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李山 責編 | 廖玥
無論是瞭解中國史還是世界史，人民大眾的歷史品格，是一個必須先行了解的問題。因為它決定著歷史的方向和特徵。下面就來觀察一下春秋戰國之際，“國人”的歷史表現以及稍後的百姓是如何被政權控制的。
“國人”的政治力量
先談“國人”。
什麼是“國人”？簡單說，“國人”就是住在城郭裡面的人。當時還有住在城郭外面的人，稱為“野人”，“國人”一詞正與“野人”相對。高級別的貴族，有時雖也籠統地被包涵在“國人”一詞之下，但他們還有別的稱呼，在《左傳》他們常被稱為“某某之族”，如“靈、景之族”“穆、襄之族”等。城裡的普通民眾即被稱作“國人”，包括面很廣，例如周初隨諸侯封建邦國的工、商之族等。
說到“國人”在邦國中的權力，有向來被史家稱道的“三詢”之權，第一是“詢國危”，國家遇到災難的時候，要向民眾徵求意見；第二是“詢國遷”，國家若遷都，要徵求民眾的意見；第三是“詢立君”，特殊情況下，民眾對君主的確立有參與權。“三詢”之事應是有的，這在《左傳》可以得到間接印證。在一些大事上須經民眾同意，是一個古老的法則。
只看“三詢”，似乎當國家有重大問題時才向“國人”徵詢意見。實際上，“國人”有自己的好惡。違揹他們的好惡，沒有好結果。最典型的例子發生春秋初期的衛國，當時的衛懿公好鶴，讓鶴坐在戰車上招搖過市，得罪了“國人”中的甲士。後來北狄入侵，衛懿公催促甲士出征，甲士拒絕，說：“鶴平時不是坐在戰車上嗎？讓它們去打仗好了。”結果衛國慘敗。另外，“國人”深深地捲入貴族內部的鬥爭之中，這比國家危難之際的“三詢”更為頻繁，顯示出“國人”的政治力量。可以說，“國人”在貴族鬥爭中決定局面的作用，正是貴族不得不結好於“國人”、國家危難必須向他們詢問的基礎。“國人”的人心向背，主宰著諸侯執政者的更新。
“國人”的力量不僅可以影響國內，還可以影響異邦諸侯的決策。《左傳》載，魯成公十三年，曹宣公死於以晉為首的盟軍行動中，“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立”。在埋葬宣公之後，公子欣將出奔，“國人”都想跟他走。曹成公很害怕，於是向民眾告罪，而且把公子欣請回來，以此取得“國人”諒解。但此事未完，晉對曹成公的不義行徑，要行使其霸主權威，在拖延過一段時間後，將曹成公拘執。因此，曹國政局動盪。幾年後，“曹人請於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已？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刑德，以伯諸侯，豈獨遺諸鄙邑？””“曹人又請於晉，晉侯謂子臧曰：‘反，吾歸爾君。’”文中子臧即公子欣。作為曹的使者，他只是向晉侯轉達“國人”的民意。而曹人的民意，晉君之所以必須考慮，乃在於他也有自己的“國人”。
由上述一切，可知“國人”作為一個整體的力量，在國家內部政治鬥爭中是一股決定的力量，可以說誰掌握了“國人”，誰就掌握了政治權力。因此，每當國家有大的事件或變故，都要與“國人”舉盟，以此來堅固君民關係；每一次春秋列國的政治刷新，國家和貴族之家都會有對“國人”的一系列施惠行為。
貴族的沒落
這樣的施捨，本應是貴族政治的常態，也可以說是封建制下貴族政治的特點。他們一方面必須是令人生畏的，另一方面又是“施捨可愛”的，既令人畏，又令人怕。
但是施捨，並不那麼好堅持。老貴族們在這方面肯定是越做越差，越來越有特殊目的，越來越像一種交換行為，於是陰謀家就有插手的餘地了。
由上述一切，可知“國人”作為一個整體的力量，在國家內部政治鬥爭中是一股決定的力量，可以說誰掌握了“國人”，誰就掌握了政治權力。因此，每當國家有大的事件或變故，都要與“國人”舉盟，以此來堅固君民關係；每一次春秋列國的政治刷新，國家和貴族之家都會有對“國人”的一系列施惠行為。
貴族的沒落
這樣的施捨，本應是貴族政治的常態，也可以說是封建制下貴族政治的特點。他們一方面必須是令人生畏的，另一方面又是“施捨可愛”的，既令人畏，又令人怕。
但是施捨，並不那麼好堅持。老貴族們在這方面肯定是越做越差，越來越有特殊目的，越來越像一種交換行為，於是陰謀家就有插手的餘地了。
《左傳·文公十四年》：“子叔姬配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殺舍。”這件事發生在春秋較早時期。公子商人的施捨，實際是一種買通，而“國人”也因此而默認了他的奪權行為。可是這位公子商人的人品又如何？文公十七年，魯襄仲至齊，《左傳》有“齊君之語偷”的記載。這就是商人的表現，“國人”默認上臺的君主竟是這樣的人品！
這就是人們常說的“貴族的沒落”，表現是他們不能真正承擔起“貴族”兩個字要求於他們的責任，因而日益失去他們的民眾，也就是將籠絡民眾的機會交給了他人。施捨應當是國家的責任，但卻由大夫去施行了，於是“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這便是政去公室。但這還只是政權旁落過程的一個階段，繼之而起的是，大臣專權久了也忘乎所以，然後家臣專權。貫徹在這個權力逐級下落過程中的，就是野心家從君主、大夫手裡爭取民眾。最終是老貴族統治的結束，一批因收買而起家的新貴、耍手段的陰謀家的上臺。
“國人”的歷史命運
那麼，“國人”呢？他們也在被收買的情況下，甘為這些野心家們做前驅。最典型的收買“國人”，當然要屬於“三家分晉”和“田陳代齊”。
《左傳·昭公三年》記載齊的大賢人晏嬰到晉國去為君主求親，正事辦完，他與晉國的另一位賢人叔向私下交談，談起各自國家的內政，都發出了“此季世也”的慨嘆。其中以晏嬰所言齊國的情形最明確。他說：我們國家要完了。因為國君不恤民眾，可是陳氏家族對民眾卻處處優待。他家給窮百姓借出糧食用大的量器，百姓還糧食時，卻用公量的小量器；山上的木材弄到市場上賣給百姓，價格絕對不比山上昂貴，所以老百姓都跟著陳氏家族走了，小民對陳氏“其愛民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左傳》中這段記載生動記錄了齊國包括“國人”在內的民眾被收買的情形。陳氏用了俗話所說的“大斗出，小鬥入”的簡單辦法，再加些“愛民”的小把戲，就可以將民眾哄得溜溜轉了！
那麼“三家分晉”時韓、趙、魏“三家”又如何呢？據上個世紀後期出土《孫子兵法》文獻《吳問》篇記載，“三家”為了拉攏民眾，紛紛擴大田畝的實際面積，過去一畝是60步，據說趙氏竟擴大到240步，韓、魏兩家亦有不同擴大。田畝面積擴大了，可是向百姓收稅，還是按照“一畝”算。這些材料，都披露了這樣的事實：野心家們處心積慮地收買民眾。
然而，那些老貴族在幹什麼呢？回答是：不知死活地殘害自己的人民。據晏嬰揭露，在齊景公的治理下，齊國賣鞋子的生意竟然做不過賣假肢的生意。晉國的百姓也好不到哪裡去。民眾處在君主的暴政之下，為野心家幹著為淵驅魚的蠢事！民眾丟棄他們，真是活該。
野心家的上臺，是靠著籠絡民眾。可他們上臺以後對民眾如何？在這方面，《孟子》給了我們很好的答案。孟子到過魏國，就是“三家分晉”的“三家”之一的魏；也到過齊國，就是“田陳代齊”的齊。不論是孟子與魏梁惠王談話，還是與齊宣王問對，孟子都揭示過兩國存在的“路有餓殍，廄有肥馬”的不公平狀況。這便是那個被收買的人群馬上就得到的回報。野心家可以一時地利用民眾，但民眾若自以為跟著他們走就有好結果，那可真是妄想。這便是“國人”的歷史命運。
“國人”的歷史品格
由“國人”被收買，可以觀其歷史品格。有這樣的歷史品格，在經濟上不能捍衛自己的權利，也就是自然的了。其突出表現就是在“初稅畝”一類的事情上，民眾的悄無聲息。
古代的解釋家將魯國的“初稅畝”理解為“十取其二”，就是在原有的公田十取其一的基礎上，再向百姓手中的“私田”徵取十分之一的稅收，這便是“十取其二”了。現代的史家們對此理解頗有不同。大多數學者認為，所謂“初稅畝”是放棄原來的徵稅方式，即不再限於過去農民在“公田”上為君主無償勞動的勞役地租，而是改為按畝徵稅。何以如此？因為民眾在公田上的勞動不出力。因此，改變原先的徵稅方式，是對君主有利的。這也是最基本的一點。也就是說，不論古人還是今人的理解，國君加大向民眾徵收稅利的幅度、增加了國家的收入，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而且稅收突破傳統，無限擴大，也絕對不是一兩個諸侯國家的事，根據就在各國軍隊的擴大，是從春秋到戰國的普遍現象，若非龐大稅收，何以如此！
國家、君主為著土地人民，曠日持久地進行兼併戰爭，民眾就跟著出人、出錢、出力。在歷史的平行四邊形中，國家的權力在隨著戰爭的持續而加大，民眾的負擔則是無限加重。專制政治得以實現的重要因素，就是政權掌握了民眾，而這掌握的最重要表現就是經濟上的無限制的剝奪。這直接導致專制整體的快速發展，也導致民眾在國家社會生活中日益無權，經濟上也長期、普遍貧困。
終
本文為“桃李國學苑”原創
未經授權，謝絕轉載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如涉版權請聯繫我們
欄目主持人 李山教授
●●●
責編 廖玥
美編 薛宇
長按二維碼關注“桃李國學苑”
收聽李山《中國文化概論》（北京師大本科課程）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