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的自傳第二部《大連知青舊事》發表完了，這部分自傳內容與筆者出版的紀實文學《難忘知青路》的章節及敘事並不完全相同，但農村的生活經歷部分是一樣的。筆者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人生體驗，描述了本人當年的知青生活。受時代和傳統教育的影響，我們那一代知青屬於奉獻型的知青。我們經歷了農村的生活鍛鍊，學習了農桑的技能，我們在艱苦生活中獲得了成長。
和我一起下鄉在寬甸的大連三十一中的同學及其他大連知青，在若干年裡，他們為寬甸的農村建設而奮鬥。儘管一批批知青都回城了，剩下的大連知青越來越少，縣裡和公社開始將剩下的大連知青採取並點的方式不斷集中。最初是以生產大隊為單位集中，後來將幾個大隊的剩餘知青並點，最後，大連知青和丹東知青並點。當知青運動在1979年結束的時候，所有的知青都離開了農村，大連的知青也全部返回了城市。
最初落戶在玄羊砬子大隊第二生產隊的九名知青，王安和先是到了新金縣與家庭團聚，多年後回到了大連，從事電工安裝工作。曲愛榮第二個離開生產隊，她先到部隊參軍，轉業後到北京的國安部門工作，此後一直生活在北京。我是第三個離開的知青，先到吉林省集安縣繼續當知青，後被招工到水泥廠，成為集安縣第一代水泥工人。在工廠裡學會了燒水泥、燒白灰，還學會了鉗工等技術。因不甘於水泥廠的惡劣環境，又調到通化衛生學校，先做炊事員、後作管理員。1976年被推薦上大學，畢業後先做教師，兼職律師，50歲提前退休做了專職律師直到現在。呂淑敏第四個離開農村，她被推薦上學到丹東衛校，畢業後到大連做醫務工作。楊淑清和孫珂君及歷福成接著先後回到大連，楊淑清和孫珂君都被分配在工廠工作，歷福成被分配在商業系統工作。歷福成和楊淑清結婚後生有一子，可惜歷福成中年患了腦血管疾病，一直到現在不能正常生活。譚慧傑是我們九位知青中最後一個離開農村的，她先被併到第三生產隊，後被併到紅銅溝大隊，並擔任了大隊幹部。她回到大連後在服裝研究所從事行政工作，直到退休。
我們九位同學分別後，相互之間無法聯繫。2006年，曲愛榮從北京回大連探親，大家決定聚會時，呂淑敏想盡辦法找到吉林省通化市教育局，查到了我的電話號碼，才使九名同學恢復了聯繫。
2016年10月，我想組織初中同班同學相聚。雖然，我們真正的初中同學生活只有一年，但卻都是同一天下鄉到寬甸的。在同學馮太海、王淑梅等人的支持幫助下，聯繫到大連第三十一初級中學一年七班的二十名同學，大家同意在10月20日在大連勞動公園東門外的一個飯店裡聚會。我們的班主任老師於桂香也同意參加聚會，於老師年已78歲，身體依然健康並能夠參加我們的聚會，令人十分感嘆。遺憾的是，聚會之前，有兩名同學有事無法參加，與她們少了一次相見的機會。
2016年10月17日，陽光明媚，天氣溫和。我帶司機駕車驅駛200公里，來到遼寧省寬甸縣。在火車站，我回憶了當年寬甸縣召開的歡迎知青大會的情景，回憶了一路風塵從大連到寬甸的過程，沿著當年的道路向楊木川鎮駛去。在楊木川鎮我遊覽了一圈，小鎮不大，風貌大變，但當年的公社印象依然在眼前。
在楊木川鎮的土門嶺上，我拜謁了烈士紀念塔，回憶了我在風雪中攀登大山的經歷，又觀賞了土門嶺上的紅葉，回憶當年的火熱青春年華。
此時，我接到了當年大隊革委會主任、黨支部書記劉乃昌的兒子劉昌軍的電話，他已經等候在去往玄羊砬子的路口，我立即乘車趕去。劉昌軍等候在路口很長時間了，他駕駛的汽車裡有一個身影，我感到很熟悉。很快，我們兩輛汽車駛到玄羊砬子山崖下的路邊停住了，我用攝像機將這座我生命中有重要意義的大山拍攝下來，回憶著那個美好而又神奇的傳說。然後，又乘車向小孤山駛去。
汽車在遲洪福家門前停下了，遲洪福已經去世多年，他的妻子還健在。我把慰問品送給了老嫂子，並看望了他病在床上癱瘓多年的兒子之後，又乘車來到劉乃昌家。汽車進了院子，車上那個熟悉的身影竟然是劉乃昌本人。老人身體硬朗，精神桀爍，看上去像是一個六七十歲的人。原來，老人今天聽我要來探視他，他竟然和兒子一起去路口接我。因為年齡大，兒子沒有讓他下車。
劉昌軍告訴我：“大哥，我爸爸這二十幾天身體不好，吃不下飯。今天聽說你要來，他特意跟我一起到公路口接你，他的病竟然好了。”
老人家精神很好，我握著他的手，感覺手勁很大。我問到：“劉書記，您今年多大年齡了？”
劉乃昌笑著答道：“九十一歲。”
我不由地驚訝了，一個91高齡的老人，身體竟然如此結實。然而，他的兒子和兒女卻告訴了一個更驚人的消息：“老人天天都參加勞動，不讓他幹，他卻閒不住。房前屋後的果樹及玉米、大豆，都是老人管理和種植的。”
我問了一下：“老人種了多少地？”
他的女兒告訴我：“眼下收的玉米和大豆，一個壯勞力，也得背幾天。我嚇唬他，你再種地就讓你自己背地，可是他不聽，年年種。”
在劉乃昌家，我與老人盡興交談，老人侃侃而談，當年的生活故事都現在眼前。老人的記憶如此清晰，令我非常驚訝。當年為我們做飯的劉四嬸也來了，她正在地裡幫助兒子捆粳子，聽說我來了以後，老人立刻趕了回來，劉四嬸今年84歲，竟然還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可見其身體素質之好。經瞭解之後，這幾位長壽老人，都是呆不住、閒不住的人。
晚上，我再一次睡在老房東劉乃昌的家裡，熱炕頭讓我沉浸在歷史之中。我當年下鄉的第一天夜裡就是睡在劉乃昌家，如今再次體驗當年的生活，感慨萬分。這一夜裡，所有的夢幾乎都是我當年下鄉的情景。半夜裡，我嘗試到院子裡傾聽那遠逝的蛐蛐聲，然而已經聽不到了。節令已經入秋，農家院子已經是水泥造成，蛐蛐已經遠離了這個農家大院。
48年過後，彈指一揮間。再次來到玄羊砬子，我沿著當年勞動走過的路，轉了一圈，又到相鄰土城子、紅銅溝看了一看。又在玄羊砬子大隊的各個生產隊重新走了一遍，人去物非，昨日生活已經不見。眼下玄羊砬子和紅銅溝村已經合併為一個村，叫白鷺村。這是因為附近有一座白鷺生活的自然景觀而命名的。眼下是秋天，白鷺已經離開了北方。
在新村委會附近的大河上，我們來到了望天嶺水電站。據劉昌軍和電站的站長介紹，這座水電站是1970年動工，1975年建成。當時建設這座水電站的時候，知識青年可是主力軍。
站在電站之上，望著下面的河水，聽著發電機的轟鳴聲，我似乎看到了當年的知青戰友們揮汗如雨，劈山鑿巖，攬九天星辰，把光明撒向人間的火熱勞動場面。然而，這一切都是在我離開這片熱土之後發生的。
2016年10月20日的中午，20名當年的同學和知青戰友在海濱之城大連相聚了。光陰荏然，當年的同班知青都已經成為奔七之人，我們的於老師身體硬朗，記憶清晰，並能回憶起我當年的惹禍之事，還能記起參加聚會的大部分同學的姓名，真是令人高興。聚會的同學，兩鬢斑白，滿頭銀髮，回憶青春年華，往事不堪回首。
知青生活已成歷史，但我們並不後悔，因為沒有我們的犧牲和奉獻，同樣不會有後來的社會進步。在同學相聚之前，我在網上連續發表《難忘知青路》的紀實文學，以對我們青春的紀念。此書本應該寫到我離開寬甸時結稿，但我畢竟離開寬甸後又繼續在農村生活了一年，所以，又加寫了吉林的幾章，以使故事完整。
我在寫此書的過程中，曾經和不同的網友發生過關於知青運動的討論。有人認否定知青運動，把知青運動看作是政治迫害，是對人權的摧殘。也有人認為：知青運動是對農村的破壞，很多知青在農村偷雞偷鴨，禍害鄉鄰。還有人認為：相當多的女知青遭到了性侵害或以性交易換取回城等等。
作為一個曾經的知青，我對這些刻意貶低知青的觀點是不同意的。研究歷史不能用現代觀點去評價歷史的對錯，因為：人不可能準確預知未來。知青運動在中國是一段歷史，否定這個知青運動，就會使歷史被人為斷代，而歷史是不容許胡編亂造的。有人打著研究歷史的旗號，憑藉一些個案資料，加上某種政治觀點，把這一段對歷史的個人評判作為某種工具而去實現自己的某種主張，實際上是一種陰謀。同樣道理，有些人利用一些個案，把知青運動刻意加上“性交易”的內容，也是別有用心的。為了澄清歷史，我以本人的真實經歷發表紀實文學，向人們介紹大連知青的真實生活。相對於全國1600餘萬知青，大連知青僅是滄海一粟。相對於全國多種多樣的知青生活模式，寬甸的青年點模式僅是其中的一種。花有千種，各有特色。但萬變不離其宗，知青離開城市到農村中吃苦受難，在艱苦環境中奮鬥人生的真情是無法改變的
我在《難忘知青路》一書的序言中說過：1968年知青運動，是國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無奈之舉，當時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雖然知青運動對社會發展有一定的負作用，但同樣也有其進步意義。至於後來下鄉知青中出現了一些個別禍害鄉鄰、偷雞摸鴨的行為，並不能代表知青的主流。至於那些誹謗女知青的言論，我根本不屑一顧，這種說法純屬無稽之談。雖然當時有極少數女知青確實受到了性侵，有人故意把此種極少數個案說成為普遍，是別有用心，是在誹謗一代吃盡人間辛苦而又偉大的母親們。可以說，我寫此書有正本清源之用意。
在我的《難忘知青路》將結稿的時候，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了來自韓國的國際電話。一個男中音問道：“您是陳維國嗎？”
“是，我是陳維國。”
“您是下鄉在遼寧省寬甸縣楊木川公社玄羊砬子大隊第二生產隊的陳維國嗎？”
“是的，我是。請問您是哪一位？”我似乎感到這個來自異國的電話可能與我有特殊的淵緣。
“陳哥，我是曹學龍的兒子曹雲貴。”此人在電話裡說道。
“什麼？你就是當年曹隊長家的那個大約十三四歲的小男孩。”我急切地問道。
曹雲貴說：“是，我就是曹學龍的小兒子。那時我比你們小三四歲。”
我興奮極了，說道：“太好，曹雲貴，你是怎麼找到我並知道我的電話的？”
曹雲貴說：“是我爸爸的乾女兒劉鳳珍告訴我的，她把你寫的文章給我傳來了，我看到你寫的我爸爸的事情，我非常感謝你。”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說：“兄弟，感謝你能給我來電話。你的爸爸在我們的知青生活中是一個重要人物。如今他儘管已經不在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在我們的心底。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我們都想念他。”
曹雲貴也十分激動，他說：“看了你寫的文章，我非常高興，也非常感動。最近我可能回國，回國後有機會我們一定見面。”
歷史已經過去了，但歷史結下的情誼之花如今盛開在兩國之間。如果曹雲貴回到國內，無論我有多忙，離得多遠，我都要去看看他。
晚上，劉鳳珍在微信中與我聯繫：“陳維國，我把你的聯繫方式及所寫的文章轉給了曹雲貴，不知是否妥當？”
我當即回覆：“非常感謝。你做得很好。”
劉鳳珍是我下鄉的玄羊砬大隊三隊的本地女青年，後來在大隊擔任了話務員工作。我走的那一年，她大概只有十三四歲，如今她已經生活在丹東，前些時候，我回大連時，在丹東見過她一面，長得很漂亮。
放下電話後我想：在此書稿即將結稿的時候，竟然接到了曹雲貴的異國電話，這說明：我的這部拙稿還是有意義的。至少，它如實記錄了我們的知青生活。
我可以說：知青生活雖然苦，但痛苦並快樂著。知青運動是歷史，歷史是不可以隨意更改的。希望我們這一代知青的歷史，能夠被後人所珍惜。
注：我的自傳第二部主要內容與《難忘知青路》相同，但略有區別。《難忘知青路》已經在三年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