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評論專家鄭若麟深度剖析：凡爾賽和約是一群強盜爭奪世界時的“討價還價”，人類歷史正掀開全球化3.0版
閱讀提示：如果西方能夠放下偏見，擁抱中國的一帶一路的話，世界走向大同就是有可能的；如果他們認為中國是要通過這個計劃殖民全球，那麼衝突就將很難避免。
作者｜陳 冰
歷史總是驚人地巧合。
1919年6月28日，一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簽訂《凡爾賽條約》。凡爾賽宮是1871年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登基稱帝的地方，而現在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國已經臣服；而且6月28日恰巧是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被暗殺後的整整五週年忌日。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從薩拉熱窩打響的時候，沒有人會想到不可一世的德意志奧匈帝國就這樣土崩瓦解，成了被以英法美為首的協約國痛打的落水狗。凡爾賽的談判戰敗國德國甚至沒有權力參與條約的討論，整個談判完全被英法美把持。每個國家都提出了極度有利於自己的條件，在彼此爭奪利益並最終相互妥協之後，帶給德國的卻是無盡的痛苦與壓迫——德國代表甚至是咬著牙籤的字，而德國民眾更是怒火中燒。
這份號稱和平的合約，再次種下了戰爭的種子。德國人經歷了二十年的苦難和整整一代人的復仇，並給歐洲乃至整個世界帶來又一場浩劫。
回望百年凡爾賽條約，英法美德從此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及至百年之後，歐洲遭遇巨大危機——法國的黃馬甲運動綿延不絕，英國脫歐懸而未決，多國極右翼勢力走上前臺，以特朗普為首的美國則揮舞著貿易保護主義大棒在全球興風作浪……
世界正在遭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將何去何從？《新民週刊》專訪資深媒體觀察家、常駐法國超過二十年的國際評論專欄撰稿人鄭若麟，就相關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註定失敗的和約
《新民週刊》：您是如何評價凡爾賽和約的？
鄭若麟：凡爾賽和約是一群強盜在爭奪這個世界的時候互相大打出手，結果強的打贏了弱的打輸了，然後強弱之間開始一場討價還價，在這場討價還價當中，強的想一切都包攬，弱的想保留一些東西，於是乎，就在這種條件下開始爭吵。
巴黎和會由英法美主導，但是各方意見分歧很大。
戰勝國法國、英國和美國分別持不同的立場，不同的態度，因為他們與德國的關係，他們與今後德國乃至歐洲局勢的發展，都有著密切的聯繫；英國希望德國不至於太過虛弱，這樣英國作為一個島國，當法德在大陸勢均力敵的話，英國就可以在歐洲保持一種戰略上的平衡。英國首相勞合·喬治被證明是一名實在的外交官，他奉行“光榮孤立”政策，不願意看到法國單方面做大，目標是歐洲的權力平衡。
法國則一心希望儘可能地削弱德國，因為法國是德國的最主要的對手，而法國會因為一個強大的德國而遭到各方面的約束。所以一旦打贏，就希望儘可能地在巴黎和會上把德國削弱。因此，法國總理克列孟梭主張要嚴厲地懲罰德國，他不想錯過一個打擊法國宿敵的好機會。
美國當時因為離得比較遙遠，國力也正在崛起之中，對歐洲列強尚持有一種理想主義的態度，希望與所有國家都保持某種關係。當時的美國總統伍德·威爾遜的關注點是維持世界各國之間的良好關係——既不願意英國的計謀得逞，也不願意法國太過膨脹。於是美國在和會中便來回斡旋於英、法、德等國之間……
總的來說，巴黎和會就是一個分贓的結果。把德國對中國山東的權利轉移到另外一個戰勝國日本就是一個明證，證明巴黎和會是一個相對而言非常邪惡的協議。
《新民週刊》：它傳遞了一種怎樣的世界觀，對歐洲的版圖產生何種影響？
鄭若麟：應該承認巴黎和會留下了一個巨大的二戰誘因，就是對德國的不公平。所謂對德國的不公平，一是把挑起一戰的責任推到了德國頭上，這使得德國的平民百姓產生強烈的反感；第二個就是對德國的打壓一方面非常巨大，但另一方面又並沒有徹底地從工業上消除德國的戰爭能力。所以就埋下了二戰的伏筆。
《凡爾賽條約》直接剝奪了德國6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700萬人口，交還了法國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這直接讓德國損失14%的領土和13%的人口，48%的鐵資源，15%的農業生產和10%的煤炭。德國一直期盼的海外殖民地，也全部被協約國瓜分。
武器方面，德國被不允許擁有空軍，不允許擁有重機槍，不允許擁有坦克，不允許擁有衝鋒槍，不允許擁有重炮等其他重型武器，不允許擁有戰列艦，陸軍總數不得超過10萬，不允許在萊茵河以東10公里區域內駐紮軍隊。現有武器德國需要自行炸燬或者拆除。
而在金額賠償方面，德國需要向法國、英國、意大利和比利時等國共支付1320億帝國馬克的賠款。這使得德國陷入嚴重的通貨膨脹中。整捆的帝國馬克成為了孩子們堆積木的玩具，鈔票甚至直接被扔進壁爐當木炭或者柴火使用。
而國內的嚴重經濟問題已經不能通過傳統的經濟調控措施來解決了，失業率高於50%。在全民經濟蕭條的1930年，德國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黨（德國納粹黨）以19%的普選票進駐國會大廈，並且獲得了其他右翼黨派的支持。由於魏瑪共和國的糟糕政治與經濟表現，隨著希特勒和納粹黨的崛起，魏瑪共和國走到了盡頭。
巴黎和會以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究竟什麼使得一戰之後，美國、英國、法國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最終面對一個納粹法西斯德國的崛起，怎麼又打了一場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上有許多分析和觀點，但我想提醒讀者們注意的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有一股力量崛起，那就是金融資本的力量，美國美聯儲是誕生於1913年12月23日，也就是說是在戰爭爆發前夕。這股力量導致了世界各國的發展朝著不同的方向而去。我們都知道金融資本的力量最終走得太遠了，從而成為導致1929年爆發全球性經濟危機的一個根源。而這次經濟與金融危機則是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重要甚至可以說是根本原因。
在西方的這股金融資本的力量，曾經在歷史上遭到過強烈的反對，遭到過一些產業資本的強烈反對，比方說美國的汽車老闆福特。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資本力量板塊的崛起導致了產業資本的一種強烈的反抗。在這一點上，我們似乎研究還不多。
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的時候，誕生了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那就是蘇聯，也就是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巴黎和會結束，世界上以意識形態劃分出現了兩大陣營，共產主義陣營和西方民族資本主義陣營。
這兩大陣營到二戰期間並沒有成為當時世界上最主要的衝突。當時世界上確實也出現了極大的衝突，比如說共產黨國家和非共產黨國家之間的衝突。另外還有一大沖突，就是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之間的衝突。不過這個衝突也不是最重要的衝突。二戰前夕最主要的衝突，應該說還是地緣政治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他們互相之間爭奪勢力範圍、爭奪市場、爭奪資源，甚至於還有爭奪殖民地的衝突，這是當時世界上最主要的衝突。所以，對世界各大力量板塊的認識、分析它們導致的各類衝突的內涵，是我們能否在世界上維持和平的一個前提條件。
世界不再以意識形態來劃分
《新民週刊》：當時的情景，對我們目前面臨的格局有什麼啟示呢？
鄭若麟：我們今天在談到英國脫歐，在談到法國的黃馬甲運動，在談到特朗普的頻頻退群，發動對中國、加拿大、墨西哥、英國、法國、德國的貿易戰的時候，我們往往會感到困惑，不知道這一切矛盾的癥結點在什麼地方，核心在什麼地方。
我們還是習慣於以意識形態來劃界。意識形態，非常簡單，從左翼到右翼，最左面的是共產黨國家的代表，比方說中國；然後逐漸地向右行駛，比方說有一些像法國這樣存在著左翼共產黨和社會黨的國家，然後再往右逐漸過去，像意大利目前由極右開始執政。這樣來劃分就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那就是美國特朗普的當選到底是左翼的還是右翼的？
今天的世界用意識形態來區分，已經劃分不開來了。過去，意識形態是一個長條形，從極左翼到極右翼。從左到右一字排開，而今天我們卻發現，西方的政治色譜已經演變成一個光環，左右翼分別還在兩邊，但中間派在上面、極右翼和極左翼則在光環的下方連成了一體。
這次法國的黃馬甲運動就非常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黃馬甲運動可以說是極右翼掀起的一場社會運動，他們反對的都是極右翼政黨所反對的，比方說反對外來移民，反對資本統治，反對媒體的一統天下，對輿論的獨霸，反對選舉出來的政權，認為這個選舉是遭到了操縱的。
黃馬甲運動卻獲得了法國極左翼底層民眾全力的、積極的支持，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因為今天的事情用意識形態已經劃分不清楚了，但是我們有另外一條線，就是全球化——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的政營。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全世界正在分裂成兩大陣營，支持全球化的陣營和反對全球化的陣營。
正是因為當今世界分開成為支持和反對全球化的兩大陣營，所以中下層的極左翼和極右翼民眾都在“反對全球化”的旗號下聯手站在了一起，而他們的背後還有一部分傳統高層右翼的產業資本力量。而中間派和傳統左、右翼的大部分，因為支持全球化，也站到了一起……西方政治陣營正在發生大分裂、大分化。這一點，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從幸福的全球化到痛苦的全球化
《新民週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遇之大變局，它會對我們的未來產生何種影響？
鄭若麟：百年未遇之大變局，除了中國的崛起外，從100年前美聯儲的誕生進而標誌著金融資本出現以後，這100年來確實有一個非常大的變化，就是金融資本過去統領了西方的產業資本，通過全球化對世界進行了某種程度上的一種征服。從二戰結束，東西方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長達30多年的冷戰結束以後，世界就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階段。
80-90年代的全球化，是一個幸福的全球化，西方的資本——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攜手在經濟上殖民全球。全世界集聚了大量的財富，這些財富集中到美國和歐洲以及日本等少數幾十個工業化發達國家。但是就在這個時候，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中國為西方輸送了大量的利益，中國靠著廉價的勞動力，製造出大量的廉價商品提供給西方富裕國家，但是，令西方國家沒有想到的是，中國在這個過程當中迅速地崛起了。
西方本來一直以為中國會一直停留在全球生產鏈的低端，為西方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和一個比較廣闊的市場。然後還有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提供資源，這樣西方的夢想就是西方永遠掌握著中高端生產鏈，中國作為一個提供廉價勞動力的生產基地，和其他如中東、非洲國家則作為原料提供基地，全球化形成一個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格局，而且將主要向西方傾斜。而其他提供原料的國家也好，提供廉價勞動力的中國也好，都將永遠處於發展中狀態。而西方則從中獲得莫大的好處。
但西方發達國家卻沒有想到，中國在發展過程當中迅速地擺脫了低端生產鏈的處境，開始向中高端進步，這就是到了2000年以後，西方開始發現全球化從幸福的全球化開始走向痛苦的全球化——因為來自中國的競爭已經使他們應接不暇。
中國從低端走向高端，也就是近幾年開始，中國開發了量子通信和保密技術，中國建成了世界上最快的高鐵，中國登月到達了月球背面，還有中國領先世界的5G通信，以及中國的無人機技術、中國的移動支付，等等等等。更重要的是，中國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體系，而且中國工業產值在2010-2011年間已經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製造國家。而今天中國工業製造的產值總量已經比美國、日本和德國之總和還要多。
這一切就使得中國成為全球化的一個贏家。這個時候，西方的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利益態勢開始發生了變異。
因為中國向中高端生產鏈的進發，損害了西方產業資本的利益，尤其是損害了西方產業資本所僱傭的中下層勞動力的利益。所以當產業資本開始以極右翼的政治色彩，開始反移民，反對企業外移，反對金融資本的時候，他們得到了中下層以出賣勞動力為主的左翼民眾的強烈支持，這個時候百年未遇的一個新現象出現，那就是西方的統治階級，西方的財團出現分裂，出現了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利益分道揚鑣的現象。
而這兩大利益之間的衝突，可能正在成為今後影響整個世界的最主要的衝突。
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就可以看到支持全球化的歐洲、中國等國家，與反對全球化的特朗普的美國等國家正在形成尖銳的對立。這個對立正在成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個對立。它可能超過了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因為社會制度的不同，意識形態的不同，以及因為第一霸主國家和挑戰者之間的不同而帶來的衝突。
我早就說過了，世界現在有四大力量板塊，除了跨國的金融資本，民族的產業資本和中國以外，第四大力量板塊就是伊斯蘭。伊斯蘭世界和非伊斯蘭世界的衝突也在加劇之中，但是與西方內部跨國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的衝突相比，其他的衝突都可以認為是次一等的。
特朗普現在是代表反對全球化的產業資本的最強大的力量，它正在向全球支持全球化的所有力量，發動一場全面的進攻。
歐洲如何走出困境？
《新民週刊》：歐洲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治理到底出現了哪些問題？
鄭若麟：歐洲社會結構產生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現在的政黨與它所代表的選民的利益發生了嚴重的分裂，因為他們的政黨、政治結構還是以傳統的左、中、右等意識形態來劃分，而當今世界的矛盾和主要矛盾已經是以支持全球化還是反對全球化來劃分。比方說法國在這次歐洲選舉當中，兩大傳統的政黨，右翼共和黨和左翼的社會黨都雙雙慘敗，因為他們用傳統的左翼、右翼的思想，已經無法吸引選民。
相反，選民大量地分裂成兩大陣營，一個是支持現在執政的馬克龍的 “共和國前進黨”，它是主張全球化的一個政黨，這個政黨從誕生之日起，就說明他是不左不右的。更多的人則去支持“反對全球化”的極右翼政黨，以前叫國民陣線，現在叫國民聯盟，其中也包括相當一大部分同樣反對全球化的極左翼選民。極右翼的國民聯盟因此而取得了歐洲議會選舉的勝利。
政治政黨與選民的脫離，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已經使得西方社會前所未有的分裂。這種分裂比過去左翼和右翼50%對50%的分裂還不一樣。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反對全球化的力量實際上將會佔到大大的上風，這也就意味著極右翼勢力會蜂擁而來。
第三點就是針對這樣一個現象，像法國這樣的歐洲國家有什麼辦法能夠從經濟困境當中重新走出來呢？我相信有一個辦法，就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倡導的“一帶一路”。
法國本來就是個以出口為主的國家，但是在特朗普的民粹主義、經濟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衝擊下，法國的出口一定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說美國的特朗普最近就表示要對法國的葡萄酒加稅。
《新民週刊》：有沒有什麼辦法擺脫這樣的困境？
鄭若麟：有。世界還有更廣大的地區沒有開發，亞非拉都有。幫助發展中國家，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走出貧苦的困境，走上發展的道路，就是歐洲的未來前景，我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歐洲不能理解這一點的話，他就可能被困死。
以前，歐洲去開發非洲也好，南美也好，亞洲也好，他們都是帶著某種非常短視的目光去做援助或者開發，要在三五年裡面就見到成效，這樣有利於這個政黨競選連任。但今天，歐洲應該意識到他們需要的是一個長遠的規劃。只幫助發展中國家進入工業化進程，使他們的購買力開始提長，才能為歐洲的產品找到新的市場。
說到底，就是要徹底改變歐洲過度地依賴美國的狀況。比如說德國的汽車在美國還有多大的前景，我非常懷疑。對德國這樣一個製造大國來說，如果失去美國市場，他未來的市場在哪裡呢？
一帶一路可以從歐洲到中國連上廣大的亞非拉國家，形成一個巨大的未來的市場。一方面我們可以幫助那些國家發展，為他們建基礎設施，為他們做通電、通水、通路、通信息，使得他們進入世界經濟的大循環裡面。歐洲發達國家和中國這樣的國家就可以和他們進行交流。
相信這一點，歐洲已經開始意識到了。意大利率先參與了一帶一路。法國也改變了過去一直直言不諱地反對一帶一路的態度，現在開始說，他們對一帶一路也很有興趣，只是他們把一帶一路看成是中國要在經濟上“殖民世界”的一個方案，因而還有保留。這種保留我可以說是一種臆想。他們以自己當年殖民世界的目的出發，把去全世界各地掠奪的這種做法硬套到中國的頭上來，不要忘記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從來沒有殖民過任何國家的強大的國家！
我把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稱之為全球化的1.0版。當時是由英國、法國等國家統治了這個世界，帶來的是殖民地時代。
然後是美國，在二戰以後開始了全球化的2.0版，它是用美國的軍事和美元的霸權，還有美國的科技和文化在精神上殖民全世界，在經濟上、金融上殖民全世界，這就是全球化的2.0版，這個2.0版走到今天，也走不下去了，因為這個2.0版本走出了一個崛起的中國，走出了西方利益開始分道揚鑣的產業資本和跨國金融資本之間的尖銳對立的矛盾。
人類歷史正在掀開全球化的3.0版，那就是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這個一帶一路是建立一個人類的命運共同體，它的原則是合作共贏，所以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也是第一個最公正公平的全球化。如果西方能夠放下偏見，擁抱中國的一帶一路的話，世界走向大同就是有可能的；如果他們認為中國是要通過這個計劃殖民全球，那麼衝突就將很難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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