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結繩和書契為形式的契約制度和契約符號，之所以會在五經系統中消失，正是被孔子怒斥為“禮崩樂壞”的歷史大變革所致。
現代的中國的主流觀念一味附和賣國賊李鴻章，說什麼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歐美文化所帶給中國歷史的衝擊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事實上，近三千中國歷史所遇到的最大沖擊並不來自近代歐美人，而是兩千六七百年前的亞述、波斯人。儘管亞述、波斯人並未直接侵略和統治中國，但是正是起源於亞述和波斯的“法家”文化，通過中國北方的遊牧民族傳入中國，成為“禮崩樂壞”的真正罪魁。
春秋戰國時代的那場“禮崩樂壞”，不僅使中國長期陷入戰爭狀態而不可自拔，更重要的是，還使中國歷史出現休克式的中斷，使得後來的中國人，對此前的歷史局部上失憶，對此前的契約的歷史、制度和符號失去記憶。而五經系統正是在“禮崩樂壞”，在歷史失憶的狀態下發端和逐漸成型的。
中國文明本來是雙核的，一核是以易經為代表的義理心性核，另一個核則是以結繩和書契為形態的契約核。而五經系統卻僅僅保留了義理心性一核，卻遺忘了契約一核。因此，五經系統是實際上是一個殘缺的系統。
儘管歐美的槍炮的確厲害，歐美人也直接來到中國的土地上，耀武揚威、橫行霸道，侵犯我國土，殘殺我人民，但是，歐美文化的衝擊並沒有讓現代中國人喪失任何的歷史文獻和歷史記憶，儘管歐美文化的確影響了現代中國人對自己歷史的理解和詮釋。
以結繩和書契為形式的契約制度和契約符號，之所以會在五經系統中消失，正是被孔子怒斥為“禮崩樂壞”的歷史大變革所致。
現代的中國的主流觀念一味附和賣國賊李鴻章，說什麼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歐美文化所帶給中國歷史的衝擊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事實上，近三千中國歷史所遇到的最大沖擊並不來自近代歐美人，而是兩千六七百年前的亞述、波斯人。儘管亞述、波斯人並未直接侵略和統治中國，但是正是起源於亞述和波斯的“法家”文化，通過中國北方的遊牧民族傳入中國，成為“禮崩樂壞”的真正罪魁。
春秋戰國時代的那場“禮崩樂壞”，不僅使中國長期陷入戰爭狀態而不可自拔，更重要的是，還使中國歷史出現休克式的中斷，使得後來的中國人，對此前的歷史局部上失憶，對此前的契約的歷史、制度和符號失去記憶。而五經系統正是在“禮崩樂壞”，在歷史失憶的狀態下發端和逐漸成型的。
中國文明本來是雙核的，一核是以易經為代表的義理心性核，另一個核則是以結繩和書契為形態的契約核。而五經系統卻僅僅保留了義理心性一核，卻遺忘了契約一核。因此，五經系統是實際上是一個殘缺的系統。
儘管歐美的槍炮的確厲害，歐美人也直接來到中國的土地上，耀武揚威、橫行霸道，侵犯我國土，殘殺我人民，但是，歐美文化的衝擊並沒有讓現代中國人喪失任何的歷史文獻和歷史記憶，儘管歐美文化的確影響了現代中國人對自己歷史的理解和詮釋。
中國的歷史文獻不僅沒有因為歐美文化的衝擊而減少，反而因為歐美文化的影響而增多。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因為歐美文化讓我們學會去考古，結果發現了大量埋藏在地下的歷史資料，譬如8000年前的結繩符號和7000年前的書契符號。另一個方面，西歐文化激勵我們去認真學習中國之外的文明的歷史，而這些歷史卻在很早就不斷受到中國的影響，而實際上包含著中國的歷史。
當前中國的歷史文獻，比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豐富，更能讓人認清中國歷史的原貌以及動態演變過程。歷史文獻的豐富，以及基於此的對中國歷史原貌的清晰認知，最終將必然導致對歷史中最美好元素和時代的復興和迴歸，即對契約制度和契約時代的迴歸，讓契約成為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核心。老子所說的“使民復結繩而用之”，恰恰在當今的中國最有可能成為現實。
因此，歷史的整體來看，歐美文化帶給中國歷史的衝擊，更可能不僅不是破壞性的，恰恰是修復性，而且是修復2600年前那場禮崩樂壞所帶給中國歷史的真正破壞。
五經是以文本的形式呈現的，五經系統的形成實際上也是五經文本的逐漸定型的過程，而這也是中國文、字演變史中的一環，當然是非常特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五經系統對中國歷史的失憶，在具體表現上，則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漢字變革所造成。
這場漢字大變革可以稱之為漢字“法家化”，或者漢字“西方化”，事實上，法家化就是當時的西方化，而當時西方文明的主要力量已經由兩河-埃及轉移到亞述波斯，尤其是波斯，因此，西方化也可稱之為波斯化。
在人類所有的文字中，漢字存在兩個獨特性。第一個獨特性是，在字之前，存在著一個明確而漫長的文階段。直至東漢許慎，對文依然保留了比較明確的記憶，儘管對文的內涵卻存在著失憶。第二個獨特性是，漢字的本質在傳統上被認為是用來表達“意”的，而非是用來記錄語言的。這個“意”和“義”同義，是義理和道義的意思。即漢字是義理、道義的工具，而非語言的工具。
然而，在中國之外的西方，包括古兩河和古埃及，不僅沒有獨立的文的階段，而且也沒有獨立的“意”的概念，沒有獨立的“義理”、“道義”概念，因此，被現代人成為人類最早文字的古兩河楔形文字，一方面在目的上不是表達義理、道義的工具，而只是表達語言的工具，另一方面在起源上在其文化內部缺乏傳承，表現出突然性，甚至外來性。
西方的文字從楔形文字以來都是淺薄的表音文字，是單純的語言的符號化。儘管原始的楔形文字表現出象形的特徵，但是其象形的目的還是去構造一個符號去與語言對應，如何象形本身，字形本身並不重要。因此，楔形文字在一開始就存在所謂的通假字，即單純的表音字，字形和字義毫無關係。甚至有些這樣的字還是外傳的，是古兩河文化對其他文化的借用。也就是說，儘管外形上差異很大，但是，楔形文字，包括埃及文字，與後來的直接表音的字母文字並無本質區別。字母文字只是在表音上更直接，更細化而已。
漢字的這兩個獨特性，實際上都與此前的文有關，是直接來自對文的理念的繼承，即對易經和契約符號基本理念的繼承。但是，禮崩樂壞卻把中國的文、字史一刀砍為兩段。禮崩樂壞之前，即便漢字出現了，其形態是商朝的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但是，漢字的性質更接近“文”，更遠離“字”，這表現在兩個方面。
以結繩和書契為形式的契約制度和契約符號，之所以會在五經系統中消失，正是被孔子怒斥為“禮崩樂壞”的歷史大變革所致。
現代的中國的主流觀念一味附和賣國賊李鴻章，說什麼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歐美文化所帶給中國歷史的衝擊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事實上，近三千中國歷史所遇到的最大沖擊並不來自近代歐美人，而是兩千六七百年前的亞述、波斯人。儘管亞述、波斯人並未直接侵略和統治中國，但是正是起源於亞述和波斯的“法家”文化，通過中國北方的遊牧民族傳入中國，成為“禮崩樂壞”的真正罪魁。
春秋戰國時代的那場“禮崩樂壞”，不僅使中國長期陷入戰爭狀態而不可自拔，更重要的是，還使中國歷史出現休克式的中斷，使得後來的中國人，對此前的歷史局部上失憶，對此前的契約的歷史、制度和符號失去記憶。而五經系統正是在“禮崩樂壞”，在歷史失憶的狀態下發端和逐漸成型的。
中國文明本來是雙核的，一核是以易經為代表的義理心性核，另一個核則是以結繩和書契為形態的契約核。而五經系統卻僅僅保留了義理心性一核，卻遺忘了契約一核。因此，五經系統是實際上是一個殘缺的系統。
儘管歐美的槍炮的確厲害，歐美人也直接來到中國的土地上，耀武揚威、橫行霸道，侵犯我國土，殘殺我人民，但是，歐美文化的衝擊並沒有讓現代中國人喪失任何的歷史文獻和歷史記憶，儘管歐美文化的確影響了現代中國人對自己歷史的理解和詮釋。
中國的歷史文獻不僅沒有因為歐美文化的衝擊而減少，反而因為歐美文化的影響而增多。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因為歐美文化讓我們學會去考古，結果發現了大量埋藏在地下的歷史資料，譬如8000年前的結繩符號和7000年前的書契符號。另一個方面，西歐文化激勵我們去認真學習中國之外的文明的歷史，而這些歷史卻在很早就不斷受到中國的影響，而實際上包含著中國的歷史。
當前中國的歷史文獻，比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豐富，更能讓人認清中國歷史的原貌以及動態演變過程。歷史文獻的豐富，以及基於此的對中國歷史原貌的清晰認知，最終將必然導致對歷史中最美好元素和時代的復興和迴歸，即對契約制度和契約時代的迴歸，讓契約成為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核心。老子所說的“使民復結繩而用之”，恰恰在當今的中國最有可能成為現實。
因此，歷史的整體來看，歐美文化帶給中國歷史的衝擊，更可能不僅不是破壞性的，恰恰是修復性，而且是修復2600年前那場禮崩樂壞所帶給中國歷史的真正破壞。
五經是以文本的形式呈現的，五經系統的形成實際上也是五經文本的逐漸定型的過程，而這也是中國文、字演變史中的一環，當然是非常特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五經系統對中國歷史的失憶，在具體表現上，則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漢字變革所造成。
這場漢字大變革可以稱之為漢字“法家化”，或者漢字“西方化”，事實上，法家化就是當時的西方化，而當時西方文明的主要力量已經由兩河-埃及轉移到亞述波斯，尤其是波斯，因此，西方化也可稱之為波斯化。
在人類所有的文字中，漢字存在兩個獨特性。第一個獨特性是，在字之前，存在著一個明確而漫長的文階段。直至東漢許慎，對文依然保留了比較明確的記憶，儘管對文的內涵卻存在著失憶。第二個獨特性是，漢字的本質在傳統上被認為是用來表達“意”的，而非是用來記錄語言的。這個“意”和“義”同義，是義理和道義的意思。即漢字是義理、道義的工具，而非語言的工具。
然而，在中國之外的西方，包括古兩河和古埃及，不僅沒有獨立的文的階段，而且也沒有獨立的“意”的概念，沒有獨立的“義理”、“道義”概念，因此，被現代人成為人類最早文字的古兩河楔形文字，一方面在目的上不是表達義理、道義的工具，而只是表達語言的工具，另一方面在起源上在其文化內部缺乏傳承，表現出突然性，甚至外來性。
西方的文字從楔形文字以來都是淺薄的表音文字，是單純的語言的符號化。儘管原始的楔形文字表現出象形的特徵，但是其象形的目的還是去構造一個符號去與語言對應，如何象形本身，字形本身並不重要。因此，楔形文字在一開始就存在所謂的通假字，即單純的表音字，字形和字義毫無關係。甚至有些這樣的字還是外傳的，是古兩河文化對其他文化的借用。也就是說，儘管外形上差異很大，但是，楔形文字，包括埃及文字，與後來的直接表音的字母文字並無本質區別。字母文字只是在表音上更直接，更細化而已。
漢字的這兩個獨特性，實際上都與此前的文有關，是直接來自對文的理念的繼承，即對易經和契約符號基本理念的繼承。但是，禮崩樂壞卻把中國的文、字史一刀砍為兩段。禮崩樂壞之前，即便漢字出現了，其形態是商朝的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但是，漢字的性質更接近“文”，更遠離“字”，這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在字形上，甲骨文和金文的典型特徵並非象形，而是對結繩和書契符號的直接借用，這些字的字義都是源自書契機制，更應該稱之為“契約文字”。在已經釋讀出來的1000多個甲骨字例中，絕大多數的造字方式都是對契約符號的借用，而非象形，真正的象形字佔比極小。但自許慎以來，漢字卻被逐漸錯誤的當成象形，現代人更是將象形絕對化，在字源的解釋上極具牽強附會之能事。開頭已經舉出一些字例，在本文的最後部分，將對其中幾個最典型的進行解釋。同時，再接下來的文章系列中，將對每一個字的書契原理都進行詳細解釋。事實上，在此前的文章中，我們已經對一些源於書契符號的字例進行解釋。
另一方面在漢字與語言的結合上，甲骨文和金文與語言的結合非常鬆散，與語言的同步性很差。因此，甲骨文和金文材料非常難懂。《周易》的經文，《春秋》的經文，以及《尚書》的經文，與金文風格高度一致，可以斷定這些經文的源起時間一定在西周。
甲骨文金文這兩個特徵，說明儘管在形式上已經是字，已經開始與語言進行結合，但是，作為漢字最原始的形態，甲骨文和金文在性質上更接近文，而非字，文的特徵大於字的特徵。文就是易經和書契符號，這兩種符號自文明之處的伏羲時代，就已經在中國歷史中出現。文是與語言完全分離的，無論八卦符號，還是結繩、書契符號，其本身是沒有發音的。同時，無論八卦符號還是契約符號，所表達的都是“意”、“義”，即義理和道義。
但是，春秋戰國以來，隨著西方法家文化的傳入，西方波斯的文字理念也傳入中國，並使漢字與整個當時的社會一起，發生了劇烈的變革，甚至說斷裂式的變革。
這場文字大變革，從形式上說，是西方化、波斯化，從內涵上說，是語言化，字母化，也是去“意”化，去義理化，去道義化。其變革的結果是，漢字的性質發生了質的變化，由此前的傳達道義的文，變化成傳達語言的字。
然而，由於文的歷史太過於漫長，其文化積澱太過深厚，這使得儘管漢字西方化了，但是終究沒有西方化，儘管語言化了，但是終究沒有徹底語言化，而是停留在完全與語言無關的文，與徹底語言化、字母化的西方字母文字，兩者中間的一個狀態，這就是所謂的“文言”。“文言”其實就是“文”和“言”的結合，是“言”化的“文”，也是“文”化的“言”，既言既文，又非言非文。
從這個意義上，在人類所有文字中，文有漢字存在“文言”的狀態，即“文言文”。因為西方的所有文字都是徹底語言化的，並不存在“文”與“言”的結合問題。西方歷史並無獨立的“意”、“義”的概念，因此也無獨立的“文系統”。
然而遺憾的是，自許慎以來，五經系統對漢字前的文的歷史信息遺忘了，即對此前的契約符號遺忘了，包括對契約符號本身，以及進入甲骨和金文字形中的契約符號。而導致這次文、字的歷史發生斷裂的就是“禮崩樂壞”的重要組成部分——漢字的大變革。更讓人痛心的是，連這次文字大變革本身，也被遺忘了。這導致後人，無法理解“文言”的真實歷史來源，以及真實內涵。
以結繩和書契為形式的契約制度和契約符號，之所以會在五經系統中消失，正是被孔子怒斥為“禮崩樂壞”的歷史大變革所致。
現代的中國的主流觀念一味附和賣國賊李鴻章，說什麼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歐美文化所帶給中國歷史的衝擊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事實上，近三千中國歷史所遇到的最大沖擊並不來自近代歐美人，而是兩千六七百年前的亞述、波斯人。儘管亞述、波斯人並未直接侵略和統治中國，但是正是起源於亞述和波斯的“法家”文化，通過中國北方的遊牧民族傳入中國，成為“禮崩樂壞”的真正罪魁。
春秋戰國時代的那場“禮崩樂壞”，不僅使中國長期陷入戰爭狀態而不可自拔，更重要的是，還使中國歷史出現休克式的中斷，使得後來的中國人，對此前的歷史局部上失憶，對此前的契約的歷史、制度和符號失去記憶。而五經系統正是在“禮崩樂壞”，在歷史失憶的狀態下發端和逐漸成型的。
中國文明本來是雙核的，一核是以易經為代表的義理心性核，另一個核則是以結繩和書契為形態的契約核。而五經系統卻僅僅保留了義理心性一核，卻遺忘了契約一核。因此，五經系統是實際上是一個殘缺的系統。
儘管歐美的槍炮的確厲害，歐美人也直接來到中國的土地上，耀武揚威、橫行霸道，侵犯我國土，殘殺我人民，但是，歐美文化的衝擊並沒有讓現代中國人喪失任何的歷史文獻和歷史記憶，儘管歐美文化的確影響了現代中國人對自己歷史的理解和詮釋。
中國的歷史文獻不僅沒有因為歐美文化的衝擊而減少，反而因為歐美文化的影響而增多。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因為歐美文化讓我們學會去考古，結果發現了大量埋藏在地下的歷史資料，譬如8000年前的結繩符號和7000年前的書契符號。另一個方面，西歐文化激勵我們去認真學習中國之外的文明的歷史，而這些歷史卻在很早就不斷受到中國的影響，而實際上包含著中國的歷史。
當前中國的歷史文獻，比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豐富，更能讓人認清中國歷史的原貌以及動態演變過程。歷史文獻的豐富，以及基於此的對中國歷史原貌的清晰認知，最終將必然導致對歷史中最美好元素和時代的復興和迴歸，即對契約制度和契約時代的迴歸，讓契約成為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核心。老子所說的“使民復結繩而用之”，恰恰在當今的中國最有可能成為現實。
因此，歷史的整體來看，歐美文化帶給中國歷史的衝擊，更可能不僅不是破壞性的，恰恰是修復性，而且是修復2600年前那場禮崩樂壞所帶給中國歷史的真正破壞。
五經是以文本的形式呈現的，五經系統的形成實際上也是五經文本的逐漸定型的過程，而這也是中國文、字演變史中的一環，當然是非常特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五經系統對中國歷史的失憶，在具體表現上，則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漢字變革所造成。
這場漢字大變革可以稱之為漢字“法家化”，或者漢字“西方化”，事實上，法家化就是當時的西方化，而當時西方文明的主要力量已經由兩河-埃及轉移到亞述波斯，尤其是波斯，因此，西方化也可稱之為波斯化。
在人類所有的文字中，漢字存在兩個獨特性。第一個獨特性是，在字之前，存在著一個明確而漫長的文階段。直至東漢許慎，對文依然保留了比較明確的記憶，儘管對文的內涵卻存在著失憶。第二個獨特性是，漢字的本質在傳統上被認為是用來表達“意”的，而非是用來記錄語言的。這個“意”和“義”同義，是義理和道義的意思。即漢字是義理、道義的工具，而非語言的工具。
然而，在中國之外的西方，包括古兩河和古埃及，不僅沒有獨立的文的階段，而且也沒有獨立的“意”的概念，沒有獨立的“義理”、“道義”概念，因此，被現代人成為人類最早文字的古兩河楔形文字，一方面在目的上不是表達義理、道義的工具，而只是表達語言的工具，另一方面在起源上在其文化內部缺乏傳承，表現出突然性，甚至外來性。
西方的文字從楔形文字以來都是淺薄的表音文字，是單純的語言的符號化。儘管原始的楔形文字表現出象形的特徵，但是其象形的目的還是去構造一個符號去與語言對應，如何象形本身，字形本身並不重要。因此，楔形文字在一開始就存在所謂的通假字，即單純的表音字，字形和字義毫無關係。甚至有些這樣的字還是外傳的，是古兩河文化對其他文化的借用。也就是說，儘管外形上差異很大，但是，楔形文字，包括埃及文字，與後來的直接表音的字母文字並無本質區別。字母文字只是在表音上更直接，更細化而已。
漢字的這兩個獨特性，實際上都與此前的文有關，是直接來自對文的理念的繼承，即對易經和契約符號基本理念的繼承。但是，禮崩樂壞卻把中國的文、字史一刀砍為兩段。禮崩樂壞之前，即便漢字出現了，其形態是商朝的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但是，漢字的性質更接近“文”，更遠離“字”，這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在字形上，甲骨文和金文的典型特徵並非象形，而是對結繩和書契符號的直接借用，這些字的字義都是源自書契機制，更應該稱之為“契約文字”。在已經釋讀出來的1000多個甲骨字例中，絕大多數的造字方式都是對契約符號的借用，而非象形，真正的象形字佔比極小。但自許慎以來，漢字卻被逐漸錯誤的當成象形，現代人更是將象形絕對化，在字源的解釋上極具牽強附會之能事。開頭已經舉出一些字例，在本文的最後部分，將對其中幾個最典型的進行解釋。同時，再接下來的文章系列中，將對每一個字的書契原理都進行詳細解釋。事實上，在此前的文章中，我們已經對一些源於書契符號的字例進行解釋。
另一方面在漢字與語言的結合上，甲骨文和金文與語言的結合非常鬆散，與語言的同步性很差。因此，甲骨文和金文材料非常難懂。《周易》的經文，《春秋》的經文，以及《尚書》的經文，與金文風格高度一致，可以斷定這些經文的源起時間一定在西周。
甲骨文金文這兩個特徵，說明儘管在形式上已經是字，已經開始與語言進行結合，但是，作為漢字最原始的形態，甲骨文和金文在性質上更接近文，而非字，文的特徵大於字的特徵。文就是易經和書契符號，這兩種符號自文明之處的伏羲時代，就已經在中國歷史中出現。文是與語言完全分離的，無論八卦符號，還是結繩、書契符號，其本身是沒有發音的。同時，無論八卦符號還是契約符號，所表達的都是“意”、“義”，即義理和道義。
但是，春秋戰國以來，隨著西方法家文化的傳入，西方波斯的文字理念也傳入中國，並使漢字與整個當時的社會一起，發生了劇烈的變革，甚至說斷裂式的變革。
這場文字大變革，從形式上說，是西方化、波斯化，從內涵上說，是語言化，字母化，也是去“意”化，去義理化，去道義化。其變革的結果是，漢字的性質發生了質的變化，由此前的傳達道義的文，變化成傳達語言的字。
然而，由於文的歷史太過於漫長，其文化積澱太過深厚，這使得儘管漢字西方化了，但是終究沒有西方化，儘管語言化了，但是終究沒有徹底語言化，而是停留在完全與語言無關的文，與徹底語言化、字母化的西方字母文字，兩者中間的一個狀態，這就是所謂的“文言”。“文言”其實就是“文”和“言”的結合，是“言”化的“文”，也是“文”化的“言”，既言既文，又非言非文。
從這個意義上，在人類所有文字中，文有漢字存在“文言”的狀態，即“文言文”。因為西方的所有文字都是徹底語言化的，並不存在“文”與“言”的結合問題。西方歷史並無獨立的“意”、“義”的概念，因此也無獨立的“文系統”。
然而遺憾的是，自許慎以來，五經系統對漢字前的文的歷史信息遺忘了，即對此前的契約符號遺忘了，包括對契約符號本身，以及進入甲骨和金文字形中的契約符號。而導致這次文、字的歷史發生斷裂的就是“禮崩樂壞”的重要組成部分——漢字的大變革。更讓人痛心的是，連這次文字大變革本身，也被遺忘了。這導致後人，無法理解“文言”的真實歷史來源，以及真實內涵。
現代中國人更是錯誤地將“文言文”與“古文”等同，現代翻譯家也想當然地將任何文字的古代形態都翻譯成“文言文”。事實上，任何文字都有難懂的古代形態、歷史形態，但是，除了漢字之外，所有的文字都沒有文言文這一文字形態。
“禮崩樂壞”時期所發生的漢字大變革，是受當時西方字母文字衝擊的結果，在漢字出現相當程度的語言化的同時，也激起了對漢字本質屬性的大討論。討論的目的是維護漢字的道義傳統，而拒絕徹底語言化。
《周易·繫辭》和《莊子》、《荀子》均對這一討論進行了記錄。《周易·繫辭》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其言”。明確指出，漢字不是用來表達語言的工具，不是用來“盡言”的，漢字和言都是“盡意”的工具。最後，《周易》甚至徹底否定了漢字的作用，認為只需“立象”加“繫辭”就足夠了，“立象”就是建立八卦卦象，繫辭就是對這些卦象進行解釋的言語。八卦卦象屬於文的一部分，因此，立象加繫辭實際就是文加言，完全不用書、字。
《莊子》比《周易》還要絕對，不僅否定了漢字，甚至連語言也否定了。《莊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荀子則從名實相符的視角對此進行審視。《荀子·正名》：“心也著，道之工宰。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這裡“說”和“辭”是不同層次、維度的語言表達手段，都是為了更清楚地表達“道”。這裡的“道”與《周易》、《莊子》所說的“意”同義。
《周易》、《莊子》、《荀子》三者的相似之處有兩點。首先，都共同強調“意”、“道”的本位性、主體性，而文、言、書均傳達“意”和“道”的手段。其次，都認為漢字本身並不重要。現代人相當然地把漢字的出現說成是中國歷史中的一件大事，但是，從“意”、“道”的角度，先秦古人卻認為漢字本身無關緊要。
在《正名》中，荀子將一切表達“道”的符號系統和語言系統統稱為“文”，認為都是人為“約定”，人為的賦予。這意味著文和字的成型原理都非象形的。約定、賦予和象形實際上兩種截然相反的造符、造字理念。象形是從物到字再到人，其本在物，而約定、賦予則是從人到字再到物，其本在人。象形說是一種“物本”文字觀，約定說則是“人本”或“意本”文字觀。後者為中國固有，而前者則來自當時的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