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蘇支超
弟弟的病房裡，有三張病床。弟弟的病床靠近南邊的窗戶。在床與窗戶之間，可以放一張摺疊椅。摺疊椅一拉開，就是一張單人床，供陪護睡覺。
弟弟來看病，陪護的是德嶽。德嶽是他的老伴。在我們姐弟三人中，弟弟一家的收入最少，但婚姻卻最美滿。一個小學教師，一箇中教師，工資雖然不多，但在涇縣那樣的小縣城裡，兩個人都有穩定工作本來就為數不多的，在加上兩個人互敬互愛，事事協調，是縣城裡廣被稱讚的。弟弟曾經很得意地對我說，熟識他們的朋友都很羨慕他們。弟弟的脾氣有點“砸冒”，生活能夠如此和諧，和德嶽秉性關係密切。
作者：蘇支超
弟弟的病房裡，有三張病床。弟弟的病床靠近南邊的窗戶。在床與窗戶之間，可以放一張摺疊椅。摺疊椅一拉開，就是一張單人床，供陪護睡覺。
弟弟來看病，陪護的是德嶽。德嶽是他的老伴。在我們姐弟三人中，弟弟一家的收入最少，但婚姻卻最美滿。一個小學教師，一箇中教師，工資雖然不多，但在涇縣那樣的小縣城裡，兩個人都有穩定工作本來就為數不多的，在加上兩個人互敬互愛，事事協調，是縣城裡廣被稱讚的。弟弟曾經很得意地對我說，熟識他們的朋友都很羨慕他們。弟弟的脾氣有點“砸冒”，生活能夠如此和諧，和德嶽秉性關係密切。
病房裡很安靜。弟弟坐在摺疊椅上，坐東朝西。我坐在他對面的凳子上。因為彼此的聽覺都不好，為了儘可能地保持安靜，我把凳子儘量貼近他，膝蓋幾乎抵著膝蓋，所謂促膝談心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在公交車上，我就想好了今天的話題。我說：“我曾經在《蘇家灣小考》中提到蘇家灣有兩戶雜姓。一家姓朱，一家姓葛。其實不止兩戶，還有一戶姓鐘的和一戶姓陳的。”我原想和他聊鍾家的兩兄弟。沒想到弟弟來了一句：“還有一戶：老薛。”
“老薛，我知道。他和那幾家不一樣。那幾家是舉家遷居過來的。他是抗戰勝利後，獨自一人，一路討飯流浪到我們蘇家灣，緊跟著就是‘解放’、‘土改’，又分得了土地。才在蘇家灣紮根的。”
“不管怎麼說，也是雜姓啊！”弟弟說，接著意味深長地笑著問道：“你還知道蘇家灣還有一個毛家嗎？”
作者：蘇支超
弟弟的病房裡，有三張病床。弟弟的病床靠近南邊的窗戶。在床與窗戶之間，可以放一張摺疊椅。摺疊椅一拉開，就是一張單人床，供陪護睡覺。
弟弟來看病，陪護的是德嶽。德嶽是他的老伴。在我們姐弟三人中，弟弟一家的收入最少，但婚姻卻最美滿。一個小學教師，一箇中教師，工資雖然不多，但在涇縣那樣的小縣城裡，兩個人都有穩定工作本來就為數不多的，在加上兩個人互敬互愛，事事協調，是縣城裡廣被稱讚的。弟弟曾經很得意地對我說，熟識他們的朋友都很羨慕他們。弟弟的脾氣有點“砸冒”，生活能夠如此和諧，和德嶽秉性關係密切。
病房裡很安靜。弟弟坐在摺疊椅上，坐東朝西。我坐在他對面的凳子上。因為彼此的聽覺都不好，為了儘可能地保持安靜，我把凳子儘量貼近他，膝蓋幾乎抵著膝蓋，所謂促膝談心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在公交車上，我就想好了今天的話題。我說：“我曾經在《蘇家灣小考》中提到蘇家灣有兩戶雜姓。一家姓朱，一家姓葛。其實不止兩戶，還有一戶姓鐘的和一戶姓陳的。”我原想和他聊鍾家的兩兄弟。沒想到弟弟來了一句：“還有一戶：老薛。”
“老薛，我知道。他和那幾家不一樣。那幾家是舉家遷居過來的。他是抗戰勝利後，獨自一人，一路討飯流浪到我們蘇家灣，緊跟著就是‘解放’、‘土改’，又分得了土地。才在蘇家灣紮根的。”
“不管怎麼說，也是雜姓啊！”弟弟說，接著意味深長地笑著問道：“你還知道蘇家灣還有一個毛家嗎？”
我知道毛家（讀ga）就是葛家（讀ga），葛家是怎麼轉換成遠近聞名的毛家的故事，此前他就對講我多次。我也在文章中寫過。但他卻似乎意猶未盡，聊天不是採訪。聊天是小河淌水，淌到那兒是哪兒。既然他對此興趣依舊。那就讓他盡興說吧。況且我來這裡。原本就是陪他閒聊的。便裝出不知道，並且很想知道的樣子。我這一招真管用，他便興趣盎然繼續說道：“其實毛家就是葛家。但遠遠近近都知道蘇家灣的毛家，但未必知道葛家，你還知道是其中的玄機？”
我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似的：“不知道。我哪知道啊？”我的裝模作樣大大鼓舞了他，他便繪聲繪色地把葛家變毛家的故事又說了一遍。
這裡簡述如下：原來這葛家的當家人是禿子頭，沒有毛髮。有人拿他開心，問他：你怎麼頭上沒毛啊？葛家的當家人頗幽默，隨口答道：“哪個講我沒有頭毛啊？我的頭毛是朝里長的哎！”從此，他就有了個外號叫毛朝裡。一般人不知究裡，以為他真的姓毛，叫毛朝裡。日久天長，外村人都知道蘇家灣有個毛家。
弟弟講著笑著。他笑，我也笑。我笑的是他把我的“虛假”當真了，成了老傻瓜。笑了一陣之後，接下來說什麼呢？沒話題了！兩個人聊天，最怕的就是忽然沒話說，突然冷場。他捧起茶杯喝了口清茶，那是他喜歡的毛峰。鄰床的病員起身，伸了伸胳臂，回眼看見我，笑著朝我點點頭，我也笑著朝他點頭。病房裡依舊很靜，靜的出奇。此時我突然想起了“恨天高”。於是便說：“這個‘毛朝裡’，使我想起‘恨天高’。你知道‘恨天高’嗎？”
作者：蘇支超
弟弟的病房裡，有三張病床。弟弟的病床靠近南邊的窗戶。在床與窗戶之間，可以放一張摺疊椅。摺疊椅一拉開，就是一張單人床，供陪護睡覺。
弟弟來看病，陪護的是德嶽。德嶽是他的老伴。在我們姐弟三人中，弟弟一家的收入最少，但婚姻卻最美滿。一個小學教師，一箇中教師，工資雖然不多，但在涇縣那樣的小縣城裡，兩個人都有穩定工作本來就為數不多的，在加上兩個人互敬互愛，事事協調，是縣城裡廣被稱讚的。弟弟曾經很得意地對我說，熟識他們的朋友都很羨慕他們。弟弟的脾氣有點“砸冒”，生活能夠如此和諧，和德嶽秉性關係密切。
病房裡很安靜。弟弟坐在摺疊椅上，坐東朝西。我坐在他對面的凳子上。因為彼此的聽覺都不好，為了儘可能地保持安靜，我把凳子儘量貼近他，膝蓋幾乎抵著膝蓋，所謂促膝談心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在公交車上，我就想好了今天的話題。我說：“我曾經在《蘇家灣小考》中提到蘇家灣有兩戶雜姓。一家姓朱，一家姓葛。其實不止兩戶，還有一戶姓鐘的和一戶姓陳的。”我原想和他聊鍾家的兩兄弟。沒想到弟弟來了一句：“還有一戶：老薛。”
“老薛，我知道。他和那幾家不一樣。那幾家是舉家遷居過來的。他是抗戰勝利後，獨自一人，一路討飯流浪到我們蘇家灣，緊跟著就是‘解放’、‘土改’，又分得了土地。才在蘇家灣紮根的。”
“不管怎麼說，也是雜姓啊！”弟弟說，接著意味深長地笑著問道：“你還知道蘇家灣還有一個毛家嗎？”
我知道毛家（讀ga）就是葛家（讀ga），葛家是怎麼轉換成遠近聞名的毛家的故事，此前他就對講我多次。我也在文章中寫過。但他卻似乎意猶未盡，聊天不是採訪。聊天是小河淌水，淌到那兒是哪兒。既然他對此興趣依舊。那就讓他盡興說吧。況且我來這裡。原本就是陪他閒聊的。便裝出不知道，並且很想知道的樣子。我這一招真管用，他便興趣盎然繼續說道：“其實毛家就是葛家。但遠遠近近都知道蘇家灣的毛家，但未必知道葛家，你還知道是其中的玄機？”
我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似的：“不知道。我哪知道啊？”我的裝模作樣大大鼓舞了他，他便繪聲繪色地把葛家變毛家的故事又說了一遍。
這裡簡述如下：原來這葛家的當家人是禿子頭，沒有毛髮。有人拿他開心，問他：你怎麼頭上沒毛啊？葛家的當家人頗幽默，隨口答道：“哪個講我沒有頭毛啊？我的頭毛是朝里長的哎！”從此，他就有了個外號叫毛朝裡。一般人不知究裡，以為他真的姓毛，叫毛朝裡。日久天長，外村人都知道蘇家灣有個毛家。
弟弟講著笑著。他笑，我也笑。我笑的是他把我的“虛假”當真了，成了老傻瓜。笑了一陣之後，接下來說什麼呢？沒話題了！兩個人聊天，最怕的就是忽然沒話說，突然冷場。他捧起茶杯喝了口清茶，那是他喜歡的毛峰。鄰床的病員起身，伸了伸胳臂，回眼看見我，笑著朝我點點頭，我也笑著朝他點頭。病房裡依舊很靜，靜的出奇。此時我突然想起了“恨天高”。於是便說：“這個‘毛朝裡’，使我想起‘恨天高’。你知道‘恨天高’嗎？”
他說：“什麼‘恨天高’啊？”表示沒聽說過。我說：“文革後期我在蘇北教中學。學校有個副校長，姓侯，個子很矮，估計充其量也就一米五，學生調侃他，在他上課之前，有意在黑板的最上面寫了三個字：恨天高。有個美學家叫王朝聞的，就專門寫過篇文章，分析‘恨天高’的美學價值。照我看，這‘毛朝裡’和‘恨天高’有異曲同工之妙。”
“那你也寫一篇嘛！”弟弟望著我開玩笑道。
“我沒有王先生那水平。”
“那是你不想寫。”弟弟突然轉換話題，問我：“你還記得葛家的葛友朋嗎？”
“葛友朋，葛家老二。我當然記得，和我同過學。他還有個弟弟叫葛友仁，葛家老三，比我小。老四葛友義，好像比老大葛友斌的兒子還小一點。”
“葛友斌兒子叫葛強起，外號葛性種。”
“‘性種’是我們那一帶的方言。不知道這兩個字究竟是那兩個字。意思也不大好翻譯成普通話。”我說。側過臉，把目光投向窗外。兩米寬的陽臺上灑滿陽光。陽臺上有個鋁合金管子製作的晒衣架。晒衣架上掛著五顏六色的夏日的衣服，在風中漂動。弟弟倒似乎無需思索，就開口說：“‘性種’好像有點‘衝’，說話不知輕重，衝頭衝腦的意思。爆竹性子，不拘場合，不問對象，一點火就炸。遇到這種人，最好讓開點，弄不好，他一句話就讓你下不了臺。你還千萬不要計較。愈計較愈下不了臺。”
作者：蘇支超
弟弟的病房裡，有三張病床。弟弟的病床靠近南邊的窗戶。在床與窗戶之間，可以放一張摺疊椅。摺疊椅一拉開，就是一張單人床，供陪護睡覺。
弟弟來看病，陪護的是德嶽。德嶽是他的老伴。在我們姐弟三人中，弟弟一家的收入最少，但婚姻卻最美滿。一個小學教師，一箇中教師，工資雖然不多，但在涇縣那樣的小縣城裡，兩個人都有穩定工作本來就為數不多的，在加上兩個人互敬互愛，事事協調，是縣城裡廣被稱讚的。弟弟曾經很得意地對我說，熟識他們的朋友都很羨慕他們。弟弟的脾氣有點“砸冒”，生活能夠如此和諧，和德嶽秉性關係密切。
病房裡很安靜。弟弟坐在摺疊椅上，坐東朝西。我坐在他對面的凳子上。因為彼此的聽覺都不好，為了儘可能地保持安靜，我把凳子儘量貼近他，膝蓋幾乎抵著膝蓋，所謂促膝談心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在公交車上，我就想好了今天的話題。我說：“我曾經在《蘇家灣小考》中提到蘇家灣有兩戶雜姓。一家姓朱，一家姓葛。其實不止兩戶，還有一戶姓鐘的和一戶姓陳的。”我原想和他聊鍾家的兩兄弟。沒想到弟弟來了一句：“還有一戶：老薛。”
“老薛，我知道。他和那幾家不一樣。那幾家是舉家遷居過來的。他是抗戰勝利後，獨自一人，一路討飯流浪到我們蘇家灣，緊跟著就是‘解放’、‘土改’，又分得了土地。才在蘇家灣紮根的。”
“不管怎麼說，也是雜姓啊！”弟弟說，接著意味深長地笑著問道：“你還知道蘇家灣還有一個毛家嗎？”
我知道毛家（讀ga）就是葛家（讀ga），葛家是怎麼轉換成遠近聞名的毛家的故事，此前他就對講我多次。我也在文章中寫過。但他卻似乎意猶未盡，聊天不是採訪。聊天是小河淌水，淌到那兒是哪兒。既然他對此興趣依舊。那就讓他盡興說吧。況且我來這裡。原本就是陪他閒聊的。便裝出不知道，並且很想知道的樣子。我這一招真管用，他便興趣盎然繼續說道：“其實毛家就是葛家。但遠遠近近都知道蘇家灣的毛家，但未必知道葛家，你還知道是其中的玄機？”
我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似的：“不知道。我哪知道啊？”我的裝模作樣大大鼓舞了他，他便繪聲繪色地把葛家變毛家的故事又說了一遍。
這裡簡述如下：原來這葛家的當家人是禿子頭，沒有毛髮。有人拿他開心，問他：你怎麼頭上沒毛啊？葛家的當家人頗幽默，隨口答道：“哪個講我沒有頭毛啊？我的頭毛是朝里長的哎！”從此，他就有了個外號叫毛朝裡。一般人不知究裡，以為他真的姓毛，叫毛朝裡。日久天長，外村人都知道蘇家灣有個毛家。
弟弟講著笑著。他笑，我也笑。我笑的是他把我的“虛假”當真了，成了老傻瓜。笑了一陣之後，接下來說什麼呢？沒話題了！兩個人聊天，最怕的就是忽然沒話說，突然冷場。他捧起茶杯喝了口清茶，那是他喜歡的毛峰。鄰床的病員起身，伸了伸胳臂，回眼看見我，笑著朝我點點頭，我也笑著朝他點頭。病房裡依舊很靜，靜的出奇。此時我突然想起了“恨天高”。於是便說：“這個‘毛朝裡’，使我想起‘恨天高’。你知道‘恨天高’嗎？”
他說：“什麼‘恨天高’啊？”表示沒聽說過。我說：“文革後期我在蘇北教中學。學校有個副校長，姓侯，個子很矮，估計充其量也就一米五，學生調侃他，在他上課之前，有意在黑板的最上面寫了三個字：恨天高。有個美學家叫王朝聞的，就專門寫過篇文章，分析‘恨天高’的美學價值。照我看，這‘毛朝裡’和‘恨天高’有異曲同工之妙。”
“那你也寫一篇嘛！”弟弟望著我開玩笑道。
“我沒有王先生那水平。”
“那是你不想寫。”弟弟突然轉換話題，問我：“你還記得葛家的葛友朋嗎？”
“葛友朋，葛家老二。我當然記得，和我同過學。他還有個弟弟叫葛友仁，葛家老三，比我小。老四葛友義，好像比老大葛友斌的兒子還小一點。”
“葛友斌兒子叫葛強起，外號葛性種。”
“‘性種’是我們那一帶的方言。不知道這兩個字究竟是那兩個字。意思也不大好翻譯成普通話。”我說。側過臉，把目光投向窗外。兩米寬的陽臺上灑滿陽光。陽臺上有個鋁合金管子製作的晒衣架。晒衣架上掛著五顏六色的夏日的衣服，在風中漂動。弟弟倒似乎無需思索，就開口說：“‘性種’好像有點‘衝’，說話不知輕重，衝頭衝腦的意思。爆竹性子，不拘場合，不問對象，一點火就炸。遇到這種人，最好讓開點，弄不好，他一句話就讓你下不了臺。你還千萬不要計較。愈計較愈下不了臺。”
“是有點這個意思。用現在話說，可能就是‘非理性’。”
“‘非理性’也不能把“性種”的意思完全表達出來。這種人，當領導的最‘含糊’。‘含糊’也是方言，就是有點怕，有點發憷的意思。當領導的遇到這種人，很難辦。整他吧，好像他根本提不上筷子。不整他吧，他常常冷不防一句話，弄得你難堪，讓你威風掃地。”
“這樣的人，每單位都有幾個，就好了！。”
“喔！對了！那——就好玩了。”弟弟開心地笑起來，他一笑又漏出了半嘴豁牙巴。
“這種人多了，說不定大躍進就躍不起來了！”
“那到可能。那他二叔也許就不會死了。”
葛性種的二叔就是我的同學葛友朋。他在大饑荒時期盲流出去就沒回來，不知道倒在什麼地方就沒了！
作者：蘇支超
弟弟的病房裡，有三張病床。弟弟的病床靠近南邊的窗戶。在床與窗戶之間，可以放一張摺疊椅。摺疊椅一拉開，就是一張單人床，供陪護睡覺。
弟弟來看病，陪護的是德嶽。德嶽是他的老伴。在我們姐弟三人中，弟弟一家的收入最少，但婚姻卻最美滿。一個小學教師，一箇中教師，工資雖然不多，但在涇縣那樣的小縣城裡，兩個人都有穩定工作本來就為數不多的，在加上兩個人互敬互愛，事事協調，是縣城裡廣被稱讚的。弟弟曾經很得意地對我說，熟識他們的朋友都很羨慕他們。弟弟的脾氣有點“砸冒”，生活能夠如此和諧，和德嶽秉性關係密切。
病房裡很安靜。弟弟坐在摺疊椅上，坐東朝西。我坐在他對面的凳子上。因為彼此的聽覺都不好，為了儘可能地保持安靜，我把凳子儘量貼近他，膝蓋幾乎抵著膝蓋，所謂促膝談心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在公交車上，我就想好了今天的話題。我說：“我曾經在《蘇家灣小考》中提到蘇家灣有兩戶雜姓。一家姓朱，一家姓葛。其實不止兩戶，還有一戶姓鐘的和一戶姓陳的。”我原想和他聊鍾家的兩兄弟。沒想到弟弟來了一句：“還有一戶：老薛。”
“老薛，我知道。他和那幾家不一樣。那幾家是舉家遷居過來的。他是抗戰勝利後，獨自一人，一路討飯流浪到我們蘇家灣，緊跟著就是‘解放’、‘土改’，又分得了土地。才在蘇家灣紮根的。”
“不管怎麼說，也是雜姓啊！”弟弟說，接著意味深長地笑著問道：“你還知道蘇家灣還有一個毛家嗎？”
我知道毛家（讀ga）就是葛家（讀ga），葛家是怎麼轉換成遠近聞名的毛家的故事，此前他就對講我多次。我也在文章中寫過。但他卻似乎意猶未盡，聊天不是採訪。聊天是小河淌水，淌到那兒是哪兒。既然他對此興趣依舊。那就讓他盡興說吧。況且我來這裡。原本就是陪他閒聊的。便裝出不知道，並且很想知道的樣子。我這一招真管用，他便興趣盎然繼續說道：“其實毛家就是葛家。但遠遠近近都知道蘇家灣的毛家，但未必知道葛家，你還知道是其中的玄機？”
我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似的：“不知道。我哪知道啊？”我的裝模作樣大大鼓舞了他，他便繪聲繪色地把葛家變毛家的故事又說了一遍。
這裡簡述如下：原來這葛家的當家人是禿子頭，沒有毛髮。有人拿他開心，問他：你怎麼頭上沒毛啊？葛家的當家人頗幽默，隨口答道：“哪個講我沒有頭毛啊？我的頭毛是朝里長的哎！”從此，他就有了個外號叫毛朝裡。一般人不知究裡，以為他真的姓毛，叫毛朝裡。日久天長，外村人都知道蘇家灣有個毛家。
弟弟講著笑著。他笑，我也笑。我笑的是他把我的“虛假”當真了，成了老傻瓜。笑了一陣之後，接下來說什麼呢？沒話題了！兩個人聊天，最怕的就是忽然沒話說，突然冷場。他捧起茶杯喝了口清茶，那是他喜歡的毛峰。鄰床的病員起身，伸了伸胳臂，回眼看見我，笑著朝我點點頭，我也笑著朝他點頭。病房裡依舊很靜，靜的出奇。此時我突然想起了“恨天高”。於是便說：“這個‘毛朝裡’，使我想起‘恨天高’。你知道‘恨天高’嗎？”
他說：“什麼‘恨天高’啊？”表示沒聽說過。我說：“文革後期我在蘇北教中學。學校有個副校長，姓侯，個子很矮，估計充其量也就一米五，學生調侃他，在他上課之前，有意在黑板的最上面寫了三個字：恨天高。有個美學家叫王朝聞的，就專門寫過篇文章，分析‘恨天高’的美學價值。照我看，這‘毛朝裡’和‘恨天高’有異曲同工之妙。”
“那你也寫一篇嘛！”弟弟望著我開玩笑道。
“我沒有王先生那水平。”
“那是你不想寫。”弟弟突然轉換話題，問我：“你還記得葛家的葛友朋嗎？”
“葛友朋，葛家老二。我當然記得，和我同過學。他還有個弟弟叫葛友仁，葛家老三，比我小。老四葛友義，好像比老大葛友斌的兒子還小一點。”
“葛友斌兒子叫葛強起，外號葛性種。”
“‘性種’是我們那一帶的方言。不知道這兩個字究竟是那兩個字。意思也不大好翻譯成普通話。”我說。側過臉，把目光投向窗外。兩米寬的陽臺上灑滿陽光。陽臺上有個鋁合金管子製作的晒衣架。晒衣架上掛著五顏六色的夏日的衣服，在風中漂動。弟弟倒似乎無需思索，就開口說：“‘性種’好像有點‘衝’，說話不知輕重，衝頭衝腦的意思。爆竹性子，不拘場合，不問對象，一點火就炸。遇到這種人，最好讓開點，弄不好，他一句話就讓你下不了臺。你還千萬不要計較。愈計較愈下不了臺。”
“是有點這個意思。用現在話說，可能就是‘非理性’。”
“‘非理性’也不能把“性種”的意思完全表達出來。這種人，當領導的最‘含糊’。‘含糊’也是方言，就是有點怕，有點發憷的意思。當領導的遇到這種人，很難辦。整他吧，好像他根本提不上筷子。不整他吧，他常常冷不防一句話，弄得你難堪，讓你威風掃地。”
“這樣的人，每單位都有幾個，就好了！。”
“喔！對了！那——就好玩了。”弟弟開心地笑起來，他一笑又漏出了半嘴豁牙巴。
“這種人多了，說不定大躍進就躍不起來了！”
“那到可能。那他二叔也許就不會死了。”
葛性種的二叔就是我的同學葛友朋。他在大饑荒時期盲流出去就沒回來，不知道倒在什麼地方就沒了！
弟弟說：“他三叔葛友仁，也是盲流出去的，但是卻‘流’好了。不但沒有餓死，最終還搞到淮南煤礦當曠工，一直幹到退休，末末了，還有退休養老金哩！”
“運氣！命！”我說：“一切都是‘偶然’！‘偶然’就是‘不可知’，‘不可知’的只能是一個字：命！”
“是的。不能不承認‘命’。弟兄倆都是‘盲流’，結果卻大不一樣。葛友仁能有後來，得感謝江西勞動大學。”弟弟解釋說：“葛友仁和他哥哥不一樣，他哥哥硬是讓飢餓逼出去的。葛友仁除了飢餓，還有一個原因，是被“帽子”壓出去的，不出去受不住。”
葛友仁能有什麼帽子呢？他家是蘇家灣祠堂的佃戶，真正的貧農。我頗為不解。
弟弟告訴我，葛友仁1955年考到蕪湖三中。後來，馬鞍山成立了一個鋼鐵技術學校。他就去了那裡。可能是受“水滸文化”的影響吧？那裡有十個結拜弟兄的同學，號稱“十大弟兄”。葛友仁就是其中一。學校認定“十大弟兄”是反動組織。葛友仁就被學校開除回家了。面子上難堪不說，在有些人眼裡那就和四類分子差不多。再後來糧食緊張，他就跑出去了。他先跑到江西，後來不知道怎麼又跑到江西勞動大學。江西勞動大學就把他收下了。弟弟想不明白，“江西勞動大學怎麼輕而易舉地就讓他進了呢？”
這確實是個問題。可是我也回答不出。弟弟見我不做回答。便接著說： “當時從各地盲流到江西勞動大學的人可能不少。饑荒過去之後，這些人統統遣返回原籍。葛友仁是安徽人就遣返回安徽。安徽就把他派到淮南煤礦去了。在淮南煤礦幹什麼？不清楚。不管幹什麼，反正已經屬於工薪階層了。退休回蘇家灣，月月有養老金到賬，養老金不算多，但比一般農民去高得多了！小日子過得挺滋潤。”弟弟說：“改革開放後，葛友仁在當地還幹了一件大事哩！”弟弟直直腰，頗有點誇耀的意思。又像是賣關子，稍許停頓了一下，才繼續說：“他和老十合作，居然領頭把黃山廟重新修建起來了！”
我不禁感慨：“哦！這真是大事。一家一戶，七零八落，錢款怎麼湊啊？老的黃山廟，你沒見過。你記事時已經拆掉了。規模很大，廟門口還有對石鼓。那是我平生最早見過的石頭雕刻。修復之後，你去看過嗎？”
作者：蘇支超
弟弟的病房裡，有三張病床。弟弟的病床靠近南邊的窗戶。在床與窗戶之間，可以放一張摺疊椅。摺疊椅一拉開，就是一張單人床，供陪護睡覺。
弟弟來看病，陪護的是德嶽。德嶽是他的老伴。在我們姐弟三人中，弟弟一家的收入最少，但婚姻卻最美滿。一個小學教師，一箇中教師，工資雖然不多，但在涇縣那樣的小縣城裡，兩個人都有穩定工作本來就為數不多的，在加上兩個人互敬互愛，事事協調，是縣城裡廣被稱讚的。弟弟曾經很得意地對我說，熟識他們的朋友都很羨慕他們。弟弟的脾氣有點“砸冒”，生活能夠如此和諧，和德嶽秉性關係密切。
病房裡很安靜。弟弟坐在摺疊椅上，坐東朝西。我坐在他對面的凳子上。因為彼此的聽覺都不好，為了儘可能地保持安靜，我把凳子儘量貼近他，膝蓋幾乎抵著膝蓋，所謂促膝談心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在公交車上，我就想好了今天的話題。我說：“我曾經在《蘇家灣小考》中提到蘇家灣有兩戶雜姓。一家姓朱，一家姓葛。其實不止兩戶，還有一戶姓鐘的和一戶姓陳的。”我原想和他聊鍾家的兩兄弟。沒想到弟弟來了一句：“還有一戶：老薛。”
“老薛，我知道。他和那幾家不一樣。那幾家是舉家遷居過來的。他是抗戰勝利後，獨自一人，一路討飯流浪到我們蘇家灣，緊跟著就是‘解放’、‘土改’，又分得了土地。才在蘇家灣紮根的。”
“不管怎麼說，也是雜姓啊！”弟弟說，接著意味深長地笑著問道：“你還知道蘇家灣還有一個毛家嗎？”
我知道毛家（讀ga）就是葛家（讀ga），葛家是怎麼轉換成遠近聞名的毛家的故事，此前他就對講我多次。我也在文章中寫過。但他卻似乎意猶未盡，聊天不是採訪。聊天是小河淌水，淌到那兒是哪兒。既然他對此興趣依舊。那就讓他盡興說吧。況且我來這裡。原本就是陪他閒聊的。便裝出不知道，並且很想知道的樣子。我這一招真管用，他便興趣盎然繼續說道：“其實毛家就是葛家。但遠遠近近都知道蘇家灣的毛家，但未必知道葛家，你還知道是其中的玄機？”
我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似的：“不知道。我哪知道啊？”我的裝模作樣大大鼓舞了他，他便繪聲繪色地把葛家變毛家的故事又說了一遍。
這裡簡述如下：原來這葛家的當家人是禿子頭，沒有毛髮。有人拿他開心，問他：你怎麼頭上沒毛啊？葛家的當家人頗幽默，隨口答道：“哪個講我沒有頭毛啊？我的頭毛是朝里長的哎！”從此，他就有了個外號叫毛朝裡。一般人不知究裡，以為他真的姓毛，叫毛朝裡。日久天長，外村人都知道蘇家灣有個毛家。
弟弟講著笑著。他笑，我也笑。我笑的是他把我的“虛假”當真了，成了老傻瓜。笑了一陣之後，接下來說什麼呢？沒話題了！兩個人聊天，最怕的就是忽然沒話說，突然冷場。他捧起茶杯喝了口清茶，那是他喜歡的毛峰。鄰床的病員起身，伸了伸胳臂，回眼看見我，笑著朝我點點頭，我也笑著朝他點頭。病房裡依舊很靜，靜的出奇。此時我突然想起了“恨天高”。於是便說：“這個‘毛朝裡’，使我想起‘恨天高’。你知道‘恨天高’嗎？”
他說：“什麼‘恨天高’啊？”表示沒聽說過。我說：“文革後期我在蘇北教中學。學校有個副校長，姓侯，個子很矮，估計充其量也就一米五，學生調侃他，在他上課之前，有意在黑板的最上面寫了三個字：恨天高。有個美學家叫王朝聞的，就專門寫過篇文章，分析‘恨天高’的美學價值。照我看，這‘毛朝裡’和‘恨天高’有異曲同工之妙。”
“那你也寫一篇嘛！”弟弟望著我開玩笑道。
“我沒有王先生那水平。”
“那是你不想寫。”弟弟突然轉換話題，問我：“你還記得葛家的葛友朋嗎？”
“葛友朋，葛家老二。我當然記得，和我同過學。他還有個弟弟叫葛友仁，葛家老三，比我小。老四葛友義，好像比老大葛友斌的兒子還小一點。”
“葛友斌兒子叫葛強起，外號葛性種。”
“‘性種’是我們那一帶的方言。不知道這兩個字究竟是那兩個字。意思也不大好翻譯成普通話。”我說。側過臉，把目光投向窗外。兩米寬的陽臺上灑滿陽光。陽臺上有個鋁合金管子製作的晒衣架。晒衣架上掛著五顏六色的夏日的衣服，在風中漂動。弟弟倒似乎無需思索，就開口說：“‘性種’好像有點‘衝’，說話不知輕重，衝頭衝腦的意思。爆竹性子，不拘場合，不問對象，一點火就炸。遇到這種人，最好讓開點，弄不好，他一句話就讓你下不了臺。你還千萬不要計較。愈計較愈下不了臺。”
“是有點這個意思。用現在話說，可能就是‘非理性’。”
“‘非理性’也不能把“性種”的意思完全表達出來。這種人，當領導的最‘含糊’。‘含糊’也是方言，就是有點怕，有點發憷的意思。當領導的遇到這種人，很難辦。整他吧，好像他根本提不上筷子。不整他吧，他常常冷不防一句話，弄得你難堪，讓你威風掃地。”
“這樣的人，每單位都有幾個，就好了！。”
“喔！對了！那——就好玩了。”弟弟開心地笑起來，他一笑又漏出了半嘴豁牙巴。
“這種人多了，說不定大躍進就躍不起來了！”
“那到可能。那他二叔也許就不會死了。”
葛性種的二叔就是我的同學葛友朋。他在大饑荒時期盲流出去就沒回來，不知道倒在什麼地方就沒了！
弟弟說：“他三叔葛友仁，也是盲流出去的，但是卻‘流’好了。不但沒有餓死，最終還搞到淮南煤礦當曠工，一直幹到退休，末末了，還有退休養老金哩！”
“運氣！命！”我說：“一切都是‘偶然’！‘偶然’就是‘不可知’，‘不可知’的只能是一個字：命！”
“是的。不能不承認‘命’。弟兄倆都是‘盲流’，結果卻大不一樣。葛友仁能有後來，得感謝江西勞動大學。”弟弟解釋說：“葛友仁和他哥哥不一樣，他哥哥硬是讓飢餓逼出去的。葛友仁除了飢餓，還有一個原因，是被“帽子”壓出去的，不出去受不住。”
葛友仁能有什麼帽子呢？他家是蘇家灣祠堂的佃戶，真正的貧農。我頗為不解。
弟弟告訴我，葛友仁1955年考到蕪湖三中。後來，馬鞍山成立了一個鋼鐵技術學校。他就去了那裡。可能是受“水滸文化”的影響吧？那裡有十個結拜弟兄的同學，號稱“十大弟兄”。葛友仁就是其中一。學校認定“十大弟兄”是反動組織。葛友仁就被學校開除回家了。面子上難堪不說，在有些人眼裡那就和四類分子差不多。再後來糧食緊張，他就跑出去了。他先跑到江西，後來不知道怎麼又跑到江西勞動大學。江西勞動大學就把他收下了。弟弟想不明白，“江西勞動大學怎麼輕而易舉地就讓他進了呢？”
這確實是個問題。可是我也回答不出。弟弟見我不做回答。便接著說： “當時從各地盲流到江西勞動大學的人可能不少。饑荒過去之後，這些人統統遣返回原籍。葛友仁是安徽人就遣返回安徽。安徽就把他派到淮南煤礦去了。在淮南煤礦幹什麼？不清楚。不管幹什麼，反正已經屬於工薪階層了。退休回蘇家灣，月月有養老金到賬，養老金不算多，但比一般農民去高得多了！小日子過得挺滋潤。”弟弟說：“改革開放後，葛友仁在當地還幹了一件大事哩！”弟弟直直腰，頗有點誇耀的意思。又像是賣關子，稍許停頓了一下，才繼續說：“他和老十合作，居然領頭把黃山廟重新修建起來了！”
我不禁感慨：“哦！這真是大事。一家一戶，七零八落，錢款怎麼湊啊？老的黃山廟，你沒見過。你記事時已經拆掉了。規模很大，廟門口還有對石鼓。那是我平生最早見過的石頭雕刻。修復之後，你去看過嗎？”
“沒去過，估計是比較簡易的。”
“再簡易也不容易，他倆既不是領導，又不是名人。就兩個平頭老百姓，這錢怎麼籌啊？”
“我想也是這樣。不容易！但是他們不照樣把廟蓋起來了嗎？”
這時候，去菜場買菜的德嶽回來了。一進門，就和我打招呼。打過招呼，就從坤包裡取出兩個苦瓜，出去洗了又回來。弟弟右首的床頭櫃上，放著一個玻璃盛具，她就站在那裡，用小刀把苦瓜削成片片，落在那玻璃盛具裡。她曾經說過一句話，讓我過耳不忘。她說：“家務事看起來瑣碎又平常，但也能發展智慧哩。”單就這句話，就可以判定她對家務勞動的態度了。沒有長期的家務勞動經驗，是說不出這樣的話來的。
她站在那兒削苦瓜。我們聊我們的天。
弟弟說：“剛剛提到老十。老十，你記得吧？”
“老十我怎能不記得？不就是雨生嗎？曾經和我在龍王寺同學。”
作者：蘇支超
弟弟的病房裡，有三張病床。弟弟的病床靠近南邊的窗戶。在床與窗戶之間，可以放一張摺疊椅。摺疊椅一拉開，就是一張單人床，供陪護睡覺。
弟弟來看病，陪護的是德嶽。德嶽是他的老伴。在我們姐弟三人中，弟弟一家的收入最少，但婚姻卻最美滿。一個小學教師，一箇中教師，工資雖然不多，但在涇縣那樣的小縣城裡，兩個人都有穩定工作本來就為數不多的，在加上兩個人互敬互愛，事事協調，是縣城裡廣被稱讚的。弟弟曾經很得意地對我說，熟識他們的朋友都很羨慕他們。弟弟的脾氣有點“砸冒”，生活能夠如此和諧，和德嶽秉性關係密切。
病房裡很安靜。弟弟坐在摺疊椅上，坐東朝西。我坐在他對面的凳子上。因為彼此的聽覺都不好，為了儘可能地保持安靜，我把凳子儘量貼近他，膝蓋幾乎抵著膝蓋，所謂促膝談心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在公交車上，我就想好了今天的話題。我說：“我曾經在《蘇家灣小考》中提到蘇家灣有兩戶雜姓。一家姓朱，一家姓葛。其實不止兩戶，還有一戶姓鐘的和一戶姓陳的。”我原想和他聊鍾家的兩兄弟。沒想到弟弟來了一句：“還有一戶：老薛。”
“老薛，我知道。他和那幾家不一樣。那幾家是舉家遷居過來的。他是抗戰勝利後，獨自一人，一路討飯流浪到我們蘇家灣，緊跟著就是‘解放’、‘土改’，又分得了土地。才在蘇家灣紮根的。”
“不管怎麼說，也是雜姓啊！”弟弟說，接著意味深長地笑著問道：“你還知道蘇家灣還有一個毛家嗎？”
我知道毛家（讀ga）就是葛家（讀ga），葛家是怎麼轉換成遠近聞名的毛家的故事，此前他就對講我多次。我也在文章中寫過。但他卻似乎意猶未盡，聊天不是採訪。聊天是小河淌水，淌到那兒是哪兒。既然他對此興趣依舊。那就讓他盡興說吧。況且我來這裡。原本就是陪他閒聊的。便裝出不知道，並且很想知道的樣子。我這一招真管用，他便興趣盎然繼續說道：“其實毛家就是葛家。但遠遠近近都知道蘇家灣的毛家，但未必知道葛家，你還知道是其中的玄機？”
我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似的：“不知道。我哪知道啊？”我的裝模作樣大大鼓舞了他，他便繪聲繪色地把葛家變毛家的故事又說了一遍。
這裡簡述如下：原來這葛家的當家人是禿子頭，沒有毛髮。有人拿他開心，問他：你怎麼頭上沒毛啊？葛家的當家人頗幽默，隨口答道：“哪個講我沒有頭毛啊？我的頭毛是朝里長的哎！”從此，他就有了個外號叫毛朝裡。一般人不知究裡，以為他真的姓毛，叫毛朝裡。日久天長，外村人都知道蘇家灣有個毛家。
弟弟講著笑著。他笑，我也笑。我笑的是他把我的“虛假”當真了，成了老傻瓜。笑了一陣之後，接下來說什麼呢？沒話題了！兩個人聊天，最怕的就是忽然沒話說，突然冷場。他捧起茶杯喝了口清茶，那是他喜歡的毛峰。鄰床的病員起身，伸了伸胳臂，回眼看見我，笑著朝我點點頭，我也笑著朝他點頭。病房裡依舊很靜，靜的出奇。此時我突然想起了“恨天高”。於是便說：“這個‘毛朝裡’，使我想起‘恨天高’。你知道‘恨天高’嗎？”
他說：“什麼‘恨天高’啊？”表示沒聽說過。我說：“文革後期我在蘇北教中學。學校有個副校長，姓侯，個子很矮，估計充其量也就一米五，學生調侃他，在他上課之前，有意在黑板的最上面寫了三個字：恨天高。有個美學家叫王朝聞的，就專門寫過篇文章，分析‘恨天高’的美學價值。照我看，這‘毛朝裡’和‘恨天高’有異曲同工之妙。”
“那你也寫一篇嘛！”弟弟望著我開玩笑道。
“我沒有王先生那水平。”
“那是你不想寫。”弟弟突然轉換話題，問我：“你還記得葛家的葛友朋嗎？”
“葛友朋，葛家老二。我當然記得，和我同過學。他還有個弟弟叫葛友仁，葛家老三，比我小。老四葛友義，好像比老大葛友斌的兒子還小一點。”
“葛友斌兒子叫葛強起，外號葛性種。”
“‘性種’是我們那一帶的方言。不知道這兩個字究竟是那兩個字。意思也不大好翻譯成普通話。”我說。側過臉，把目光投向窗外。兩米寬的陽臺上灑滿陽光。陽臺上有個鋁合金管子製作的晒衣架。晒衣架上掛著五顏六色的夏日的衣服，在風中漂動。弟弟倒似乎無需思索，就開口說：“‘性種’好像有點‘衝’，說話不知輕重，衝頭衝腦的意思。爆竹性子，不拘場合，不問對象，一點火就炸。遇到這種人，最好讓開點，弄不好，他一句話就讓你下不了臺。你還千萬不要計較。愈計較愈下不了臺。”
“是有點這個意思。用現在話說，可能就是‘非理性’。”
“‘非理性’也不能把“性種”的意思完全表達出來。這種人，當領導的最‘含糊’。‘含糊’也是方言，就是有點怕，有點發憷的意思。當領導的遇到這種人，很難辦。整他吧，好像他根本提不上筷子。不整他吧，他常常冷不防一句話，弄得你難堪，讓你威風掃地。”
“這樣的人，每單位都有幾個，就好了！。”
“喔！對了！那——就好玩了。”弟弟開心地笑起來，他一笑又漏出了半嘴豁牙巴。
“這種人多了，說不定大躍進就躍不起來了！”
“那到可能。那他二叔也許就不會死了。”
葛性種的二叔就是我的同學葛友朋。他在大饑荒時期盲流出去就沒回來，不知道倒在什麼地方就沒了！
弟弟說：“他三叔葛友仁，也是盲流出去的，但是卻‘流’好了。不但沒有餓死，最終還搞到淮南煤礦當曠工，一直幹到退休，末末了，還有退休養老金哩！”
“運氣！命！”我說：“一切都是‘偶然’！‘偶然’就是‘不可知’，‘不可知’的只能是一個字：命！”
“是的。不能不承認‘命’。弟兄倆都是‘盲流’，結果卻大不一樣。葛友仁能有後來，得感謝江西勞動大學。”弟弟解釋說：“葛友仁和他哥哥不一樣，他哥哥硬是讓飢餓逼出去的。葛友仁除了飢餓，還有一個原因，是被“帽子”壓出去的，不出去受不住。”
葛友仁能有什麼帽子呢？他家是蘇家灣祠堂的佃戶，真正的貧農。我頗為不解。
弟弟告訴我，葛友仁1955年考到蕪湖三中。後來，馬鞍山成立了一個鋼鐵技術學校。他就去了那裡。可能是受“水滸文化”的影響吧？那裡有十個結拜弟兄的同學，號稱“十大弟兄”。葛友仁就是其中一。學校認定“十大弟兄”是反動組織。葛友仁就被學校開除回家了。面子上難堪不說，在有些人眼裡那就和四類分子差不多。再後來糧食緊張，他就跑出去了。他先跑到江西，後來不知道怎麼又跑到江西勞動大學。江西勞動大學就把他收下了。弟弟想不明白，“江西勞動大學怎麼輕而易舉地就讓他進了呢？”
這確實是個問題。可是我也回答不出。弟弟見我不做回答。便接著說： “當時從各地盲流到江西勞動大學的人可能不少。饑荒過去之後，這些人統統遣返回原籍。葛友仁是安徽人就遣返回安徽。安徽就把他派到淮南煤礦去了。在淮南煤礦幹什麼？不清楚。不管幹什麼，反正已經屬於工薪階層了。退休回蘇家灣，月月有養老金到賬，養老金不算多，但比一般農民去高得多了！小日子過得挺滋潤。”弟弟說：“改革開放後，葛友仁在當地還幹了一件大事哩！”弟弟直直腰，頗有點誇耀的意思。又像是賣關子，稍許停頓了一下，才繼續說：“他和老十合作，居然領頭把黃山廟重新修建起來了！”
我不禁感慨：“哦！這真是大事。一家一戶，七零八落，錢款怎麼湊啊？老的黃山廟，你沒見過。你記事時已經拆掉了。規模很大，廟門口還有對石鼓。那是我平生最早見過的石頭雕刻。修復之後，你去看過嗎？”
“沒去過，估計是比較簡易的。”
“再簡易也不容易，他倆既不是領導，又不是名人。就兩個平頭老百姓，這錢怎麼籌啊？”
“我想也是這樣。不容易！但是他們不照樣把廟蓋起來了嗎？”
這時候，去菜場買菜的德嶽回來了。一進門，就和我打招呼。打過招呼，就從坤包裡取出兩個苦瓜，出去洗了又回來。弟弟右首的床頭櫃上，放著一個玻璃盛具，她就站在那裡，用小刀把苦瓜削成片片，落在那玻璃盛具裡。她曾經說過一句話，讓我過耳不忘。她說：“家務事看起來瑣碎又平常，但也能發展智慧哩。”單就這句話，就可以判定她對家務勞動的態度了。沒有長期的家務勞動經驗，是說不出這樣的話來的。
她站在那兒削苦瓜。我們聊我們的天。
弟弟說：“剛剛提到老十。老十，你記得吧？”
“老十我怎能不記得？不就是雨生嗎？曾經和我在龍王寺同學。”
於是我們又聊起了雨生。雨生是“遠”字輩，蘇家灣油坊的子弟。老弟兄四個，繁衍他們嫡堂小弟兄十個，他最小，老十。他是遠字輩，但是沒按輩分取名，叫雨生。
我說：“他後來是在哪兒上中學的？”
“蕪湖二中。比我早一年考取的。”
“1956年寒假，我見過他。那時候他二十歲，才上初一，但是卻已經結婚了。他對我說他們夫妻感情很好。開學返校，老婆捨不得，總要哭鼻子。結了婚才上初中，現在想來，簡直不可思議。簡直開玩笑。”
弟弟哈哈地笑道：“葛友仁不也是嗎？他是結了婚才上初一的他老婆到車站送他，當著我們面就哭。我們都笑他。康守信你知道吧？歲數比你還大，和我同學，小學三年級就結婚了！那時候這種情況是很普遍的。”
我說：“這可能是從過去科舉制度沿襲下來的。科舉時代，秀才相當於‘小升初’考試，李鴻章的老爸，21歲才考上秀才。四五十歲還在考秀才的也有。”
作者：蘇支超
弟弟的病房裡，有三張病床。弟弟的病床靠近南邊的窗戶。在床與窗戶之間，可以放一張摺疊椅。摺疊椅一拉開，就是一張單人床，供陪護睡覺。
弟弟來看病，陪護的是德嶽。德嶽是他的老伴。在我們姐弟三人中，弟弟一家的收入最少，但婚姻卻最美滿。一個小學教師，一箇中教師，工資雖然不多，但在涇縣那樣的小縣城裡，兩個人都有穩定工作本來就為數不多的，在加上兩個人互敬互愛，事事協調，是縣城裡廣被稱讚的。弟弟曾經很得意地對我說，熟識他們的朋友都很羨慕他們。弟弟的脾氣有點“砸冒”，生活能夠如此和諧，和德嶽秉性關係密切。
病房裡很安靜。弟弟坐在摺疊椅上，坐東朝西。我坐在他對面的凳子上。因為彼此的聽覺都不好，為了儘可能地保持安靜，我把凳子儘量貼近他，膝蓋幾乎抵著膝蓋，所謂促膝談心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在公交車上，我就想好了今天的話題。我說：“我曾經在《蘇家灣小考》中提到蘇家灣有兩戶雜姓。一家姓朱，一家姓葛。其實不止兩戶，還有一戶姓鐘的和一戶姓陳的。”我原想和他聊鍾家的兩兄弟。沒想到弟弟來了一句：“還有一戶：老薛。”
“老薛，我知道。他和那幾家不一樣。那幾家是舉家遷居過來的。他是抗戰勝利後，獨自一人，一路討飯流浪到我們蘇家灣，緊跟著就是‘解放’、‘土改’，又分得了土地。才在蘇家灣紮根的。”
“不管怎麼說，也是雜姓啊！”弟弟說，接著意味深長地笑著問道：“你還知道蘇家灣還有一個毛家嗎？”
我知道毛家（讀ga）就是葛家（讀ga），葛家是怎麼轉換成遠近聞名的毛家的故事，此前他就對講我多次。我也在文章中寫過。但他卻似乎意猶未盡，聊天不是採訪。聊天是小河淌水，淌到那兒是哪兒。既然他對此興趣依舊。那就讓他盡興說吧。況且我來這裡。原本就是陪他閒聊的。便裝出不知道，並且很想知道的樣子。我這一招真管用，他便興趣盎然繼續說道：“其實毛家就是葛家。但遠遠近近都知道蘇家灣的毛家，但未必知道葛家，你還知道是其中的玄機？”
我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似的：“不知道。我哪知道啊？”我的裝模作樣大大鼓舞了他，他便繪聲繪色地把葛家變毛家的故事又說了一遍。
這裡簡述如下：原來這葛家的當家人是禿子頭，沒有毛髮。有人拿他開心，問他：你怎麼頭上沒毛啊？葛家的當家人頗幽默，隨口答道：“哪個講我沒有頭毛啊？我的頭毛是朝里長的哎！”從此，他就有了個外號叫毛朝裡。一般人不知究裡，以為他真的姓毛，叫毛朝裡。日久天長，外村人都知道蘇家灣有個毛家。
弟弟講著笑著。他笑，我也笑。我笑的是他把我的“虛假”當真了，成了老傻瓜。笑了一陣之後，接下來說什麼呢？沒話題了！兩個人聊天，最怕的就是忽然沒話說，突然冷場。他捧起茶杯喝了口清茶，那是他喜歡的毛峰。鄰床的病員起身，伸了伸胳臂，回眼看見我，笑著朝我點點頭，我也笑著朝他點頭。病房裡依舊很靜，靜的出奇。此時我突然想起了“恨天高”。於是便說：“這個‘毛朝裡’，使我想起‘恨天高’。你知道‘恨天高’嗎？”
他說：“什麼‘恨天高’啊？”表示沒聽說過。我說：“文革後期我在蘇北教中學。學校有個副校長，姓侯，個子很矮，估計充其量也就一米五，學生調侃他，在他上課之前，有意在黑板的最上面寫了三個字：恨天高。有個美學家叫王朝聞的，就專門寫過篇文章，分析‘恨天高’的美學價值。照我看，這‘毛朝裡’和‘恨天高’有異曲同工之妙。”
“那你也寫一篇嘛！”弟弟望著我開玩笑道。
“我沒有王先生那水平。”
“那是你不想寫。”弟弟突然轉換話題，問我：“你還記得葛家的葛友朋嗎？”
“葛友朋，葛家老二。我當然記得，和我同過學。他還有個弟弟叫葛友仁，葛家老三，比我小。老四葛友義，好像比老大葛友斌的兒子還小一點。”
“葛友斌兒子叫葛強起，外號葛性種。”
“‘性種’是我們那一帶的方言。不知道這兩個字究竟是那兩個字。意思也不大好翻譯成普通話。”我說。側過臉，把目光投向窗外。兩米寬的陽臺上灑滿陽光。陽臺上有個鋁合金管子製作的晒衣架。晒衣架上掛著五顏六色的夏日的衣服，在風中漂動。弟弟倒似乎無需思索，就開口說：“‘性種’好像有點‘衝’，說話不知輕重，衝頭衝腦的意思。爆竹性子，不拘場合，不問對象，一點火就炸。遇到這種人，最好讓開點，弄不好，他一句話就讓你下不了臺。你還千萬不要計較。愈計較愈下不了臺。”
“是有點這個意思。用現在話說，可能就是‘非理性’。”
“‘非理性’也不能把“性種”的意思完全表達出來。這種人，當領導的最‘含糊’。‘含糊’也是方言，就是有點怕，有點發憷的意思。當領導的遇到這種人，很難辦。整他吧，好像他根本提不上筷子。不整他吧，他常常冷不防一句話，弄得你難堪，讓你威風掃地。”
“這樣的人，每單位都有幾個，就好了！。”
“喔！對了！那——就好玩了。”弟弟開心地笑起來，他一笑又漏出了半嘴豁牙巴。
“這種人多了，說不定大躍進就躍不起來了！”
“那到可能。那他二叔也許就不會死了。”
葛性種的二叔就是我的同學葛友朋。他在大饑荒時期盲流出去就沒回來，不知道倒在什麼地方就沒了！
弟弟說：“他三叔葛友仁，也是盲流出去的，但是卻‘流’好了。不但沒有餓死，最終還搞到淮南煤礦當曠工，一直幹到退休，末末了，還有退休養老金哩！”
“運氣！命！”我說：“一切都是‘偶然’！‘偶然’就是‘不可知’，‘不可知’的只能是一個字：命！”
“是的。不能不承認‘命’。弟兄倆都是‘盲流’，結果卻大不一樣。葛友仁能有後來，得感謝江西勞動大學。”弟弟解釋說：“葛友仁和他哥哥不一樣，他哥哥硬是讓飢餓逼出去的。葛友仁除了飢餓，還有一個原因，是被“帽子”壓出去的，不出去受不住。”
葛友仁能有什麼帽子呢？他家是蘇家灣祠堂的佃戶，真正的貧農。我頗為不解。
弟弟告訴我，葛友仁1955年考到蕪湖三中。後來，馬鞍山成立了一個鋼鐵技術學校。他就去了那裡。可能是受“水滸文化”的影響吧？那裡有十個結拜弟兄的同學，號稱“十大弟兄”。葛友仁就是其中一。學校認定“十大弟兄”是反動組織。葛友仁就被學校開除回家了。面子上難堪不說，在有些人眼裡那就和四類分子差不多。再後來糧食緊張，他就跑出去了。他先跑到江西，後來不知道怎麼又跑到江西勞動大學。江西勞動大學就把他收下了。弟弟想不明白，“江西勞動大學怎麼輕而易舉地就讓他進了呢？”
這確實是個問題。可是我也回答不出。弟弟見我不做回答。便接著說： “當時從各地盲流到江西勞動大學的人可能不少。饑荒過去之後，這些人統統遣返回原籍。葛友仁是安徽人就遣返回安徽。安徽就把他派到淮南煤礦去了。在淮南煤礦幹什麼？不清楚。不管幹什麼，反正已經屬於工薪階層了。退休回蘇家灣，月月有養老金到賬，養老金不算多，但比一般農民去高得多了！小日子過得挺滋潤。”弟弟說：“改革開放後，葛友仁在當地還幹了一件大事哩！”弟弟直直腰，頗有點誇耀的意思。又像是賣關子，稍許停頓了一下，才繼續說：“他和老十合作，居然領頭把黃山廟重新修建起來了！”
我不禁感慨：“哦！這真是大事。一家一戶，七零八落，錢款怎麼湊啊？老的黃山廟，你沒見過。你記事時已經拆掉了。規模很大，廟門口還有對石鼓。那是我平生最早見過的石頭雕刻。修復之後，你去看過嗎？”
“沒去過，估計是比較簡易的。”
“再簡易也不容易，他倆既不是領導，又不是名人。就兩個平頭老百姓，這錢怎麼籌啊？”
“我想也是這樣。不容易！但是他們不照樣把廟蓋起來了嗎？”
這時候，去菜場買菜的德嶽回來了。一進門，就和我打招呼。打過招呼，就從坤包裡取出兩個苦瓜，出去洗了又回來。弟弟右首的床頭櫃上，放著一個玻璃盛具，她就站在那裡，用小刀把苦瓜削成片片，落在那玻璃盛具裡。她曾經說過一句話，讓我過耳不忘。她說：“家務事看起來瑣碎又平常，但也能發展智慧哩。”單就這句話，就可以判定她對家務勞動的態度了。沒有長期的家務勞動經驗，是說不出這樣的話來的。
她站在那兒削苦瓜。我們聊我們的天。
弟弟說：“剛剛提到老十。老十，你記得吧？”
“老十我怎能不記得？不就是雨生嗎？曾經和我在龍王寺同學。”
於是我們又聊起了雨生。雨生是“遠”字輩，蘇家灣油坊的子弟。老弟兄四個，繁衍他們嫡堂小弟兄十個，他最小，老十。他是遠字輩，但是沒按輩分取名，叫雨生。
我說：“他後來是在哪兒上中學的？”
“蕪湖二中。比我早一年考取的。”
“1956年寒假，我見過他。那時候他二十歲，才上初一，但是卻已經結婚了。他對我說他們夫妻感情很好。開學返校，老婆捨不得，總要哭鼻子。結了婚才上初中，現在想來，簡直不可思議。簡直開玩笑。”
弟弟哈哈地笑道：“葛友仁不也是嗎？他是結了婚才上初一的他老婆到車站送他，當著我們面就哭。我們都笑他。康守信你知道吧？歲數比你還大，和我同學，小學三年級就結婚了！那時候這種情況是很普遍的。”
我說：“這可能是從過去科舉制度沿襲下來的。科舉時代，秀才相當於‘小升初’考試，李鴻章的老爸，21歲才考上秀才。四五十歲還在考秀才的也有。”
弟弟接著說：“講到老十，我又想起來一個人——遠傑家（讀ga。輕音）媽。”
“遠傑是誰？”
“蘇家灣東頭子不是有個王小樓嗎？遠傑就是王小樓的兒子。”
“王小樓這個名子我倒是很熟悉。遠傑顯然姓蘇，他父親怎麼姓王呢？”。
弟弟說“這我就搞不清楚了。王小樓肯定也姓蘇，叫蘇自什麼的，記不得了。王小樓肯定是綽號，就像‘毛朝裡’一樣。”
“遠傑這個名子我也沒聽說過。”
“那是當然。”弟弟說：“他比你年紀小得多。比我還小。你離開家鄉的時候，他還是小孩蛋，在蘇家灣讀書那會兒，你哪知道他？文革後期，他接替遠震當大隊書記。他和我有緣，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是和我要好，我搬到小蘇家以後，只要去蘇家灣總是是他招待我。”
“剛才我打斷了你的話頭。你說你因為講到老十，你想起了遠傑家（讀ga）媽。”
“這又要提到一個你不知道的人。這個人叫李林普。鍾明武這個名字，你記得吧？”弟弟問。
他不提，我還真忘記了這個人。你一提，我就想起來了，也是一家外來的雜姓。鍾明武也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好像有點兒虛胖。也是從西山那邊遷移過來的。”
“鍾明武去世後，他老婆招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李林普。李林普是哪裡人，不知道。只知道這個人當過遠征軍，抗日戰爭期間到過緬甸。抗戰勝利後回來的。會說書，解放前，就以說書為生，算是個江湖人。這人善於見風使舵，跟風跟得緊，喜歡倚仗權勢，雖然不識多字，但新名詞學得快，一套一套的，張口就來。有一次在水利工地上，不知道為什麼和老十吵了起來。這個人雖然沒有什麼文化，但是他骨子裡已經懂得只要‘政治正確’，其他的都不在話下。老十的父親是蘇家灣油坊老四，自華的兒子。雨生屬於黑五類子弟。單憑這一點，訓斥老十。李林普就天然地站在了政治的制高點。據此他就逮著老十大耍威風，大帽子，小帽子，一個勁兒朝老十頭上戴。戴就戴吧，嘴裡還不乾不淨，罵罵咧咧。那時候文革還沒結束，他這一招也真靈，在場的人都覺著不平，但就是沒有人吱聲。他沒想到在場的就有一個不吃她這一套的，這個人就是遠傑媽。就在他盛氣凌人，不可一世，自鳴得意的時候，遠傑媽突然開口，劈頭蓋臉給他一頓臭罵，怎麼罵的沒聽說，只知道直罵得李林普抬不起頭，吭都不敢吭！”弟弟說，語氣中滿含著對遠傑媽的佩服。
我說：“這大概也是傳說吧？”
“我不在現場，當然是聽說的。你說是傳說也行。不過這事兒是千真萬確的。這類事兒傳得快。這就叫路不平，眾人踩。李林普也是機靈人，打這以後，他那一套也收斂的許多。你該回家去了吧？”
作者：蘇支超
弟弟的病房裡，有三張病床。弟弟的病床靠近南邊的窗戶。在床與窗戶之間，可以放一張摺疊椅。摺疊椅一拉開，就是一張單人床，供陪護睡覺。
弟弟來看病，陪護的是德嶽。德嶽是他的老伴。在我們姐弟三人中，弟弟一家的收入最少，但婚姻卻最美滿。一個小學教師，一箇中教師，工資雖然不多，但在涇縣那樣的小縣城裡，兩個人都有穩定工作本來就為數不多的，在加上兩個人互敬互愛，事事協調，是縣城裡廣被稱讚的。弟弟曾經很得意地對我說，熟識他們的朋友都很羨慕他們。弟弟的脾氣有點“砸冒”，生活能夠如此和諧，和德嶽秉性關係密切。
病房裡很安靜。弟弟坐在摺疊椅上，坐東朝西。我坐在他對面的凳子上。因為彼此的聽覺都不好，為了儘可能地保持安靜，我把凳子儘量貼近他，膝蓋幾乎抵著膝蓋，所謂促膝談心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在公交車上，我就想好了今天的話題。我說：“我曾經在《蘇家灣小考》中提到蘇家灣有兩戶雜姓。一家姓朱，一家姓葛。其實不止兩戶，還有一戶姓鐘的和一戶姓陳的。”我原想和他聊鍾家的兩兄弟。沒想到弟弟來了一句：“還有一戶：老薛。”
“老薛，我知道。他和那幾家不一樣。那幾家是舉家遷居過來的。他是抗戰勝利後，獨自一人，一路討飯流浪到我們蘇家灣，緊跟著就是‘解放’、‘土改’，又分得了土地。才在蘇家灣紮根的。”
“不管怎麼說，也是雜姓啊！”弟弟說，接著意味深長地笑著問道：“你還知道蘇家灣還有一個毛家嗎？”
我知道毛家（讀ga）就是葛家（讀ga），葛家是怎麼轉換成遠近聞名的毛家的故事，此前他就對講我多次。我也在文章中寫過。但他卻似乎意猶未盡，聊天不是採訪。聊天是小河淌水，淌到那兒是哪兒。既然他對此興趣依舊。那就讓他盡興說吧。況且我來這裡。原本就是陪他閒聊的。便裝出不知道，並且很想知道的樣子。我這一招真管用，他便興趣盎然繼續說道：“其實毛家就是葛家。但遠遠近近都知道蘇家灣的毛家，但未必知道葛家，你還知道是其中的玄機？”
我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似的：“不知道。我哪知道啊？”我的裝模作樣大大鼓舞了他，他便繪聲繪色地把葛家變毛家的故事又說了一遍。
這裡簡述如下：原來這葛家的當家人是禿子頭，沒有毛髮。有人拿他開心，問他：你怎麼頭上沒毛啊？葛家的當家人頗幽默，隨口答道：“哪個講我沒有頭毛啊？我的頭毛是朝里長的哎！”從此，他就有了個外號叫毛朝裡。一般人不知究裡，以為他真的姓毛，叫毛朝裡。日久天長，外村人都知道蘇家灣有個毛家。
弟弟講著笑著。他笑，我也笑。我笑的是他把我的“虛假”當真了，成了老傻瓜。笑了一陣之後，接下來說什麼呢？沒話題了！兩個人聊天，最怕的就是忽然沒話說，突然冷場。他捧起茶杯喝了口清茶，那是他喜歡的毛峰。鄰床的病員起身，伸了伸胳臂，回眼看見我，笑著朝我點點頭，我也笑著朝他點頭。病房裡依舊很靜，靜的出奇。此時我突然想起了“恨天高”。於是便說：“這個‘毛朝裡’，使我想起‘恨天高’。你知道‘恨天高’嗎？”
他說：“什麼‘恨天高’啊？”表示沒聽說過。我說：“文革後期我在蘇北教中學。學校有個副校長，姓侯，個子很矮，估計充其量也就一米五，學生調侃他，在他上課之前，有意在黑板的最上面寫了三個字：恨天高。有個美學家叫王朝聞的，就專門寫過篇文章，分析‘恨天高’的美學價值。照我看，這‘毛朝裡’和‘恨天高’有異曲同工之妙。”
“那你也寫一篇嘛！”弟弟望著我開玩笑道。
“我沒有王先生那水平。”
“那是你不想寫。”弟弟突然轉換話題，問我：“你還記得葛家的葛友朋嗎？”
“葛友朋，葛家老二。我當然記得，和我同過學。他還有個弟弟叫葛友仁，葛家老三，比我小。老四葛友義，好像比老大葛友斌的兒子還小一點。”
“葛友斌兒子叫葛強起，外號葛性種。”
“‘性種’是我們那一帶的方言。不知道這兩個字究竟是那兩個字。意思也不大好翻譯成普通話。”我說。側過臉，把目光投向窗外。兩米寬的陽臺上灑滿陽光。陽臺上有個鋁合金管子製作的晒衣架。晒衣架上掛著五顏六色的夏日的衣服，在風中漂動。弟弟倒似乎無需思索，就開口說：“‘性種’好像有點‘衝’，說話不知輕重，衝頭衝腦的意思。爆竹性子，不拘場合，不問對象，一點火就炸。遇到這種人，最好讓開點，弄不好，他一句話就讓你下不了臺。你還千萬不要計較。愈計較愈下不了臺。”
“是有點這個意思。用現在話說，可能就是‘非理性’。”
“‘非理性’也不能把“性種”的意思完全表達出來。這種人，當領導的最‘含糊’。‘含糊’也是方言，就是有點怕，有點發憷的意思。當領導的遇到這種人，很難辦。整他吧，好像他根本提不上筷子。不整他吧，他常常冷不防一句話，弄得你難堪，讓你威風掃地。”
“這樣的人，每單位都有幾個，就好了！。”
“喔！對了！那——就好玩了。”弟弟開心地笑起來，他一笑又漏出了半嘴豁牙巴。
“這種人多了，說不定大躍進就躍不起來了！”
“那到可能。那他二叔也許就不會死了。”
葛性種的二叔就是我的同學葛友朋。他在大饑荒時期盲流出去就沒回來，不知道倒在什麼地方就沒了！
弟弟說：“他三叔葛友仁，也是盲流出去的，但是卻‘流’好了。不但沒有餓死，最終還搞到淮南煤礦當曠工，一直幹到退休，末末了，還有退休養老金哩！”
“運氣！命！”我說：“一切都是‘偶然’！‘偶然’就是‘不可知’，‘不可知’的只能是一個字：命！”
“是的。不能不承認‘命’。弟兄倆都是‘盲流’，結果卻大不一樣。葛友仁能有後來，得感謝江西勞動大學。”弟弟解釋說：“葛友仁和他哥哥不一樣，他哥哥硬是讓飢餓逼出去的。葛友仁除了飢餓，還有一個原因，是被“帽子”壓出去的，不出去受不住。”
葛友仁能有什麼帽子呢？他家是蘇家灣祠堂的佃戶，真正的貧農。我頗為不解。
弟弟告訴我，葛友仁1955年考到蕪湖三中。後來，馬鞍山成立了一個鋼鐵技術學校。他就去了那裡。可能是受“水滸文化”的影響吧？那裡有十個結拜弟兄的同學，號稱“十大弟兄”。葛友仁就是其中一。學校認定“十大弟兄”是反動組織。葛友仁就被學校開除回家了。面子上難堪不說，在有些人眼裡那就和四類分子差不多。再後來糧食緊張，他就跑出去了。他先跑到江西，後來不知道怎麼又跑到江西勞動大學。江西勞動大學就把他收下了。弟弟想不明白，“江西勞動大學怎麼輕而易舉地就讓他進了呢？”
這確實是個問題。可是我也回答不出。弟弟見我不做回答。便接著說： “當時從各地盲流到江西勞動大學的人可能不少。饑荒過去之後，這些人統統遣返回原籍。葛友仁是安徽人就遣返回安徽。安徽就把他派到淮南煤礦去了。在淮南煤礦幹什麼？不清楚。不管幹什麼，反正已經屬於工薪階層了。退休回蘇家灣，月月有養老金到賬，養老金不算多，但比一般農民去高得多了！小日子過得挺滋潤。”弟弟說：“改革開放後，葛友仁在當地還幹了一件大事哩！”弟弟直直腰，頗有點誇耀的意思。又像是賣關子，稍許停頓了一下，才繼續說：“他和老十合作，居然領頭把黃山廟重新修建起來了！”
我不禁感慨：“哦！這真是大事。一家一戶，七零八落，錢款怎麼湊啊？老的黃山廟，你沒見過。你記事時已經拆掉了。規模很大，廟門口還有對石鼓。那是我平生最早見過的石頭雕刻。修復之後，你去看過嗎？”
“沒去過，估計是比較簡易的。”
“再簡易也不容易，他倆既不是領導，又不是名人。就兩個平頭老百姓，這錢怎麼籌啊？”
“我想也是這樣。不容易！但是他們不照樣把廟蓋起來了嗎？”
這時候，去菜場買菜的德嶽回來了。一進門，就和我打招呼。打過招呼，就從坤包裡取出兩個苦瓜，出去洗了又回來。弟弟右首的床頭櫃上，放著一個玻璃盛具，她就站在那裡，用小刀把苦瓜削成片片，落在那玻璃盛具裡。她曾經說過一句話，讓我過耳不忘。她說：“家務事看起來瑣碎又平常，但也能發展智慧哩。”單就這句話，就可以判定她對家務勞動的態度了。沒有長期的家務勞動經驗，是說不出這樣的話來的。
她站在那兒削苦瓜。我們聊我們的天。
弟弟說：“剛剛提到老十。老十，你記得吧？”
“老十我怎能不記得？不就是雨生嗎？曾經和我在龍王寺同學。”
於是我們又聊起了雨生。雨生是“遠”字輩，蘇家灣油坊的子弟。老弟兄四個，繁衍他們嫡堂小弟兄十個，他最小，老十。他是遠字輩，但是沒按輩分取名，叫雨生。
我說：“他後來是在哪兒上中學的？”
“蕪湖二中。比我早一年考取的。”
“1956年寒假，我見過他。那時候他二十歲，才上初一，但是卻已經結婚了。他對我說他們夫妻感情很好。開學返校，老婆捨不得，總要哭鼻子。結了婚才上初中，現在想來，簡直不可思議。簡直開玩笑。”
弟弟哈哈地笑道：“葛友仁不也是嗎？他是結了婚才上初一的他老婆到車站送他，當著我們面就哭。我們都笑他。康守信你知道吧？歲數比你還大，和我同學，小學三年級就結婚了！那時候這種情況是很普遍的。”
我說：“這可能是從過去科舉制度沿襲下來的。科舉時代，秀才相當於‘小升初’考試，李鴻章的老爸，21歲才考上秀才。四五十歲還在考秀才的也有。”
弟弟接著說：“講到老十，我又想起來一個人——遠傑家（讀ga。輕音）媽。”
“遠傑是誰？”
“蘇家灣東頭子不是有個王小樓嗎？遠傑就是王小樓的兒子。”
“王小樓這個名子我倒是很熟悉。遠傑顯然姓蘇，他父親怎麼姓王呢？”。
弟弟說“這我就搞不清楚了。王小樓肯定也姓蘇，叫蘇自什麼的，記不得了。王小樓肯定是綽號，就像‘毛朝裡’一樣。”
“遠傑這個名子我也沒聽說過。”
“那是當然。”弟弟說：“他比你年紀小得多。比我還小。你離開家鄉的時候，他還是小孩蛋，在蘇家灣讀書那會兒，你哪知道他？文革後期，他接替遠震當大隊書記。他和我有緣，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是和我要好，我搬到小蘇家以後，只要去蘇家灣總是是他招待我。”
“剛才我打斷了你的話頭。你說你因為講到老十，你想起了遠傑家（讀ga）媽。”
“這又要提到一個你不知道的人。這個人叫李林普。鍾明武這個名字，你記得吧？”弟弟問。
他不提，我還真忘記了這個人。你一提，我就想起來了，也是一家外來的雜姓。鍾明武也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好像有點兒虛胖。也是從西山那邊遷移過來的。”
“鍾明武去世後，他老婆招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李林普。李林普是哪裡人，不知道。只知道這個人當過遠征軍，抗日戰爭期間到過緬甸。抗戰勝利後回來的。會說書，解放前，就以說書為生，算是個江湖人。這人善於見風使舵，跟風跟得緊，喜歡倚仗權勢，雖然不識多字，但新名詞學得快，一套一套的，張口就來。有一次在水利工地上，不知道為什麼和老十吵了起來。這個人雖然沒有什麼文化，但是他骨子裡已經懂得只要‘政治正確’，其他的都不在話下。老十的父親是蘇家灣油坊老四，自華的兒子。雨生屬於黑五類子弟。單憑這一點，訓斥老十。李林普就天然地站在了政治的制高點。據此他就逮著老十大耍威風，大帽子，小帽子，一個勁兒朝老十頭上戴。戴就戴吧，嘴裡還不乾不淨，罵罵咧咧。那時候文革還沒結束，他這一招也真靈，在場的人都覺著不平，但就是沒有人吱聲。他沒想到在場的就有一個不吃她這一套的，這個人就是遠傑媽。就在他盛氣凌人，不可一世，自鳴得意的時候，遠傑媽突然開口，劈頭蓋臉給他一頓臭罵，怎麼罵的沒聽說，只知道直罵得李林普抬不起頭，吭都不敢吭！”弟弟說，語氣中滿含著對遠傑媽的佩服。
我說：“這大概也是傳說吧？”
“我不在現場，當然是聽說的。你說是傳說也行。不過這事兒是千真萬確的。這類事兒傳得快。這就叫路不平，眾人踩。李林普也是機靈人，打這以後，他那一套也收斂的許多。你該回家去了吧？”
我看看錶，估計73路車就要到了。於是起身，德嶽對他說：你送送哥哥吧，走動走動是必要的。弟弟很聽她的話，便起身送我至電梯口。直到我進了電梯，彼此揮揮手，明天見，電梯關上了門。
最憶是巢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