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申敏
日前，演員江一燕出席戛納電影節時，表示自己將擔任影片《天國之渡》的編劇，執筆一個關於非洲野生動物保護的故事。她坦言，首度轉型編劇的契機是因為籌備過程中，發現好的編劇人才太少，不得已被“逼”上了寫作的道路。
國產影視作品陷入主題同質化跟風怪圈，拷貝粘貼式的劇本如生產流水線上的產品換湯不換藥，觀眾看到開頭就能猜到結局的爛俗套路，虎頭蛇尾邏輯漏洞等雷點頻爆……諸多亂象背後，真是因為編劇創作靈感枯竭，或缺乏常識只懂得閉門造車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優秀編劇人才“失語”的原因不僅與影視大環境剝奪其旺盛生長的肥沃土壤休慼相關，也跟一些頭部編劇為掌握話語權升級為製片人導致編劇圈人才斷層有關。
雖說“電影是導演的藝術，電視劇是編劇的藝術”，但對一部影視作品而言，好故事是擊穿影劇壁壘、吸引觀眾的利器。身為劇本創作者的編劇，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殘酷現實把編劇生存空間擠壓得愈發逼仄。Ta們在罅隙中喘息並與外界抗爭的同時，還要面臨“演而優則編”的競爭對手發起的挑戰。
其實，演員轉型編劇並不是新鮮事，此前早有過些許成敗案例。Ta們通常在一部影視作品裡身兼多職，在編劇、導演、演員三個身份間切換自如。譬如江一燕在新片《天國之渡》就是自編自演。當演員掛上編劇頭銜，究竟是為滿足“一己私慾”的玩票？還是為影視行業注入新鮮血液呢？
編劇圈的各種“疑難雜症”
目前國內編劇的工作模式大致分為三類：簽約公司、開工作室、個體戶。如果把編劇按照等級劃分，這座金字塔的各個層級既有各自的煩惱，也有共同的無奈與憤慨。
首當其衝的便是兩極化的收入。一位從事編劇工作多年的業內人士告訴筆者，處於金字塔頂端、與影視公司綁定的一線編劇，這些人大部分都獲得過獎項肯定或有多部爆款作品，因此可拿到每集約30萬元的稿酬，還能參與項目的利潤分成；金字塔中部的二線編劇多為有過一些代表作的獨立編劇，Ta們的稿酬一集約有10萬-20萬；金字塔底端的三線以下編劇，每集稿酬大約1萬-5萬。還有一些遊走在金字塔邊緣、未能上塔的代寫“槍手”，Ta們以在校大學生或懷揣編劇夢想的小透明為主，一集只能拿到幾千元。
除了鳳毛麟角的頂級高收入編劇，國內大部分從事編劇工作的人幾乎都遇到過欠薪。劇本完成了收不到稿酬尾款，劇本半途作廢、一分錢沒有，都是家常便飯。
署名權的謎之消失，也是編劇圈的一個“潛規則”。通常來說，一部影視作品由知名編劇作為主編劇牽頭，負責統籌劇本框架等宏觀層面，再由帶領的多個小編劇或者槍手負責寫分集梗概和分集劇本。在前期的合同簽訂階段，會明確編劇署名的人員名單和排序。儘管有合同條款約束，但也難免出現因非可控因素違約的情況。
為了給作品“鍍金”賣個好價錢，一些製片方會掛上知名編劇的名字，隱去真正操刀的編劇。更有甚者會拿署名權當作砍價的籌碼，署名則稿酬低，不署名則能多拿稿酬。
從不具名的槍手到能擁有署名權的編劇，這條荊棘密佈的成名路，能堅持下來的寥寥。在行業灰色鏈條和影視寒冬的雙重重壓下，不少人在中途放棄改行。
編劇的有苦難言，還在於投資方的“一言堂”。若遇到外行指導內行，時間就會都花在內耗上，推進效率極低。
欠薪、署名權、創作過程備受干擾導致項目黃了……這些侵犯編劇切身利益的現象，目前要想徹底整治——難。美國有編劇工會保障編劇權益，韓國始終遵從“編劇最大”的原則。我國儘管有2011年成立的電視劇編劇工作委員會，但因入會門檻較高，只能保障一部分編劇。更多人還是單打獨鬥或是通過社交平臺藉助輿論力量抱團維權，可此舉收效甚微。
另外，不規律的工作生活作息導致身體亮紅燈；邊寫邊拍的趕工模式下，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封閉式創作”；投資方、製片方、導演、演員出於各自立場亂改劇本，呈現出一部四不像作品，編劇成了“背鍋俠”；劇本中心制踐行難度大；稅收風波把編劇推向生死邊緣……這些都是編劇圈沉痾的冰山一角。
本月初，在2019愛奇藝世界大會上，愛奇藝CEO龔宇一番關於編劇收入低的生存現狀言論，引起廣大編劇關注。這意味著視頻平臺開始思考如何打造良性發展的編劇生態圈，對這個“弱勢群體”無疑是個利好信號。但後續如何，還有待觀望。
演編合體，是良方嗎？
演員將觸角伸向編劇圈的越俎代庖，圈內人早已心照不宣，直到“兩宋罵戰”扯掉了“戲霸”們的遮羞布。早年，一些資深大咖演員並不會向專業編劇移樽就教，Ta們自帶編劇進組，隨意把劇本改得面目全非。在此怪像衝擊下，讓本該奉行的“編劇中心制”付之闕如，“演員中心制”取而代之。而近年來資本入局、流量當道，不僅讓編劇的境遇雪上加霜，還嚴重影響影視項目的正常開展。
某執行製片人透露，某頭部影視公司兩年前出品的一部主打年齡差雙男主的電視劇因其中一位資深前輩級主演臨時要改劇本，導致該劇拍了一半就停擺。製片方無奈之下，只好暫時解散劇組，待劇本改好，再重新建組繼續拍。該劇去年殺青，至今未播。
另一位製片人表示，戲骨級演員改戲還能稍微忍忍，畢竟演技過硬。一些出道沒多久、剛與流量掛上鉤的年輕演員才令人大跌眼鏡。“四大牆頭”之一的某位小生，兩年前本來有部資源配置還不錯的院線片要演男一，結果因為帶編劇進組大改劇本，惹惱出品方，最後被換角。此後，他的電影資源幾乎斷檔，只能在網臺劇裡演男二號和活躍在各檔綜藝裡。
演員和編劇，似乎成為一對矛盾體。他們同處於一個生態圈，卻時常因對立立場劍拔弩張。那麼演員轉型編劇，能調和矛盾，並緩解編劇圈的頑疾嗎？
當臺前與幕後兩份截然不同的工種依附於一人，利弊也益加凸顯。正面效應一則演員利用明星光環容易聚攏優質資源，既可以親自創作劇本，也可以請知名編劇協同實現心中的理想劇本，投資方也更願意將賭注下在知名演員主導的影視作品上；二是演員做編劇，解決了前者天價片酬和後者低薪，以及演員中心制與編劇中心制之間的矛盾，項目推進更順暢。當兩份職業合體，大部分演員會把自己身兼多職的相關費用累加在一起，換算成相應股份，以投資形式享有作品播出後的分成。
但演員轉型編劇的潛在弊端也不容忽視。因為稍有不慎，就會變成脫離大眾、個人色彩濃厚的自high作品。太過於作者化的表達，也與電影作為大眾消費品的屬性背道而馳。曲高和寡之外，署名權是另一個“雷區”。通常來說，演員掌握主控權的影視作品，背後編劇團隊會有一兩個知名編劇坐鎮，介於人情與付出心血之間的合理排序是門學問。
對演員轉型編劇的現象，業內人士也表露出不同的看法。某資深編劇表示，“編劇這份職業不好做，需要具備深厚的文學素質與藝術修養，同時還要懂得兼顧市場與觀眾，不是憑空臆想就行的。”
編劇要從生活中汲取創作靈感，尤其一些行業向影視作品更要深入一線調查取材。在“小大正”的創作原則下，漫步雲端的明星演員如何接地氣的創作？這是部分業內人士所擔憂的。
但也有人發出與“專業人做專業事”相反的聲音，他們認為應該用包容的心態看待演員轉型編劇。尤其是一些優秀的資深演員，他們在片場摸爬滾打多年，加上科班出身的藝術素養支撐，理論和實踐結合，具備了打造出好作品的前提。在一定意義上，演而優則編，能為中國影視行業注入一股新鮮血液。
自編自導自演，為影視作品賦能
說到演員轉型，大眾條件反射想到的是演而優則導，所以對演員變導演的認知度較高。其實，大部分成熟演員轉型之路的第一步是做導演。編劇這一工種，更像是演員為實現導演夢想增光添彩的加分項。
所以，在“電影是導演的藝術”的觀念指引下，電影圈尤為流行自編自導自演的出場標配。三者合一的模式助力演員將頭腦中的創意變成實實在在的作品呈現於銀屏，而且從二維到三維的轉化過程中，把耗損率降至最低，同時為影視作品最大化賦能。
筆者統計了近10年國內一些知名演員轉型編導的代表案例，發現一部影片的總票房和口碑與身兼多職的該藝人票房號召力並無直接關聯，而是與故事和製作兩大層面密切相關。故事，考驗的是編劇功底；製作，考驗的是導演功力。
從上表可以看到，導演欄只有一個名字，即為轉型為導演的演員。而編劇一欄，除了陳建斌之外，吳京、徐崢、姜文、陳思誠、黃渤五人執導的影片都出現了多個編劇的署名。
吳京的《戰狼》系列是近年來軍事片的標杆。第一部請來獲得華鼎獎最佳編劇的劉毅，和董群、高巖兩位頂級軍事題材作家為自己的編劇首秀保駕護航；第二部基本沿用了第一部的編劇班底，最終以56.83億的落點一舉拿下2017年度中國內地電影票房榜冠軍，並衝擊奧斯卡。
吳京找到自己擅長的中國功夫與重工業大片的契合點，把愛國情注入每場戲裡， 向世界展示超燃的中國魂。萌生自東方大國的集體英雄主義與西方推崇的個人化超級英雄主義的大相徑庭，讓不同膚色的觀眾眼前一亮。
陳思誠的創作才華在《唐人街探案》系列得以充分綻放。朝著打造“唐探宇宙”的美好藍圖，他卸下主演光環，扛起編劇和導演兩大重擔，全身心投入創作。
如果說第一部是去泰國取景小試牛刀，那麼第二部則徹底走出了國際化路線。在跟美國工會的合作下，《唐人街探案2》順利完成時代廣場、麥迪遜大道、中央車站、唐人街、第五大道等紐約地標景觀的拍攝。在將中國文化輸出海外的同時，也藉助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實現國產片的工業化升級。該片票房比第一部翻了四倍多，把2018年度中國內地電影票房榜亞軍收入囊中。
另外，從上表也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編劇的第一署名幾乎都是演員的名字，其後跟著幾個聯合編劇。其實，行業內身兼導演的演員霸佔編劇署名的情況屢見不鮮。正如導演高群書多年前的那句話——“在中國，編劇、導演、演員、製片人的關係，只取決於誰的腕兒更大，沒有真理偽理之說。”
編劇署名權的羅生門，我們暫且不表。僅從這些演員轉型編導的影視作品而言，對中國電影圈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2012年度中國內地電影票房榜冠軍花落徐崢的《泰囧》、2010年度中國內地電影票房榜季軍由姜文的8.8分神作《讓子彈飛》摘得，黃渤的編導處女作《一出好戲》也取得2018年度中國內地電影票房榜第13名的好成績。可見這些知名演員轉型編劇並非玩票，而是認真地在打磨一部精品。
演員轉型編劇，在國外也有諸多成功案例。美國演員喬治·克魯尼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晚安，好運》曾入圍第78屆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和第63屆金球獎最佳編劇的提名。另一位美國演員泰勒·謝里丹轉做編劇的成就，甚至超過了本職的表演工作。他擔任編劇的動作犯罪片《邊境殺手》入圍美國編劇工會獎最佳原創劇本獎，《赴湯蹈火》提名第89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原創劇本獎，自編自導的犯罪片《獵凶風河谷》入選第70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一種關注大獎。足以證明優秀演員是具有編劇潛質的，而他們豐富的表演經驗甚至能反哺到劇本創作中，為作品賦能。
結 語
作為文字工作者的編劇，雖處於影視產業鏈的上游，但地位卻在鄙視鏈的底端，巨大的落差讓這群腦力勞動者唯有夾縫求生。不可否認，演員轉型編劇的確擠壓了一些職業編劇的既得利益與生存空間，但其帶來的製作成本壓縮、項目推進提速等益處也應予以正視。
兩個迥異的工種合體，必會經歷一個內化的磨合期。關鍵在於演員要擺正自己在影視作品中的位置，懂得揚長避短，以“作品至上”為終極目標指引行動，才能避免犯本末倒置的錯誤，還創作一片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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