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爸爸媽媽那麼老？”
來自孩子的一句不經意的詢問，卻是這些父母們的不堪承受之重。
他們屬於“重生”後的“失獨”家庭。
他們中的許多人在50歲左右遭遇變故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在即將成為祖父母的年紀，為了“自救”，重新養育一個孩子。他們面臨著經濟和精神的雙重壓迫——他們不願讓孩子看到滄桑的面孔，但巨大年齡鴻溝帶來的稱呼錯亂，往往不經意間戳到他們敏感的痛處。
為此，他們通過網絡尋找“同命人”，抱團取暖應對“隔代撫養”的種種難題。
“我們完全不敢想象一個家庭沒有孩子如何過。”56歲的失獨再生父親蔡先生告訴澎湃新聞，“但看到孩子，再苦也有了活下去的勇氣。”
澎湃新聞記者長期關注這個特殊群體。尚無權威數據顯示這個群體的準確人數，鑑於獨生子女家庭的龐大基數，失獨再生養群體的規模或不容小覷。
最近幾年，他們的這份特殊的情誼從網絡走向現實，每年都要組織一次“夏令營”，相互交流高齡撫養孩子經驗。
今年，失獨再生養父親大海提議大家到貴陽聚會。
“三分之一的人都是第一次見，”蔡先生說，“但見面就像親人一樣。”
“平時我都不敢帶孩子出門，生怕他在公交車上叫我媽媽，”54歲的失獨再生養母親阿琳說，因為年紀的關係，她甚至不敢在公開場合應答孩子的一聲“媽媽”，“只有在這裡，我才覺得自己像個正常人。”
悲痛
“這裡全是一群老頭兒。”
2019年8月初的一天，在貴陽郊區一處涼爽的農家樂院內，一群年過半百的父母正帶著一群幼小的孩子，圍在桌前熱鬧地聚餐。一個孩子童言無忌的一句話，讓現場陷入短暫的尷尬。
此次聚會是近年來人數最多的一次，來自全國十幾個省份的近30個家庭，帶著年幼的孩子齊聚貴陽。相同的命運讓他們聚攏一處，敞開心跡。
他們都曾擁有幸福的三口之家，厄運降臨前，沒有人相信自己會是被砸中的那一個。
2009年，蔡先生的兒子從軍校畢業，進入某部隊當教官。
如果不出意外，2012年下半年，兒子就要結婚了。準兒媳也是高材生，在一家省級單位工作，房子車子都已準備妥當。但2012年3月份，兒子被查出白血病，發現時已是晚期，醫生告訴他們，剩下的時間可能只有三四個月。
“那幾個月人都是渾渾噩噩的，”蔡先生已無法講清自己與兒子相處的最後時光，倒是妻子阿萍異常清醒，“結果我們都清楚，只是時間的問題。”那個夏天，她希望兒子有尊嚴地離開，自己強忍悲傷，提前給兒子買好墓地，連碑都刻了。
阿萍說，也正是在為兒子準備後事期間，她和丈夫決定再要一個孩子。“我們無法想象家裡沒有孩子怎麼活下去。”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蔡先生姐弟四人，姐姐外嫁，殘疾的二哥未婚，大哥也在這年初去世。大哥家只留下一個女兒。
在看重傳宗接代的人眼裡，這是一場毀滅性的危機，而女人們甚至比男人承受更大壓力。
兒子下葬第三天，瘦弱的阿萍踏上了艱難的高齡求子之路。
但並非每一對失去孩子的夫妻，都如阿萍和蔡先生這樣決絕。他們中絕大多數沉浸在過度的悲傷之中，數年不願露面見人，再生養計劃也曾一拖再拖。
但這樣的猶豫或許會增加再生育時要付出的成本。
在醫學上，35歲以上孕育屬於高齡產婦，年紀再往上，身體的負擔會越來越重。
近些年來，試管嬰兒技術的發展，讓無法生育的家庭看到了希望，尤其是供卵試管嬰兒的出現，給高齡失獨家庭帶來了福音。
公開報道中，安徽的盛海琳當年曾是成功誕下試管嬰兒的年紀最大女性。2009年，59歲的盛海琳痛失唯一的愛女。次年，60歲的盛海琳通過供卵試管嬰兒技術，誕下一對雙胞胎，被媒體廣泛報道。雖然盛海琳在採訪中多次表示，自己的經歷難以複製，但她創造的高齡生育奇蹟，激勵著無數失獨家庭的母親。
保胎
兒子離世時，蔡先生49歲，阿萍50歲，已步入更年期，他們只能選擇供卵試管嬰兒。這也是絕大多數高齡女性的選擇。
阿萍的“準兒媳”的一位親戚，是武漢一家醫院的試管嬰兒專家。獲知阿萍的特殊情況後，醫院為其開通“綠色通道”，原本排隊等待供卵的漫長過程，時間和費用都大大縮減。
並非人人都有這樣的幸運。
北京的新雨當時為了等待供卵，一邊調理身體，一邊排隊等待供卵，耗費了整整三年。慶幸的是，最終試管嬰兒成功，讓她得以成為一對雙胞胎的母親。
2014年初，阿萍如願成功進行了試管嬰兒手術，不久胚胎順利著床，但對像阿萍這樣的高齡婦女來說，要將一顆受精卵發育成為嬰兒，最艱難的保胎環節才剛剛開始。
為了增加受精卵存活的概率，高齡婦女體內一般會植入2-3個受精卵，在希望加倍的同時，也增加了孕育的辛苦。“保胎針”是少不了的，劑量也比年輕媽媽注入得要大。
蔡先生在武漢為妻子辦理入院手續時，工作人員詢問孕婦年齡，蔡先生答道：“52歲。”護士試圖糾正他：“你說反了吧，應該是25歲。”“不對，就是52歲。”蔡先生再次糾正，並向對方簡單陳述了妻子的情況，對方驚訝無比，“這是醫院年紀最大的孕婦了”。
保胎被很多高齡孕婦稱作“血淚史”。她們中許多人在分娩的最後幾個月，只能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深怕輕微的扭動會導致胎兒流產，吃喝與大小便都只能在床上解決。
貴陽的阿玥54歲做試管嬰兒，55歲誕下一對健康的龍鳳胎。在剛做完試管嬰兒手術的頭三個月，阿玥整天躺在床上不敢動，到了五六個月，雖然能夠緩慢的挪動，但不斷隆起的肚子讓她力不從心，“一頓飯分兩頓吃，吃一個小時”。她每天如履薄冰，小心呵護著腹中的希望，甚至大小便都不敢用力。
阿萍的情況不好，被檢查出胎盤前置，這是一種是妊娠期的嚴重併發症，會導致反覆出血，只能臥床休息，嚴重者需要考慮終止妊娠。
阿萍在“白天盼晚上，晚上盼白天”的心境中熬著，“每天都計算著36周剖腹產的那一天。”這期間，她依靠一種強力止血針，“一瓶吊針打8個小時，一次出血打四五天。”
保胎期間，蔡先生遠在煙臺上班，以支持高昂的保胎開支。阿萍只能請來保姆照顧日常起居，她最怕保姆出去吃飯時，自己正好需要大小便，“吃飯喝水能忍，這個事怎麼忍啊。”
有一次實在著急，阿萍只能拜託一位隔壁的病友幫忙，將專用的便盆放到自己身體下面。事後，這位病友又幫她將排洩物倒入衛生間。“大姐，沒事的，我們知道你不容易。”阿萍仍記得這位病友安慰的話，這份特殊時期的相助讓她分外感恩。
懷孕到第28周，一天早上天還沒亮，阿萍摸黑抓到一堆溼漉漉的東西，原來是臍帶出來了，這意味著孩子可能早產。
醫生意識到情況緊急，讓阿萍的妹妹代簽字後，開始手術。全麻之前，阿萍記得有一根氧氣管從鼻孔插到了肺裡，她還要一隻手拖著從下體流出的臍帶，“難受得不行”。
醒來時，新生兒已經被送到重症監護室。阿萍後來才知道，這是個女孩，“頭髮都長出來了”。三天後，醫生平靜地告訴夫妻二人，孩子夭折了。阿萍沒有看上她最後一眼。
現實中，失獨母親一次試管嬰兒就成功的案例極少，他們普遍經過2-3次試管嬰兒的煎熬，才能擁有一個孩子。
51歲的失獨父親徐少峰和48歲的妻子劉秒，為了再生育一個孩子，5年來跑遍湖南、廣東、北京等地的醫院，像賭徒一樣耗盡家財，透支健康。他們至少嘗試了7次試管嬰兒受孕，均告失敗。接連打擊將劉秒的精神推至崩潰邊緣，劉秒回憶說，情緒失控時，自己甚至曾揮刀趕走來家中探望的心理醫生。
阿萍和蔡先生不敢耽誤分秒，立馬投入到第二次試管嬰兒的賭注中。
鴻溝
不少失獨家庭在試管嬰兒徹底失敗後，只能選擇收養。多位失獨再生養人士估計，大約80%的家庭通過收養重新成為父母。
但收養也並非一條坦途。
按照《收養法》的規定，符合被收養條件孩子主要有三類，一是喪失父母的孤兒；二是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棄嬰和兒童；三是生父母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的子女。符合這些標準的孩子，只能到福利院尋找，但留在福利院的孩子，多數存在先天性殘疾。“不是說我們歧視殘疾孩子，而是我們一把年紀了，帶個殘疾人太吃力。”一位失獨母親說。
即便通過親友介紹或幸運撿到嬰兒，要給這個孩子登記戶口，讓許多家庭焦頭爛額。
六年前，59歲的貴陽失獨母親阿仙在河邊散步時，撿到一名棄嬰，考慮到自身已喪失生育能力，她準備將孩子帶大，“就當自己親生的。”可當她想給孩子上戶口時遇到了難題，如何證明這名孩子屬於“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棄嬰和兒童”，讓她在各個部門之間“跑了大半年”。
當時，她所在的雲巖區衛計委一位科長體諒她的處境，帶著她四處求助，有一次碰壁後，她感到走投無路，“坐在地上哭昏過去了。”最後，她聯繫了省級有關單位，通過公證手段，才將孩子的戶口落到自己名下。
不管是通過收養還是試管嬰兒受孕，將一個襁褓中的嬰兒拉扯成人，他們僅僅邁出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經過種種努力，阿萍和蔡先生最終也擁有了一個男嬰。看到孩子的那一刻，蔡先生和妻子感慨，“我們又可以做回父母了。”蔡先生想起大兒子離世前的那個父親節，兒子還在病床上給他發來了短信。他以為此生再也無緣父親節，這個新生命的到來，讓他彷彿看到了大兒子生命的延續。
“不能再時時刻刻想以前的事了。”蔡先生說。新生命帶來的激動，替代了部分悲痛，有了孩子，也就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此時，阿萍已經54歲，蔡先生也已經53歲，“本來都是當爺爺奶奶的人了，現在要重頭做回爸爸媽媽”。但隨著孩子日漸長大，許多此前他們從未想過的問題，也集中爆發出來。
與孩子年齡的巨大鴻溝，是這個群體共同的隱痛。
“我們走在外面，別人總會問，你孫子幾歲了？”一位失獨再生養母親說出了大家的心聲，“你說我們怎麼回答？我們只能減少在外面活動”。漸漸的，這個群體希望尋找“同命人”，抱團取暖。
隨著孩子們長到3歲以上，開始稍微懂事，那個好奇的問題會更加扎心：“為什麼我的爸爸媽媽這麼老？”
蔡先生說，尤其是進入幼兒園後，其他家庭的孩子看到這些皺紋密佈的高齡父母，也往往會問他家的孩子，“為什麼你爸爸媽媽那麼老？”
這種詢問，最終可能會變成對孩子的壓力，甚至讓孩子在幼兒園遭到排擠。
中部某地的一個失獨再生養家庭就面臨這樣的遭遇：夫妻二人都將近60歲，讀小學的孩子被同學嘲笑是“小三生的”，“哪有這麼老的爸爸”。如今孩子的性格變得孤僻，甚至排斥父母到學校接他，最終因無法忍受周遭環境，只能轉學。
生活在巨大年齡差的家庭環境中，也讓孩子們在稱呼外人時遇到難題。
面對自己五十多歲的父母，孩子們自然應該稱呼“爸爸”“媽媽”，可當看到與父母年齡相仿的陌生人時，應該按照父母的輩分，稱為“叔叔”“阿姨”，還是應該與同齡的孩子一樣，稱他們為“爺爺”“奶奶”？
蔡先生說，稱呼上的錯亂，導致了一些失獨再生養家庭的孩子面對生人不敢開口，禮貌的養成愈加困難。
蔡先生的辦法是，盡力讓孩子融入到同齡小孩中，“像我這樣五六十歲的讓他叫爺爺，二三十歲的讓他叫叔叔。”為了盡保持年輕，蔡先生變白的頭髮全部染成了黑色，“不讓孩子覺得我太老。”
為了讓自己更接近年輕的爸爸媽媽，這群高齡父母逼迫自己開始新生活。除了保持一個積極年輕的心態，還要經常加強身體鍛鍊，甚至在衣著打扮上，也要多增加一些亮色。浙江的秋葉剛滿50歲，但頭上戴著青春的蝴蝶髮卡，身著靚麗的衣裙，儼然30多歲。
秋葉的女兒今年7歲，讀二年級，孩子喜歡跳舞，許多活動需要父母出場。“不是我有多愛美，而是我要讓女兒知道，媽媽也年輕。”秋葉說出了心裡話。
“為什麼爸爸媽媽這麼老？”不同的父母給出了不同的解釋，有人從小就向孩子坦陳家庭變故和孩子的身世，也有父母有所保留，希望等孩子長大後慢慢明白。
“但無論怎麼解釋，我們都想告訴這群特殊的孩子，你不是一個另類，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小朋友的和你一樣。”活動的組織者大海說，這正是他們不定期組織這樣的活動的初心。
未來
“既然選擇生把他們生下來，就要把他們負責任地養大。”這是所有失獨再生養父母的心聲。
他們大多是體制內或國有企業人員，如今接近退休年紀或已經退休，固定的工資往往只能維持一家人的日常開支，自嘲都是“月光族”。
針對失獨家庭，原國家衛計委在2013年曾下發《做好計劃生育特殊困難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據實際情況對年滿49週歲的失獨父母，給予一定經濟扶助。不過，當他們重新擁有孩子後，按照政策標準，即不再屬於失獨家庭，這部分扶助金也被取消。
為了保障年幼的孩子的未來，許多高齡父母不得不重新謀求一份維持生計的活兒。
正常情況下，一對年輕夫妻生下孩子後，除了自己，還有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一大家子幫忙照顧；但對於這群高齡父母來說，他們的父母或者已經過世，或者八九十歲高齡，所有的重擔都落在年過半百的他們身上。
重新擁有一個孩子後，蔡先生將阿萍和孩子接到了煙臺，妻子專職帶孩子，56歲的蔡先生則像年輕人一樣拼命工作。正常情況下，再過4年他就可以退休了，但蔡先生沒有為自己設定退休的時間表，“為了孩子，幹到幹不動的那天吧。”
蔡先生每天早上5點半起床，輕聲走到床邊看一眼孩子——那是他力量的源泉，也是希望所在，然後出門投入到一天的工作中，直到晚上9點下班。慶幸的是，妻子有一份退休工資，蔡先生憑著自己的技術每月也有穩定收入，生活看起來還可以維持下去。
也有不少人處境堪憂。56歲的貴陽的失獨再生父親李徵，妻子中風，老母親癱瘓，女兒出生後就落下腿疾。李徵沒有固定工作，只有靠“跑黑車”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另一位來自重慶的失獨再生養父親，前些年妻子罹患癌症去世，如今只留他一人帶著孩子。
即便如此，李徵仍在努力為孩子爭取更好成長條件。5年前，他帶女兒到成都華西醫院做矯正手術，此後每兩年都要前去複查，孩子的腿有望恢復正常。接下來，他的目標是多賺點錢，給喜歡畫畫的女兒報個興趣班。
蔡先生算了一筆賬，孩子每月讀幼兒園，學費、生活費、興趣班費用和其他開支，每月至少需要3000元。“都按照最普通的標準計算的。”蔡先生說，許多孩子報三四個興趣班，但以他們的經濟狀況，只能給孩子報一個，而且還是價格最低的。至今，孩子所有的衣服和玩具，都是好心人捐贈的。孩子至今沒有吃過肯德基和麥當勞，也不知道冰淇淋的味道。
如果在北京等一線城市，生養的開支更是驚人。“好點私立幼兒園一個月都要四五千，還不包括各種興趣班的費用。”北京失獨再生養母親新雨說，由於公立幼兒園難進，又負擔不起私立幼兒園高昂的費用，他們只能將孩子送到打工子弟幼兒園。孩子無法適應環境，“每次送去上學，孩子哭得歇斯底里，我也哭的稀里嘩啦。”新雨說。
這群堅強的父母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孩子的成長能獲得有關部門的政策性保障。
年近六旬阿萍正在努力適應一個媽媽的角色，為此她閱讀大量育兒的書籍，瞭解年輕媽媽們帶孩子的新觀念，學習幼兒園要求各種下載的各種軟件的使用方法。
今年，阿玥家的龍鳳胎也滿四歲了，兄妹倆皮膚白淨，都長著一雙清澈的大眼睛，在人群中穿梭奔跑，活潑逗人。阿玥常常感慨，“看到這麼好的兩個孩子來到我們家，就怕他們受苦。”
這種帶著憂懼的愛讓夫妻倆重新計劃生活，64歲的丈夫退休後，又在一家企業找了份工作，為了是能攢些錢讓孩子長大無憂；阿玥則堅持鍛鍊身體，學習新鮮事物，她要陪著孩子們一起成長。
今年初，59歲的阿玥報考了駕校，計劃在10月前拿下駕照，自己就可以帶兩個孩子們出門遊玩了，“像那些年輕的媽媽們一樣。”
眼前的困難無法抵擋他們對未來的憧憬，正如盛海琳的那句話，“等到我100歲，兩個女兒40歲，我就是最幸福的人。”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除李徵外均為化名)
記者趙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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