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嶽麓區106名學生感染艾滋病,大學校園為什麼成為重災區?

傳染病 艾滋病 性教育 同性戀 記者論壇 2017-04-27

週末的一則消息,迅速在朋友圈傳播,數據讓人觸目驚心。

據三湘都市報報道,4月21日上午,記者從長沙市嶽麓區疾控中心舉行的“高校疫情通報和骨幹成員培訓”會議上了解到,高校雲集的嶽麓區疫情嚴重,目前已發現報告為學生的感染者106人。

截止到2017年4月6日,報告現居地為嶽麓區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達到603人。

嶽麓區轄區內雲集了湖南大學、湖南師大、中南大學等眾多高校,青年學生人口密集,嶽麓區自擔任國家青年學生的哨點監測任務以來,深入高校開展防艾工作,擴大艾滋病宣傳和檢測面,至2017年4月21日已發現報告為學生的感染者106人。

長沙嶽麓區106名學生感染艾滋病,大學校園為什麼成為重災區?

大學生正成為受艾滋病影響的重點人群。近幾年,學生“染艾”人數迅速增加……

看看一組細思極恐的數字:

北京:2015年1月至10月新增艾滋病病例3000餘例,青年學生感染人數上升較快。近兩年,北京市大學生感染艾滋病每年新增100多例,以同性性行為傳播為主。

上海:2015年共報告發現青年學生感染者92例,較去年同期上升31.4%,佔感染者總數4.7%,其中88%為男男同性性傳播。

廣州:從2002年開始發現學生感染艾滋病病例,截至2013年底已累計117例,九成都是經同性的性傳播感染。

在北上廣等大城市高校艾滋病情上漲的同時,一些中部省份高校學生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比如說湖南大學生艾滋病患者8年竟上升37倍。(編注:湖南省2007年報告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例,2015年累計報告536例(其中2014年138例,2015年154例)

正如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吳尊友表示,“2011年到2015年,我國15~24歲大中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淨年均增長率達35%(扣除檢測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學生感染髮生在18~22歲的大學期間。可謂是觸目驚心,如此發展下去,後果可謂不可想象。

查閱此前官方公佈數據,2016年1月至10月,湖南全省新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4974例,較去年同期增長了14.6%。

在這一時間段內的報告人群為學生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179例,與去年同期比上升16.2%。其中男性173例,女性6例。

按感染途徑分,男男同性性行為感染116例,佔64.8%;異性性接觸傳播48例,佔26.8%;其他和不詳15例,佔8.4%。

“湖南省艾滋病疫情具有以下幾個特點。”湖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陳曦介紹:

一是全省呈低流行態勢,但流行範圍廣,地區差異大;

二是經性傳播仍是湖南省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2016年1月至10月經性傳播比例為94.2%(其中異性傳播佔76%,同性傳播佔18.2%)

三是50歲以上中老年人感染人數持續上升,2016年1月至10月報告數與去年同期比上升25.6%

四是高危人群流動性大且隱蔽,干預工作難度大。

但最新的數據通報,嶽麓一個區艾滋病學生感染者就達到106人,顯示出感染者集中度之高,傳播速度之快。大學校園已經成為重災區,的確讓人驚心和揪心。

長沙嶽麓區106名學生感染艾滋病,大學校園為什麼成為重災區?

雖然象牙塔不是真空,

但是大學校園怎麼了?

為什麼會成為艾滋病的重災區?

南方週末之前有一篇報道:

艾滋病,正在威脅大學校園

長沙嶽麓區106名學生感染艾滋病,大學校園為什麼成為重災區?

2014年11月30日,天津醫科大學的高校志願者走進社區,進行以“遏制艾滋,履新承諾”為主題的公益宣傳活動。 (CFP/圖)

文/馬肅平 本文首發於南方週末,有刪減

在某疾控中心艾滋病篩查實驗室,工作人員登記了他的個人信息:男,20歲,第一次檢測……對華東某高校學生劉明(化名)來說,2013年是他人生的分水嶺。這一年,藏在他體內的艾滋病病毒被發現了。

如今,艾滋病正在威脅大學校園,像劉明這樣的“同志”群體首當其衝。國家衛計委提供給南方週末記者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底,我國共報告現存活15-24歲青年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7249例。

“感染基數雖小,但增長速度特別顯眼。”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以下簡稱中疾控)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主任吳尊友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說。2011年起,青年學生艾滋病新發感染數以每年約30%的幅度增長,2014年的增幅更是接近60%。吳尊友透露,2015年上半年,增長速度依然有增無減。

自1985年中國首例艾滋病被發現到2005年,因靜脈吸毒或非法採供血而感染的人群數量逐年攀升,此後這兩個群體的感染人數漸漸回落。如今,性傳播,尤其是男男同性傳播取而代之,已成為最主要的傳播途徑。

社會對同性性向的歧視,使多數仍生活在隱祕世界裡的“同志”因為壓抑而更加放縱。飆升的數字背後,凸顯的是對於這個特殊群體艾滋病防控的困境和全新挑戰。

1如何把握性教育的“度”

劉明最近注意到一則新聞。2015年8月10日,衛計委和教育部聯合印發《關於建立疫情通報制度進一步加強學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近年來,學校特別是高等院校艾滋病防控工作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一些地方學生艾滋病疫情上升較快,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為主……”《通知》直言不諱。

基於男人之間不會意外懷孕的“常識”,劉明和同伴的親熱沒有“間隔”。他沒有想到,背後隱藏著艾滋病毒。

衛計委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各省份均有青年學生感染艾滋病的報告,截至2014年,報告數超過100例的省份達到11個。

數字逐年增加,增長速度也明顯加快——在雲南,2014年報告數為81例,同比增加了37.3%;在廣東,21個地市均有學生艾滋病感染者,2014年報告數達到138例,同比上漲近60%。

“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為主是青年學生群體艾滋病疫情的一大特點。”衛計委在給南方週末記者的回函中表示,從2008年到2014年,青年學生中新報艾滋病感染數從482例上升到2552例,其中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的比例由58.5%飆升至81.6%。

高校學生處在青春期邁向成人社會的十字路口,他們剛剛脫離家長約束,在相對包容的“象牙塔”裡,同性戀者逐漸建立了對性向的自我認知。

擁有自由,也意味著面臨風險。不過,對於劉明來說,沒人給他講過性知識,也沒人以正確的方式引導他。性教育在中國是個諱莫如深的話題,不論家庭,還是學校。

在給南方週末的回函中,教育部表示,教育部門一直十分重視學校預防艾滋病教育工作,但也承認,學校的艾滋病預防教育確實存在問題。比如一些學校認為艾滋病疫情還很遙遠,不積極主動開展工作;部分授課教師艾滋病綜合防治知識欠缺、教學能力和技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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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男同控制不好,整個防治可能失控

“不光是青年學生中的男同,艾滋病感染率在整個男同群體中也在快速增長。”清華大學教授、艾滋病綜合研究中心主任張林琦憂心忡忡。

2006年起,張林琦和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教授尚紅等人通過各地醫院和疾控機構,隨訪了數千名男同,並追蹤觀察其從艾滋病陰性轉為陽性的比例。2012年,他們在國際權威科學期刊《Nature》上發表了題為《預防HIV病毒:把安全的性帶給中國》的文章,追述了我國艾滋病的流行趨勢。

文章指出,“HIV病毒在同性中的感染率已從2005年以前的0.3%上升到了2011年的13.7%”。張林琦透露,截至2014年,這一比例已經超過了25%。新發感染的數字同樣驚人——至少1/3以上的新發感染由男同的高危性行為造成。

這些數字與官方數據大致吻合。

“2014年報告的新發感染者中,同性感染的漲幅很大。”吳尊友介紹說,在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大中城市裡,超過半數的新發感染者都是男同。在北京、上海、天津以及東北的省會城市,佔比甚至超過了70%。這樣的感染率遠遠高於孕產婦、性病病人等高危人群。

1985年,我國發現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1989年,在雲南中緬邊境地區,146名吸毒者因共用注射器靜脈吸毒而被感染艾滋病。從此,艾滋病結束了它在中國的傳入期,開始進入擴散期。

20世紀90年代,一些“地下血站”打著脫貧致富的旗號,招徠了許多無知的賣血者。由於缺乏嚴格的檢測和消毒手段,艾滋病病毒在賣血者中迅速傳播。

從1985年到2005年的二十年間,國內艾滋病感染者主要以河南及其周邊省份的非法採供血者和雲南的靜脈吸毒者為主,性傳播只佔10%多。

艾滋病有三大傳播途徑——性傳播、血液傳播、母嬰傳播。其中,母嬰傳播可以通過中斷妊娠、採取相應的母嬰阻斷措施、產後儘量避免母乳餵養等措施進行干預;血液傳播中的非法採供血可以通過法律進行阻斷。

“從2005年起,因吸毒或賣血而感染的人群數量逐年降低。目前,性傳播成為艾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吳尊友表示,中疾控每年對包括吸毒者、同性戀、暗娼、性病就診者、孕產婦在內的8類高危人群進行檢測,發現近年來男男同性戀呈快速上升趨勢。

就地域而言,雖然西南部分省份感染較多,但艾滋病的傳播已由早期集中在個別省份和地區擴散到全國96%的區縣都有感染者報告。

“雖然我國的艾滋病處於低流行水平,全人群感染率較低,但千萬不能被數字矇蔽,”張林琦說,“如果不能將男同這個特定人群控制好,很可能導致整個國家艾滋病防治的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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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薄弱防區

“男同的性傳播是當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點,卻也是疫情哨點監測的難點所在。”吳尊友坦言,同性戀人群一直是艾滋病的薄弱防區。

男同主要的性行為之一是肛交。與異性性行為相比,直腸彈性不及陰道,而且直腸比較脆弱,黏膜較薄,更容易破損。直腸破損時,精液裡含有的大量HIV病毒很容易進入人體,感染T細胞。

男同性行為發生頻率和伴侶更換頻率遠高於異性,但不少都是“沒有采取任何保護措施”的荷爾蒙宣洩,感染艾滋病的風險自然會提高。

“別說隨訪干預了,上哪兒找他們去呢?”張林琦說,相較於母嬰阻斷、減少吸毒傳播,對於男男同性人群的各項防治措施很難有效落實。

除去生理結構和缺乏保護措施等原因,受訪專家普遍認為,男同群體最容易導致艾滋病傳播的根源在於社會和文化因素。同性戀的“地下狀態”不僅加重了病毒在男同人群中感染的速度和程度,而且無法通過教育和干預機構與他們正常聯繫和交流,因此擴大了艾滋病的社會風險。

“國內有近20%-30%的同性戀會選擇與異性結婚,通過組建家庭的方式掩飾自己的同性傾向。”在研究中,張林琦發現,這些人並不會放棄同性的性行為,這使得家人不僅需要承受不幸婚姻的折磨,更容易受到艾滋病的潛在威脅。

青島大學醫學院教授張北川從事男同人群大規模艾滋病干預已有多年。二十多年來,他收到了一萬多封艾滋病患者寫來的紙質信件,電子郵件更是不計其數。這些信件的主人,大部分都是“同志”。在信裡,他們向張老傾訴對疾病的恐慌、心理困擾,更多的則是社會歧視帶來的重壓。

“一手硬,一手軟,一腿長,一腿短。”張北川常常感嘆,通過單純灌輸艾滋病防治知識這樣的干預措施遠遠不夠。如何讓男同艾滋病感染者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這需要制度建設,“在當下,最重要的是消除性向歧視、艾滋歧視。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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