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四大哲人”之一,獨腿走向世界的大師

大學 清華大學 潘光旦 費孝通 梁啟超 老張在路上 2018-12-04
清華“四大哲人”之一,獨腿走向世界的大師

清華“四大哲人”之一,獨腿走向世界的大師

文/老張在路上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生於江蘇省寶山縣羅店鎮(今屬上海市)。字仲昂,原名光亶(後以亶字筆畫多,取其下半改為光旦),又名保同,筆名光旦,中國現代著名的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

在清華百年曆史上,潘光旦是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葉企孫、陳寅恪、梅貽琦。

十七歲那年,潘光旦遭受了人生災難性的重創。他在清華校園內跳高時受傷,後來受到感染,未能及時治療,最後不得已鋸掉了一條腿。他在家休養了一年多,返回學校時拄上了兩根柺杖。從此,這兩根柺杖伴隨他一生。

1922年,潘光旦赴美留學,入達特茅斯學院,1924年獲學士學位;同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獲理學碩士學位。

1926年回國後至1952年,先後在上海、長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學任教授。曾先後兼任清華大學及西南聯大教務長、社會系主任以及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等職,畢生致力於愛國民主事業,倡導民主自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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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在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劃成右派後,潘光旦有時會和他的學生費孝通一起散步,那些不知青紅皁白的小學生爭相圍觀,呼叫“那個大胖子右派”,還在後面向他們扔石頭。

1966年,潘光旦被辱罵為“流氓教授”。紅衛兵命令潘先生到清華園一角除草。潘先生以衰老之年,殘廢之軀,無辜成為暴力的實施對象。獨腿的潘先生因不能像正常人蹲著工作,曾懇求攜一小凳,以便於坐,竟遭到昔日的學生拒絕。他被迫坐於潮溼的地上,爬行著除草。

1967年6月10日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況不好,急忙請隔壁的費孝通過來。潘光旦向費孝通索要止痛片,費孝通沒有,他又要安眠藥,費孝通也沒有。後來,費孝通將潘光旦擁入懷中,潘光旦遂逐漸停止呼吸。多年後,已成為大師泰斗的費孝通哀嘆:“日夕旁伺,無力拯援,悽風慘雨,徒呼奈何”,直至老師停止呼吸。

研究中國現代教育,潘光旦是位繞不過去的人物,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他是最早發現專業化教育弊端,並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現代教育家之一。他在教育上的最具特色的貢獻是提出了“位育”之道。“發揮了中國儒家的基本精神,利用現代科學知識力圖為人類尋求一條中和位育、遂生樂業之道。”(費孝通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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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明確提出教育必須以每一個人為目的,必須在每一個人身上著手,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完成一個人,教育的最大目的是為了促進個性發展,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讓受教育者完成“自我”,把自我推進到一個“至善”的境界,成為“完人”。專家人才必須完成人的教育後才能成為完整的“人”的意義上的專才,否則只能是優良的工具。

1922年,梁啟超在清華學校開了一門課:《中國歷史研究法》。學期末,有位學生向梁啟超交了一份讀書報告。梁啟超讀罷此文,拍案叫好,在批語中寫道:“以吾弟頭腦之瑩澈,可以為科學家。以吾弟情緒之深刻,可以為文學家。”

這篇題為《馮小青考》的讀書報告,今天依然被認為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經典。它出自當年只有23歲的潘光旦之手。

潘光旦先生一生涉及廣博,在性心理學、社會思想史、家庭制度、優生學、人才學、家譜學、民族歷史、馬克思主義和教育思想等眾多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著作《馮小青》(即《馮小青考》的正式出版文本),譯著《性的道德》《性的教育》和《性心理學》譯註,樹立了中國性文化史上的四塊豐碑。無論從成就還是從影響力方面而言,潘光旦都無疑是20世紀中國性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物。

1920年,潘光旦在清華圖書館發現了西方性心理學大師靄理士的英文原著《性心理學研究錄》,共六大冊。讀完這六大冊後,當時的他就儼然成為一個性方面的小權威,不少同學也拿一些自戀與同性戀的問題向他討教,他也不客氣地就自己所知逐一解答。此前他還認真閱讀過西方心理學大師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導論》,感到獲益匪淺。他一向喜歡看中國的稗官野史,在其中發現了明末一個奇女子馮小青。在對照弗洛伊德的著作後,他認為馮小青的表現是影戀的絕妙例子,於是就借梁啟超催交“中國歷史研究法”的報告的機會,寫出了《馮小青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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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小青考》後來成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經典。文章考據了明萬曆年間那位叫馮小青的女子的死因。馮小青天資聰穎,卻因家境貧寒,十五歲就嫁給了杭州一富商的公子做妾,因為大婦嫉妒,把她關在西湖邊的院子裡。兩年後,馮小青病故。她的死因世人眾說紛紜,卻僅止於猜測。潘光旦被馮小青的紅顏薄命觸動了,因為在他的童年記憶裡,曾不止一次看到女子因癆病去世。

潘在文中分析道:“影戀無他,自我戀之結晶體也。”他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為解剖刀,將其死因確診為性壓抑後的極端自戀,而癆病只是生理表象。傳統社會對“性”諱莫如深,潘光旦的這一分析可謂驚世駭俗。但它比以往的各種猜測和推論都更為高明,因為弗洛伊德的理論包含了科學的合理因子。

後來,在抗戰時期,潘光旦和他最親密的學生費孝通同在昆明,他們一起參加民盟的民主運動,來往很密切,在學術上的交流也很頻繁。費孝通在寫《生育制度》時就借用了《馮小青考》的結論,來分析中國傳統社會女性的感情生活,指出潘光旦所揭示的馮小青式的心理變態可能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

潘光旦深厚的中英文根底,加上他精益求精的精神,使他在中國翻譯史上佔據了一席顯著的位置。他翻譯和加以詳細註釋的《性心理學》,則是至今無人超越的扛鼎之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部譯作後面附的《中國文獻中的同性戀舉例》一文,這是潘光旦在翻譯《性心理學》的同性戀章節時,聯繫到了中國的情形,在廣泛查閱和摘錄正史和野史中有關中國同性戀現象的記載的基礎上,寫成的較為系統的研究成果。這部三十四萬言的譯著,大約十萬言是註釋和附錄,佔原著近三分之一篇幅。這些註釋和附錄的主要內容是從性心理學的角度對中國傳統文獻,尤其是稗官野史材料進行整理、分析,對靄理士《性心理學》的原文內容進行印證、補充,個別地方甚至進行了修正。因此,學術界認為,這十萬字的文獻是中國性心理學第一部重要文獻,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清華“四大哲人”之一,獨腿走向世界的大師

中國性學界的專家學者們對潘光旦有這麼一個評價,即:奠定西方兩性之學基礎的是被稱為“最文明的英國人”靄理士,而“接住這個火把,把它傳到中國這片土地上來的,是潘先生”。

(本文圖片為網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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