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耿凌波
曹盾拍戲講究一個“連鎖效應”，所有在外界看來是“小細節”的呈現，在他那裡都有一套嚴密的邏輯鋪墊。“牽一髮而動全身”，是曹盾創作《長安十二時辰》的態度。採訪過程中，他最愛用排比句。
聊“服化道”，“我覺得只有真實感營造出來了，演員的情感基礎才能夠真實，價值觀的東西才有基礎去建立”；聊“時代氣息”，“時代氣息有一個獨特的氣質，同時有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做紮實了，情感就紮實了，情感紮實了，所有的情節才紮實”；聊“小人物的感情戲”，“我覺得如果感情不真實，事件就不真實，事件不真實，價值觀就不真實”；聊“劇名”，為什麼是《長安十二時辰》不是《長安24小時》？“時間都不是自己的，你的生活方式怎麼是自己的？生活方式都不是自己的，你的文化怎麼會是自己的？”。
如同“燕子壘巢”，每一處細節上的琢磨都是創作者口中的“泥”，一點疊一點，最終壘出一座外形美觀、內裡實用的“碉堡”。《長安十二時辰》正是這樣，心血和泥，曹盾用整整十個月，為觀眾揭開萬國來朝、大唐盛世的一角。
然而，唐朝作為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王朝，古往今來，“詠唐”之風從未消減。
王維曾有詩云：“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琉”，雖然恢弘但卻遙不可及。如何讓盛唐不再僅僅存在於史書、古籍上，讓觀眾真正走進“長安的一天”，成為這部戲落地的關鍵。採訪當天，曹盾就大唐的這“一角”，該如何“揭”、從哪兒“揭”，和我們詳細聊了聊。
誰是主角？
熱播劇《長安十二時辰》改編自馬伯庸同名小說，講述了唐朝上元節前夕，“死囚”張小敬和靖安司司丞李必聯手化解狼衛企圖用“闕勒霍多”摧毀長安的陰謀，有“大唐反恐24小時”之稱。故事本身天馬行空，人物設定更是離奇。
張小敬曾任長安“不良帥”，因摯友為強權迫害、活活打死，他不惜手刃上司，怒殺熊火幫34人，被外界稱為“五尊閻羅”。這樣一個有著哀怨身世的“死囚”，為何甘心為官家辦事？他是為了李必那一句允諾自由的空話，還是主角光環的閃現？
說實話，這兩者都不容易讓人信服，甚至會讓張小敬的英雄主義淪為一場空穴來風。
面對人物動機的追問，曹盾更願意回溯的最開始，“回到標題，我們不是‘張小敬十二時辰’，也不是‘李必十二時辰’，是‘長安十二時辰’，這部戲的主角不是任何人，是長安這個城市。而張小敬要保衛的是誰？他保衛的是長安，是那種生活方式。”
劇組要做的，就是從細節上還原長安的生活方式，賦予這場“反恐”最真實的意義。
把長安八景“請”進來
外界都知道《長安十二時辰》成本6億，在襄陽70多畝空地上，實景搭建了一百零八坊，再現了長安城的市井繁華。但鮮為人知的是，“長安八景”也被曹盾“請”進了戲裡，包括驪山、南山、華清池等等，在地貌的選擇上著實花費了一番心思。
這些被曹盾稱為夾帶“私貨”，他本身是西安人，“應該說每個人都對自己的家鄉有情懷，生在那個土地上，長在那個土地上，怎麼可能對它沒感情呢？”私貨當中，也包括戲裡張小敬的那碗讓人垂涎水盆羊肉和兩枚紅彤彤的火晶柿子。
“這多接地氣，這是互動”，曹盾告訴娛樂獨角獸，這些在現實中有跡可循的景觀、吃食，恰恰是《長安十二時辰》落地的最佳媒介。
而在“長安城”的一百零八坊內，為了避免無靈魂式的群戲，劇組事先為各個街道準備了主題，來幫助群眾演員尋找表演落腳點，包括小吃街、步行街、祈福場所等等，“他們都知道自己在這條街上該幹什麼，而不是簡單地走來走去”，也就為表演注入了生活化的氣息。
不唯“美”，而唯真
這部戲上映之前，曹盾曾經興沖沖地拿著劇里人物的造型照，給一個國外的音樂老師看，對方讚不絕口，“太美了，我一看就理解了，為什麼當時那麼多外國人想去中國”。他用其他的古裝戲舉例，“那些戲聽說投資非常大，但我覺得不美。”
“你們現在很多人在創造這些東西的時候覺得它是美的，因為它是你們當下的審美，但這個審美沒有經過時間的考驗，它可能再過三、五年就會覺得不美。但是你今天給我看的，它是來自於唐朝，至今還在很多地方有保留的話，證明這個美是經過了考驗”。
這讓曹盾在服化道上，愈發堅定尊重歷史、尊重經典的思路。
“劇中主角之外的服裝，每一件都是我們自己做的，沒有一件是租來的，很多布都是我們自己織的，上面的圖案都是我們自己印染的”，為了在最大程度還原唐朝的服飾，曹盾刻意規避了刺繡，“現在很多古裝劇為了顯得雍容華貴，都大量使用刺繡，但我覺得織和染才是當時最重要的東西。”
找到只屬於中國文化的矛盾與衝突
找到了這些構築長安生活方式的“一磚一瓦”，曹盾還在尋找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戲劇衝突點。“如果說李必的算計和林九郎的算計都只是權謀鬥爭，那國外《權力的遊戲》就已經講的很明白了，我們要講的是，兩個權力集團衝突的背後，是兩種哲學思想的衝突。”
劇中，李必、太子一黨推崇道家思想，靖安司大殿牌匾上的“開天明道”，正是道家精神；而林九郎一黨則推崇法家思想，其室內牌匾“法莫如顯”，則是韓非子的法家理論。這是一個遞進的過程，“他們之間有爭鬥，要把這層先做出來，在這個基礎上把我們中國的哲學思想放進去。”
曹盾在接受採訪時曾說，如果非要給這部戲加一點自己“作者性”的東西，那就是希望把長安人的氣質，長安人的文化做得紮實。這也是他為什麼拍“長安十二時辰”而不是“長安24小時”的原因，“我們有時辰、農曆、節氣，這是我們這個民族獨有的計時方式，而分秒的概念，矯情一點說它是英國人的”。
通過配角的“感情戲”打造“家園”概念
但無論是生活方式還是民族文化，都要透過大時代背景下的小人物與觀眾構建共鳴，而賦予這些小人物情感和故事，則等於賦予了他們在《長安十二時辰》當中的血肉。為此，曹盾花了很多時間為配角做“感情戲”。
“因為這些人都把夢想系在長安，他們都是長安的一部分，每個人在這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夢想，有自己的生活”。這樣的設定，正如當代千千萬萬北漂、滬漂的處境。
“而張小敬也是長安這座城的一部分，所以長安才是最重要的，只有長安真實了，這些人的情感真實了，家園的概念才能真實，只有家園的概念真實了，張小敬說‘我今天就想守一日長安’的豪言壯語才是真實的。”
劇中，編劇把原著中屬於張小敬的一段臺詞，給了崔器，一個兄長殞命，自己肩負著兩人的夢想頑強打拼在長安的軍人。張小敬問他為什麼要保護長安，崔器粗人一個，沒有講什麼大道理，只是列舉了一個又一個平凡卻努力生活在這座城中的小人物。
東市的阿羅約是個訓駱駝的好手，他的畢生夢想是在安邑坊置個產業，娶妻生子，徹底紮根在長安；長興坊裡住著一個姓薛的太常樂工，廬陵人，每到晴天無雲的半夜，必去天津橋上吹笛子，只為用月光洗滌笛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