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電影中的交互鏡像與自我救贖
引子：拯救了現在的她人，便是救贖了過去的自己。
《白小姐》是一部典型的韓國現實主義影片，由女性導演李智媛執導，故事選材於真實事件，講述了一個關於拯救和自我救贖的故事：一個女人的過去是一個罪犯，因此她不向別人敞開心扉。但後來她與一個遭受家庭暴力的破碎的孩子建立了友誼，並決定從殘酷的世界中拯救女孩。一個對女人懷有感情的男人，試圖用自己的方式保護她。
導演李智媛在片中著重向我們展現了三個殘缺的家庭，分別代表了殘破家庭中的三個分支，一個是由男主所代表的正向價值觀家庭，男主雙親早逝，他與姐姐相依為命，並最終通過自身的努力成為了一名刑警，主持正義。二是女主代表的一類家庭，父親去世，母親在生活的重壓下逐漸迷失，開始自暴自棄式的酗酒，並且會在酒後無意識時虐打自己的女兒。母親最後意識到了自己的行為，為保護女兒，主動將女兒送到了福利院。三是金智恩的家庭，父親沉溺於享樂，未盡任何責任，導致女孩母親離開了父女二人，父親另尋他人，與現任女朋友一起肆意虐待自己的親生女兒，並且一直盼望著女兒早死，以便擺脫“累贅”。這三種家庭無一例外都是殘破的，但是處於家中監護人地位的各人用不同的行為方式決定了孩童的未來，這三種家庭也許不能代表全部的殘缺家庭，但是這為我們展現了三種不同的態度，在類似鏡像事件中存在著不同的應對法則。監護人肩負著責任和義務，要對自己的孩子負責，他們理應為孩子去創造出一個光明的未來和快樂的童年，而不是因為自己的過錯而去傷害孩童，更不該用抹殺孩童的生命的動機和目的來掩飾自己犯下的錯誤。
男主在片中曾說過一段話：“這個國家土地也沒多大，被父母家暴的孩子就有幾十萬人，保護孩子的設施卻比社區的ktv還少。”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歸根到底是現代韓國人對於婚姻的輕視態度，沒有能力，沒有耐心的父母本就不應該去養育下一代。《白小姐》這部影片為我們呈現了兩種維度上的“缺失”，一種是最直觀的家庭中父母的缺失，另一種是女性電影中男性主體的缺失，前者在前文中已有分析，而後者，在女性電影中已經是一種慣例式的符號性的缺席，從另一個角度入手，女性導演所擅長的細膩情感的刻畫也本就不適宜安置於男性主體的身上，在女性電影中，男性更經常被用於展現一種最質樸的同樣也是一種刻板的思維定式，即粗枝大條與行事衝動。
影片《白小姐》最突出的意識表達來源於女主的自我救贖情節，女孩與白小姐之間形成了另一種內部鏡像，她們的經歷極其相似，所面對的都是不配做人父人母的親人，唯一不同的是，女主的母親及時醒悟，甚至央求警察逮捕自己來避免自己再次傷害女兒，而女兒則始終無法釋懷，始終躲避著想要來道歉，尋求她原諒的母親，直到母親死去，男主告訴了她母親的自責與後悔。因此，女主對於女孩的保護慾望一方面來自於這種鏡像帶來的衝擊，她看到了兒時受盡虐待的自己，想要幫助女孩擺脫這種凌虐，另一方面，對女孩的保護也是對自己的一種救贖，或者說，是替自己的母親去完成未盡的母親義務，在這個過程中無聲的去迴應逝去的母親，對自己的冷漠深感悔意，所以說，這是一個自我救贖，自我諒解的過程，也是一個保護她人，成全自己的至善之舉。對韓國的現實社會，我們似乎不具備去深度解讀的經歷和資格，這也導致無法從社會角度去細緻地對該片進行剖析，只能大體的根據影像的呈現來論述觀點，但是僅從這部影片的內容便略可知曉：童年的陰影會縈繞被害者終生。這是導演在感性層面上的思考，沒有對制度、政策、社會的批判，有的只是直鋪平敘的劇情，但是這樣的直鋪平敘卻帶來了一種洶湧的情感，從細節處入手，無論是女孩緊抓住女主的手指，還是二人目光交匯的似水溫柔等，導演用一個個感性的細節碎片拼接成了一個流暢而又具有高完成度的動人故事。
迴歸電影本體，《白小姐》是一部典型的女性主義電影，敘事節奏較為平緩，這在表面上看起來與“虐童”這一較為深刻黑暗的內容似有不符，但實際上卻帶來了一種冷靜客觀的視角，《白小姐》並非是一部帶有極強主導意識的批判性電影，導演只是盡力地去完成一個故事，把故事的全貌展現在受眾眼前，讓受眾去自己評斷，在三個家庭去選擇正確的一方。在影片的最後，白小姐警告金美恩不要越過那條隧道，在這個畫面中形成了鮮明的光線對比，無論是二人腳下所踩的一條明顯的陰陽分割線還是二人所處的環境中的光線比，導演用這種方式直白的向我們揭示了一種處於母性深處的保護慾望，雖千萬人而吾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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