”這個詞兒來指代博社村，但卻已經是被“家鄉”基本拋棄的邊緣人，只能在故紙堆裡維繫與家鄉的聯繫。科大衛在書中對傳統鄉村社會的坍塌提供的結論是：民國年間，就地方與朝廷中央的關係而言，祖宗已經無關痛癢了。隨著“國民”、“國家”等概念的到來，代表中國封建制度殘餘的宗族開始成為有識之士攻擊的對象。1904年，梁啟超從美國回國，遊記中提及“中國人的缺點”，第一項就是“有族民資格而無市民資格”。他引述美國總統羅斯福的話，主張以國家的理念代替鄉村的理念，邁向現代化的中國，也必須要把“鄉村”拋棄。自此之後，傳統的中國鄉村社會就靠邊站了。
因為腐敗，外部的法治約束失效；因為金錢當道，內部士紳階層的崩塌，又讓宗族運行失去了自我約束的力量。即便蔡東家這樣的絕對領袖，也無力撼動村莊的運行規則，有過村支書和房頭“老大”雙重經歷的蔡漢良就感慨，有時候，這個位子上的人也是身不由己，只能順勢而為。2013年陰曆七月初十晚上，蔡東家曾經召集各個房頭的“老大”在蔡氏宗祠裡開了個會，告訴大家回去分頭轉告本房子孫，製毒有害，七月十五之前必須停止。可是，並沒有人真正遵從指示。
（注：由於可理解的原因，幾乎所有采訪對象都拒絕記者使用其明確的個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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