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創新科技理念 今天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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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作者:佚名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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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作者:佚名
二戰時,希 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整個德國陷入了暴力與謊言。為了維護極權,希特勒採用了兩個手段:利用蓋世太保,監視民眾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將人拉入監獄,甚至很多人被祕密處死。另一個手段,便是動用國家機器,不斷的利用媒體宣傳“納粹思想”,不斷製造謊言,達到洗腦的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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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作者:佚名
二戰時,希 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整個德國陷入了暴力與謊言。為了維護極權,希特勒採用了兩個手段:利用蓋世太保,監視民眾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將人拉入監獄,甚至很多人被祕密處死。另一個手段,便是動用國家機器,不斷的利用媒體宣傳“納粹思想”,不斷製造謊言,達到洗腦的目地。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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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作者:佚名
二戰時,希 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整個德國陷入了暴力與謊言。為了維護極權,希特勒採用了兩個手段:利用蓋世太保,監視民眾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將人拉入監獄,甚至很多人被祕密處死。另一個手段,便是動用國家機器,不斷的利用媒體宣傳“納粹思想”,不斷製造謊言,達到洗腦的目地。
在這種惡毒的媒體宣傳下,大量的德國民眾被欺騙,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發生了扭曲,完全陷入了思維怪圈。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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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作者:佚名
二戰時,希 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整個德國陷入了暴力與謊言。為了維護極權,希特勒採用了兩個手段:利用蓋世太保,監視民眾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將人拉入監獄,甚至很多人被祕密處死。另一個手段,便是動用國家機器,不斷的利用媒體宣傳“納粹思想”,不斷製造謊言,達到洗腦的目地。
在這種惡毒的媒體宣傳下,大量的德國民眾被欺騙,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發生了扭曲,完全陷入了思維怪圈。
一、混淆了“國家”與“納粹”的概念
被洗腦後的德國民眾普遍認為:沒有納粹就沒有德國的存在,德國的發展要依賴納粹的統治。甚至很多民眾陷入了一種誤區:認為離開了納粹統治,德國就會發生動亂。事實上是,德國並沒有因為納粹而變的強大,反而因為納粹被捲入了二戰。二戰後,沒有了納粹統治的西德迅速進入了真正的穩定狀態,經濟不斷髮展,民眾生活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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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二戰時,希 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整個德國陷入了暴力與謊言。為了維護極權,希特勒採用了兩個手段:利用蓋世太保,監視民眾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將人拉入監獄,甚至很多人被祕密處死。另一個手段,便是動用國家機器,不斷的利用媒體宣傳“納粹思想”,不斷製造謊言,達到洗腦的目地。
在這種惡毒的媒體宣傳下,大量的德國民眾被欺騙,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發生了扭曲,完全陷入了思維怪圈。
一、混淆了“國家”與“納粹”的概念
被洗腦後的德國民眾普遍認為:沒有納粹就沒有德國的存在,德國的發展要依賴納粹的統治。甚至很多民眾陷入了一種誤區:認為離開了納粹統治,德國就會發生動亂。事實上是,德國並沒有因為納粹而變的強大,反而因為納粹被捲入了二戰。二戰後,沒有了納粹統治的西德迅速進入了真正的穩定狀態,經濟不斷髮展,民眾生活富足。
二、分不清是誰在養活誰
雖然希特勒在統治德國期間,搞了不少的經濟項目,表面上德國的經濟是因為希特勒的改革而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的財富被大量的變相掠奪。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隊和專制系統,為了維持龐大的蓋世太保機構,只能從民眾那裡進行掠奪。
由於希特勒上臺前恰恰是德國經濟低迷的時期,於是希特勒緊緊抓住了德國人怕失業的心理,大量的引進軍工業,利用廉價的勞動力為自己賺來了大量的財富。可憐的德國人竟然認為是希特勒和納粹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對希特勒產生了感激之情,完全沒意識到這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辛苦勞動所得。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用自己辛苦的勞動養肥了希特勒的納粹集團和納粹軍隊,養活了一大批以監視民眾為樂的祕密警察蓋世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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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二戰時,希 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整個德國陷入了暴力與謊言。為了維護極權,希特勒採用了兩個手段:利用蓋世太保,監視民眾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將人拉入監獄,甚至很多人被祕密處死。另一個手段,便是動用國家機器,不斷的利用媒體宣傳“納粹思想”,不斷製造謊言,達到洗腦的目地。
在這種惡毒的媒體宣傳下,大量的德國民眾被欺騙,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發生了扭曲,完全陷入了思維怪圈。
一、混淆了“國家”與“納粹”的概念
被洗腦後的德國民眾普遍認為:沒有納粹就沒有德國的存在,德國的發展要依賴納粹的統治。甚至很多民眾陷入了一種誤區:認為離開了納粹統治,德國就會發生動亂。事實上是,德國並沒有因為納粹而變的強大,反而因為納粹被捲入了二戰。二戰後,沒有了納粹統治的西德迅速進入了真正的穩定狀態,經濟不斷髮展,民眾生活富足。
二、分不清是誰在養活誰
雖然希特勒在統治德國期間,搞了不少的經濟項目,表面上德國的經濟是因為希特勒的改革而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的財富被大量的變相掠奪。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隊和專制系統,為了維持龐大的蓋世太保機構,只能從民眾那裡進行掠奪。
由於希特勒上臺前恰恰是德國經濟低迷的時期,於是希特勒緊緊抓住了德國人怕失業的心理,大量的引進軍工業,利用廉價的勞動力為自己賺來了大量的財富。可憐的德國人竟然認為是希特勒和納粹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對希特勒產生了感激之情,完全沒意識到這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辛苦勞動所得。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用自己辛苦的勞動養肥了希特勒的納粹集團和納粹軍隊,養活了一大批以監視民眾為樂的祕密警察蓋世太保。
三、認敵為友
在希特勒的洗腦下,德國民眾將墨索里尼視為“德國人最好的朋友”,很多人認為除了意大利外,其他的國家都是“對德國虎視眈眈的敵對勢力”,結果是這個“最好的盟友”加速了德國的悲劇。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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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二戰時,希 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整個德國陷入了暴力與謊言。為了維護極權,希特勒採用了兩個手段:利用蓋世太保,監視民眾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將人拉入監獄,甚至很多人被祕密處死。另一個手段,便是動用國家機器,不斷的利用媒體宣傳“納粹思想”,不斷製造謊言,達到洗腦的目地。
在這種惡毒的媒體宣傳下,大量的德國民眾被欺騙,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發生了扭曲,完全陷入了思維怪圈。
一、混淆了“國家”與“納粹”的概念
被洗腦後的德國民眾普遍認為:沒有納粹就沒有德國的存在,德國的發展要依賴納粹的統治。甚至很多民眾陷入了一種誤區:認為離開了納粹統治,德國就會發生動亂。事實上是,德國並沒有因為納粹而變的強大,反而因為納粹被捲入了二戰。二戰後,沒有了納粹統治的西德迅速進入了真正的穩定狀態,經濟不斷髮展,民眾生活富足。
二、分不清是誰在養活誰
雖然希特勒在統治德國期間,搞了不少的經濟項目,表面上德國的經濟是因為希特勒的改革而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的財富被大量的變相掠奪。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隊和專制系統,為了維持龐大的蓋世太保機構,只能從民眾那裡進行掠奪。
由於希特勒上臺前恰恰是德國經濟低迷的時期,於是希特勒緊緊抓住了德國人怕失業的心理,大量的引進軍工業,利用廉價的勞動力為自己賺來了大量的財富。可憐的德國人竟然認為是希特勒和納粹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對希特勒產生了感激之情,完全沒意識到這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辛苦勞動所得。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用自己辛苦的勞動養肥了希特勒的納粹集團和納粹軍隊,養活了一大批以監視民眾為樂的祕密警察蓋世太保。
三、認敵為友
在希特勒的洗腦下,德國民眾將墨索里尼視為“德國人最好的朋友”,很多人認為除了意大利外,其他的國家都是“對德國虎視眈眈的敵對勢力”,結果是這個“最好的盟友”加速了德國的悲劇。
四、處處防人
在蓋世太保無孔不入的監視下,德國民眾即使對納粹有意見,也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為了保護自己,德國人覺的誰都可能是蓋世太保,甚至親朋好友之間也充滿了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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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希 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整個德國陷入了暴力與謊言。為了維護極權,希特勒採用了兩個手段:利用蓋世太保,監視民眾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將人拉入監獄,甚至很多人被祕密處死。另一個手段,便是動用國家機器,不斷的利用媒體宣傳“納粹思想”,不斷製造謊言,達到洗腦的目地。
在這種惡毒的媒體宣傳下,大量的德國民眾被欺騙,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發生了扭曲,完全陷入了思維怪圈。
一、混淆了“國家”與“納粹”的概念
被洗腦後的德國民眾普遍認為:沒有納粹就沒有德國的存在,德國的發展要依賴納粹的統治。甚至很多民眾陷入了一種誤區:認為離開了納粹統治,德國就會發生動亂。事實上是,德國並沒有因為納粹而變的強大,反而因為納粹被捲入了二戰。二戰後,沒有了納粹統治的西德迅速進入了真正的穩定狀態,經濟不斷髮展,民眾生活富足。
二、分不清是誰在養活誰
雖然希特勒在統治德國期間,搞了不少的經濟項目,表面上德國的經濟是因為希特勒的改革而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的財富被大量的變相掠奪。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隊和專制系統,為了維持龐大的蓋世太保機構,只能從民眾那裡進行掠奪。
由於希特勒上臺前恰恰是德國經濟低迷的時期,於是希特勒緊緊抓住了德國人怕失業的心理,大量的引進軍工業,利用廉價的勞動力為自己賺來了大量的財富。可憐的德國人竟然認為是希特勒和納粹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對希特勒產生了感激之情,完全沒意識到這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辛苦勞動所得。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用自己辛苦的勞動養肥了希特勒的納粹集團和納粹軍隊,養活了一大批以監視民眾為樂的祕密警察蓋世太保。
三、認敵為友
在希特勒的洗腦下,德國民眾將墨索里尼視為“德國人最好的朋友”,很多人認為除了意大利外,其他的國家都是“對德國虎視眈眈的敵對勢力”,結果是這個“最好的盟友”加速了德國的悲劇。
四、處處防人
在蓋世太保無孔不入的監視下,德國民眾即使對納粹有意見,也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為了保護自己,德國人覺的誰都可能是蓋世太保,甚至親朋好友之間也充滿了戒心。
五、真正的愛國者反而成了民眾的“眼中釘”
在希特勒統治期間,出現了一批有清醒頭腦的愛國人士,反對納粹極權操作國家機器愚弄民眾,卻被蓋世太保誣陷是“賣國賊”。這些真正的愛國者被不明真相的民眾視為“眼中釘”,甚至認為他們是在“危害國家的穩定”,這種錯誤的認識直到二戰結束,德國民眾重新審視了歷史,才明白愛國不等於愛納粹,真正的愛國是要維護國家不被納粹操作,真正維護民眾的權益為根本的。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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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作者:佚名
二戰時,希 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整個德國陷入了暴力與謊言。為了維護極權,希特勒採用了兩個手段:利用蓋世太保,監視民眾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將人拉入監獄,甚至很多人被祕密處死。另一個手段,便是動用國家機器,不斷的利用媒體宣傳“納粹思想”,不斷製造謊言,達到洗腦的目地。
在這種惡毒的媒體宣傳下,大量的德國民眾被欺騙,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發生了扭曲,完全陷入了思維怪圈。
一、混淆了“國家”與“納粹”的概念
被洗腦後的德國民眾普遍認為:沒有納粹就沒有德國的存在,德國的發展要依賴納粹的統治。甚至很多民眾陷入了一種誤區:認為離開了納粹統治,德國就會發生動亂。事實上是,德國並沒有因為納粹而變的強大,反而因為納粹被捲入了二戰。二戰後,沒有了納粹統治的西德迅速進入了真正的穩定狀態,經濟不斷髮展,民眾生活富足。
二、分不清是誰在養活誰
雖然希特勒在統治德國期間,搞了不少的經濟項目,表面上德國的經濟是因為希特勒的改革而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的財富被大量的變相掠奪。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隊和專制系統,為了維持龐大的蓋世太保機構,只能從民眾那裡進行掠奪。
由於希特勒上臺前恰恰是德國經濟低迷的時期,於是希特勒緊緊抓住了德國人怕失業的心理,大量的引進軍工業,利用廉價的勞動力為自己賺來了大量的財富。可憐的德國人竟然認為是希特勒和納粹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對希特勒產生了感激之情,完全沒意識到這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辛苦勞動所得。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用自己辛苦的勞動養肥了希特勒的納粹集團和納粹軍隊,養活了一大批以監視民眾為樂的祕密警察蓋世太保。
三、認敵為友
在希特勒的洗腦下,德國民眾將墨索里尼視為“德國人最好的朋友”,很多人認為除了意大利外,其他的國家都是“對德國虎視眈眈的敵對勢力”,結果是這個“最好的盟友”加速了德國的悲劇。
四、處處防人
在蓋世太保無孔不入的監視下,德國民眾即使對納粹有意見,也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為了保護自己,德國人覺的誰都可能是蓋世太保,甚至親朋好友之間也充滿了戒心。
五、真正的愛國者反而成了民眾的“眼中釘”
在希特勒統治期間,出現了一批有清醒頭腦的愛國人士,反對納粹極權操作國家機器愚弄民眾,卻被蓋世太保誣陷是“賣國賊”。這些真正的愛國者被不明真相的民眾視為“眼中釘”,甚至認為他們是在“危害國家的穩定”,這種錯誤的認識直到二戰結束,德國民眾重新審視了歷史,才明白愛國不等於愛納粹,真正的愛國是要維護國家不被納粹操作,真正維護民眾的權益為根本的。
(不向納粹致敬者等待他的就是厄運!)
假如當年德國民眾能清醒的意識到納粹的危害,那麼德國也許就避免了戰爭。假如德國人誰都不加入納粹,那麼德國人就不必生活在恐懼和擔心中,也不必為此極權的奢侈和其屬下的蓋世太保機構負擔如此龐大的開支。遺憾的是,德國人被謊言矇騙,最終整個德國捲入了災難。可見,納粹的存在才是真正危害德國國家穩定和損害德國民眾利益的最主要因素。沒有了納粹的德國,獲得了新生,民眾的收入大大增加,生活越來越好,成為了真正的世界強國。
六、宣傳只有一個目標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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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作者:佚名
二戰時,希 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整個德國陷入了暴力與謊言。為了維護極權,希特勒採用了兩個手段:利用蓋世太保,監視民眾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將人拉入監獄,甚至很多人被祕密處死。另一個手段,便是動用國家機器,不斷的利用媒體宣傳“納粹思想”,不斷製造謊言,達到洗腦的目地。
在這種惡毒的媒體宣傳下,大量的德國民眾被欺騙,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發生了扭曲,完全陷入了思維怪圈。
一、混淆了“國家”與“納粹”的概念
被洗腦後的德國民眾普遍認為:沒有納粹就沒有德國的存在,德國的發展要依賴納粹的統治。甚至很多民眾陷入了一種誤區:認為離開了納粹統治,德國就會發生動亂。事實上是,德國並沒有因為納粹而變的強大,反而因為納粹被捲入了二戰。二戰後,沒有了納粹統治的西德迅速進入了真正的穩定狀態,經濟不斷髮展,民眾生活富足。
二、分不清是誰在養活誰
雖然希特勒在統治德國期間,搞了不少的經濟項目,表面上德國的經濟是因為希特勒的改革而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的財富被大量的變相掠奪。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隊和專制系統,為了維持龐大的蓋世太保機構,只能從民眾那裡進行掠奪。
由於希特勒上臺前恰恰是德國經濟低迷的時期,於是希特勒緊緊抓住了德國人怕失業的心理,大量的引進軍工業,利用廉價的勞動力為自己賺來了大量的財富。可憐的德國人竟然認為是希特勒和納粹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對希特勒產生了感激之情,完全沒意識到這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辛苦勞動所得。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用自己辛苦的勞動養肥了希特勒的納粹集團和納粹軍隊,養活了一大批以監視民眾為樂的祕密警察蓋世太保。
三、認敵為友
在希特勒的洗腦下,德國民眾將墨索里尼視為“德國人最好的朋友”,很多人認為除了意大利外,其他的國家都是“對德國虎視眈眈的敵對勢力”,結果是這個“最好的盟友”加速了德國的悲劇。
四、處處防人
在蓋世太保無孔不入的監視下,德國民眾即使對納粹有意見,也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為了保護自己,德國人覺的誰都可能是蓋世太保,甚至親朋好友之間也充滿了戒心。
五、真正的愛國者反而成了民眾的“眼中釘”
在希特勒統治期間,出現了一批有清醒頭腦的愛國人士,反對納粹極權操作國家機器愚弄民眾,卻被蓋世太保誣陷是“賣國賊”。這些真正的愛國者被不明真相的民眾視為“眼中釘”,甚至認為他們是在“危害國家的穩定”,這種錯誤的認識直到二戰結束,德國民眾重新審視了歷史,才明白愛國不等於愛納粹,真正的愛國是要維護國家不被納粹操作,真正維護民眾的權益為根本的。
(不向納粹致敬者等待他的就是厄運!)
假如當年德國民眾能清醒的意識到納粹的危害,那麼德國也許就避免了戰爭。假如德國人誰都不加入納粹,那麼德國人就不必生活在恐懼和擔心中,也不必為此極權的奢侈和其屬下的蓋世太保機構負擔如此龐大的開支。遺憾的是,德國人被謊言矇騙,最終整個德國捲入了災難。可見,納粹的存在才是真正危害德國國家穩定和損害德國民眾利益的最主要因素。沒有了納粹的德國,獲得了新生,民眾的收入大大增加,生活越來越好,成為了真正的世界強國。
六、宣傳只有一個目標
瘸子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而在宣傳征服群眾前,得先征服宣傳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在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創新科技理念 今天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作者:佚名
二戰時,希 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整個德國陷入了暴力與謊言。為了維護極權,希特勒採用了兩個手段:利用蓋世太保,監視民眾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將人拉入監獄,甚至很多人被祕密處死。另一個手段,便是動用國家機器,不斷的利用媒體宣傳“納粹思想”,不斷製造謊言,達到洗腦的目地。
在這種惡毒的媒體宣傳下,大量的德國民眾被欺騙,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發生了扭曲,完全陷入了思維怪圈。
一、混淆了“國家”與“納粹”的概念
被洗腦後的德國民眾普遍認為:沒有納粹就沒有德國的存在,德國的發展要依賴納粹的統治。甚至很多民眾陷入了一種誤區:認為離開了納粹統治,德國就會發生動亂。事實上是,德國並沒有因為納粹而變的強大,反而因為納粹被捲入了二戰。二戰後,沒有了納粹統治的西德迅速進入了真正的穩定狀態,經濟不斷髮展,民眾生活富足。
二、分不清是誰在養活誰
雖然希特勒在統治德國期間,搞了不少的經濟項目,表面上德國的經濟是因為希特勒的改革而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的財富被大量的變相掠奪。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隊和專制系統,為了維持龐大的蓋世太保機構,只能從民眾那裡進行掠奪。
由於希特勒上臺前恰恰是德國經濟低迷的時期,於是希特勒緊緊抓住了德國人怕失業的心理,大量的引進軍工業,利用廉價的勞動力為自己賺來了大量的財富。可憐的德國人竟然認為是希特勒和納粹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對希特勒產生了感激之情,完全沒意識到這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辛苦勞動所得。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用自己辛苦的勞動養肥了希特勒的納粹集團和納粹軍隊,養活了一大批以監視民眾為樂的祕密警察蓋世太保。
三、認敵為友
在希特勒的洗腦下,德國民眾將墨索里尼視為“德國人最好的朋友”,很多人認為除了意大利外,其他的國家都是“對德國虎視眈眈的敵對勢力”,結果是這個“最好的盟友”加速了德國的悲劇。
四、處處防人
在蓋世太保無孔不入的監視下,德國民眾即使對納粹有意見,也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為了保護自己,德國人覺的誰都可能是蓋世太保,甚至親朋好友之間也充滿了戒心。
五、真正的愛國者反而成了民眾的“眼中釘”
在希特勒統治期間,出現了一批有清醒頭腦的愛國人士,反對納粹極權操作國家機器愚弄民眾,卻被蓋世太保誣陷是“賣國賊”。這些真正的愛國者被不明真相的民眾視為“眼中釘”,甚至認為他們是在“危害國家的穩定”,這種錯誤的認識直到二戰結束,德國民眾重新審視了歷史,才明白愛國不等於愛納粹,真正的愛國是要維護國家不被納粹操作,真正維護民眾的權益為根本的。
(不向納粹致敬者等待他的就是厄運!)
假如當年德國民眾能清醒的意識到納粹的危害,那麼德國也許就避免了戰爭。假如德國人誰都不加入納粹,那麼德國人就不必生活在恐懼和擔心中,也不必為此極權的奢侈和其屬下的蓋世太保機構負擔如此龐大的開支。遺憾的是,德國人被謊言矇騙,最終整個德國捲入了災難。可見,納粹的存在才是真正危害德國國家穩定和損害德國民眾利益的最主要因素。沒有了納粹的德國,獲得了新生,民眾的收入大大增加,生活越來越好,成為了真正的世界強國。
六、宣傳只有一個目標
瘸子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而在宣傳征服群眾前,得先征服宣傳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在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
凡是在相關領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協會,並且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聽話者不得食。對於“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協會可以拒絕接受他們為會員,已經取得會員資格的,可以開除他們。這樣,通過德國文化協會對整個文化活動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純潔”出一支效命於納粹政權的文化隊伍。這支隊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宣傳的主力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有組織的忽悠事業的馬前卒。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創新科技理念 今天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作者:佚名
二戰時,希 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整個德國陷入了暴力與謊言。為了維護極權,希特勒採用了兩個手段:利用蓋世太保,監視民眾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將人拉入監獄,甚至很多人被祕密處死。另一個手段,便是動用國家機器,不斷的利用媒體宣傳“納粹思想”,不斷製造謊言,達到洗腦的目地。
在這種惡毒的媒體宣傳下,大量的德國民眾被欺騙,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發生了扭曲,完全陷入了思維怪圈。
一、混淆了“國家”與“納粹”的概念
被洗腦後的德國民眾普遍認為:沒有納粹就沒有德國的存在,德國的發展要依賴納粹的統治。甚至很多民眾陷入了一種誤區:認為離開了納粹統治,德國就會發生動亂。事實上是,德國並沒有因為納粹而變的強大,反而因為納粹被捲入了二戰。二戰後,沒有了納粹統治的西德迅速進入了真正的穩定狀態,經濟不斷髮展,民眾生活富足。
二、分不清是誰在養活誰
雖然希特勒在統治德國期間,搞了不少的經濟項目,表面上德國的經濟是因為希特勒的改革而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的財富被大量的變相掠奪。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隊和專制系統,為了維持龐大的蓋世太保機構,只能從民眾那裡進行掠奪。
由於希特勒上臺前恰恰是德國經濟低迷的時期,於是希特勒緊緊抓住了德國人怕失業的心理,大量的引進軍工業,利用廉價的勞動力為自己賺來了大量的財富。可憐的德國人竟然認為是希特勒和納粹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對希特勒產生了感激之情,完全沒意識到這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辛苦勞動所得。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用自己辛苦的勞動養肥了希特勒的納粹集團和納粹軍隊,養活了一大批以監視民眾為樂的祕密警察蓋世太保。
三、認敵為友
在希特勒的洗腦下,德國民眾將墨索里尼視為“德國人最好的朋友”,很多人認為除了意大利外,其他的國家都是“對德國虎視眈眈的敵對勢力”,結果是這個“最好的盟友”加速了德國的悲劇。
四、處處防人
在蓋世太保無孔不入的監視下,德國民眾即使對納粹有意見,也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為了保護自己,德國人覺的誰都可能是蓋世太保,甚至親朋好友之間也充滿了戒心。
五、真正的愛國者反而成了民眾的“眼中釘”
在希特勒統治期間,出現了一批有清醒頭腦的愛國人士,反對納粹極權操作國家機器愚弄民眾,卻被蓋世太保誣陷是“賣國賊”。這些真正的愛國者被不明真相的民眾視為“眼中釘”,甚至認為他們是在“危害國家的穩定”,這種錯誤的認識直到二戰結束,德國民眾重新審視了歷史,才明白愛國不等於愛納粹,真正的愛國是要維護國家不被納粹操作,真正維護民眾的權益為根本的。
(不向納粹致敬者等待他的就是厄運!)
假如當年德國民眾能清醒的意識到納粹的危害,那麼德國也許就避免了戰爭。假如德國人誰都不加入納粹,那麼德國人就不必生活在恐懼和擔心中,也不必為此極權的奢侈和其屬下的蓋世太保機構負擔如此龐大的開支。遺憾的是,德國人被謊言矇騙,最終整個德國捲入了災難。可見,納粹的存在才是真正危害德國國家穩定和損害德國民眾利益的最主要因素。沒有了納粹的德國,獲得了新生,民眾的收入大大增加,生活越來越好,成為了真正的世界強國。
六、宣傳只有一個目標
瘸子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而在宣傳征服群眾前,得先征服宣傳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在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
凡是在相關領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協會,並且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聽話者不得食。對於“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協會可以拒絕接受他們為會員,已經取得會員資格的,可以開除他們。這樣,通過德國文化協會對整個文化活動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純潔”出一支效命於納粹政權的文化隊伍。這支隊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宣傳的主力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有組織的忽悠事業的馬前卒。
文化藝術成了權力的婢女。幾千萬德國人能夠看到什麼樣的美術作品,可以欣賞到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可以觀賞到什麼樣的戲劇電影,能夠收聽到什麼樣的廣播,看到什麼樣的新聞等等,這一切都取決於納粹黨的好惡。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創新科技理念 今天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作者:佚名
二戰時,希 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整個德國陷入了暴力與謊言。為了維護極權,希特勒採用了兩個手段:利用蓋世太保,監視民眾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將人拉入監獄,甚至很多人被祕密處死。另一個手段,便是動用國家機器,不斷的利用媒體宣傳“納粹思想”,不斷製造謊言,達到洗腦的目地。
在這種惡毒的媒體宣傳下,大量的德國民眾被欺騙,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發生了扭曲,完全陷入了思維怪圈。
一、混淆了“國家”與“納粹”的概念
被洗腦後的德國民眾普遍認為:沒有納粹就沒有德國的存在,德國的發展要依賴納粹的統治。甚至很多民眾陷入了一種誤區:認為離開了納粹統治,德國就會發生動亂。事實上是,德國並沒有因為納粹而變的強大,反而因為納粹被捲入了二戰。二戰後,沒有了納粹統治的西德迅速進入了真正的穩定狀態,經濟不斷髮展,民眾生活富足。
二、分不清是誰在養活誰
雖然希特勒在統治德國期間,搞了不少的經濟項目,表面上德國的經濟是因為希特勒的改革而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的財富被大量的變相掠奪。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隊和專制系統,為了維持龐大的蓋世太保機構,只能從民眾那裡進行掠奪。
由於希特勒上臺前恰恰是德國經濟低迷的時期,於是希特勒緊緊抓住了德國人怕失業的心理,大量的引進軍工業,利用廉價的勞動力為自己賺來了大量的財富。可憐的德國人竟然認為是希特勒和納粹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對希特勒產生了感激之情,完全沒意識到這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辛苦勞動所得。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用自己辛苦的勞動養肥了希特勒的納粹集團和納粹軍隊,養活了一大批以監視民眾為樂的祕密警察蓋世太保。
三、認敵為友
在希特勒的洗腦下,德國民眾將墨索里尼視為“德國人最好的朋友”,很多人認為除了意大利外,其他的國家都是“對德國虎視眈眈的敵對勢力”,結果是這個“最好的盟友”加速了德國的悲劇。
四、處處防人
在蓋世太保無孔不入的監視下,德國民眾即使對納粹有意見,也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為了保護自己,德國人覺的誰都可能是蓋世太保,甚至親朋好友之間也充滿了戒心。
五、真正的愛國者反而成了民眾的“眼中釘”
在希特勒統治期間,出現了一批有清醒頭腦的愛國人士,反對納粹極權操作國家機器愚弄民眾,卻被蓋世太保誣陷是“賣國賊”。這些真正的愛國者被不明真相的民眾視為“眼中釘”,甚至認為他們是在“危害國家的穩定”,這種錯誤的認識直到二戰結束,德國民眾重新審視了歷史,才明白愛國不等於愛納粹,真正的愛國是要維護國家不被納粹操作,真正維護民眾的權益為根本的。
(不向納粹致敬者等待他的就是厄運!)
假如當年德國民眾能清醒的意識到納粹的危害,那麼德國也許就避免了戰爭。假如德國人誰都不加入納粹,那麼德國人就不必生活在恐懼和擔心中,也不必為此極權的奢侈和其屬下的蓋世太保機構負擔如此龐大的開支。遺憾的是,德國人被謊言矇騙,最終整個德國捲入了災難。可見,納粹的存在才是真正危害德國國家穩定和損害德國民眾利益的最主要因素。沒有了納粹的德國,獲得了新生,民眾的收入大大增加,生活越來越好,成為了真正的世界強國。
六、宣傳只有一個目標
瘸子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而在宣傳征服群眾前,得先征服宣傳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在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
凡是在相關領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協會,並且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聽話者不得食。對於“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協會可以拒絕接受他們為會員,已經取得會員資格的,可以開除他們。這樣,通過德國文化協會對整個文化活動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純潔”出一支效命於納粹政權的文化隊伍。這支隊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宣傳的主力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有組織的忽悠事業的馬前卒。
文化藝術成了權力的婢女。幾千萬德國人能夠看到什麼樣的美術作品,可以欣賞到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可以觀賞到什麼樣的戲劇電影,能夠收聽到什麼樣的廣播,看到什麼樣的新聞等等,這一切都取決於納粹黨的好惡。
馬克·吐溫可以在美國經濟騰飛之際出版《鍍金時代》,可托馬斯·曼這些人在納粹德國沒有容身之地。現實題材中,滿是荊棘和陷阱,那就寫點歷史吧,第三帝國的歷史題材作品一枝獨秀。俗話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題材的作品照樣會觸犯納粹的禁區。1933年柏林焚書,為什麼要把艾米爾·路德維格和沃納·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號就是:“反對偽造我們的歷史,玷汙歷史偉人,捍衛我們往昔的尊嚴!”一旦文藝成為政權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創新科技理念 今天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作者:佚名
二戰時,希 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整個德國陷入了暴力與謊言。為了維護極權,希特勒採用了兩個手段:利用蓋世太保,監視民眾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將人拉入監獄,甚至很多人被祕密處死。另一個手段,便是動用國家機器,不斷的利用媒體宣傳“納粹思想”,不斷製造謊言,達到洗腦的目地。
在這種惡毒的媒體宣傳下,大量的德國民眾被欺騙,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發生了扭曲,完全陷入了思維怪圈。
一、混淆了“國家”與“納粹”的概念
被洗腦後的德國民眾普遍認為:沒有納粹就沒有德國的存在,德國的發展要依賴納粹的統治。甚至很多民眾陷入了一種誤區:認為離開了納粹統治,德國就會發生動亂。事實上是,德國並沒有因為納粹而變的強大,反而因為納粹被捲入了二戰。二戰後,沒有了納粹統治的西德迅速進入了真正的穩定狀態,經濟不斷髮展,民眾生活富足。
二、分不清是誰在養活誰
雖然希特勒在統治德國期間,搞了不少的經濟項目,表面上德國的經濟是因為希特勒的改革而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的財富被大量的變相掠奪。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隊和專制系統,為了維持龐大的蓋世太保機構,只能從民眾那裡進行掠奪。
由於希特勒上臺前恰恰是德國經濟低迷的時期,於是希特勒緊緊抓住了德國人怕失業的心理,大量的引進軍工業,利用廉價的勞動力為自己賺來了大量的財富。可憐的德國人竟然認為是希特勒和納粹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對希特勒產生了感激之情,完全沒意識到這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辛苦勞動所得。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用自己辛苦的勞動養肥了希特勒的納粹集團和納粹軍隊,養活了一大批以監視民眾為樂的祕密警察蓋世太保。
三、認敵為友
在希特勒的洗腦下,德國民眾將墨索里尼視為“德國人最好的朋友”,很多人認為除了意大利外,其他的國家都是“對德國虎視眈眈的敵對勢力”,結果是這個“最好的盟友”加速了德國的悲劇。
四、處處防人
在蓋世太保無孔不入的監視下,德國民眾即使對納粹有意見,也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為了保護自己,德國人覺的誰都可能是蓋世太保,甚至親朋好友之間也充滿了戒心。
五、真正的愛國者反而成了民眾的“眼中釘”
在希特勒統治期間,出現了一批有清醒頭腦的愛國人士,反對納粹極權操作國家機器愚弄民眾,卻被蓋世太保誣陷是“賣國賊”。這些真正的愛國者被不明真相的民眾視為“眼中釘”,甚至認為他們是在“危害國家的穩定”,這種錯誤的認識直到二戰結束,德國民眾重新審視了歷史,才明白愛國不等於愛納粹,真正的愛國是要維護國家不被納粹操作,真正維護民眾的權益為根本的。
(不向納粹致敬者等待他的就是厄運!)
假如當年德國民眾能清醒的意識到納粹的危害,那麼德國也許就避免了戰爭。假如德國人誰都不加入納粹,那麼德國人就不必生活在恐懼和擔心中,也不必為此極權的奢侈和其屬下的蓋世太保機構負擔如此龐大的開支。遺憾的是,德國人被謊言矇騙,最終整個德國捲入了災難。可見,納粹的存在才是真正危害德國國家穩定和損害德國民眾利益的最主要因素。沒有了納粹的德國,獲得了新生,民眾的收入大大增加,生活越來越好,成為了真正的世界強國。
六、宣傳只有一個目標
瘸子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而在宣傳征服群眾前,得先征服宣傳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在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
凡是在相關領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協會,並且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聽話者不得食。對於“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協會可以拒絕接受他們為會員,已經取得會員資格的,可以開除他們。這樣,通過德國文化協會對整個文化活動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純潔”出一支效命於納粹政權的文化隊伍。這支隊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宣傳的主力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有組織的忽悠事業的馬前卒。
文化藝術成了權力的婢女。幾千萬德國人能夠看到什麼樣的美術作品,可以欣賞到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可以觀賞到什麼樣的戲劇電影,能夠收聽到什麼樣的廣播,看到什麼樣的新聞等等,這一切都取決於納粹黨的好惡。
馬克·吐溫可以在美國經濟騰飛之際出版《鍍金時代》,可托馬斯·曼這些人在納粹德國沒有容身之地。現實題材中,滿是荊棘和陷阱,那就寫點歷史吧,第三帝國的歷史題材作品一枝獨秀。俗話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題材的作品照樣會觸犯納粹的禁區。1933年柏林焚書,為什麼要把艾米爾·路德維格和沃納·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號就是:“反對偽造我們的歷史,玷汙歷史偉人,捍衛我們往昔的尊嚴!”一旦文藝成為政權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
不過,希特勒、戈培爾們並不是笨蛋,他們也不想德國的文化藝術“退 化”得無人問津。相反,他們希望藝術性和納粹化能完美結合,不僅德國人喜聞樂見,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親自邀請德國著名女導演裡芬施塔爾出馬,就是例子。裡芬施塔爾拍攝的《意志的勝利》,成功地將納粹政治藝術化。戈培爾稱讚它“成功地擺脫了陷入簡單宣傳的危險”,將偉大時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
七、“各家報紙都受到指示”
納粹德國常常被人貶為極權國家。何謂極權?最通俗的詮釋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換言之,權利無所不管,一切事務都要以權力意志為轉移。不過,就媒體而言,納粹政權的無所不管,並不意味著第三帝國的文化事業都是國營或黨有。恰恰相反,報刊電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經營。私有不見得就等於自由。納粹政權可以利用私人的錢為自己的事業服務。
比如對於私營電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資都是民間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審查權卻牢牢地攥在戈培爾的教化與宣傳部手裡,不是有錢而是有權才是大爺,這樣一來,不僅國庫的錢可以直接供納粹政權使用,就是民間資本,也間接地為納粹當局所用。至於是否叫座,用不著納粹黨操什麼心,因為它沒有自個掏錢賠本賺吆喝的風險。自然,因為這種管制,難免會有納粹電影上映觀眾未必買賬的情況發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納粹德國的電影業一片蕭條。畢竟,投資者在商言商。為了利潤,他們會竭力在納粹當局容許的框框內發揮自己的才幹,儘可能地迎合觀眾的欣賞口味,換言之,會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榮,畸形創造。
控制報業,也並不需要所有的報刊都是納粹黨辦。即使是報刊為私人創辦和所有,但是,通過購買、清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達到操控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納粹黨或黨內個人擁有或控制的報紙,只佔全部報紙銷量2500萬份中的三分之二。
《伏斯日報》是德國最主要的報紙,地位有如《泰晤士報》之於英國,《紐約時報》之於美國,它創刊於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這家發行了230年的自由主義報紙,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馳名的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雖然不像《伏斯日報》那樣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闆在1933年春被迫出讓自己在這家報紙的股份。《法蘭克福日報》是德國第三大自由主義報紙,它在清除了猶太老闆和編輯後繼續出版。軀殼尚在,魂魄已散。
那些在納粹淫威中倖存下來的報紙,知道小命捏在納粹當局手裡,它們為納粹黨服務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納粹黨有的報紙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一來,納粹黨不用大包大攬就把所有的報刊都一手統到自己的名下,無須為所有的報紙的虧盈付費,就能夠讓所有的編輯記者都得先當納粹黨的文奴,所有的報刊都得跟納粹黨保持一致,否則編輯記者就沒法在新聞出版這個行當幹下去,報刊就沒法存活。
戈培爾對新聞的管制,細緻入微。當過駐德記者的夏伊勒這樣寫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裡,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佈,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怎麼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納粹當局自己也心知肚明,這種指令見不得人。於是,堂堂第三帝國的教化和宣傳部就如黑幫一樣偷偷行事,把每天規定的這也不能報導那也不能評論的指令,當成納粹黨國的祕密。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洩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洩露為目的,而著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納粹當局的這兩項規定,可不是個虛張聲勢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記裡就提到,因為偶爾把戈培爾每天向新聞界下達的一些密令副本給過外國記者,德國《波森日報》的一位先生被判處死刑,後來又被減為無期徒刑。
在這樣嚴厲的新聞管制下,一份份報紙勢必變得索然寡味。戈培爾和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曾要求,編輯們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可那是誰之過呢?《格魯恩郵報》的編輯埃姆·韋爾克指責說,報刊之所以變得乾巴巴,是因為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韋爾克這下可摸了老虎屁股。這份週刊受到停刊三個月的處罰,而韋爾克自己不僅被戈培爾撤了職,還被送進了集中營。
八、“灌輸納粹黨學說比生產重要”
納粹上臺之初,德國的收音機普及率不高,一時間也沒法讓家家戶戶都很快擁有一臺收音機。於是當局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大夥在一起收聽廣播,誰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來。因此,國民們連耳根清淨的自由都沒了。而且,許多廣播節目被安排在上班時間播出,在播出的時候,人們必須放下手頭的工作收聽廣播。
即使廣播的時候你是在咖啡廳或者餐館,那也不會成為漏網之魚,因為像餐廳、咖啡館之類的所有公共場所,都必須配備收音機。而對於行人來說,街頭的揚聲器照樣會把納粹黨的聲音傳送到你的耳朵裡。從這個角度而言,納粹政權確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在當時,沒有哪個國家有德國那麼密集的無線電覆蓋度。要命的是,這種廣播往往不是一兩分鐘就能夠完事,希特勒這些人的演說,動不動就長達兩三個小時。如果把全國的人因此花費的時間累計起來,那會相當於浪費多少個工時!可納粹當局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在戈培爾看來,“灌輸納粹黨學說比工人們的生產更重要”。否則,即使德國財富再多,人民再怎麼幸福,可要是政治跟納粹黨毫不相干,這對戈培爾這些納粹領袖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
無線電波跟報刊不同,一份外國報紙或雜誌禁止在德國發行,一般人是無法看到的,而電臺就不一樣了,如果不能進行有效地技術干擾,一家英國電臺的廣播,柏林人也可以收聽到。為此,第三帝國就把收聽外國電臺視為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記裡提到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軍飛行員的母親接到通知,說她的兒子已經失蹤並被認定死亡。可是幾天後,英國廣播公司公佈的德國戰俘名單裡卻有她的兒子。次日,有八個朋友和熟人來信告訴她這個消息。可是好心被當成了驢肝肺。這位母親向警察告發了這些人收聽敵臺,於是他們全都被捕了。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裡,還有幾個人敢輕易接受和傳播戈培爾們不喜歡的信息?在恐懼中自我收斂,就會自然地成為一種生活常態。如此一來,戈培爾就可以肆無忌憚地隨意操縱輿論了,而他的西洋鏡永遠不用擔心被人公開戳破。國外到底是怎麼回事,比如人家是怎麼看待希特勒德國的,這類的信息是否可以傳播,以怎樣的形式傳播等等,都是納粹當局說了算。
相比戈培爾部長心裡也清楚,謊言重複一千遍,也不會成為真理,但謊言如果重複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因為謊言的陷阱到處都是,人們不掉進這個陷阱,就會掉進那個陷阱。極權政治之下,只存在掉進陷阱的次數多少和深淺問題,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不過,第三帝國宣傳部炮製的那些政治謊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國人的內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為在政府欺騙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會用欺騙政府來保全自己。在極權政治裡,有時候很難分清到底是誰在騙誰。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創新科技理念 今天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作者:佚名
二戰時,希 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整個德國陷入了暴力與謊言。為了維護極權,希特勒採用了兩個手段:利用蓋世太保,監視民眾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將人拉入監獄,甚至很多人被祕密處死。另一個手段,便是動用國家機器,不斷的利用媒體宣傳“納粹思想”,不斷製造謊言,達到洗腦的目地。
在這種惡毒的媒體宣傳下,大量的德國民眾被欺騙,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發生了扭曲,完全陷入了思維怪圈。
一、混淆了“國家”與“納粹”的概念
被洗腦後的德國民眾普遍認為:沒有納粹就沒有德國的存在,德國的發展要依賴納粹的統治。甚至很多民眾陷入了一種誤區:認為離開了納粹統治,德國就會發生動亂。事實上是,德國並沒有因為納粹而變的強大,反而因為納粹被捲入了二戰。二戰後,沒有了納粹統治的西德迅速進入了真正的穩定狀態,經濟不斷髮展,民眾生活富足。
二、分不清是誰在養活誰
雖然希特勒在統治德國期間,搞了不少的經濟項目,表面上德國的經濟是因為希特勒的改革而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的財富被大量的變相掠奪。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隊和專制系統,為了維持龐大的蓋世太保機構,只能從民眾那裡進行掠奪。
由於希特勒上臺前恰恰是德國經濟低迷的時期,於是希特勒緊緊抓住了德國人怕失業的心理,大量的引進軍工業,利用廉價的勞動力為自己賺來了大量的財富。可憐的德國人竟然認為是希特勒和納粹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對希特勒產生了感激之情,完全沒意識到這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辛苦勞動所得。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用自己辛苦的勞動養肥了希特勒的納粹集團和納粹軍隊,養活了一大批以監視民眾為樂的祕密警察蓋世太保。
三、認敵為友
在希特勒的洗腦下,德國民眾將墨索里尼視為“德國人最好的朋友”,很多人認為除了意大利外,其他的國家都是“對德國虎視眈眈的敵對勢力”,結果是這個“最好的盟友”加速了德國的悲劇。
四、處處防人
在蓋世太保無孔不入的監視下,德國民眾即使對納粹有意見,也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為了保護自己,德國人覺的誰都可能是蓋世太保,甚至親朋好友之間也充滿了戒心。
五、真正的愛國者反而成了民眾的“眼中釘”
在希特勒統治期間,出現了一批有清醒頭腦的愛國人士,反對納粹極權操作國家機器愚弄民眾,卻被蓋世太保誣陷是“賣國賊”。這些真正的愛國者被不明真相的民眾視為“眼中釘”,甚至認為他們是在“危害國家的穩定”,這種錯誤的認識直到二戰結束,德國民眾重新審視了歷史,才明白愛國不等於愛納粹,真正的愛國是要維護國家不被納粹操作,真正維護民眾的權益為根本的。
(不向納粹致敬者等待他的就是厄運!)
假如當年德國民眾能清醒的意識到納粹的危害,那麼德國也許就避免了戰爭。假如德國人誰都不加入納粹,那麼德國人就不必生活在恐懼和擔心中,也不必為此極權的奢侈和其屬下的蓋世太保機構負擔如此龐大的開支。遺憾的是,德國人被謊言矇騙,最終整個德國捲入了災難。可見,納粹的存在才是真正危害德國國家穩定和損害德國民眾利益的最主要因素。沒有了納粹的德國,獲得了新生,民眾的收入大大增加,生活越來越好,成為了真正的世界強國。
六、宣傳只有一個目標
瘸子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而在宣傳征服群眾前,得先征服宣傳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在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
凡是在相關領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協會,並且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聽話者不得食。對於“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協會可以拒絕接受他們為會員,已經取得會員資格的,可以開除他們。這樣,通過德國文化協會對整個文化活動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純潔”出一支效命於納粹政權的文化隊伍。這支隊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宣傳的主力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有組織的忽悠事業的馬前卒。
文化藝術成了權力的婢女。幾千萬德國人能夠看到什麼樣的美術作品,可以欣賞到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可以觀賞到什麼樣的戲劇電影,能夠收聽到什麼樣的廣播,看到什麼樣的新聞等等,這一切都取決於納粹黨的好惡。
馬克·吐溫可以在美國經濟騰飛之際出版《鍍金時代》,可托馬斯·曼這些人在納粹德國沒有容身之地。現實題材中,滿是荊棘和陷阱,那就寫點歷史吧,第三帝國的歷史題材作品一枝獨秀。俗話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題材的作品照樣會觸犯納粹的禁區。1933年柏林焚書,為什麼要把艾米爾·路德維格和沃納·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號就是:“反對偽造我們的歷史,玷汙歷史偉人,捍衛我們往昔的尊嚴!”一旦文藝成為政權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
不過,希特勒、戈培爾們並不是笨蛋,他們也不想德國的文化藝術“退 化”得無人問津。相反,他們希望藝術性和納粹化能完美結合,不僅德國人喜聞樂見,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親自邀請德國著名女導演裡芬施塔爾出馬,就是例子。裡芬施塔爾拍攝的《意志的勝利》,成功地將納粹政治藝術化。戈培爾稱讚它“成功地擺脫了陷入簡單宣傳的危險”,將偉大時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
七、“各家報紙都受到指示”
納粹德國常常被人貶為極權國家。何謂極權?最通俗的詮釋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換言之,權利無所不管,一切事務都要以權力意志為轉移。不過,就媒體而言,納粹政權的無所不管,並不意味著第三帝國的文化事業都是國營或黨有。恰恰相反,報刊電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經營。私有不見得就等於自由。納粹政權可以利用私人的錢為自己的事業服務。
比如對於私營電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資都是民間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審查權卻牢牢地攥在戈培爾的教化與宣傳部手裡,不是有錢而是有權才是大爺,這樣一來,不僅國庫的錢可以直接供納粹政權使用,就是民間資本,也間接地為納粹當局所用。至於是否叫座,用不著納粹黨操什麼心,因為它沒有自個掏錢賠本賺吆喝的風險。自然,因為這種管制,難免會有納粹電影上映觀眾未必買賬的情況發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納粹德國的電影業一片蕭條。畢竟,投資者在商言商。為了利潤,他們會竭力在納粹當局容許的框框內發揮自己的才幹,儘可能地迎合觀眾的欣賞口味,換言之,會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榮,畸形創造。
控制報業,也並不需要所有的報刊都是納粹黨辦。即使是報刊為私人創辦和所有,但是,通過購買、清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達到操控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納粹黨或黨內個人擁有或控制的報紙,只佔全部報紙銷量2500萬份中的三分之二。
《伏斯日報》是德國最主要的報紙,地位有如《泰晤士報》之於英國,《紐約時報》之於美國,它創刊於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這家發行了230年的自由主義報紙,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馳名的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雖然不像《伏斯日報》那樣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闆在1933年春被迫出讓自己在這家報紙的股份。《法蘭克福日報》是德國第三大自由主義報紙,它在清除了猶太老闆和編輯後繼續出版。軀殼尚在,魂魄已散。
那些在納粹淫威中倖存下來的報紙,知道小命捏在納粹當局手裡,它們為納粹黨服務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納粹黨有的報紙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一來,納粹黨不用大包大攬就把所有的報刊都一手統到自己的名下,無須為所有的報紙的虧盈付費,就能夠讓所有的編輯記者都得先當納粹黨的文奴,所有的報刊都得跟納粹黨保持一致,否則編輯記者就沒法在新聞出版這個行當幹下去,報刊就沒法存活。
戈培爾對新聞的管制,細緻入微。當過駐德記者的夏伊勒這樣寫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裡,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佈,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怎麼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納粹當局自己也心知肚明,這種指令見不得人。於是,堂堂第三帝國的教化和宣傳部就如黑幫一樣偷偷行事,把每天規定的這也不能報導那也不能評論的指令,當成納粹黨國的祕密。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洩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洩露為目的,而著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納粹當局的這兩項規定,可不是個虛張聲勢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記裡就提到,因為偶爾把戈培爾每天向新聞界下達的一些密令副本給過外國記者,德國《波森日報》的一位先生被判處死刑,後來又被減為無期徒刑。
在這樣嚴厲的新聞管制下,一份份報紙勢必變得索然寡味。戈培爾和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曾要求,編輯們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可那是誰之過呢?《格魯恩郵報》的編輯埃姆·韋爾克指責說,報刊之所以變得乾巴巴,是因為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韋爾克這下可摸了老虎屁股。這份週刊受到停刊三個月的處罰,而韋爾克自己不僅被戈培爾撤了職,還被送進了集中營。
八、“灌輸納粹黨學說比生產重要”
納粹上臺之初,德國的收音機普及率不高,一時間也沒法讓家家戶戶都很快擁有一臺收音機。於是當局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大夥在一起收聽廣播,誰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來。因此,國民們連耳根清淨的自由都沒了。而且,許多廣播節目被安排在上班時間播出,在播出的時候,人們必須放下手頭的工作收聽廣播。
即使廣播的時候你是在咖啡廳或者餐館,那也不會成為漏網之魚,因為像餐廳、咖啡館之類的所有公共場所,都必須配備收音機。而對於行人來說,街頭的揚聲器照樣會把納粹黨的聲音傳送到你的耳朵裡。從這個角度而言,納粹政權確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在當時,沒有哪個國家有德國那麼密集的無線電覆蓋度。要命的是,這種廣播往往不是一兩分鐘就能夠完事,希特勒這些人的演說,動不動就長達兩三個小時。如果把全國的人因此花費的時間累計起來,那會相當於浪費多少個工時!可納粹當局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在戈培爾看來,“灌輸納粹黨學說比工人們的生產更重要”。否則,即使德國財富再多,人民再怎麼幸福,可要是政治跟納粹黨毫不相干,這對戈培爾這些納粹領袖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
無線電波跟報刊不同,一份外國報紙或雜誌禁止在德國發行,一般人是無法看到的,而電臺就不一樣了,如果不能進行有效地技術干擾,一家英國電臺的廣播,柏林人也可以收聽到。為此,第三帝國就把收聽外國電臺視為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記裡提到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軍飛行員的母親接到通知,說她的兒子已經失蹤並被認定死亡。可是幾天後,英國廣播公司公佈的德國戰俘名單裡卻有她的兒子。次日,有八個朋友和熟人來信告訴她這個消息。可是好心被當成了驢肝肺。這位母親向警察告發了這些人收聽敵臺,於是他們全都被捕了。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裡,還有幾個人敢輕易接受和傳播戈培爾們不喜歡的信息?在恐懼中自我收斂,就會自然地成為一種生活常態。如此一來,戈培爾就可以肆無忌憚地隨意操縱輿論了,而他的西洋鏡永遠不用擔心被人公開戳破。國外到底是怎麼回事,比如人家是怎麼看待希特勒德國的,這類的信息是否可以傳播,以怎樣的形式傳播等等,都是納粹當局說了算。
相比戈培爾部長心裡也清楚,謊言重複一千遍,也不會成為真理,但謊言如果重複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因為謊言的陷阱到處都是,人們不掉進這個陷阱,就會掉進那個陷阱。極權政治之下,只存在掉進陷阱的次數多少和深淺問題,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不過,第三帝國宣傳部炮製的那些政治謊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國人的內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為在政府欺騙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會用欺騙政府來保全自己。在極權政治裡,有時候很難分清到底是誰在騙誰。
1943年2月8日,戈培爾在玻璃體育館的演講,贏得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可是在第三帝國,大人物對黨徒或百姓講什麼不會贏得熱烈的掌聲呢?領導人放個屁都是重要講話。
當戈培爾對聽眾說:“你們願意打一場總體戰嗎?如果有必要的話,你們願意打一場比我們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更為全民化更為極端化的總體戰嗎?”聽眾報以狂熱的迴應:“願意!”在這種場合,不想進集中營就不會說“不願意”。可在離開講臺時,戈培爾卻對心腹說:這些聽眾真是一群白痴,“假入我對這幫傢伙發問,是否願意從哥倫布大廈的樓頂上往下跳的話,他們也同樣會吼'願意’的。”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創新科技理念 今天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作者:佚名
二戰時,希 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整個德國陷入了暴力與謊言。為了維護極權,希特勒採用了兩個手段:利用蓋世太保,監視民眾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將人拉入監獄,甚至很多人被祕密處死。另一個手段,便是動用國家機器,不斷的利用媒體宣傳“納粹思想”,不斷製造謊言,達到洗腦的目地。
在這種惡毒的媒體宣傳下,大量的德國民眾被欺騙,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發生了扭曲,完全陷入了思維怪圈。
一、混淆了“國家”與“納粹”的概念
被洗腦後的德國民眾普遍認為:沒有納粹就沒有德國的存在,德國的發展要依賴納粹的統治。甚至很多民眾陷入了一種誤區:認為離開了納粹統治,德國就會發生動亂。事實上是,德國並沒有因為納粹而變的強大,反而因為納粹被捲入了二戰。二戰後,沒有了納粹統治的西德迅速進入了真正的穩定狀態,經濟不斷髮展,民眾生活富足。
二、分不清是誰在養活誰
雖然希特勒在統治德國期間,搞了不少的經濟項目,表面上德國的經濟是因為希特勒的改革而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的財富被大量的變相掠奪。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隊和專制系統,為了維持龐大的蓋世太保機構,只能從民眾那裡進行掠奪。
由於希特勒上臺前恰恰是德國經濟低迷的時期,於是希特勒緊緊抓住了德國人怕失業的心理,大量的引進軍工業,利用廉價的勞動力為自己賺來了大量的財富。可憐的德國人竟然認為是希特勒和納粹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對希特勒產生了感激之情,完全沒意識到這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辛苦勞動所得。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用自己辛苦的勞動養肥了希特勒的納粹集團和納粹軍隊,養活了一大批以監視民眾為樂的祕密警察蓋世太保。
三、認敵為友
在希特勒的洗腦下,德國民眾將墨索里尼視為“德國人最好的朋友”,很多人認為除了意大利外,其他的國家都是“對德國虎視眈眈的敵對勢力”,結果是這個“最好的盟友”加速了德國的悲劇。
四、處處防人
在蓋世太保無孔不入的監視下,德國民眾即使對納粹有意見,也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為了保護自己,德國人覺的誰都可能是蓋世太保,甚至親朋好友之間也充滿了戒心。
五、真正的愛國者反而成了民眾的“眼中釘”
在希特勒統治期間,出現了一批有清醒頭腦的愛國人士,反對納粹極權操作國家機器愚弄民眾,卻被蓋世太保誣陷是“賣國賊”。這些真正的愛國者被不明真相的民眾視為“眼中釘”,甚至認為他們是在“危害國家的穩定”,這種錯誤的認識直到二戰結束,德國民眾重新審視了歷史,才明白愛國不等於愛納粹,真正的愛國是要維護國家不被納粹操作,真正維護民眾的權益為根本的。
(不向納粹致敬者等待他的就是厄運!)
假如當年德國民眾能清醒的意識到納粹的危害,那麼德國也許就避免了戰爭。假如德國人誰都不加入納粹,那麼德國人就不必生活在恐懼和擔心中,也不必為此極權的奢侈和其屬下的蓋世太保機構負擔如此龐大的開支。遺憾的是,德國人被謊言矇騙,最終整個德國捲入了災難。可見,納粹的存在才是真正危害德國國家穩定和損害德國民眾利益的最主要因素。沒有了納粹的德國,獲得了新生,民眾的收入大大增加,生活越來越好,成為了真正的世界強國。
六、宣傳只有一個目標
瘸子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而在宣傳征服群眾前,得先征服宣傳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在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
凡是在相關領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協會,並且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聽話者不得食。對於“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協會可以拒絕接受他們為會員,已經取得會員資格的,可以開除他們。這樣,通過德國文化協會對整個文化活動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純潔”出一支效命於納粹政權的文化隊伍。這支隊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宣傳的主力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有組織的忽悠事業的馬前卒。
文化藝術成了權力的婢女。幾千萬德國人能夠看到什麼樣的美術作品,可以欣賞到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可以觀賞到什麼樣的戲劇電影,能夠收聽到什麼樣的廣播,看到什麼樣的新聞等等,這一切都取決於納粹黨的好惡。
馬克·吐溫可以在美國經濟騰飛之際出版《鍍金時代》,可托馬斯·曼這些人在納粹德國沒有容身之地。現實題材中,滿是荊棘和陷阱,那就寫點歷史吧,第三帝國的歷史題材作品一枝獨秀。俗話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題材的作品照樣會觸犯納粹的禁區。1933年柏林焚書,為什麼要把艾米爾·路德維格和沃納·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號就是:“反對偽造我們的歷史,玷汙歷史偉人,捍衛我們往昔的尊嚴!”一旦文藝成為政權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
不過,希特勒、戈培爾們並不是笨蛋,他們也不想德國的文化藝術“退 化”得無人問津。相反,他們希望藝術性和納粹化能完美結合,不僅德國人喜聞樂見,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親自邀請德國著名女導演裡芬施塔爾出馬,就是例子。裡芬施塔爾拍攝的《意志的勝利》,成功地將納粹政治藝術化。戈培爾稱讚它“成功地擺脫了陷入簡單宣傳的危險”,將偉大時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
七、“各家報紙都受到指示”
納粹德國常常被人貶為極權國家。何謂極權?最通俗的詮釋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換言之,權利無所不管,一切事務都要以權力意志為轉移。不過,就媒體而言,納粹政權的無所不管,並不意味著第三帝國的文化事業都是國營或黨有。恰恰相反,報刊電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經營。私有不見得就等於自由。納粹政權可以利用私人的錢為自己的事業服務。
比如對於私營電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資都是民間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審查權卻牢牢地攥在戈培爾的教化與宣傳部手裡,不是有錢而是有權才是大爺,這樣一來,不僅國庫的錢可以直接供納粹政權使用,就是民間資本,也間接地為納粹當局所用。至於是否叫座,用不著納粹黨操什麼心,因為它沒有自個掏錢賠本賺吆喝的風險。自然,因為這種管制,難免會有納粹電影上映觀眾未必買賬的情況發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納粹德國的電影業一片蕭條。畢竟,投資者在商言商。為了利潤,他們會竭力在納粹當局容許的框框內發揮自己的才幹,儘可能地迎合觀眾的欣賞口味,換言之,會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榮,畸形創造。
控制報業,也並不需要所有的報刊都是納粹黨辦。即使是報刊為私人創辦和所有,但是,通過購買、清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達到操控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納粹黨或黨內個人擁有或控制的報紙,只佔全部報紙銷量2500萬份中的三分之二。
《伏斯日報》是德國最主要的報紙,地位有如《泰晤士報》之於英國,《紐約時報》之於美國,它創刊於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這家發行了230年的自由主義報紙,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馳名的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雖然不像《伏斯日報》那樣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闆在1933年春被迫出讓自己在這家報紙的股份。《法蘭克福日報》是德國第三大自由主義報紙,它在清除了猶太老闆和編輯後繼續出版。軀殼尚在,魂魄已散。
那些在納粹淫威中倖存下來的報紙,知道小命捏在納粹當局手裡,它們為納粹黨服務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納粹黨有的報紙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一來,納粹黨不用大包大攬就把所有的報刊都一手統到自己的名下,無須為所有的報紙的虧盈付費,就能夠讓所有的編輯記者都得先當納粹黨的文奴,所有的報刊都得跟納粹黨保持一致,否則編輯記者就沒法在新聞出版這個行當幹下去,報刊就沒法存活。
戈培爾對新聞的管制,細緻入微。當過駐德記者的夏伊勒這樣寫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裡,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佈,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怎麼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納粹當局自己也心知肚明,這種指令見不得人。於是,堂堂第三帝國的教化和宣傳部就如黑幫一樣偷偷行事,把每天規定的這也不能報導那也不能評論的指令,當成納粹黨國的祕密。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洩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洩露為目的,而著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納粹當局的這兩項規定,可不是個虛張聲勢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記裡就提到,因為偶爾把戈培爾每天向新聞界下達的一些密令副本給過外國記者,德國《波森日報》的一位先生被判處死刑,後來又被減為無期徒刑。
在這樣嚴厲的新聞管制下,一份份報紙勢必變得索然寡味。戈培爾和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曾要求,編輯們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可那是誰之過呢?《格魯恩郵報》的編輯埃姆·韋爾克指責說,報刊之所以變得乾巴巴,是因為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韋爾克這下可摸了老虎屁股。這份週刊受到停刊三個月的處罰,而韋爾克自己不僅被戈培爾撤了職,還被送進了集中營。
八、“灌輸納粹黨學說比生產重要”
納粹上臺之初,德國的收音機普及率不高,一時間也沒法讓家家戶戶都很快擁有一臺收音機。於是當局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大夥在一起收聽廣播,誰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來。因此,國民們連耳根清淨的自由都沒了。而且,許多廣播節目被安排在上班時間播出,在播出的時候,人們必須放下手頭的工作收聽廣播。
即使廣播的時候你是在咖啡廳或者餐館,那也不會成為漏網之魚,因為像餐廳、咖啡館之類的所有公共場所,都必須配備收音機。而對於行人來說,街頭的揚聲器照樣會把納粹黨的聲音傳送到你的耳朵裡。從這個角度而言,納粹政權確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在當時,沒有哪個國家有德國那麼密集的無線電覆蓋度。要命的是,這種廣播往往不是一兩分鐘就能夠完事,希特勒這些人的演說,動不動就長達兩三個小時。如果把全國的人因此花費的時間累計起來,那會相當於浪費多少個工時!可納粹當局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在戈培爾看來,“灌輸納粹黨學說比工人們的生產更重要”。否則,即使德國財富再多,人民再怎麼幸福,可要是政治跟納粹黨毫不相干,這對戈培爾這些納粹領袖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
無線電波跟報刊不同,一份外國報紙或雜誌禁止在德國發行,一般人是無法看到的,而電臺就不一樣了,如果不能進行有效地技術干擾,一家英國電臺的廣播,柏林人也可以收聽到。為此,第三帝國就把收聽外國電臺視為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記裡提到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軍飛行員的母親接到通知,說她的兒子已經失蹤並被認定死亡。可是幾天後,英國廣播公司公佈的德國戰俘名單裡卻有她的兒子。次日,有八個朋友和熟人來信告訴她這個消息。可是好心被當成了驢肝肺。這位母親向警察告發了這些人收聽敵臺,於是他們全都被捕了。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裡,還有幾個人敢輕易接受和傳播戈培爾們不喜歡的信息?在恐懼中自我收斂,就會自然地成為一種生活常態。如此一來,戈培爾就可以肆無忌憚地隨意操縱輿論了,而他的西洋鏡永遠不用擔心被人公開戳破。國外到底是怎麼回事,比如人家是怎麼看待希特勒德國的,這類的信息是否可以傳播,以怎樣的形式傳播等等,都是納粹當局說了算。
相比戈培爾部長心裡也清楚,謊言重複一千遍,也不會成為真理,但謊言如果重複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因為謊言的陷阱到處都是,人們不掉進這個陷阱,就會掉進那個陷阱。極權政治之下,只存在掉進陷阱的次數多少和深淺問題,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不過,第三帝國宣傳部炮製的那些政治謊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國人的內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為在政府欺騙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會用欺騙政府來保全自己。在極權政治裡,有時候很難分清到底是誰在騙誰。
1943年2月8日,戈培爾在玻璃體育館的演講,贏得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可是在第三帝國,大人物對黨徒或百姓講什麼不會贏得熱烈的掌聲呢?領導人放個屁都是重要講話。
當戈培爾對聽眾說:“你們願意打一場總體戰嗎?如果有必要的話,你們願意打一場比我們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更為全民化更為極端化的總體戰嗎?”聽眾報以狂熱的迴應:“願意!”在這種場合,不想進集中營就不會說“不願意”。可在離開講臺時,戈培爾卻對心腹說:這些聽眾真是一群白痴,“假入我對這幫傢伙發問,是否願意從哥倫布大廈的樓頂上往下跳的話,他們也同樣會吼'願意’的。”
其實,對戈培爾的演說,何嘗就不可能也有聽眾在心裡譏笑他:真是個白痴!我們一鼓掌他就以為我們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個人都必須歡呼雀躍,一副十足的腦殘模樣。為了更好地蒙人,納粹德國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比如,對於隱瞞和掩蓋真相的一個理由就是,如果如實地公開披露,會損害國家的威望,為英法等西方國家提供了攻擊德國的口實。這種是非顛倒的邏輯,卻為一些對“德國”情意綿綿的忠誠國民所接受。他們認為,對納粹的抨擊就是對德國的抨擊,作為一個德國人,他們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評德國這樣那樣的問題就是傷害他們的感情。結果,被當局當猴耍了還覺得自己是愛國。
這樣的國家,不瘋才怪!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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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記:希特勒和戈培爾等納粹分子綁架了全體德國人民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犯下了很多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當末日來臨,他們清楚知道自己會有什麼下場,但仍喪盡天良的企圖綁架全體德國人民一起陪葬,當戰火已逼近柏林,有高級幕僚向希特勒和戈培爾報告,蘇軍進入德國境內後由於死傷慘重,對德國人進行報復,虐殺德軍戰俘,洗劫平民,強姦德國女性,為了德國人民免受蹂躪,建議投降,但戈培爾冷酷地迴應:絕不投降!德國人民選擇了我們,這是他們現在必須付出的代價!這個毫無人性的納粹分子最終連自己親生的六個孩子也不放過,不顧兩個保姆的哀求,將分別只有12歲、11歲、9歲、7歲、5歲、3歲。(其中5名是女孩,1名是男孩。)的六個天使一樣的孩子毒死後自殺。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創新科技理念 今天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作者:佚名
二戰時,希 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整個德國陷入了暴力與謊言。為了維護極權,希特勒採用了兩個手段:利用蓋世太保,監視民眾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將人拉入監獄,甚至很多人被祕密處死。另一個手段,便是動用國家機器,不斷的利用媒體宣傳“納粹思想”,不斷製造謊言,達到洗腦的目地。
在這種惡毒的媒體宣傳下,大量的德國民眾被欺騙,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發生了扭曲,完全陷入了思維怪圈。
一、混淆了“國家”與“納粹”的概念
被洗腦後的德國民眾普遍認為:沒有納粹就沒有德國的存在,德國的發展要依賴納粹的統治。甚至很多民眾陷入了一種誤區:認為離開了納粹統治,德國就會發生動亂。事實上是,德國並沒有因為納粹而變的強大,反而因為納粹被捲入了二戰。二戰後,沒有了納粹統治的西德迅速進入了真正的穩定狀態,經濟不斷髮展,民眾生活富足。
二、分不清是誰在養活誰
雖然希特勒在統治德國期間,搞了不少的經濟項目,表面上德國的經濟是因為希特勒的改革而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的財富被大量的變相掠奪。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隊和專制系統,為了維持龐大的蓋世太保機構,只能從民眾那裡進行掠奪。
由於希特勒上臺前恰恰是德國經濟低迷的時期,於是希特勒緊緊抓住了德國人怕失業的心理,大量的引進軍工業,利用廉價的勞動力為自己賺來了大量的財富。可憐的德國人竟然認為是希特勒和納粹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對希特勒產生了感激之情,完全沒意識到這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辛苦勞動所得。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用自己辛苦的勞動養肥了希特勒的納粹集團和納粹軍隊,養活了一大批以監視民眾為樂的祕密警察蓋世太保。
三、認敵為友
在希特勒的洗腦下,德國民眾將墨索里尼視為“德國人最好的朋友”,很多人認為除了意大利外,其他的國家都是“對德國虎視眈眈的敵對勢力”,結果是這個“最好的盟友”加速了德國的悲劇。
四、處處防人
在蓋世太保無孔不入的監視下,德國民眾即使對納粹有意見,也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為了保護自己,德國人覺的誰都可能是蓋世太保,甚至親朋好友之間也充滿了戒心。
五、真正的愛國者反而成了民眾的“眼中釘”
在希特勒統治期間,出現了一批有清醒頭腦的愛國人士,反對納粹極權操作國家機器愚弄民眾,卻被蓋世太保誣陷是“賣國賊”。這些真正的愛國者被不明真相的民眾視為“眼中釘”,甚至認為他們是在“危害國家的穩定”,這種錯誤的認識直到二戰結束,德國民眾重新審視了歷史,才明白愛國不等於愛納粹,真正的愛國是要維護國家不被納粹操作,真正維護民眾的權益為根本的。
(不向納粹致敬者等待他的就是厄運!)
假如當年德國民眾能清醒的意識到納粹的危害,那麼德國也許就避免了戰爭。假如德國人誰都不加入納粹,那麼德國人就不必生活在恐懼和擔心中,也不必為此極權的奢侈和其屬下的蓋世太保機構負擔如此龐大的開支。遺憾的是,德國人被謊言矇騙,最終整個德國捲入了災難。可見,納粹的存在才是真正危害德國國家穩定和損害德國民眾利益的最主要因素。沒有了納粹的德國,獲得了新生,民眾的收入大大增加,生活越來越好,成為了真正的世界強國。
六、宣傳只有一個目標
瘸子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而在宣傳征服群眾前,得先征服宣傳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在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
凡是在相關領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協會,並且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聽話者不得食。對於“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協會可以拒絕接受他們為會員,已經取得會員資格的,可以開除他們。這樣,通過德國文化協會對整個文化活動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純潔”出一支效命於納粹政權的文化隊伍。這支隊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宣傳的主力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有組織的忽悠事業的馬前卒。
文化藝術成了權力的婢女。幾千萬德國人能夠看到什麼樣的美術作品,可以欣賞到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可以觀賞到什麼樣的戲劇電影,能夠收聽到什麼樣的廣播,看到什麼樣的新聞等等,這一切都取決於納粹黨的好惡。
馬克·吐溫可以在美國經濟騰飛之際出版《鍍金時代》,可托馬斯·曼這些人在納粹德國沒有容身之地。現實題材中,滿是荊棘和陷阱,那就寫點歷史吧,第三帝國的歷史題材作品一枝獨秀。俗話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題材的作品照樣會觸犯納粹的禁區。1933年柏林焚書,為什麼要把艾米爾·路德維格和沃納·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號就是:“反對偽造我們的歷史,玷汙歷史偉人,捍衛我們往昔的尊嚴!”一旦文藝成為政權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
不過,希特勒、戈培爾們並不是笨蛋,他們也不想德國的文化藝術“退 化”得無人問津。相反,他們希望藝術性和納粹化能完美結合,不僅德國人喜聞樂見,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親自邀請德國著名女導演裡芬施塔爾出馬,就是例子。裡芬施塔爾拍攝的《意志的勝利》,成功地將納粹政治藝術化。戈培爾稱讚它“成功地擺脫了陷入簡單宣傳的危險”,將偉大時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
七、“各家報紙都受到指示”
納粹德國常常被人貶為極權國家。何謂極權?最通俗的詮釋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換言之,權利無所不管,一切事務都要以權力意志為轉移。不過,就媒體而言,納粹政權的無所不管,並不意味著第三帝國的文化事業都是國營或黨有。恰恰相反,報刊電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經營。私有不見得就等於自由。納粹政權可以利用私人的錢為自己的事業服務。
比如對於私營電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資都是民間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審查權卻牢牢地攥在戈培爾的教化與宣傳部手裡,不是有錢而是有權才是大爺,這樣一來,不僅國庫的錢可以直接供納粹政權使用,就是民間資本,也間接地為納粹當局所用。至於是否叫座,用不著納粹黨操什麼心,因為它沒有自個掏錢賠本賺吆喝的風險。自然,因為這種管制,難免會有納粹電影上映觀眾未必買賬的情況發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納粹德國的電影業一片蕭條。畢竟,投資者在商言商。為了利潤,他們會竭力在納粹當局容許的框框內發揮自己的才幹,儘可能地迎合觀眾的欣賞口味,換言之,會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榮,畸形創造。
控制報業,也並不需要所有的報刊都是納粹黨辦。即使是報刊為私人創辦和所有,但是,通過購買、清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達到操控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納粹黨或黨內個人擁有或控制的報紙,只佔全部報紙銷量2500萬份中的三分之二。
《伏斯日報》是德國最主要的報紙,地位有如《泰晤士報》之於英國,《紐約時報》之於美國,它創刊於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這家發行了230年的自由主義報紙,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馳名的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雖然不像《伏斯日報》那樣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闆在1933年春被迫出讓自己在這家報紙的股份。《法蘭克福日報》是德國第三大自由主義報紙,它在清除了猶太老闆和編輯後繼續出版。軀殼尚在,魂魄已散。
那些在納粹淫威中倖存下來的報紙,知道小命捏在納粹當局手裡,它們為納粹黨服務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納粹黨有的報紙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一來,納粹黨不用大包大攬就把所有的報刊都一手統到自己的名下,無須為所有的報紙的虧盈付費,就能夠讓所有的編輯記者都得先當納粹黨的文奴,所有的報刊都得跟納粹黨保持一致,否則編輯記者就沒法在新聞出版這個行當幹下去,報刊就沒法存活。
戈培爾對新聞的管制,細緻入微。當過駐德記者的夏伊勒這樣寫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裡,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佈,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怎麼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納粹當局自己也心知肚明,這種指令見不得人。於是,堂堂第三帝國的教化和宣傳部就如黑幫一樣偷偷行事,把每天規定的這也不能報導那也不能評論的指令,當成納粹黨國的祕密。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洩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洩露為目的,而著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納粹當局的這兩項規定,可不是個虛張聲勢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記裡就提到,因為偶爾把戈培爾每天向新聞界下達的一些密令副本給過外國記者,德國《波森日報》的一位先生被判處死刑,後來又被減為無期徒刑。
在這樣嚴厲的新聞管制下,一份份報紙勢必變得索然寡味。戈培爾和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曾要求,編輯們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可那是誰之過呢?《格魯恩郵報》的編輯埃姆·韋爾克指責說,報刊之所以變得乾巴巴,是因為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韋爾克這下可摸了老虎屁股。這份週刊受到停刊三個月的處罰,而韋爾克自己不僅被戈培爾撤了職,還被送進了集中營。
八、“灌輸納粹黨學說比生產重要”
納粹上臺之初,德國的收音機普及率不高,一時間也沒法讓家家戶戶都很快擁有一臺收音機。於是當局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大夥在一起收聽廣播,誰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來。因此,國民們連耳根清淨的自由都沒了。而且,許多廣播節目被安排在上班時間播出,在播出的時候,人們必須放下手頭的工作收聽廣播。
即使廣播的時候你是在咖啡廳或者餐館,那也不會成為漏網之魚,因為像餐廳、咖啡館之類的所有公共場所,都必須配備收音機。而對於行人來說,街頭的揚聲器照樣會把納粹黨的聲音傳送到你的耳朵裡。從這個角度而言,納粹政權確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在當時,沒有哪個國家有德國那麼密集的無線電覆蓋度。要命的是,這種廣播往往不是一兩分鐘就能夠完事,希特勒這些人的演說,動不動就長達兩三個小時。如果把全國的人因此花費的時間累計起來,那會相當於浪費多少個工時!可納粹當局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在戈培爾看來,“灌輸納粹黨學說比工人們的生產更重要”。否則,即使德國財富再多,人民再怎麼幸福,可要是政治跟納粹黨毫不相干,這對戈培爾這些納粹領袖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
無線電波跟報刊不同,一份外國報紙或雜誌禁止在德國發行,一般人是無法看到的,而電臺就不一樣了,如果不能進行有效地技術干擾,一家英國電臺的廣播,柏林人也可以收聽到。為此,第三帝國就把收聽外國電臺視為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記裡提到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軍飛行員的母親接到通知,說她的兒子已經失蹤並被認定死亡。可是幾天後,英國廣播公司公佈的德國戰俘名單裡卻有她的兒子。次日,有八個朋友和熟人來信告訴她這個消息。可是好心被當成了驢肝肺。這位母親向警察告發了這些人收聽敵臺,於是他們全都被捕了。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裡,還有幾個人敢輕易接受和傳播戈培爾們不喜歡的信息?在恐懼中自我收斂,就會自然地成為一種生活常態。如此一來,戈培爾就可以肆無忌憚地隨意操縱輿論了,而他的西洋鏡永遠不用擔心被人公開戳破。國外到底是怎麼回事,比如人家是怎麼看待希特勒德國的,這類的信息是否可以傳播,以怎樣的形式傳播等等,都是納粹當局說了算。
相比戈培爾部長心裡也清楚,謊言重複一千遍,也不會成為真理,但謊言如果重複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因為謊言的陷阱到處都是,人們不掉進這個陷阱,就會掉進那個陷阱。極權政治之下,只存在掉進陷阱的次數多少和深淺問題,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不過,第三帝國宣傳部炮製的那些政治謊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國人的內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為在政府欺騙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會用欺騙政府來保全自己。在極權政治裡,有時候很難分清到底是誰在騙誰。
1943年2月8日,戈培爾在玻璃體育館的演講,贏得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可是在第三帝國,大人物對黨徒或百姓講什麼不會贏得熱烈的掌聲呢?領導人放個屁都是重要講話。
當戈培爾對聽眾說:“你們願意打一場總體戰嗎?如果有必要的話,你們願意打一場比我們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更為全民化更為極端化的總體戰嗎?”聽眾報以狂熱的迴應:“願意!”在這種場合,不想進集中營就不會說“不願意”。可在離開講臺時,戈培爾卻對心腹說:這些聽眾真是一群白痴,“假入我對這幫傢伙發問,是否願意從哥倫布大廈的樓頂上往下跳的話,他們也同樣會吼'願意’的。”
其實,對戈培爾的演說,何嘗就不可能也有聽眾在心裡譏笑他:真是個白痴!我們一鼓掌他就以為我們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個人都必須歡呼雀躍,一副十足的腦殘模樣。為了更好地蒙人,納粹德國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比如,對於隱瞞和掩蓋真相的一個理由就是,如果如實地公開披露,會損害國家的威望,為英法等西方國家提供了攻擊德國的口實。這種是非顛倒的邏輯,卻為一些對“德國”情意綿綿的忠誠國民所接受。他們認為,對納粹的抨擊就是對德國的抨擊,作為一個德國人,他們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評德國這樣那樣的問題就是傷害他們的感情。結果,被當局當猴耍了還覺得自己是愛國。
這樣的國家,不瘋才怪!
《 完 》
****************************
編後記:希特勒和戈培爾等納粹分子綁架了全體德國人民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犯下了很多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當末日來臨,他們清楚知道自己會有什麼下場,但仍喪盡天良的企圖綁架全體德國人民一起陪葬,當戰火已逼近柏林,有高級幕僚向希特勒和戈培爾報告,蘇軍進入德國境內後由於死傷慘重,對德國人進行報復,虐殺德軍戰俘,洗劫平民,強姦德國女性,為了德國人民免受蹂躪,建議投降,但戈培爾冷酷地迴應:絕不投降!德國人民選擇了我們,這是他們現在必須付出的代價!這個毫無人性的納粹分子最終連自己親生的六個孩子也不放過,不顧兩個保姆的哀求,將分別只有12歲、11歲、9歲、7歲、5歲、3歲。(其中5名是女孩,1名是男孩。)的六個天使一樣的孩子毒死後自殺。
(1945年4月30日,第三帝國面臨覆滅,希特勒和情婦愛娃一起自殺後焚屍)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創新科技理念 今天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作者:佚名
二戰時,希 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整個德國陷入了暴力與謊言。為了維護極權,希特勒採用了兩個手段:利用蓋世太保,監視民眾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將人拉入監獄,甚至很多人被祕密處死。另一個手段,便是動用國家機器,不斷的利用媒體宣傳“納粹思想”,不斷製造謊言,達到洗腦的目地。
在這種惡毒的媒體宣傳下,大量的德國民眾被欺騙,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發生了扭曲,完全陷入了思維怪圈。
一、混淆了“國家”與“納粹”的概念
被洗腦後的德國民眾普遍認為:沒有納粹就沒有德國的存在,德國的發展要依賴納粹的統治。甚至很多民眾陷入了一種誤區:認為離開了納粹統治,德國就會發生動亂。事實上是,德國並沒有因為納粹而變的強大,反而因為納粹被捲入了二戰。二戰後,沒有了納粹統治的西德迅速進入了真正的穩定狀態,經濟不斷髮展,民眾生活富足。
二、分不清是誰在養活誰
雖然希特勒在統治德國期間,搞了不少的經濟項目,表面上德國的經濟是因為希特勒的改革而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的財富被大量的變相掠奪。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隊和專制系統,為了維持龐大的蓋世太保機構,只能從民眾那裡進行掠奪。
由於希特勒上臺前恰恰是德國經濟低迷的時期,於是希特勒緊緊抓住了德國人怕失業的心理,大量的引進軍工業,利用廉價的勞動力為自己賺來了大量的財富。可憐的德國人竟然認為是希特勒和納粹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對希特勒產生了感激之情,完全沒意識到這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辛苦勞動所得。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用自己辛苦的勞動養肥了希特勒的納粹集團和納粹軍隊,養活了一大批以監視民眾為樂的祕密警察蓋世太保。
三、認敵為友
在希特勒的洗腦下,德國民眾將墨索里尼視為“德國人最好的朋友”,很多人認為除了意大利外,其他的國家都是“對德國虎視眈眈的敵對勢力”,結果是這個“最好的盟友”加速了德國的悲劇。
四、處處防人
在蓋世太保無孔不入的監視下,德國民眾即使對納粹有意見,也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為了保護自己,德國人覺的誰都可能是蓋世太保,甚至親朋好友之間也充滿了戒心。
五、真正的愛國者反而成了民眾的“眼中釘”
在希特勒統治期間,出現了一批有清醒頭腦的愛國人士,反對納粹極權操作國家機器愚弄民眾,卻被蓋世太保誣陷是“賣國賊”。這些真正的愛國者被不明真相的民眾視為“眼中釘”,甚至認為他們是在“危害國家的穩定”,這種錯誤的認識直到二戰結束,德國民眾重新審視了歷史,才明白愛國不等於愛納粹,真正的愛國是要維護國家不被納粹操作,真正維護民眾的權益為根本的。
(不向納粹致敬者等待他的就是厄運!)
假如當年德國民眾能清醒的意識到納粹的危害,那麼德國也許就避免了戰爭。假如德國人誰都不加入納粹,那麼德國人就不必生活在恐懼和擔心中,也不必為此極權的奢侈和其屬下的蓋世太保機構負擔如此龐大的開支。遺憾的是,德國人被謊言矇騙,最終整個德國捲入了災難。可見,納粹的存在才是真正危害德國國家穩定和損害德國民眾利益的最主要因素。沒有了納粹的德國,獲得了新生,民眾的收入大大增加,生活越來越好,成為了真正的世界強國。
六、宣傳只有一個目標
瘸子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而在宣傳征服群眾前,得先征服宣傳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在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
凡是在相關領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協會,並且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聽話者不得食。對於“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協會可以拒絕接受他們為會員,已經取得會員資格的,可以開除他們。這樣,通過德國文化協會對整個文化活動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純潔”出一支效命於納粹政權的文化隊伍。這支隊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宣傳的主力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有組織的忽悠事業的馬前卒。
文化藝術成了權力的婢女。幾千萬德國人能夠看到什麼樣的美術作品,可以欣賞到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可以觀賞到什麼樣的戲劇電影,能夠收聽到什麼樣的廣播,看到什麼樣的新聞等等,這一切都取決於納粹黨的好惡。
馬克·吐溫可以在美國經濟騰飛之際出版《鍍金時代》,可托馬斯·曼這些人在納粹德國沒有容身之地。現實題材中,滿是荊棘和陷阱,那就寫點歷史吧,第三帝國的歷史題材作品一枝獨秀。俗話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題材的作品照樣會觸犯納粹的禁區。1933年柏林焚書,為什麼要把艾米爾·路德維格和沃納·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號就是:“反對偽造我們的歷史,玷汙歷史偉人,捍衛我們往昔的尊嚴!”一旦文藝成為政權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
不過,希特勒、戈培爾們並不是笨蛋,他們也不想德國的文化藝術“退 化”得無人問津。相反,他們希望藝術性和納粹化能完美結合,不僅德國人喜聞樂見,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親自邀請德國著名女導演裡芬施塔爾出馬,就是例子。裡芬施塔爾拍攝的《意志的勝利》,成功地將納粹政治藝術化。戈培爾稱讚它“成功地擺脫了陷入簡單宣傳的危險”,將偉大時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
七、“各家報紙都受到指示”
納粹德國常常被人貶為極權國家。何謂極權?最通俗的詮釋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換言之,權利無所不管,一切事務都要以權力意志為轉移。不過,就媒體而言,納粹政權的無所不管,並不意味著第三帝國的文化事業都是國營或黨有。恰恰相反,報刊電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經營。私有不見得就等於自由。納粹政權可以利用私人的錢為自己的事業服務。
比如對於私營電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資都是民間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審查權卻牢牢地攥在戈培爾的教化與宣傳部手裡,不是有錢而是有權才是大爺,這樣一來,不僅國庫的錢可以直接供納粹政權使用,就是民間資本,也間接地為納粹當局所用。至於是否叫座,用不著納粹黨操什麼心,因為它沒有自個掏錢賠本賺吆喝的風險。自然,因為這種管制,難免會有納粹電影上映觀眾未必買賬的情況發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納粹德國的電影業一片蕭條。畢竟,投資者在商言商。為了利潤,他們會竭力在納粹當局容許的框框內發揮自己的才幹,儘可能地迎合觀眾的欣賞口味,換言之,會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榮,畸形創造。
控制報業,也並不需要所有的報刊都是納粹黨辦。即使是報刊為私人創辦和所有,但是,通過購買、清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達到操控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納粹黨或黨內個人擁有或控制的報紙,只佔全部報紙銷量2500萬份中的三分之二。
《伏斯日報》是德國最主要的報紙,地位有如《泰晤士報》之於英國,《紐約時報》之於美國,它創刊於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這家發行了230年的自由主義報紙,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馳名的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雖然不像《伏斯日報》那樣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闆在1933年春被迫出讓自己在這家報紙的股份。《法蘭克福日報》是德國第三大自由主義報紙,它在清除了猶太老闆和編輯後繼續出版。軀殼尚在,魂魄已散。
那些在納粹淫威中倖存下來的報紙,知道小命捏在納粹當局手裡,它們為納粹黨服務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納粹黨有的報紙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一來,納粹黨不用大包大攬就把所有的報刊都一手統到自己的名下,無須為所有的報紙的虧盈付費,就能夠讓所有的編輯記者都得先當納粹黨的文奴,所有的報刊都得跟納粹黨保持一致,否則編輯記者就沒法在新聞出版這個行當幹下去,報刊就沒法存活。
戈培爾對新聞的管制,細緻入微。當過駐德記者的夏伊勒這樣寫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裡,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佈,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怎麼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納粹當局自己也心知肚明,這種指令見不得人。於是,堂堂第三帝國的教化和宣傳部就如黑幫一樣偷偷行事,把每天規定的這也不能報導那也不能評論的指令,當成納粹黨國的祕密。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洩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洩露為目的,而著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納粹當局的這兩項規定,可不是個虛張聲勢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記裡就提到,因為偶爾把戈培爾每天向新聞界下達的一些密令副本給過外國記者,德國《波森日報》的一位先生被判處死刑,後來又被減為無期徒刑。
在這樣嚴厲的新聞管制下,一份份報紙勢必變得索然寡味。戈培爾和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曾要求,編輯們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可那是誰之過呢?《格魯恩郵報》的編輯埃姆·韋爾克指責說,報刊之所以變得乾巴巴,是因為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韋爾克這下可摸了老虎屁股。這份週刊受到停刊三個月的處罰,而韋爾克自己不僅被戈培爾撤了職,還被送進了集中營。
八、“灌輸納粹黨學說比生產重要”
納粹上臺之初,德國的收音機普及率不高,一時間也沒法讓家家戶戶都很快擁有一臺收音機。於是當局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大夥在一起收聽廣播,誰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來。因此,國民們連耳根清淨的自由都沒了。而且,許多廣播節目被安排在上班時間播出,在播出的時候,人們必須放下手頭的工作收聽廣播。
即使廣播的時候你是在咖啡廳或者餐館,那也不會成為漏網之魚,因為像餐廳、咖啡館之類的所有公共場所,都必須配備收音機。而對於行人來說,街頭的揚聲器照樣會把納粹黨的聲音傳送到你的耳朵裡。從這個角度而言,納粹政權確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在當時,沒有哪個國家有德國那麼密集的無線電覆蓋度。要命的是,這種廣播往往不是一兩分鐘就能夠完事,希特勒這些人的演說,動不動就長達兩三個小時。如果把全國的人因此花費的時間累計起來,那會相當於浪費多少個工時!可納粹當局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在戈培爾看來,“灌輸納粹黨學說比工人們的生產更重要”。否則,即使德國財富再多,人民再怎麼幸福,可要是政治跟納粹黨毫不相干,這對戈培爾這些納粹領袖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
無線電波跟報刊不同,一份外國報紙或雜誌禁止在德國發行,一般人是無法看到的,而電臺就不一樣了,如果不能進行有效地技術干擾,一家英國電臺的廣播,柏林人也可以收聽到。為此,第三帝國就把收聽外國電臺視為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記裡提到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軍飛行員的母親接到通知,說她的兒子已經失蹤並被認定死亡。可是幾天後,英國廣播公司公佈的德國戰俘名單裡卻有她的兒子。次日,有八個朋友和熟人來信告訴她這個消息。可是好心被當成了驢肝肺。這位母親向警察告發了這些人收聽敵臺,於是他們全都被捕了。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裡,還有幾個人敢輕易接受和傳播戈培爾們不喜歡的信息?在恐懼中自我收斂,就會自然地成為一種生活常態。如此一來,戈培爾就可以肆無忌憚地隨意操縱輿論了,而他的西洋鏡永遠不用擔心被人公開戳破。國外到底是怎麼回事,比如人家是怎麼看待希特勒德國的,這類的信息是否可以傳播,以怎樣的形式傳播等等,都是納粹當局說了算。
相比戈培爾部長心裡也清楚,謊言重複一千遍,也不會成為真理,但謊言如果重複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因為謊言的陷阱到處都是,人們不掉進這個陷阱,就會掉進那個陷阱。極權政治之下,只存在掉進陷阱的次數多少和深淺問題,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不過,第三帝國宣傳部炮製的那些政治謊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國人的內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為在政府欺騙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會用欺騙政府來保全自己。在極權政治裡,有時候很難分清到底是誰在騙誰。
1943年2月8日,戈培爾在玻璃體育館的演講,贏得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可是在第三帝國,大人物對黨徒或百姓講什麼不會贏得熱烈的掌聲呢?領導人放個屁都是重要講話。
當戈培爾對聽眾說:“你們願意打一場總體戰嗎?如果有必要的話,你們願意打一場比我們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更為全民化更為極端化的總體戰嗎?”聽眾報以狂熱的迴應:“願意!”在這種場合,不想進集中營就不會說“不願意”。可在離開講臺時,戈培爾卻對心腹說:這些聽眾真是一群白痴,“假入我對這幫傢伙發問,是否願意從哥倫布大廈的樓頂上往下跳的話,他們也同樣會吼'願意’的。”
其實,對戈培爾的演說,何嘗就不可能也有聽眾在心裡譏笑他:真是個白痴!我們一鼓掌他就以為我們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個人都必須歡呼雀躍,一副十足的腦殘模樣。為了更好地蒙人,納粹德國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比如,對於隱瞞和掩蓋真相的一個理由就是,如果如實地公開披露,會損害國家的威望,為英法等西方國家提供了攻擊德國的口實。這種是非顛倒的邏輯,卻為一些對“德國”情意綿綿的忠誠國民所接受。他們認為,對納粹的抨擊就是對德國的抨擊,作為一個德國人,他們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評德國這樣那樣的問題就是傷害他們的感情。結果,被當局當猴耍了還覺得自己是愛國。
這樣的國家,不瘋才怪!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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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記:希特勒和戈培爾等納粹分子綁架了全體德國人民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犯下了很多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當末日來臨,他們清楚知道自己會有什麼下場,但仍喪盡天良的企圖綁架全體德國人民一起陪葬,當戰火已逼近柏林,有高級幕僚向希特勒和戈培爾報告,蘇軍進入德國境內後由於死傷慘重,對德國人進行報復,虐殺德軍戰俘,洗劫平民,強姦德國女性,為了德國人民免受蹂躪,建議投降,但戈培爾冷酷地迴應:絕不投降!德國人民選擇了我們,這是他們現在必須付出的代價!這個毫無人性的納粹分子最終連自己親生的六個孩子也不放過,不顧兩個保姆的哀求,將分別只有12歲、11歲、9歲、7歲、5歲、3歲。(其中5名是女孩,1名是男孩。)的六個天使一樣的孩子毒死後自殺。
(1945年4月30日,第三帝國面臨覆滅,希特勒和情婦愛娃一起自殺後焚屍)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創新科技理念 今天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作者:佚名
二戰時,希 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整個德國陷入了暴力與謊言。為了維護極權,希特勒採用了兩個手段:利用蓋世太保,監視民眾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將人拉入監獄,甚至很多人被祕密處死。另一個手段,便是動用國家機器,不斷的利用媒體宣傳“納粹思想”,不斷製造謊言,達到洗腦的目地。
在這種惡毒的媒體宣傳下,大量的德國民眾被欺騙,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發生了扭曲,完全陷入了思維怪圈。
一、混淆了“國家”與“納粹”的概念
被洗腦後的德國民眾普遍認為:沒有納粹就沒有德國的存在,德國的發展要依賴納粹的統治。甚至很多民眾陷入了一種誤區:認為離開了納粹統治,德國就會發生動亂。事實上是,德國並沒有因為納粹而變的強大,反而因為納粹被捲入了二戰。二戰後,沒有了納粹統治的西德迅速進入了真正的穩定狀態,經濟不斷髮展,民眾生活富足。
二、分不清是誰在養活誰
雖然希特勒在統治德國期間,搞了不少的經濟項目,表面上德國的經濟是因為希特勒的改革而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的財富被大量的變相掠奪。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隊和專制系統,為了維持龐大的蓋世太保機構,只能從民眾那裡進行掠奪。
由於希特勒上臺前恰恰是德國經濟低迷的時期,於是希特勒緊緊抓住了德國人怕失業的心理,大量的引進軍工業,利用廉價的勞動力為自己賺來了大量的財富。可憐的德國人竟然認為是希特勒和納粹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對希特勒產生了感激之情,完全沒意識到這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辛苦勞動所得。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用自己辛苦的勞動養肥了希特勒的納粹集團和納粹軍隊,養活了一大批以監視民眾為樂的祕密警察蓋世太保。
三、認敵為友
在希特勒的洗腦下,德國民眾將墨索里尼視為“德國人最好的朋友”,很多人認為除了意大利外,其他的國家都是“對德國虎視眈眈的敵對勢力”,結果是這個“最好的盟友”加速了德國的悲劇。
四、處處防人
在蓋世太保無孔不入的監視下,德國民眾即使對納粹有意見,也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為了保護自己,德國人覺的誰都可能是蓋世太保,甚至親朋好友之間也充滿了戒心。
五、真正的愛國者反而成了民眾的“眼中釘”
在希特勒統治期間,出現了一批有清醒頭腦的愛國人士,反對納粹極權操作國家機器愚弄民眾,卻被蓋世太保誣陷是“賣國賊”。這些真正的愛國者被不明真相的民眾視為“眼中釘”,甚至認為他們是在“危害國家的穩定”,這種錯誤的認識直到二戰結束,德國民眾重新審視了歷史,才明白愛國不等於愛納粹,真正的愛國是要維護國家不被納粹操作,真正維護民眾的權益為根本的。
(不向納粹致敬者等待他的就是厄運!)
假如當年德國民眾能清醒的意識到納粹的危害,那麼德國也許就避免了戰爭。假如德國人誰都不加入納粹,那麼德國人就不必生活在恐懼和擔心中,也不必為此極權的奢侈和其屬下的蓋世太保機構負擔如此龐大的開支。遺憾的是,德國人被謊言矇騙,最終整個德國捲入了災難。可見,納粹的存在才是真正危害德國國家穩定和損害德國民眾利益的最主要因素。沒有了納粹的德國,獲得了新生,民眾的收入大大增加,生活越來越好,成為了真正的世界強國。
六、宣傳只有一個目標
瘸子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而在宣傳征服群眾前,得先征服宣傳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在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
凡是在相關領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協會,並且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聽話者不得食。對於“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協會可以拒絕接受他們為會員,已經取得會員資格的,可以開除他們。這樣,通過德國文化協會對整個文化活動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純潔”出一支效命於納粹政權的文化隊伍。這支隊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宣傳的主力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有組織的忽悠事業的馬前卒。
文化藝術成了權力的婢女。幾千萬德國人能夠看到什麼樣的美術作品,可以欣賞到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可以觀賞到什麼樣的戲劇電影,能夠收聽到什麼樣的廣播,看到什麼樣的新聞等等,這一切都取決於納粹黨的好惡。
馬克·吐溫可以在美國經濟騰飛之際出版《鍍金時代》,可托馬斯·曼這些人在納粹德國沒有容身之地。現實題材中,滿是荊棘和陷阱,那就寫點歷史吧,第三帝國的歷史題材作品一枝獨秀。俗話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題材的作品照樣會觸犯納粹的禁區。1933年柏林焚書,為什麼要把艾米爾·路德維格和沃納·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號就是:“反對偽造我們的歷史,玷汙歷史偉人,捍衛我們往昔的尊嚴!”一旦文藝成為政權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
不過,希特勒、戈培爾們並不是笨蛋,他們也不想德國的文化藝術“退 化”得無人問津。相反,他們希望藝術性和納粹化能完美結合,不僅德國人喜聞樂見,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親自邀請德國著名女導演裡芬施塔爾出馬,就是例子。裡芬施塔爾拍攝的《意志的勝利》,成功地將納粹政治藝術化。戈培爾稱讚它“成功地擺脫了陷入簡單宣傳的危險”,將偉大時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
七、“各家報紙都受到指示”
納粹德國常常被人貶為極權國家。何謂極權?最通俗的詮釋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換言之,權利無所不管,一切事務都要以權力意志為轉移。不過,就媒體而言,納粹政權的無所不管,並不意味著第三帝國的文化事業都是國營或黨有。恰恰相反,報刊電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經營。私有不見得就等於自由。納粹政權可以利用私人的錢為自己的事業服務。
比如對於私營電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資都是民間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審查權卻牢牢地攥在戈培爾的教化與宣傳部手裡,不是有錢而是有權才是大爺,這樣一來,不僅國庫的錢可以直接供納粹政權使用,就是民間資本,也間接地為納粹當局所用。至於是否叫座,用不著納粹黨操什麼心,因為它沒有自個掏錢賠本賺吆喝的風險。自然,因為這種管制,難免會有納粹電影上映觀眾未必買賬的情況發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納粹德國的電影業一片蕭條。畢竟,投資者在商言商。為了利潤,他們會竭力在納粹當局容許的框框內發揮自己的才幹,儘可能地迎合觀眾的欣賞口味,換言之,會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榮,畸形創造。
控制報業,也並不需要所有的報刊都是納粹黨辦。即使是報刊為私人創辦和所有,但是,通過購買、清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達到操控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納粹黨或黨內個人擁有或控制的報紙,只佔全部報紙銷量2500萬份中的三分之二。
《伏斯日報》是德國最主要的報紙,地位有如《泰晤士報》之於英國,《紐約時報》之於美國,它創刊於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這家發行了230年的自由主義報紙,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馳名的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雖然不像《伏斯日報》那樣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闆在1933年春被迫出讓自己在這家報紙的股份。《法蘭克福日報》是德國第三大自由主義報紙,它在清除了猶太老闆和編輯後繼續出版。軀殼尚在,魂魄已散。
那些在納粹淫威中倖存下來的報紙,知道小命捏在納粹當局手裡,它們為納粹黨服務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納粹黨有的報紙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一來,納粹黨不用大包大攬就把所有的報刊都一手統到自己的名下,無須為所有的報紙的虧盈付費,就能夠讓所有的編輯記者都得先當納粹黨的文奴,所有的報刊都得跟納粹黨保持一致,否則編輯記者就沒法在新聞出版這個行當幹下去,報刊就沒法存活。
戈培爾對新聞的管制,細緻入微。當過駐德記者的夏伊勒這樣寫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裡,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佈,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怎麼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納粹當局自己也心知肚明,這種指令見不得人。於是,堂堂第三帝國的教化和宣傳部就如黑幫一樣偷偷行事,把每天規定的這也不能報導那也不能評論的指令,當成納粹黨國的祕密。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洩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洩露為目的,而著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納粹當局的這兩項規定,可不是個虛張聲勢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記裡就提到,因為偶爾把戈培爾每天向新聞界下達的一些密令副本給過外國記者,德國《波森日報》的一位先生被判處死刑,後來又被減為無期徒刑。
在這樣嚴厲的新聞管制下,一份份報紙勢必變得索然寡味。戈培爾和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曾要求,編輯們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可那是誰之過呢?《格魯恩郵報》的編輯埃姆·韋爾克指責說,報刊之所以變得乾巴巴,是因為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韋爾克這下可摸了老虎屁股。這份週刊受到停刊三個月的處罰,而韋爾克自己不僅被戈培爾撤了職,還被送進了集中營。
八、“灌輸納粹黨學說比生產重要”
納粹上臺之初,德國的收音機普及率不高,一時間也沒法讓家家戶戶都很快擁有一臺收音機。於是當局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大夥在一起收聽廣播,誰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來。因此,國民們連耳根清淨的自由都沒了。而且,許多廣播節目被安排在上班時間播出,在播出的時候,人們必須放下手頭的工作收聽廣播。
即使廣播的時候你是在咖啡廳或者餐館,那也不會成為漏網之魚,因為像餐廳、咖啡館之類的所有公共場所,都必須配備收音機。而對於行人來說,街頭的揚聲器照樣會把納粹黨的聲音傳送到你的耳朵裡。從這個角度而言,納粹政權確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在當時,沒有哪個國家有德國那麼密集的無線電覆蓋度。要命的是,這種廣播往往不是一兩分鐘就能夠完事,希特勒這些人的演說,動不動就長達兩三個小時。如果把全國的人因此花費的時間累計起來,那會相當於浪費多少個工時!可納粹當局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在戈培爾看來,“灌輸納粹黨學說比工人們的生產更重要”。否則,即使德國財富再多,人民再怎麼幸福,可要是政治跟納粹黨毫不相干,這對戈培爾這些納粹領袖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
無線電波跟報刊不同,一份外國報紙或雜誌禁止在德國發行,一般人是無法看到的,而電臺就不一樣了,如果不能進行有效地技術干擾,一家英國電臺的廣播,柏林人也可以收聽到。為此,第三帝國就把收聽外國電臺視為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記裡提到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軍飛行員的母親接到通知,說她的兒子已經失蹤並被認定死亡。可是幾天後,英國廣播公司公佈的德國戰俘名單裡卻有她的兒子。次日,有八個朋友和熟人來信告訴她這個消息。可是好心被當成了驢肝肺。這位母親向警察告發了這些人收聽敵臺,於是他們全都被捕了。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裡,還有幾個人敢輕易接受和傳播戈培爾們不喜歡的信息?在恐懼中自我收斂,就會自然地成為一種生活常態。如此一來,戈培爾就可以肆無忌憚地隨意操縱輿論了,而他的西洋鏡永遠不用擔心被人公開戳破。國外到底是怎麼回事,比如人家是怎麼看待希特勒德國的,這類的信息是否可以傳播,以怎樣的形式傳播等等,都是納粹當局說了算。
相比戈培爾部長心裡也清楚,謊言重複一千遍,也不會成為真理,但謊言如果重複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因為謊言的陷阱到處都是,人們不掉進這個陷阱,就會掉進那個陷阱。極權政治之下,只存在掉進陷阱的次數多少和深淺問題,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不過,第三帝國宣傳部炮製的那些政治謊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國人的內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為在政府欺騙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會用欺騙政府來保全自己。在極權政治裡,有時候很難分清到底是誰在騙誰。
1943年2月8日,戈培爾在玻璃體育館的演講,贏得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可是在第三帝國,大人物對黨徒或百姓講什麼不會贏得熱烈的掌聲呢?領導人放個屁都是重要講話。
當戈培爾對聽眾說:“你們願意打一場總體戰嗎?如果有必要的話,你們願意打一場比我們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更為全民化更為極端化的總體戰嗎?”聽眾報以狂熱的迴應:“願意!”在這種場合,不想進集中營就不會說“不願意”。可在離開講臺時,戈培爾卻對心腹說:這些聽眾真是一群白痴,“假入我對這幫傢伙發問,是否願意從哥倫布大廈的樓頂上往下跳的話,他們也同樣會吼'願意’的。”
其實,對戈培爾的演說,何嘗就不可能也有聽眾在心裡譏笑他:真是個白痴!我們一鼓掌他就以為我們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個人都必須歡呼雀躍,一副十足的腦殘模樣。為了更好地蒙人,納粹德國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比如,對於隱瞞和掩蓋真相的一個理由就是,如果如實地公開披露,會損害國家的威望,為英法等西方國家提供了攻擊德國的口實。這種是非顛倒的邏輯,卻為一些對“德國”情意綿綿的忠誠國民所接受。他們認為,對納粹的抨擊就是對德國的抨擊,作為一個德國人,他們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評德國這樣那樣的問題就是傷害他們的感情。結果,被當局當猴耍了還覺得自己是愛國。
這樣的國家,不瘋才怪!
《 完 》
****************************
編後記:希特勒和戈培爾等納粹分子綁架了全體德國人民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犯下了很多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當末日來臨,他們清楚知道自己會有什麼下場,但仍喪盡天良的企圖綁架全體德國人民一起陪葬,當戰火已逼近柏林,有高級幕僚向希特勒和戈培爾報告,蘇軍進入德國境內後由於死傷慘重,對德國人進行報復,虐殺德軍戰俘,洗劫平民,強姦德國女性,為了德國人民免受蹂躪,建議投降,但戈培爾冷酷地迴應:絕不投降!德國人民選擇了我們,這是他們現在必須付出的代價!這個毫無人性的納粹分子最終連自己親生的六個孩子也不放過,不顧兩個保姆的哀求,將分別只有12歲、11歲、9歲、7歲、5歲、3歲。(其中5名是女孩,1名是男孩。)的六個天使一樣的孩子毒死後自殺。
(1945年4月30日,第三帝國面臨覆滅,希特勒和情婦愛娃一起自殺後焚屍)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創新科技理念 今天
二戰時納粹是怎樣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作者:佚名
二戰時,希 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整個德國陷入了暴力與謊言。為了維護極權,希特勒採用了兩個手段:利用蓋世太保,監視民眾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將人拉入監獄,甚至很多人被祕密處死。另一個手段,便是動用國家機器,不斷的利用媒體宣傳“納粹思想”,不斷製造謊言,達到洗腦的目地。
在這種惡毒的媒體宣傳下,大量的德國民眾被欺騙,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發生了扭曲,完全陷入了思維怪圈。
一、混淆了“國家”與“納粹”的概念
被洗腦後的德國民眾普遍認為:沒有納粹就沒有德國的存在,德國的發展要依賴納粹的統治。甚至很多民眾陷入了一種誤區:認為離開了納粹統治,德國就會發生動亂。事實上是,德國並沒有因為納粹而變的強大,反而因為納粹被捲入了二戰。二戰後,沒有了納粹統治的西德迅速進入了真正的穩定狀態,經濟不斷髮展,民眾生活富足。
二、分不清是誰在養活誰
雖然希特勒在統治德國期間,搞了不少的經濟項目,表面上德國的經濟是因為希特勒的改革而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的財富被大量的變相掠奪。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隊和專制系統,為了維持龐大的蓋世太保機構,只能從民眾那裡進行掠奪。
由於希特勒上臺前恰恰是德國經濟低迷的時期,於是希特勒緊緊抓住了德國人怕失業的心理,大量的引進軍工業,利用廉價的勞動力為自己賺來了大量的財富。可憐的德國人竟然認為是希特勒和納粹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對希特勒產生了感激之情,完全沒意識到這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辛苦勞動所得。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用自己辛苦的勞動養肥了希特勒的納粹集團和納粹軍隊,養活了一大批以監視民眾為樂的祕密警察蓋世太保。
三、認敵為友
在希特勒的洗腦下,德國民眾將墨索里尼視為“德國人最好的朋友”,很多人認為除了意大利外,其他的國家都是“對德國虎視眈眈的敵對勢力”,結果是這個“最好的盟友”加速了德國的悲劇。
四、處處防人
在蓋世太保無孔不入的監視下,德國民眾即使對納粹有意見,也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為了保護自己,德國人覺的誰都可能是蓋世太保,甚至親朋好友之間也充滿了戒心。
五、真正的愛國者反而成了民眾的“眼中釘”
在希特勒統治期間,出現了一批有清醒頭腦的愛國人士,反對納粹極權操作國家機器愚弄民眾,卻被蓋世太保誣陷是“賣國賊”。這些真正的愛國者被不明真相的民眾視為“眼中釘”,甚至認為他們是在“危害國家的穩定”,這種錯誤的認識直到二戰結束,德國民眾重新審視了歷史,才明白愛國不等於愛納粹,真正的愛國是要維護國家不被納粹操作,真正維護民眾的權益為根本的。
(不向納粹致敬者等待他的就是厄運!)
假如當年德國民眾能清醒的意識到納粹的危害,那麼德國也許就避免了戰爭。假如德國人誰都不加入納粹,那麼德國人就不必生活在恐懼和擔心中,也不必為此極權的奢侈和其屬下的蓋世太保機構負擔如此龐大的開支。遺憾的是,德國人被謊言矇騙,最終整個德國捲入了災難。可見,納粹的存在才是真正危害德國國家穩定和損害德國民眾利益的最主要因素。沒有了納粹的德國,獲得了新生,民眾的收入大大增加,生活越來越好,成為了真正的世界強國。
六、宣傳只有一個目標
瘸子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而在宣傳征服群眾前,得先征服宣傳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在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
凡是在相關領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協會,並且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聽話者不得食。對於“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協會可以拒絕接受他們為會員,已經取得會員資格的,可以開除他們。這樣,通過德國文化協會對整個文化活動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純潔”出一支效命於納粹政權的文化隊伍。這支隊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宣傳的主力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有組織的忽悠事業的馬前卒。
文化藝術成了權力的婢女。幾千萬德國人能夠看到什麼樣的美術作品,可以欣賞到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可以觀賞到什麼樣的戲劇電影,能夠收聽到什麼樣的廣播,看到什麼樣的新聞等等,這一切都取決於納粹黨的好惡。
馬克·吐溫可以在美國經濟騰飛之際出版《鍍金時代》,可托馬斯·曼這些人在納粹德國沒有容身之地。現實題材中,滿是荊棘和陷阱,那就寫點歷史吧,第三帝國的歷史題材作品一枝獨秀。俗話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題材的作品照樣會觸犯納粹的禁區。1933年柏林焚書,為什麼要把艾米爾·路德維格和沃納·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號就是:“反對偽造我們的歷史,玷汙歷史偉人,捍衛我們往昔的尊嚴!”一旦文藝成為政權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
不過,希特勒、戈培爾們並不是笨蛋,他們也不想德國的文化藝術“退 化”得無人問津。相反,他們希望藝術性和納粹化能完美結合,不僅德國人喜聞樂見,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親自邀請德國著名女導演裡芬施塔爾出馬,就是例子。裡芬施塔爾拍攝的《意志的勝利》,成功地將納粹政治藝術化。戈培爾稱讚它“成功地擺脫了陷入簡單宣傳的危險”,將偉大時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
七、“各家報紙都受到指示”
納粹德國常常被人貶為極權國家。何謂極權?最通俗的詮釋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換言之,權利無所不管,一切事務都要以權力意志為轉移。不過,就媒體而言,納粹政權的無所不管,並不意味著第三帝國的文化事業都是國營或黨有。恰恰相反,報刊電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經營。私有不見得就等於自由。納粹政權可以利用私人的錢為自己的事業服務。
比如對於私營電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資都是民間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審查權卻牢牢地攥在戈培爾的教化與宣傳部手裡,不是有錢而是有權才是大爺,這樣一來,不僅國庫的錢可以直接供納粹政權使用,就是民間資本,也間接地為納粹當局所用。至於是否叫座,用不著納粹黨操什麼心,因為它沒有自個掏錢賠本賺吆喝的風險。自然,因為這種管制,難免會有納粹電影上映觀眾未必買賬的情況發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納粹德國的電影業一片蕭條。畢竟,投資者在商言商。為了利潤,他們會竭力在納粹當局容許的框框內發揮自己的才幹,儘可能地迎合觀眾的欣賞口味,換言之,會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榮,畸形創造。
控制報業,也並不需要所有的報刊都是納粹黨辦。即使是報刊為私人創辦和所有,但是,通過購買、清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達到操控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納粹黨或黨內個人擁有或控制的報紙,只佔全部報紙銷量2500萬份中的三分之二。
《伏斯日報》是德國最主要的報紙,地位有如《泰晤士報》之於英國,《紐約時報》之於美國,它創刊於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這家發行了230年的自由主義報紙,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馳名的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雖然不像《伏斯日報》那樣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闆在1933年春被迫出讓自己在這家報紙的股份。《法蘭克福日報》是德國第三大自由主義報紙,它在清除了猶太老闆和編輯後繼續出版。軀殼尚在,魂魄已散。
那些在納粹淫威中倖存下來的報紙,知道小命捏在納粹當局手裡,它們為納粹黨服務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納粹黨有的報紙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一來,納粹黨不用大包大攬就把所有的報刊都一手統到自己的名下,無須為所有的報紙的虧盈付費,就能夠讓所有的編輯記者都得先當納粹黨的文奴,所有的報刊都得跟納粹黨保持一致,否則編輯記者就沒法在新聞出版這個行當幹下去,報刊就沒法存活。
戈培爾對新聞的管制,細緻入微。當過駐德記者的夏伊勒這樣寫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裡,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佈,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怎麼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納粹當局自己也心知肚明,這種指令見不得人。於是,堂堂第三帝國的教化和宣傳部就如黑幫一樣偷偷行事,把每天規定的這也不能報導那也不能評論的指令,當成納粹黨國的祕密。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洩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洩露為目的,而著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納粹當局的這兩項規定,可不是個虛張聲勢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記裡就提到,因為偶爾把戈培爾每天向新聞界下達的一些密令副本給過外國記者,德國《波森日報》的一位先生被判處死刑,後來又被減為無期徒刑。
在這樣嚴厲的新聞管制下,一份份報紙勢必變得索然寡味。戈培爾和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曾要求,編輯們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可那是誰之過呢?《格魯恩郵報》的編輯埃姆·韋爾克指責說,報刊之所以變得乾巴巴,是因為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韋爾克這下可摸了老虎屁股。這份週刊受到停刊三個月的處罰,而韋爾克自己不僅被戈培爾撤了職,還被送進了集中營。
八、“灌輸納粹黨學說比生產重要”
納粹上臺之初,德國的收音機普及率不高,一時間也沒法讓家家戶戶都很快擁有一臺收音機。於是當局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大夥在一起收聽廣播,誰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來。因此,國民們連耳根清淨的自由都沒了。而且,許多廣播節目被安排在上班時間播出,在播出的時候,人們必須放下手頭的工作收聽廣播。
即使廣播的時候你是在咖啡廳或者餐館,那也不會成為漏網之魚,因為像餐廳、咖啡館之類的所有公共場所,都必須配備收音機。而對於行人來說,街頭的揚聲器照樣會把納粹黨的聲音傳送到你的耳朵裡。從這個角度而言,納粹政權確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在當時,沒有哪個國家有德國那麼密集的無線電覆蓋度。要命的是,這種廣播往往不是一兩分鐘就能夠完事,希特勒這些人的演說,動不動就長達兩三個小時。如果把全國的人因此花費的時間累計起來,那會相當於浪費多少個工時!可納粹當局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在戈培爾看來,“灌輸納粹黨學說比工人們的生產更重要”。否則,即使德國財富再多,人民再怎麼幸福,可要是政治跟納粹黨毫不相干,這對戈培爾這些納粹領袖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
無線電波跟報刊不同,一份外國報紙或雜誌禁止在德國發行,一般人是無法看到的,而電臺就不一樣了,如果不能進行有效地技術干擾,一家英國電臺的廣播,柏林人也可以收聽到。為此,第三帝國就把收聽外國電臺視為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記裡提到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軍飛行員的母親接到通知,說她的兒子已經失蹤並被認定死亡。可是幾天後,英國廣播公司公佈的德國戰俘名單裡卻有她的兒子。次日,有八個朋友和熟人來信告訴她這個消息。可是好心被當成了驢肝肺。這位母親向警察告發了這些人收聽敵臺,於是他們全都被捕了。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裡,還有幾個人敢輕易接受和傳播戈培爾們不喜歡的信息?在恐懼中自我收斂,就會自然地成為一種生活常態。如此一來,戈培爾就可以肆無忌憚地隨意操縱輿論了,而他的西洋鏡永遠不用擔心被人公開戳破。國外到底是怎麼回事,比如人家是怎麼看待希特勒德國的,這類的信息是否可以傳播,以怎樣的形式傳播等等,都是納粹當局說了算。
相比戈培爾部長心裡也清楚,謊言重複一千遍,也不會成為真理,但謊言如果重複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因為謊言的陷阱到處都是,人們不掉進這個陷阱,就會掉進那個陷阱。極權政治之下,只存在掉進陷阱的次數多少和深淺問題,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不過,第三帝國宣傳部炮製的那些政治謊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國人的內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為在政府欺騙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會用欺騙政府來保全自己。在極權政治裡,有時候很難分清到底是誰在騙誰。
1943年2月8日,戈培爾在玻璃體育館的演講,贏得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可是在第三帝國,大人物對黨徒或百姓講什麼不會贏得熱烈的掌聲呢?領導人放個屁都是重要講話。
當戈培爾對聽眾說:“你們願意打一場總體戰嗎?如果有必要的話,你們願意打一場比我們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更為全民化更為極端化的總體戰嗎?”聽眾報以狂熱的迴應:“願意!”在這種場合,不想進集中營就不會說“不願意”。可在離開講臺時,戈培爾卻對心腹說:這些聽眾真是一群白痴,“假入我對這幫傢伙發問,是否願意從哥倫布大廈的樓頂上往下跳的話,他們也同樣會吼'願意’的。”
其實,對戈培爾的演說,何嘗就不可能也有聽眾在心裡譏笑他:真是個白痴!我們一鼓掌他就以為我們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個人都必須歡呼雀躍,一副十足的腦殘模樣。為了更好地蒙人,納粹德國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比如,對於隱瞞和掩蓋真相的一個理由就是,如果如實地公開披露,會損害國家的威望,為英法等西方國家提供了攻擊德國的口實。這種是非顛倒的邏輯,卻為一些對“德國”情意綿綿的忠誠國民所接受。他們認為,對納粹的抨擊就是對德國的抨擊,作為一個德國人,他們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評德國這樣那樣的問題就是傷害他們的感情。結果,被當局當猴耍了還覺得自己是愛國。
這樣的國家,不瘋才怪!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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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記:希特勒和戈培爾等納粹分子綁架了全體德國人民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犯下了很多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當末日來臨,他們清楚知道自己會有什麼下場,但仍喪盡天良的企圖綁架全體德國人民一起陪葬,當戰火已逼近柏林,有高級幕僚向希特勒和戈培爾報告,蘇軍進入德國境內後由於死傷慘重,對德國人進行報復,虐殺德軍戰俘,洗劫平民,強姦德國女性,為了德國人民免受蹂躪,建議投降,但戈培爾冷酷地迴應:絕不投降!德國人民選擇了我們,這是他們現在必須付出的代價!這個毫無人性的納粹分子最終連自己親生的六個孩子也不放過,不顧兩個保姆的哀求,將分別只有12歲、11歲、9歲、7歲、5歲、3歲。(其中5名是女孩,1名是男孩。)的六個天使一樣的孩子毒死後自殺。
(1945年4月30日,第三帝國面臨覆滅,希特勒和情婦愛娃一起自殺後焚屍)
(1945年5月1日,戈培爾夫婦毒殺了他們的六個親生兒女後自殺焚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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