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9期，原文標題《女人四十：中年轉折期與自我重啟》
今天的女性越來越渴望在種種身份之外，探究自身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精神內核和成長空間。有研究者認為，中年期轉折會發生在40歲出頭的時候。在這一時期，人們努力解決個人的問題。她們意識到自己有能力打破過去，並創造嶄新的生活。如果順利度過這個人生階段，她的智慧、有見識、同情心、視野開闊等品質將會出現。
主筆/徐菁菁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9期，原文標題《女人四十：中年轉折期與自我重啟》
今天的女性越來越渴望在種種身份之外，探究自身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精神內核和成長空間。有研究者認為，中年期轉折會發生在40歲出頭的時候。在這一時期，人們努力解決個人的問題。她們意識到自己有能力打破過去，並創造嶄新的生活。如果順利度過這個人生階段，她的智慧、有見識、同情心、視野開闊等品質將會出現。
主筆/徐菁菁
（插圖 範薇）
四十之惑
我生於1983年，今年正式跨過35歲門檻，邁向40歲大關。前兩天，高中同學群里正在熱聊，一位女同學A給我發了條私信：“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堂堂一個名校群，內容全是苟且和自我滿足的大秀場。”
令她怨聲載道的是這個群裡的例行話題：一線二線三線城市的學區房價格幾何，公立私立學校的門檻在哪裡，各種職業的收入、待遇和編制。“中年父母群嘛。”我回應道。作為一名正在考慮幼兒園名額的新晉老母親，我為詩與遠方搖旗吶喊的底氣有些不足。畢竟，家長裡短的討論背後是實實在在的焦慮。
當不惑之年逼近，“中年危機”四個字早已被我身邊年齡相仿的朋友們掛在嘴邊。仔細想來，對於男性和女性而言，這場危機的表現大相徑庭。1974年，美國作家蓋爾·希伊（Gail Sheehy）寫了本暢銷書《過渡期：成人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危機》。這是關於“中年危機”概念最早的文本之一。希伊在書裡塑造的典型是一位40歲男性，他雖然已經達到自己的職業目標，但是卻不免感到鬱郁不得志。他覺得自己被困住了，於是責怪工作，或者妻子，或者身邊的一切。他幻想著打破這個牢籠，也許是藉由一個有趣的女人，一個全新的工作領域，或是一個不同的城市。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9期，原文標題《女人四十：中年轉折期與自我重啟》
今天的女性越來越渴望在種種身份之外，探究自身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精神內核和成長空間。有研究者認為，中年期轉折會發生在40歲出頭的時候。在這一時期，人們努力解決個人的問題。她們意識到自己有能力打破過去，並創造嶄新的生活。如果順利度過這個人生階段，她的智慧、有見識、同情心、視野開闊等品質將會出現。
主筆/徐菁菁
（插圖 範薇）
四十之惑
我生於1983年，今年正式跨過35歲門檻，邁向40歲大關。前兩天，高中同學群里正在熱聊，一位女同學A給我發了條私信：“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堂堂一個名校群，內容全是苟且和自我滿足的大秀場。”
令她怨聲載道的是這個群裡的例行話題：一線二線三線城市的學區房價格幾何，公立私立學校的門檻在哪裡，各種職業的收入、待遇和編制。“中年父母群嘛。”我回應道。作為一名正在考慮幼兒園名額的新晉老母親，我為詩與遠方搖旗吶喊的底氣有些不足。畢竟，家長裡短的討論背後是實實在在的焦慮。
當不惑之年逼近，“中年危機”四個字早已被我身邊年齡相仿的朋友們掛在嘴邊。仔細想來，對於男性和女性而言，這場危機的表現大相徑庭。1974年，美國作家蓋爾·希伊（Gail Sheehy）寫了本暢銷書《過渡期：成人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危機》。這是關於“中年危機”概念最早的文本之一。希伊在書裡塑造的典型是一位40歲男性，他雖然已經達到自己的職業目標，但是卻不免感到鬱郁不得志。他覺得自己被困住了，於是責怪工作，或者妻子，或者身邊的一切。他幻想著打破這個牢籠，也許是藉由一個有趣的女人，一個全新的工作領域，或是一個不同的城市。
美國作家蓋爾·希伊在自己的暢銷書中描繪了典型的40歲男性中年危機（視覺中國供圖）
如果說男性的危機源於對事業的不滿足，對既定生活的厭倦，對未來可能性的追求，那麼，傳統的女性“中年危機”要“實在”得多。1980年，女作家諶容在中篇小說《人到中年》裡描述了42歲的眼科女大夫陸文婷的力不從心。陸文婷做了18年業務骨幹，還是個最底層的住院大夫，拿56塊半的工資，擠12平方米的蝸居。總而言之：40歲女性，外有工作，內有家庭；上要供養父母，下要照顧丈夫兒女。她們被認可，不僅僅是因為才幹，更是因為她們對艱苦生活的忍耐力，以及她們願意做出的自我犧牲。
時至今日，陸文婷依然廣泛存在，但我發現，她已經不再對三四十歲女性的境遇具有概括性的意義。在我的身邊，女性們各有各的“人生課題”。一些人在考慮事業的進退。3年前，為了償還給公公治療癌症欠下的家庭負債，40歲的皮膚科大夫田豔麗從工作了快20年的三甲醫院辭職，進入民營醫療美容機構。去年，當家庭債務已經不再成為問題的時候，她決定自行創業。新診所開在北京最繁華的地段。每天早晨7點，田豔麗會在健身房揮汗如雨兩個小時，既是為了對抗中年上身的贅肉，也是為了排解負擔一支團隊前程的壓力。
另一些人在情感和婚姻的門檻上徘徊。央視前主持人李小萌還記得，自己年過30以後，父母曾和她說：“本來我們的晚年挺好的，就是因為我們的女兒，我們顯得很淒涼。你要說這輩子就不打算結婚，我們也沒有念想了，如果還打算結婚，能快點嗎？”李小萌和父母打保票說33歲解決問題，事實上，直到37歲，她才步入婚姻，趕在40歲之前，初嘗成為母親的滋味。
我的女同學A承認，她之所以在掌管一傢俬營企業的同時，還過著電影、旅行、咖啡、閱讀加健身一樣不落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己尚屬單身。她說，她並非不婚一族，可是，遇到合適的人真不容易。“挺多人不懂得互相欣賞、互相尊重。有些男性看起來條件挺好的，但往往自鳴得意；另外一些人感到自己條件稍微不足，就不太敢跟我接觸。好多長輩說我氣場有點大，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唄，我也挺有自知之明。”經過審慎的考察，A決定在38歲之前去美國凍卵。儘管如此，她還是會糾結：在管理企業、照顧母親之餘，她是否還有精力承擔養育一個孩子的責任？如果生活在一個單親家庭，這個孩子會幸福嗎？
焦慮、困惑和壓力的多樣化首先是因為，在今天，在許多女性的生命進程中，30歲到40歲已經成為了一個特殊的階段。早期心理學家曾一度認為，從青春期結束到進入老年期之前的人生階段是相對平緩的高原，但事實並非如此。
成長和衰退貫穿人的一生，兩者之間的平衡因人而異。發展心理學研究認為，從青春期到承擔起成年期責任之間的過渡並不是一蹴而就和涇渭分明的。20歲到40歲被視為成年早期，人們通常在這段時間離開父母、組建和經營家庭，並在選定的工作中努力證明自己；他們面對現實世界，尋找方法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在成年早期，你將第一次獨立面對人生中的許多重大決定，而因為缺乏經驗，你會覺得你的每一個決定，無論關乎工作還是感情，都可能會影響你今後的命運。
過去，標誌“成年”的里程碑式事件——畢業、離家、經濟獨立、結婚、生子通常會在20歲到30歲之前完成。但在今天，人們已經不再按照這個步調生活。根據美國統計局的數據，上世紀60年代有77%的女性在30歲之前已經完成了這五大事件，而到了2000年，只有少於1/2的30歲女性實現了這些目標。同樣的改變也發生在中國。從1990年至2017年，我國育齡婦女平均初婚年齡推遲了4歲多。在上海、廣州、北京、江蘇等經濟發達地區，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已經逼近或者超過30歲。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9期，原文標題《女人四十：中年轉折期與自我重啟》
今天的女性越來越渴望在種種身份之外，探究自身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精神內核和成長空間。有研究者認為，中年期轉折會發生在40歲出頭的時候。在這一時期，人們努力解決個人的問題。她們意識到自己有能力打破過去，並創造嶄新的生活。如果順利度過這個人生階段，她的智慧、有見識、同情心、視野開闊等品質將會出現。
主筆/徐菁菁
（插圖 範薇）
四十之惑
我生於1983年，今年正式跨過35歲門檻，邁向40歲大關。前兩天，高中同學群里正在熱聊，一位女同學A給我發了條私信：“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堂堂一個名校群，內容全是苟且和自我滿足的大秀場。”
令她怨聲載道的是這個群裡的例行話題：一線二線三線城市的學區房價格幾何，公立私立學校的門檻在哪裡，各種職業的收入、待遇和編制。“中年父母群嘛。”我回應道。作為一名正在考慮幼兒園名額的新晉老母親，我為詩與遠方搖旗吶喊的底氣有些不足。畢竟，家長裡短的討論背後是實實在在的焦慮。
當不惑之年逼近，“中年危機”四個字早已被我身邊年齡相仿的朋友們掛在嘴邊。仔細想來，對於男性和女性而言，這場危機的表現大相徑庭。1974年，美國作家蓋爾·希伊（Gail Sheehy）寫了本暢銷書《過渡期：成人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危機》。這是關於“中年危機”概念最早的文本之一。希伊在書裡塑造的典型是一位40歲男性，他雖然已經達到自己的職業目標，但是卻不免感到鬱郁不得志。他覺得自己被困住了，於是責怪工作，或者妻子，或者身邊的一切。他幻想著打破這個牢籠，也許是藉由一個有趣的女人，一個全新的工作領域，或是一個不同的城市。
美國作家蓋爾·希伊在自己的暢銷書中描繪了典型的40歲男性中年危機（視覺中國供圖）
如果說男性的危機源於對事業的不滿足，對既定生活的厭倦，對未來可能性的追求，那麼，傳統的女性“中年危機”要“實在”得多。1980年，女作家諶容在中篇小說《人到中年》裡描述了42歲的眼科女大夫陸文婷的力不從心。陸文婷做了18年業務骨幹，還是個最底層的住院大夫，拿56塊半的工資，擠12平方米的蝸居。總而言之：40歲女性，外有工作，內有家庭；上要供養父母，下要照顧丈夫兒女。她們被認可，不僅僅是因為才幹，更是因為她們對艱苦生活的忍耐力，以及她們願意做出的自我犧牲。
時至今日，陸文婷依然廣泛存在，但我發現，她已經不再對三四十歲女性的境遇具有概括性的意義。在我的身邊，女性們各有各的“人生課題”。一些人在考慮事業的進退。3年前，為了償還給公公治療癌症欠下的家庭負債，40歲的皮膚科大夫田豔麗從工作了快20年的三甲醫院辭職，進入民營醫療美容機構。去年，當家庭債務已經不再成為問題的時候，她決定自行創業。新診所開在北京最繁華的地段。每天早晨7點，田豔麗會在健身房揮汗如雨兩個小時，既是為了對抗中年上身的贅肉，也是為了排解負擔一支團隊前程的壓力。
另一些人在情感和婚姻的門檻上徘徊。央視前主持人李小萌還記得，自己年過30以後，父母曾和她說：“本來我們的晚年挺好的，就是因為我們的女兒，我們顯得很淒涼。你要說這輩子就不打算結婚，我們也沒有念想了，如果還打算結婚，能快點嗎？”李小萌和父母打保票說33歲解決問題，事實上，直到37歲，她才步入婚姻，趕在40歲之前，初嘗成為母親的滋味。
我的女同學A承認，她之所以在掌管一傢俬營企業的同時，還過著電影、旅行、咖啡、閱讀加健身一樣不落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己尚屬單身。她說，她並非不婚一族，可是，遇到合適的人真不容易。“挺多人不懂得互相欣賞、互相尊重。有些男性看起來條件挺好的，但往往自鳴得意；另外一些人感到自己條件稍微不足，就不太敢跟我接觸。好多長輩說我氣場有點大，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唄，我也挺有自知之明。”經過審慎的考察，A決定在38歲之前去美國凍卵。儘管如此，她還是會糾結：在管理企業、照顧母親之餘，她是否還有精力承擔養育一個孩子的責任？如果生活在一個單親家庭，這個孩子會幸福嗎？
焦慮、困惑和壓力的多樣化首先是因為，在今天，在許多女性的生命進程中，30歲到40歲已經成為了一個特殊的階段。早期心理學家曾一度認為，從青春期結束到進入老年期之前的人生階段是相對平緩的高原，但事實並非如此。
成長和衰退貫穿人的一生，兩者之間的平衡因人而異。發展心理學研究認為，從青春期到承擔起成年期責任之間的過渡並不是一蹴而就和涇渭分明的。20歲到40歲被視為成年早期，人們通常在這段時間離開父母、組建和經營家庭，並在選定的工作中努力證明自己；他們面對現實世界，尋找方法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在成年早期，你將第一次獨立面對人生中的許多重大決定，而因為缺乏經驗，你會覺得你的每一個決定，無論關乎工作還是感情，都可能會影響你今後的命運。
過去，標誌“成年”的里程碑式事件——畢業、離家、經濟獨立、結婚、生子通常會在20歲到30歲之前完成。但在今天，人們已經不再按照這個步調生活。根據美國統計局的數據，上世紀60年代有77%的女性在30歲之前已經完成了這五大事件，而到了2000年，只有少於1/2的30歲女性實現了這些目標。同樣的改變也發生在中國。從1990年至2017年，我國育齡婦女平均初婚年齡推遲了4歲多。在上海、廣州、北京、江蘇等經濟發達地區，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已經逼近或者超過30歲。
耶魯大學已故教授、心理學家丹尼爾·萊文森（視覺中國供圖）
耶魯大學已故教授、心理學家丹尼爾·萊文森（Daniel J. Levinson）認為，成年期的發展涵蓋了穩定和轉折的交替。在轉折時期，個體會重新調整自己的價值觀、信念和優勢。穩定期與轉折期的區別在於生活結構是否發生了變化。而所謂“生活結構”，就是個人社會角色和職業角色的綜合體。
我身邊有大量高學歷女性，她們30歲之前的絕大多數時光都被用於求學，臨近30歲事業才剛剛起步。她們需要在30歲到40歲的10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完成個人社會角色和職業角色的轉變：從未婚到已婚，從女兒變成母親，制定職業目標，決定事業和家庭在個人生活中的配比。也就是說，她們將在一個相對短暫的轉折期中迎接密集的變化，承擔它們所帶來的壓力。
相比較於同樣推遲了人生進程的男性而言，女性的特殊性還在於殘酷的生物倒計時。許多醫學科普告訴我們，35歲以後，女性生育能力將經歷“斷崖式”的變化：每月排出卵泡的數量和質量將大幅下降，發生的孕期併發症、胎兒染色體異常等狀況的概率將大大上升。這場倒計時的心理紅線非常明確。有統計顯示，到40歲時，女性每個生理週期的懷孕概率低於5%。每一個逼近35歲的女性，無論她是否已經擁有穩定的感情，只要她尚未下定不做母親的堅實決心，都會在這道紅線面前陷入自我詰問。
“我妹妹和我說：你們這些文藝女青年的價值觀我們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得想清楚一點，以後要不要孩子？”編劇王伊記得，30歲以後，家裡當醫生的妹妹扛起了催婚大旗。“被醫生警告，我的人生就算進入倒計時。”
那個時候，在業界摸爬滾打多年，王伊剛開始有了一些知名作品，進入事業的爬坡期。她告訴我，她寫了一部劇本，創作的過程很辛苦，熬到得了鼻炎，月經不調。她幫一個朋友去看要租的房子，裡面住的租客是個臺灣中醫，屋子裡都是熬藥的罐子。
王伊天生好奇心強。“我問他：這些都是什麼玩意兒？
他回答：都是女人的藥。
我問：怎麼有這麼多女人要吃藥？
他答：懷不上孕的，臉上長痘痘的，睡不著覺的，各種各樣的女人。
說完他看了我一眼：你也快了。
我說：你是看病的還是算命的？
他說：看病和算命本來也差不多。你氣血不好，要是再不調整，估計快沒了。
我問：沒了是什麼意思？
他答：沒了的意思就是你生不出孩子來。”
這場戲劇性的遭遇讓王伊心裡狠狠地咯噔了一下。
“我承認我沒有做好孤獨終老的準備。一些功成名就的女編劇終身都沒有孩子。她們會跟我說：這個世界上不缺一部劇本，但是你卻缺一個孩子。我以過來人的身份告訴你，女人還是得有一個孩子，這樣你的人生才能圓滿。”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9期，原文標題《女人四十：中年轉折期與自我重啟》
今天的女性越來越渴望在種種身份之外，探究自身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精神內核和成長空間。有研究者認為，中年期轉折會發生在40歲出頭的時候。在這一時期，人們努力解決個人的問題。她們意識到自己有能力打破過去，並創造嶄新的生活。如果順利度過這個人生階段，她的智慧、有見識、同情心、視野開闊等品質將會出現。
主筆/徐菁菁
（插圖 範薇）
四十之惑
我生於1983年，今年正式跨過35歲門檻，邁向40歲大關。前兩天，高中同學群里正在熱聊，一位女同學A給我發了條私信：“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堂堂一個名校群，內容全是苟且和自我滿足的大秀場。”
令她怨聲載道的是這個群裡的例行話題：一線二線三線城市的學區房價格幾何，公立私立學校的門檻在哪裡，各種職業的收入、待遇和編制。“中年父母群嘛。”我回應道。作為一名正在考慮幼兒園名額的新晉老母親，我為詩與遠方搖旗吶喊的底氣有些不足。畢竟，家長裡短的討論背後是實實在在的焦慮。
當不惑之年逼近，“中年危機”四個字早已被我身邊年齡相仿的朋友們掛在嘴邊。仔細想來，對於男性和女性而言，這場危機的表現大相徑庭。1974年，美國作家蓋爾·希伊（Gail Sheehy）寫了本暢銷書《過渡期：成人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危機》。這是關於“中年危機”概念最早的文本之一。希伊在書裡塑造的典型是一位40歲男性，他雖然已經達到自己的職業目標，但是卻不免感到鬱郁不得志。他覺得自己被困住了，於是責怪工作，或者妻子，或者身邊的一切。他幻想著打破這個牢籠，也許是藉由一個有趣的女人，一個全新的工作領域，或是一個不同的城市。
美國作家蓋爾·希伊在自己的暢銷書中描繪了典型的40歲男性中年危機（視覺中國供圖）
如果說男性的危機源於對事業的不滿足，對既定生活的厭倦，對未來可能性的追求，那麼，傳統的女性“中年危機”要“實在”得多。1980年，女作家諶容在中篇小說《人到中年》裡描述了42歲的眼科女大夫陸文婷的力不從心。陸文婷做了18年業務骨幹，還是個最底層的住院大夫，拿56塊半的工資，擠12平方米的蝸居。總而言之：40歲女性，外有工作，內有家庭；上要供養父母，下要照顧丈夫兒女。她們被認可，不僅僅是因為才幹，更是因為她們對艱苦生活的忍耐力，以及她們願意做出的自我犧牲。
時至今日，陸文婷依然廣泛存在，但我發現，她已經不再對三四十歲女性的境遇具有概括性的意義。在我的身邊，女性們各有各的“人生課題”。一些人在考慮事業的進退。3年前，為了償還給公公治療癌症欠下的家庭負債，40歲的皮膚科大夫田豔麗從工作了快20年的三甲醫院辭職，進入民營醫療美容機構。去年，當家庭債務已經不再成為問題的時候，她決定自行創業。新診所開在北京最繁華的地段。每天早晨7點，田豔麗會在健身房揮汗如雨兩個小時，既是為了對抗中年上身的贅肉，也是為了排解負擔一支團隊前程的壓力。
另一些人在情感和婚姻的門檻上徘徊。央視前主持人李小萌還記得，自己年過30以後，父母曾和她說：“本來我們的晚年挺好的，就是因為我們的女兒，我們顯得很淒涼。你要說這輩子就不打算結婚，我們也沒有念想了，如果還打算結婚，能快點嗎？”李小萌和父母打保票說33歲解決問題，事實上，直到37歲，她才步入婚姻，趕在40歲之前，初嘗成為母親的滋味。
我的女同學A承認，她之所以在掌管一傢俬營企業的同時，還過著電影、旅行、咖啡、閱讀加健身一樣不落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己尚屬單身。她說，她並非不婚一族，可是，遇到合適的人真不容易。“挺多人不懂得互相欣賞、互相尊重。有些男性看起來條件挺好的，但往往自鳴得意；另外一些人感到自己條件稍微不足，就不太敢跟我接觸。好多長輩說我氣場有點大，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唄，我也挺有自知之明。”經過審慎的考察，A決定在38歲之前去美國凍卵。儘管如此，她還是會糾結：在管理企業、照顧母親之餘，她是否還有精力承擔養育一個孩子的責任？如果生活在一個單親家庭，這個孩子會幸福嗎？
焦慮、困惑和壓力的多樣化首先是因為，在今天，在許多女性的生命進程中，30歲到40歲已經成為了一個特殊的階段。早期心理學家曾一度認為，從青春期結束到進入老年期之前的人生階段是相對平緩的高原，但事實並非如此。
成長和衰退貫穿人的一生，兩者之間的平衡因人而異。發展心理學研究認為，從青春期到承擔起成年期責任之間的過渡並不是一蹴而就和涇渭分明的。20歲到40歲被視為成年早期，人們通常在這段時間離開父母、組建和經營家庭，並在選定的工作中努力證明自己；他們面對現實世界，尋找方法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在成年早期，你將第一次獨立面對人生中的許多重大決定，而因為缺乏經驗，你會覺得你的每一個決定，無論關乎工作還是感情，都可能會影響你今後的命運。
過去，標誌“成年”的里程碑式事件——畢業、離家、經濟獨立、結婚、生子通常會在20歲到30歲之前完成。但在今天，人們已經不再按照這個步調生活。根據美國統計局的數據，上世紀60年代有77%的女性在30歲之前已經完成了這五大事件，而到了2000年，只有少於1/2的30歲女性實現了這些目標。同樣的改變也發生在中國。從1990年至2017年，我國育齡婦女平均初婚年齡推遲了4歲多。在上海、廣州、北京、江蘇等經濟發達地區，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已經逼近或者超過30歲。
耶魯大學已故教授、心理學家丹尼爾·萊文森（視覺中國供圖）
耶魯大學已故教授、心理學家丹尼爾·萊文森（Daniel J. Levinson）認為，成年期的發展涵蓋了穩定和轉折的交替。在轉折時期，個體會重新調整自己的價值觀、信念和優勢。穩定期與轉折期的區別在於生活結構是否發生了變化。而所謂“生活結構”，就是個人社會角色和職業角色的綜合體。
我身邊有大量高學歷女性，她們30歲之前的絕大多數時光都被用於求學，臨近30歲事業才剛剛起步。她們需要在30歲到40歲的10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完成個人社會角色和職業角色的轉變：從未婚到已婚，從女兒變成母親，制定職業目標，決定事業和家庭在個人生活中的配比。也就是說，她們將在一個相對短暫的轉折期中迎接密集的變化，承擔它們所帶來的壓力。
相比較於同樣推遲了人生進程的男性而言，女性的特殊性還在於殘酷的生物倒計時。許多醫學科普告訴我們，35歲以後，女性生育能力將經歷“斷崖式”的變化：每月排出卵泡的數量和質量將大幅下降，發生的孕期併發症、胎兒染色體異常等狀況的概率將大大上升。這場倒計時的心理紅線非常明確。有統計顯示，到40歲時，女性每個生理週期的懷孕概率低於5%。每一個逼近35歲的女性，無論她是否已經擁有穩定的感情，只要她尚未下定不做母親的堅實決心，都會在這道紅線面前陷入自我詰問。
“我妹妹和我說：你們這些文藝女青年的價值觀我們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得想清楚一點，以後要不要孩子？”編劇王伊記得，30歲以後，家裡當醫生的妹妹扛起了催婚大旗。“被醫生警告，我的人生就算進入倒計時。”
那個時候，在業界摸爬滾打多年，王伊剛開始有了一些知名作品，進入事業的爬坡期。她告訴我，她寫了一部劇本，創作的過程很辛苦，熬到得了鼻炎，月經不調。她幫一個朋友去看要租的房子，裡面住的租客是個臺灣中醫，屋子裡都是熬藥的罐子。
王伊天生好奇心強。“我問他：這些都是什麼玩意兒？
他回答：都是女人的藥。
我問：怎麼有這麼多女人要吃藥？
他答：懷不上孕的，臉上長痘痘的，睡不著覺的，各種各樣的女人。
說完他看了我一眼：你也快了。
我說：你是看病的還是算命的？
他說：看病和算命本來也差不多。你氣血不好，要是再不調整，估計快沒了。
我問：沒了是什麼意思？
他答：沒了的意思就是你生不出孩子來。”
這場戲劇性的遭遇讓王伊心裡狠狠地咯噔了一下。
“我承認我沒有做好孤獨終老的準備。一些功成名就的女編劇終身都沒有孩子。她們會跟我說：這個世界上不缺一部劇本，但是你卻缺一個孩子。我以過來人的身份告訴你，女人還是得有一個孩子，這樣你的人生才能圓滿。”
做全職媽媽的經歷啟發編劇王伊創作了新劇本。在這個過程中，她也重新認識了自我 （寶丁 攝）
王伊決定生孩子，可是這件事的複雜性遠遠超過了“成為母親”這個範疇本身，它意味著一連串關係的調整。“要生孩子，你首先得選擇婚姻。等你有了婚姻，把孩子生下來的時候，你以為你可以漂漂亮亮重出江湖，去健身房，去工作，其實根本不是這樣，你的新生活才剛剛開始。項目可以不做了，工作可以說老闆我炒了你，孩子是你永遠無法擺脫的最苛刻的甲方。”
最常見的事業和家庭的衝突，僅僅是受影響的一個方面。王伊說，生孩子之前，她覺得自己一個人就是一支軍隊，完成工作，照顧家人，可以單槍匹馬無所不能，唯獨帶孩子這事讓她認了慫。她心裡清楚，憑她的性格如果一直當全職媽媽，不僅她瘋，孩子、先生也不得安寧。“我必須承認世界上總有一些事情是我一個人做不成的，我需要別人的合作，就必須放低姿態。”她觀察到，有些媽媽選擇請老人幫忙照顧孩子，家庭內部的格局就此改變。“一些人的原生家庭矛盾大，在父母面前驕傲了一輩子，也不得不低了頭。”
今年王伊寫的新劇《我們都要好好的》播出，開場就是劉濤扮演的全職媽媽“尋找”得了抑鬱症，要和金融精英老公離婚。不少人覺得劇情有漏洞：“尋找”受不了帶孩子做家務的生活，她家有錢，為什麼不請個全職阿姨呢？“說這句話的人，他們不瞭解生活的真相。”王伊感嘆。王伊沒有父母和婆婆幫忙帶孩子，只能依靠阿姨，但這也是一個修羅場。“且不說找來的阿姨是否能夠按照你的想法帶孩子，你想讓她安心在家裡工作，就得像對親人一樣對待她。這又是一段難以處理的關係。”王伊觀察家裡的全職阿姨，她會自然地批評懲罰孩子；每天晚上，她要第一個洗澡，這時，她會指揮安排王伊和先生來看孩子。王伊突然意識到，有時候，阿姨其實在扮演她媽媽的角色，最大的區別是這段虛擬家人關係會因為僱傭合同的解除畫上句號。
“亦舒一代”
暢銷書女作家林特特今年剛好40歲。2001年她在一個叫“文學世界後花園”的網站上開始寫作。網站有一個分論壇叫“亦舒論壇”，後來出了包括黃佟佟、蔣勝男在內的很多女作家，大家多少都受到亦舒的影響。“我上大學的時候，有朋友特別瞧不上這件事情，說一個人的人生觀怎麼居然要從小說而不是哲學書當中得到滋養？”林特特說，“我很不服氣，我沒有別的更好選擇。我們沒有接受過性別教育，一個女性應該是什麼樣子，那不就只能從小說裡面學習嗎？”
林特特的理想就是當亦舒女郎。亦舒女郎是那個時代的“港女”，最大特徵：“經濟獨立，精神自由。”她們不是溫婉柔弱的，希望像男性一樣獨立、理性、擁有成就，婚姻和感情只是錦上添花。林特特也是這麼要求自己的。二三十歲的時候，她努力寫作，在出版社的工作風生水起，還自己創業辦了文化公司。但是她發現，亦舒女郎也有不可控的煩惱。她記得，大概5年前，她迎來了一個事業的高光時刻：她的第一本書賣得特別好，出版社為她組織了一場盛大的發佈會，請了很多媒體。發佈會開完，慶功宴上，“紅酒剛剛倒進杯子裡，還沒來得及碰杯喝一口”，林特特接到了家裡老人的電話。老人和家裡的保姆起了衝突，幾乎就要有肢體上的碰撞。電話那頭雞飛狗跳，孩子哇哇大哭，她只能做出一個選擇：放下酒杯，告訴主辦方家裡出事了，非常不體面地離開了一個原本屬於她的盛大場合。
出租車走到半路，林特特心裡委屈極了，大哭起來：“我當時就覺得，職業女性的光鮮就像肥皂泡一樣，看著美麗，其實經不起一個針尖的觸碰。”“這時候我突然想起來，我先生去哪兒了？當時他在參加一個沙龍活動，而他並不是主角。”回到家裡，林特特問老人為什麼不給先生打電話，答案是：“他是個男的，這個應該是你女的來處理。”
而如果一個女性更希望履行家庭責任，回家做了一名全職主婦，很可能遇到另外一個悖論：儘管人們都認為家庭和孩子很重要，但你的付出大概率不會得到認可。為了寫劇本《我們都要好好的》，王伊訪談了許多全職媽媽和她們的先生，不少夫妻開開心心帶著孩子前來，面紅耳赤或者大打出手地離開。
王伊把她的丈夫“向前”設定為“喪偶式婚姻”的代表人物——大男子主義，崇尚中國式成功，一心賺錢養家，但很少有時間回家。她認為，妻子“尋找”有充分理由對生活不滿。但電視劇播出以後，全職媽媽“尋找”引發了不少爭議。網上有很多人不理解她為什麼會得抑鬱症，為什麼要離婚。有人評論說：“只覺得作，大多女人要有那樣的男人做老公，帥氣多金有能力，住著豪宅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嘴都要笑歪好嗎？”在王伊看來，“向前”代表著以成敗、以社會財富地位高低論英雄的價值觀。而這種價值觀自然並不會認可全職媽媽的價值。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9期，原文標題《女人四十：中年轉折期與自我重啟》
今天的女性越來越渴望在種種身份之外，探究自身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精神內核和成長空間。有研究者認為，中年期轉折會發生在40歲出頭的時候。在這一時期，人們努力解決個人的問題。她們意識到自己有能力打破過去，並創造嶄新的生活。如果順利度過這個人生階段，她的智慧、有見識、同情心、視野開闊等品質將會出現。
主筆/徐菁菁
（插圖 範薇）
四十之惑
我生於1983年，今年正式跨過35歲門檻，邁向40歲大關。前兩天，高中同學群里正在熱聊，一位女同學A給我發了條私信：“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堂堂一個名校群，內容全是苟且和自我滿足的大秀場。”
令她怨聲載道的是這個群裡的例行話題：一線二線三線城市的學區房價格幾何，公立私立學校的門檻在哪裡，各種職業的收入、待遇和編制。“中年父母群嘛。”我回應道。作為一名正在考慮幼兒園名額的新晉老母親，我為詩與遠方搖旗吶喊的底氣有些不足。畢竟，家長裡短的討論背後是實實在在的焦慮。
當不惑之年逼近，“中年危機”四個字早已被我身邊年齡相仿的朋友們掛在嘴邊。仔細想來，對於男性和女性而言，這場危機的表現大相徑庭。1974年，美國作家蓋爾·希伊（Gail Sheehy）寫了本暢銷書《過渡期：成人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危機》。這是關於“中年危機”概念最早的文本之一。希伊在書裡塑造的典型是一位40歲男性，他雖然已經達到自己的職業目標，但是卻不免感到鬱郁不得志。他覺得自己被困住了，於是責怪工作，或者妻子，或者身邊的一切。他幻想著打破這個牢籠，也許是藉由一個有趣的女人，一個全新的工作領域，或是一個不同的城市。
美國作家蓋爾·希伊在自己的暢銷書中描繪了典型的40歲男性中年危機（視覺中國供圖）
如果說男性的危機源於對事業的不滿足，對既定生活的厭倦，對未來可能性的追求，那麼，傳統的女性“中年危機”要“實在”得多。1980年，女作家諶容在中篇小說《人到中年》裡描述了42歲的眼科女大夫陸文婷的力不從心。陸文婷做了18年業務骨幹，還是個最底層的住院大夫，拿56塊半的工資，擠12平方米的蝸居。總而言之：40歲女性，外有工作，內有家庭；上要供養父母，下要照顧丈夫兒女。她們被認可，不僅僅是因為才幹，更是因為她們對艱苦生活的忍耐力，以及她們願意做出的自我犧牲。
時至今日，陸文婷依然廣泛存在，但我發現，她已經不再對三四十歲女性的境遇具有概括性的意義。在我的身邊，女性們各有各的“人生課題”。一些人在考慮事業的進退。3年前，為了償還給公公治療癌症欠下的家庭負債，40歲的皮膚科大夫田豔麗從工作了快20年的三甲醫院辭職，進入民營醫療美容機構。去年，當家庭債務已經不再成為問題的時候，她決定自行創業。新診所開在北京最繁華的地段。每天早晨7點，田豔麗會在健身房揮汗如雨兩個小時，既是為了對抗中年上身的贅肉，也是為了排解負擔一支團隊前程的壓力。
另一些人在情感和婚姻的門檻上徘徊。央視前主持人李小萌還記得，自己年過30以後，父母曾和她說：“本來我們的晚年挺好的，就是因為我們的女兒，我們顯得很淒涼。你要說這輩子就不打算結婚，我們也沒有念想了，如果還打算結婚，能快點嗎？”李小萌和父母打保票說33歲解決問題，事實上，直到37歲，她才步入婚姻，趕在40歲之前，初嘗成為母親的滋味。
我的女同學A承認，她之所以在掌管一傢俬營企業的同時，還過著電影、旅行、咖啡、閱讀加健身一樣不落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己尚屬單身。她說，她並非不婚一族，可是，遇到合適的人真不容易。“挺多人不懂得互相欣賞、互相尊重。有些男性看起來條件挺好的，但往往自鳴得意；另外一些人感到自己條件稍微不足，就不太敢跟我接觸。好多長輩說我氣場有點大，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唄，我也挺有自知之明。”經過審慎的考察，A決定在38歲之前去美國凍卵。儘管如此，她還是會糾結：在管理企業、照顧母親之餘，她是否還有精力承擔養育一個孩子的責任？如果生活在一個單親家庭，這個孩子會幸福嗎？
焦慮、困惑和壓力的多樣化首先是因為，在今天，在許多女性的生命進程中，30歲到40歲已經成為了一個特殊的階段。早期心理學家曾一度認為，從青春期結束到進入老年期之前的人生階段是相對平緩的高原，但事實並非如此。
成長和衰退貫穿人的一生，兩者之間的平衡因人而異。發展心理學研究認為，從青春期到承擔起成年期責任之間的過渡並不是一蹴而就和涇渭分明的。20歲到40歲被視為成年早期，人們通常在這段時間離開父母、組建和經營家庭，並在選定的工作中努力證明自己；他們面對現實世界，尋找方法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在成年早期，你將第一次獨立面對人生中的許多重大決定，而因為缺乏經驗，你會覺得你的每一個決定，無論關乎工作還是感情，都可能會影響你今後的命運。
過去，標誌“成年”的里程碑式事件——畢業、離家、經濟獨立、結婚、生子通常會在20歲到30歲之前完成。但在今天，人們已經不再按照這個步調生活。根據美國統計局的數據，上世紀60年代有77%的女性在30歲之前已經完成了這五大事件，而到了2000年，只有少於1/2的30歲女性實現了這些目標。同樣的改變也發生在中國。從1990年至2017年，我國育齡婦女平均初婚年齡推遲了4歲多。在上海、廣州、北京、江蘇等經濟發達地區，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已經逼近或者超過30歲。
耶魯大學已故教授、心理學家丹尼爾·萊文森（視覺中國供圖）
耶魯大學已故教授、心理學家丹尼爾·萊文森（Daniel J. Levinson）認為，成年期的發展涵蓋了穩定和轉折的交替。在轉折時期，個體會重新調整自己的價值觀、信念和優勢。穩定期與轉折期的區別在於生活結構是否發生了變化。而所謂“生活結構”，就是個人社會角色和職業角色的綜合體。
我身邊有大量高學歷女性，她們30歲之前的絕大多數時光都被用於求學，臨近30歲事業才剛剛起步。她們需要在30歲到40歲的10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完成個人社會角色和職業角色的轉變：從未婚到已婚，從女兒變成母親，制定職業目標，決定事業和家庭在個人生活中的配比。也就是說，她們將在一個相對短暫的轉折期中迎接密集的變化，承擔它們所帶來的壓力。
相比較於同樣推遲了人生進程的男性而言，女性的特殊性還在於殘酷的生物倒計時。許多醫學科普告訴我們，35歲以後，女性生育能力將經歷“斷崖式”的變化：每月排出卵泡的數量和質量將大幅下降，發生的孕期併發症、胎兒染色體異常等狀況的概率將大大上升。這場倒計時的心理紅線非常明確。有統計顯示，到40歲時，女性每個生理週期的懷孕概率低於5%。每一個逼近35歲的女性，無論她是否已經擁有穩定的感情，只要她尚未下定不做母親的堅實決心，都會在這道紅線面前陷入自我詰問。
“我妹妹和我說：你們這些文藝女青年的價值觀我們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得想清楚一點，以後要不要孩子？”編劇王伊記得，30歲以後，家裡當醫生的妹妹扛起了催婚大旗。“被醫生警告，我的人生就算進入倒計時。”
那個時候，在業界摸爬滾打多年，王伊剛開始有了一些知名作品，進入事業的爬坡期。她告訴我，她寫了一部劇本，創作的過程很辛苦，熬到得了鼻炎，月經不調。她幫一個朋友去看要租的房子，裡面住的租客是個臺灣中醫，屋子裡都是熬藥的罐子。
王伊天生好奇心強。“我問他：這些都是什麼玩意兒？
他回答：都是女人的藥。
我問：怎麼有這麼多女人要吃藥？
他答：懷不上孕的，臉上長痘痘的，睡不著覺的，各種各樣的女人。
說完他看了我一眼：你也快了。
我說：你是看病的還是算命的？
他說：看病和算命本來也差不多。你氣血不好，要是再不調整，估計快沒了。
我問：沒了是什麼意思？
他答：沒了的意思就是你生不出孩子來。”
這場戲劇性的遭遇讓王伊心裡狠狠地咯噔了一下。
“我承認我沒有做好孤獨終老的準備。一些功成名就的女編劇終身都沒有孩子。她們會跟我說：這個世界上不缺一部劇本，但是你卻缺一個孩子。我以過來人的身份告訴你，女人還是得有一個孩子，這樣你的人生才能圓滿。”
做全職媽媽的經歷啟發編劇王伊創作了新劇本。在這個過程中，她也重新認識了自我 （寶丁 攝）
王伊決定生孩子，可是這件事的複雜性遠遠超過了“成為母親”這個範疇本身，它意味著一連串關係的調整。“要生孩子，你首先得選擇婚姻。等你有了婚姻，把孩子生下來的時候，你以為你可以漂漂亮亮重出江湖，去健身房，去工作，其實根本不是這樣，你的新生活才剛剛開始。項目可以不做了，工作可以說老闆我炒了你，孩子是你永遠無法擺脫的最苛刻的甲方。”
最常見的事業和家庭的衝突，僅僅是受影響的一個方面。王伊說，生孩子之前，她覺得自己一個人就是一支軍隊，完成工作，照顧家人，可以單槍匹馬無所不能，唯獨帶孩子這事讓她認了慫。她心裡清楚，憑她的性格如果一直當全職媽媽，不僅她瘋，孩子、先生也不得安寧。“我必須承認世界上總有一些事情是我一個人做不成的，我需要別人的合作，就必須放低姿態。”她觀察到，有些媽媽選擇請老人幫忙照顧孩子，家庭內部的格局就此改變。“一些人的原生家庭矛盾大，在父母面前驕傲了一輩子，也不得不低了頭。”
今年王伊寫的新劇《我們都要好好的》播出，開場就是劉濤扮演的全職媽媽“尋找”得了抑鬱症，要和金融精英老公離婚。不少人覺得劇情有漏洞：“尋找”受不了帶孩子做家務的生活，她家有錢，為什麼不請個全職阿姨呢？“說這句話的人，他們不瞭解生活的真相。”王伊感嘆。王伊沒有父母和婆婆幫忙帶孩子，只能依靠阿姨，但這也是一個修羅場。“且不說找來的阿姨是否能夠按照你的想法帶孩子，你想讓她安心在家裡工作，就得像對親人一樣對待她。這又是一段難以處理的關係。”王伊觀察家裡的全職阿姨，她會自然地批評懲罰孩子；每天晚上，她要第一個洗澡，這時，她會指揮安排王伊和先生來看孩子。王伊突然意識到，有時候，阿姨其實在扮演她媽媽的角色，最大的區別是這段虛擬家人關係會因為僱傭合同的解除畫上句號。
“亦舒一代”
暢銷書女作家林特特今年剛好40歲。2001年她在一個叫“文學世界後花園”的網站上開始寫作。網站有一個分論壇叫“亦舒論壇”，後來出了包括黃佟佟、蔣勝男在內的很多女作家，大家多少都受到亦舒的影響。“我上大學的時候，有朋友特別瞧不上這件事情，說一個人的人生觀怎麼居然要從小說而不是哲學書當中得到滋養？”林特特說，“我很不服氣，我沒有別的更好選擇。我們沒有接受過性別教育，一個女性應該是什麼樣子，那不就只能從小說裡面學習嗎？”
林特特的理想就是當亦舒女郎。亦舒女郎是那個時代的“港女”，最大特徵：“經濟獨立，精神自由。”她們不是溫婉柔弱的，希望像男性一樣獨立、理性、擁有成就，婚姻和感情只是錦上添花。林特特也是這麼要求自己的。二三十歲的時候，她努力寫作，在出版社的工作風生水起，還自己創業辦了文化公司。但是她發現，亦舒女郎也有不可控的煩惱。她記得，大概5年前，她迎來了一個事業的高光時刻：她的第一本書賣得特別好，出版社為她組織了一場盛大的發佈會，請了很多媒體。發佈會開完，慶功宴上，“紅酒剛剛倒進杯子裡，還沒來得及碰杯喝一口”，林特特接到了家裡老人的電話。老人和家裡的保姆起了衝突，幾乎就要有肢體上的碰撞。電話那頭雞飛狗跳，孩子哇哇大哭，她只能做出一個選擇：放下酒杯，告訴主辦方家裡出事了，非常不體面地離開了一個原本屬於她的盛大場合。
出租車走到半路，林特特心裡委屈極了，大哭起來：“我當時就覺得，職業女性的光鮮就像肥皂泡一樣，看著美麗，其實經不起一個針尖的觸碰。”“這時候我突然想起來，我先生去哪兒了？當時他在參加一個沙龍活動，而他並不是主角。”回到家裡，林特特問老人為什麼不給先生打電話，答案是：“他是個男的，這個應該是你女的來處理。”
而如果一個女性更希望履行家庭責任，回家做了一名全職主婦，很可能遇到另外一個悖論：儘管人們都認為家庭和孩子很重要，但你的付出大概率不會得到認可。為了寫劇本《我們都要好好的》，王伊訪談了許多全職媽媽和她們的先生，不少夫妻開開心心帶著孩子前來，面紅耳赤或者大打出手地離開。
王伊把她的丈夫“向前”設定為“喪偶式婚姻”的代表人物——大男子主義，崇尚中國式成功，一心賺錢養家，但很少有時間回家。她認為，妻子“尋找”有充分理由對生活不滿。但電視劇播出以後，全職媽媽“尋找”引發了不少爭議。網上有很多人不理解她為什麼會得抑鬱症，為什麼要離婚。有人評論說：“只覺得作，大多女人要有那樣的男人做老公，帥氣多金有能力，住著豪宅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嘴都要笑歪好嗎？”在王伊看來，“向前”代表著以成敗、以社會財富地位高低論英雄的價值觀。而這種價值觀自然並不會認可全職媽媽的價值。
暢銷書作家林特特的理想是做“亦舒女郎”
對於中國女性的兩難境地，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戴錦華曾有一個精妙的比喻：“花木蘭困境”——當家國需要的時候，“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她和男性一樣披掛上陣；而當使命完成，“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她又重新迴歸家庭生活。戴錦華尖銳地指出，事實上，花木蘭比今天的女性幸運，她所面臨的挑戰只是在兩種角色之間切換，而1949年之後，中國經歷了空前的婦女解放運動，在完成了對女性精神性別解放和肉體奴役消除的同時，“女性”身份也變為一種子虛烏有。一方面，所謂“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社會要求女性這一性別群體，和男人一樣承擔公民的義務與責任，接受男性社群的全部行為準則，與男性“並肩戰鬥”，創造生產力價值；另一方面，家庭角色對她們的要求也並沒有降低。
林特特生於1979年，正好是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之初。一些學者認為，這一政策本身也在某種程度上模糊了性別區隔，簡單地說，因為只有一個孩子，過去很多家庭“望子成龍”的期望也會投射到女性身上。新一代女性更加投入地參與社會的競爭結構，對卓越和成功有了更高的追求。家庭和事業兩種角色要求激起的衝突勢必在她們的內心激起更大的波瀾。“工作和生活本來應該是一個完美的共同體，在‘70後’‘80後’身上，卻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體。”王伊說，“他們有理想有追求也有自己的生活主張，渴望成功，卻很難像‘60後’那樣專注，同時又不如‘90後’那麼自我和灑脫，所以他們註定是糾結的一代，註定要用大把的時間和生活、和自己，以及周圍的世界撕扯。”中山大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學院副教授裴諭新曾經感嘆，“70後”女性會發現，自己並不比母親更幸福。“她們的痛苦與糾結甚至可能比母親更多：母親可以抱怨時代、抱怨配偶、心甘情願做一輩子怨婦，她們卻沒法承受‘怨婦’這一形象。她們也沒法抱怨社會，因為在她們成長的年代，已經擁有選擇的自由。”
事實的另外一面是：自由也是有限度和條件的。亦舒女郎們要扮演的社會角色可能並不比陸文婷們更多，但所要達到的標尺更高。最顯著的是，在我們的時代，做一個理想的母親幾乎是無法企及的高度。
從是否順產、是否母乳餵養，到哺乳的時間持續多久，都會成為評判一個母親的標準。你會在各種育兒書籍和課程上學到，0到3歲是人生的黃金期，母親在這個階段的付出和投入，幾乎可以決定孩子未來的人格形塑，影響他一生的發展。今天育兒活動的安排，不再是隨興或漫無目的地打發時間，而是需要更有計劃性地導向特定的訓練內涵和任務指標。給孩子讀什麼書、聽什麼音樂，都應該是一系列精心的搜尋、比較和研究後的決定。
上世紀90年代，美國社會學者香農·海耶斯（Sharon Hays）把這種新現象稱作“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它強調以孩子為中心的教養方式，專家論述的權威性，以及在育兒過程裡，母親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和心力。統計數據顯示，1975年，美國全職母親平均每週花11個小時在家照顧孩子，包括日常照料以及培養孩子能力的各種活動，比如閱讀和專注力遊戲等，在外工作的母親在這方面花費的時間是6個小時。而今天，全職母親平均每週在同樣的事情上要花17個小時，上班族母親則要花11個小時左右。這就意味著今天的上班族母親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時間和1975年的全職母親一樣多。
被高要求的不只是媽媽。和我見面這天，王伊給我看她和先生的聊天記錄。“今天早上他跟我聊的第一件是科創板的股票，第二件事是我倆約定去聽關於內容產業進化論的講座。”“現在這個社會，你不要太高估一個男人的強大。”她和我說起婚姻的經驗，“你最好能成為他的哥們，他的戰友和智囊團，時時刻刻做他的幕僚。要想婚姻保鮮，我們的日常對話上到政治形勢、經濟規律、人文歷史、商業模式、物理科學、天文常識，小到熱點事件、一部電影、一本書，絕不可能只是孩子的教育、吃喝拉撒一地雞毛。然後呢，你還得保持一個會‘撩’的狀態，從皮膚氣色到身材著裝，甚至髮型。你必須記住，你是一個女人，你不能穿一條大褲衩，蓬頭垢面地哺乳。實際上我也會有這個時候，只不過我會關起門。他拉著你的手的時候，總不能讓他覺得是拉著哥們兄弟的手吧。”職場亦是如此。“你要哺乳，你一孕傻三年，可是這和你的老闆有什麼關係？”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9期，原文標題《女人四十：中年轉折期與自我重啟》
今天的女性越來越渴望在種種身份之外，探究自身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精神內核和成長空間。有研究者認為，中年期轉折會發生在40歲出頭的時候。在這一時期，人們努力解決個人的問題。她們意識到自己有能力打破過去，並創造嶄新的生活。如果順利度過這個人生階段，她的智慧、有見識、同情心、視野開闊等品質將會出現。
主筆/徐菁菁
（插圖 範薇）
四十之惑
我生於1983年，今年正式跨過35歲門檻，邁向40歲大關。前兩天，高中同學群里正在熱聊，一位女同學A給我發了條私信：“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堂堂一個名校群，內容全是苟且和自我滿足的大秀場。”
令她怨聲載道的是這個群裡的例行話題：一線二線三線城市的學區房價格幾何，公立私立學校的門檻在哪裡，各種職業的收入、待遇和編制。“中年父母群嘛。”我回應道。作為一名正在考慮幼兒園名額的新晉老母親，我為詩與遠方搖旗吶喊的底氣有些不足。畢竟，家長裡短的討論背後是實實在在的焦慮。
當不惑之年逼近，“中年危機”四個字早已被我身邊年齡相仿的朋友們掛在嘴邊。仔細想來，對於男性和女性而言，這場危機的表現大相徑庭。1974年，美國作家蓋爾·希伊（Gail Sheehy）寫了本暢銷書《過渡期：成人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危機》。這是關於“中年危機”概念最早的文本之一。希伊在書裡塑造的典型是一位40歲男性，他雖然已經達到自己的職業目標，但是卻不免感到鬱郁不得志。他覺得自己被困住了，於是責怪工作，或者妻子，或者身邊的一切。他幻想著打破這個牢籠，也許是藉由一個有趣的女人，一個全新的工作領域，或是一個不同的城市。
美國作家蓋爾·希伊在自己的暢銷書中描繪了典型的40歲男性中年危機（視覺中國供圖）
如果說男性的危機源於對事業的不滿足，對既定生活的厭倦，對未來可能性的追求，那麼，傳統的女性“中年危機”要“實在”得多。1980年，女作家諶容在中篇小說《人到中年》裡描述了42歲的眼科女大夫陸文婷的力不從心。陸文婷做了18年業務骨幹，還是個最底層的住院大夫，拿56塊半的工資，擠12平方米的蝸居。總而言之：40歲女性，外有工作，內有家庭；上要供養父母，下要照顧丈夫兒女。她們被認可，不僅僅是因為才幹，更是因為她們對艱苦生活的忍耐力，以及她們願意做出的自我犧牲。
時至今日，陸文婷依然廣泛存在，但我發現，她已經不再對三四十歲女性的境遇具有概括性的意義。在我的身邊，女性們各有各的“人生課題”。一些人在考慮事業的進退。3年前，為了償還給公公治療癌症欠下的家庭負債，40歲的皮膚科大夫田豔麗從工作了快20年的三甲醫院辭職，進入民營醫療美容機構。去年，當家庭債務已經不再成為問題的時候，她決定自行創業。新診所開在北京最繁華的地段。每天早晨7點，田豔麗會在健身房揮汗如雨兩個小時，既是為了對抗中年上身的贅肉，也是為了排解負擔一支團隊前程的壓力。
另一些人在情感和婚姻的門檻上徘徊。央視前主持人李小萌還記得，自己年過30以後，父母曾和她說：“本來我們的晚年挺好的，就是因為我們的女兒，我們顯得很淒涼。你要說這輩子就不打算結婚，我們也沒有念想了，如果還打算結婚，能快點嗎？”李小萌和父母打保票說33歲解決問題，事實上，直到37歲，她才步入婚姻，趕在40歲之前，初嘗成為母親的滋味。
我的女同學A承認，她之所以在掌管一傢俬營企業的同時，還過著電影、旅行、咖啡、閱讀加健身一樣不落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己尚屬單身。她說，她並非不婚一族，可是，遇到合適的人真不容易。“挺多人不懂得互相欣賞、互相尊重。有些男性看起來條件挺好的，但往往自鳴得意；另外一些人感到自己條件稍微不足，就不太敢跟我接觸。好多長輩說我氣場有點大，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唄，我也挺有自知之明。”經過審慎的考察，A決定在38歲之前去美國凍卵。儘管如此，她還是會糾結：在管理企業、照顧母親之餘，她是否還有精力承擔養育一個孩子的責任？如果生活在一個單親家庭，這個孩子會幸福嗎？
焦慮、困惑和壓力的多樣化首先是因為，在今天，在許多女性的生命進程中，30歲到40歲已經成為了一個特殊的階段。早期心理學家曾一度認為，從青春期結束到進入老年期之前的人生階段是相對平緩的高原，但事實並非如此。
成長和衰退貫穿人的一生，兩者之間的平衡因人而異。發展心理學研究認為，從青春期到承擔起成年期責任之間的過渡並不是一蹴而就和涇渭分明的。20歲到40歲被視為成年早期，人們通常在這段時間離開父母、組建和經營家庭，並在選定的工作中努力證明自己；他們面對現實世界，尋找方法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在成年早期，你將第一次獨立面對人生中的許多重大決定，而因為缺乏經驗，你會覺得你的每一個決定，無論關乎工作還是感情，都可能會影響你今後的命運。
過去，標誌“成年”的里程碑式事件——畢業、離家、經濟獨立、結婚、生子通常會在20歲到30歲之前完成。但在今天，人們已經不再按照這個步調生活。根據美國統計局的數據，上世紀60年代有77%的女性在30歲之前已經完成了這五大事件，而到了2000年，只有少於1/2的30歲女性實現了這些目標。同樣的改變也發生在中國。從1990年至2017年，我國育齡婦女平均初婚年齡推遲了4歲多。在上海、廣州、北京、江蘇等經濟發達地區，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已經逼近或者超過30歲。
耶魯大學已故教授、心理學家丹尼爾·萊文森（視覺中國供圖）
耶魯大學已故教授、心理學家丹尼爾·萊文森（Daniel J. Levinson）認為，成年期的發展涵蓋了穩定和轉折的交替。在轉折時期，個體會重新調整自己的價值觀、信念和優勢。穩定期與轉折期的區別在於生活結構是否發生了變化。而所謂“生活結構”，就是個人社會角色和職業角色的綜合體。
我身邊有大量高學歷女性，她們30歲之前的絕大多數時光都被用於求學，臨近30歲事業才剛剛起步。她們需要在30歲到40歲的10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完成個人社會角色和職業角色的轉變：從未婚到已婚，從女兒變成母親，制定職業目標，決定事業和家庭在個人生活中的配比。也就是說，她們將在一個相對短暫的轉折期中迎接密集的變化，承擔它們所帶來的壓力。
相比較於同樣推遲了人生進程的男性而言，女性的特殊性還在於殘酷的生物倒計時。許多醫學科普告訴我們，35歲以後，女性生育能力將經歷“斷崖式”的變化：每月排出卵泡的數量和質量將大幅下降，發生的孕期併發症、胎兒染色體異常等狀況的概率將大大上升。這場倒計時的心理紅線非常明確。有統計顯示，到40歲時，女性每個生理週期的懷孕概率低於5%。每一個逼近35歲的女性，無論她是否已經擁有穩定的感情，只要她尚未下定不做母親的堅實決心，都會在這道紅線面前陷入自我詰問。
“我妹妹和我說：你們這些文藝女青年的價值觀我們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得想清楚一點，以後要不要孩子？”編劇王伊記得，30歲以後，家裡當醫生的妹妹扛起了催婚大旗。“被醫生警告，我的人生就算進入倒計時。”
那個時候，在業界摸爬滾打多年，王伊剛開始有了一些知名作品，進入事業的爬坡期。她告訴我，她寫了一部劇本，創作的過程很辛苦，熬到得了鼻炎，月經不調。她幫一個朋友去看要租的房子，裡面住的租客是個臺灣中醫，屋子裡都是熬藥的罐子。
王伊天生好奇心強。“我問他：這些都是什麼玩意兒？
他回答：都是女人的藥。
我問：怎麼有這麼多女人要吃藥？
他答：懷不上孕的，臉上長痘痘的，睡不著覺的，各種各樣的女人。
說完他看了我一眼：你也快了。
我說：你是看病的還是算命的？
他說：看病和算命本來也差不多。你氣血不好，要是再不調整，估計快沒了。
我問：沒了是什麼意思？
他答：沒了的意思就是你生不出孩子來。”
這場戲劇性的遭遇讓王伊心裡狠狠地咯噔了一下。
“我承認我沒有做好孤獨終老的準備。一些功成名就的女編劇終身都沒有孩子。她們會跟我說：這個世界上不缺一部劇本，但是你卻缺一個孩子。我以過來人的身份告訴你，女人還是得有一個孩子，這樣你的人生才能圓滿。”
做全職媽媽的經歷啟發編劇王伊創作了新劇本。在這個過程中，她也重新認識了自我 （寶丁 攝）
王伊決定生孩子，可是這件事的複雜性遠遠超過了“成為母親”這個範疇本身，它意味著一連串關係的調整。“要生孩子，你首先得選擇婚姻。等你有了婚姻，把孩子生下來的時候，你以為你可以漂漂亮亮重出江湖，去健身房，去工作，其實根本不是這樣，你的新生活才剛剛開始。項目可以不做了，工作可以說老闆我炒了你，孩子是你永遠無法擺脫的最苛刻的甲方。”
最常見的事業和家庭的衝突，僅僅是受影響的一個方面。王伊說，生孩子之前，她覺得自己一個人就是一支軍隊，完成工作，照顧家人，可以單槍匹馬無所不能，唯獨帶孩子這事讓她認了慫。她心裡清楚，憑她的性格如果一直當全職媽媽，不僅她瘋，孩子、先生也不得安寧。“我必須承認世界上總有一些事情是我一個人做不成的，我需要別人的合作，就必須放低姿態。”她觀察到，有些媽媽選擇請老人幫忙照顧孩子，家庭內部的格局就此改變。“一些人的原生家庭矛盾大，在父母面前驕傲了一輩子，也不得不低了頭。”
今年王伊寫的新劇《我們都要好好的》播出，開場就是劉濤扮演的全職媽媽“尋找”得了抑鬱症，要和金融精英老公離婚。不少人覺得劇情有漏洞：“尋找”受不了帶孩子做家務的生活，她家有錢，為什麼不請個全職阿姨呢？“說這句話的人，他們不瞭解生活的真相。”王伊感嘆。王伊沒有父母和婆婆幫忙帶孩子，只能依靠阿姨，但這也是一個修羅場。“且不說找來的阿姨是否能夠按照你的想法帶孩子，你想讓她安心在家裡工作，就得像對親人一樣對待她。這又是一段難以處理的關係。”王伊觀察家裡的全職阿姨，她會自然地批評懲罰孩子；每天晚上，她要第一個洗澡，這時，她會指揮安排王伊和先生來看孩子。王伊突然意識到，有時候，阿姨其實在扮演她媽媽的角色，最大的區別是這段虛擬家人關係會因為僱傭合同的解除畫上句號。
“亦舒一代”
暢銷書女作家林特特今年剛好40歲。2001年她在一個叫“文學世界後花園”的網站上開始寫作。網站有一個分論壇叫“亦舒論壇”，後來出了包括黃佟佟、蔣勝男在內的很多女作家，大家多少都受到亦舒的影響。“我上大學的時候，有朋友特別瞧不上這件事情，說一個人的人生觀怎麼居然要從小說而不是哲學書當中得到滋養？”林特特說，“我很不服氣，我沒有別的更好選擇。我們沒有接受過性別教育，一個女性應該是什麼樣子，那不就只能從小說裡面學習嗎？”
林特特的理想就是當亦舒女郎。亦舒女郎是那個時代的“港女”，最大特徵：“經濟獨立，精神自由。”她們不是溫婉柔弱的，希望像男性一樣獨立、理性、擁有成就，婚姻和感情只是錦上添花。林特特也是這麼要求自己的。二三十歲的時候，她努力寫作，在出版社的工作風生水起，還自己創業辦了文化公司。但是她發現，亦舒女郎也有不可控的煩惱。她記得，大概5年前，她迎來了一個事業的高光時刻：她的第一本書賣得特別好，出版社為她組織了一場盛大的發佈會，請了很多媒體。發佈會開完，慶功宴上，“紅酒剛剛倒進杯子裡，還沒來得及碰杯喝一口”，林特特接到了家裡老人的電話。老人和家裡的保姆起了衝突，幾乎就要有肢體上的碰撞。電話那頭雞飛狗跳，孩子哇哇大哭，她只能做出一個選擇：放下酒杯，告訴主辦方家裡出事了，非常不體面地離開了一個原本屬於她的盛大場合。
出租車走到半路，林特特心裡委屈極了，大哭起來：“我當時就覺得，職業女性的光鮮就像肥皂泡一樣，看著美麗，其實經不起一個針尖的觸碰。”“這時候我突然想起來，我先生去哪兒了？當時他在參加一個沙龍活動，而他並不是主角。”回到家裡，林特特問老人為什麼不給先生打電話，答案是：“他是個男的，這個應該是你女的來處理。”
而如果一個女性更希望履行家庭責任，回家做了一名全職主婦，很可能遇到另外一個悖論：儘管人們都認為家庭和孩子很重要，但你的付出大概率不會得到認可。為了寫劇本《我們都要好好的》，王伊訪談了許多全職媽媽和她們的先生，不少夫妻開開心心帶著孩子前來，面紅耳赤或者大打出手地離開。
王伊把她的丈夫“向前”設定為“喪偶式婚姻”的代表人物——大男子主義，崇尚中國式成功，一心賺錢養家，但很少有時間回家。她認為，妻子“尋找”有充分理由對生活不滿。但電視劇播出以後，全職媽媽“尋找”引發了不少爭議。網上有很多人不理解她為什麼會得抑鬱症，為什麼要離婚。有人評論說：“只覺得作，大多女人要有那樣的男人做老公，帥氣多金有能力，住著豪宅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嘴都要笑歪好嗎？”在王伊看來，“向前”代表著以成敗、以社會財富地位高低論英雄的價值觀。而這種價值觀自然並不會認可全職媽媽的價值。
暢銷書作家林特特的理想是做“亦舒女郎”
對於中國女性的兩難境地，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戴錦華曾有一個精妙的比喻：“花木蘭困境”——當家國需要的時候，“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她和男性一樣披掛上陣；而當使命完成，“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她又重新迴歸家庭生活。戴錦華尖銳地指出，事實上，花木蘭比今天的女性幸運，她所面臨的挑戰只是在兩種角色之間切換，而1949年之後，中國經歷了空前的婦女解放運動，在完成了對女性精神性別解放和肉體奴役消除的同時，“女性”身份也變為一種子虛烏有。一方面，所謂“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社會要求女性這一性別群體，和男人一樣承擔公民的義務與責任，接受男性社群的全部行為準則，與男性“並肩戰鬥”，創造生產力價值；另一方面，家庭角色對她們的要求也並沒有降低。
林特特生於1979年，正好是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之初。一些學者認為，這一政策本身也在某種程度上模糊了性別區隔，簡單地說，因為只有一個孩子，過去很多家庭“望子成龍”的期望也會投射到女性身上。新一代女性更加投入地參與社會的競爭結構，對卓越和成功有了更高的追求。家庭和事業兩種角色要求激起的衝突勢必在她們的內心激起更大的波瀾。“工作和生活本來應該是一個完美的共同體，在‘70後’‘80後’身上，卻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體。”王伊說，“他們有理想有追求也有自己的生活主張，渴望成功，卻很難像‘60後’那樣專注，同時又不如‘90後’那麼自我和灑脫，所以他們註定是糾結的一代，註定要用大把的時間和生活、和自己，以及周圍的世界撕扯。”中山大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學院副教授裴諭新曾經感嘆，“70後”女性會發現，自己並不比母親更幸福。“她們的痛苦與糾結甚至可能比母親更多：母親可以抱怨時代、抱怨配偶、心甘情願做一輩子怨婦，她們卻沒法承受‘怨婦’這一形象。她們也沒法抱怨社會，因為在她們成長的年代，已經擁有選擇的自由。”
事實的另外一面是：自由也是有限度和條件的。亦舒女郎們要扮演的社會角色可能並不比陸文婷們更多，但所要達到的標尺更高。最顯著的是，在我們的時代，做一個理想的母親幾乎是無法企及的高度。
從是否順產、是否母乳餵養，到哺乳的時間持續多久，都會成為評判一個母親的標準。你會在各種育兒書籍和課程上學到，0到3歲是人生的黃金期，母親在這個階段的付出和投入，幾乎可以決定孩子未來的人格形塑，影響他一生的發展。今天育兒活動的安排，不再是隨興或漫無目的地打發時間，而是需要更有計劃性地導向特定的訓練內涵和任務指標。給孩子讀什麼書、聽什麼音樂，都應該是一系列精心的搜尋、比較和研究後的決定。
上世紀90年代，美國社會學者香農·海耶斯（Sharon Hays）把這種新現象稱作“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它強調以孩子為中心的教養方式，專家論述的權威性，以及在育兒過程裡，母親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和心力。統計數據顯示，1975年，美國全職母親平均每週花11個小時在家照顧孩子，包括日常照料以及培養孩子能力的各種活動，比如閱讀和專注力遊戲等，在外工作的母親在這方面花費的時間是6個小時。而今天，全職母親平均每週在同樣的事情上要花17個小時，上班族母親則要花11個小時左右。這就意味著今天的上班族母親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時間和1975年的全職母親一樣多。
被高要求的不只是媽媽。和我見面這天，王伊給我看她和先生的聊天記錄。“今天早上他跟我聊的第一件是科創板的股票，第二件事是我倆約定去聽關於內容產業進化論的講座。”“現在這個社會，你不要太高估一個男人的強大。”她和我說起婚姻的經驗，“你最好能成為他的哥們，他的戰友和智囊團，時時刻刻做他的幕僚。要想婚姻保鮮，我們的日常對話上到政治形勢、經濟規律、人文歷史、商業模式、物理科學、天文常識，小到熱點事件、一部電影、一本書，絕不可能只是孩子的教育、吃喝拉撒一地雞毛。然後呢，你還得保持一個會‘撩’的狀態，從皮膚氣色到身材著裝，甚至髮型。你必須記住，你是一個女人，你不能穿一條大褲衩，蓬頭垢面地哺乳。實際上我也會有這個時候，只不過我會關起門。他拉著你的手的時候，總不能讓他覺得是拉著哥們兄弟的手吧。”職場亦是如此。“你要哺乳，你一孕傻三年，可是這和你的老闆有什麼關係？”
Facebook 首席運營官雪莉·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一書中講述了孩子出生時，她如何平衡事業和母親
Facebook首席運營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算是全球職業女性的典範。她寫了一本名叫《向前一步》的書，鼓勵女性在職場勇往直前。但這本書裡，最讓我唏噓的是，孩子出生前後她在職場裡的掙扎。生完孩子的當天，桑德伯格已經開始在病床上處理工作郵件。3個月後，所謂的產假結束了，迴歸工作的第一天，當她把車倒出車庫，正要去辦公室的時候，胸口突然感到一種重壓感，眼淚就順著臉頰流下來。她意識到，如果她還是和從前一樣每天工作12個小時，就得在孩子醒來時離家，在他睡著時到家。她必須調整工作時間。從此，她開始早上9點到公司，下午5點30分離開公司，這樣就能夠保證上班前、下班後及時地給孩子餵奶，然後再哄他睡覺。但桑德伯格很擔心這份出勤記錄會損害她的公信力，甚至讓她丟了這份工作。於是，她不得不在早上5點就開始查收郵件，每天晚上孩子入睡後，她會再回到電腦前繼續當天的工作。與此同時，她竭盡全力不讓大多數人知道她的新時間表。助手卡米爾出了個絕妙的主意，建議她把每天的第一個會議和最後一個會議安排在其他辦公樓進行，這樣可以讓“實際到達和離開辦公樓時不至於太招搖”。如果桑德伯格必須從她的辦公室直接下班，她就會先在大廳裡觀察停車場，瞅準沒人的時候才會衝出去發動汽車。
一個女性要想滴水不漏，職業、婚姻、孩子、家庭關係都光鮮亮麗，就要全力以赴。這意味著什麼？不久前，我和一個編劇朋友聊天，她手頭正在寫一個半科幻的劇本，已經換了幾次人設。“本來要寫‘傻白甜’，但觀眾已經不喜歡這種類型了。”她提到，現在大女主影視劇越來越多，本質都是表現女性自強，有謀略，靠自己。於是，她的劇本的最新走向是“超級英雄路線”，“實際上就是女超人”。我想知道女超人都有哪些現實困境。她告訴我：“女超人是個孤兒，從小被流浪漢收養，唯一的亮光是未婚夫，但是被人害死了，並沒有啥現實困境。”“我明白了，無父無母，未婚無娃，所以她才能當女超人。”我總結道。她哈哈大笑起來。
也許，我的總結還不夠完善。和林特特聊天的時候，我問她是不是已經實現了做亦舒女郎的理想。“我肯定不能說我達到了，”她想了想，“至少有一點，我還得再瘦20斤，亦舒女郎都很瘦，對吧。”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9期，原文標題《女人四十：中年轉折期與自我重啟》
今天的女性越來越渴望在種種身份之外，探究自身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精神內核和成長空間。有研究者認為，中年期轉折會發生在40歲出頭的時候。在這一時期，人們努力解決個人的問題。她們意識到自己有能力打破過去，並創造嶄新的生活。如果順利度過這個人生階段，她的智慧、有見識、同情心、視野開闊等品質將會出現。
主筆/徐菁菁
（插圖 範薇）
四十之惑
我生於1983年，今年正式跨過35歲門檻，邁向40歲大關。前兩天，高中同學群里正在熱聊，一位女同學A給我發了條私信：“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堂堂一個名校群，內容全是苟且和自我滿足的大秀場。”
令她怨聲載道的是這個群裡的例行話題：一線二線三線城市的學區房價格幾何，公立私立學校的門檻在哪裡，各種職業的收入、待遇和編制。“中年父母群嘛。”我回應道。作為一名正在考慮幼兒園名額的新晉老母親，我為詩與遠方搖旗吶喊的底氣有些不足。畢竟，家長裡短的討論背後是實實在在的焦慮。
當不惑之年逼近，“中年危機”四個字早已被我身邊年齡相仿的朋友們掛在嘴邊。仔細想來，對於男性和女性而言，這場危機的表現大相徑庭。1974年，美國作家蓋爾·希伊（Gail Sheehy）寫了本暢銷書《過渡期：成人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危機》。這是關於“中年危機”概念最早的文本之一。希伊在書裡塑造的典型是一位40歲男性，他雖然已經達到自己的職業目標，但是卻不免感到鬱郁不得志。他覺得自己被困住了，於是責怪工作，或者妻子，或者身邊的一切。他幻想著打破這個牢籠，也許是藉由一個有趣的女人，一個全新的工作領域，或是一個不同的城市。
美國作家蓋爾·希伊在自己的暢銷書中描繪了典型的40歲男性中年危機（視覺中國供圖）
如果說男性的危機源於對事業的不滿足，對既定生活的厭倦，對未來可能性的追求，那麼，傳統的女性“中年危機”要“實在”得多。1980年，女作家諶容在中篇小說《人到中年》裡描述了42歲的眼科女大夫陸文婷的力不從心。陸文婷做了18年業務骨幹，還是個最底層的住院大夫，拿56塊半的工資，擠12平方米的蝸居。總而言之：40歲女性，外有工作，內有家庭；上要供養父母，下要照顧丈夫兒女。她們被認可，不僅僅是因為才幹，更是因為她們對艱苦生活的忍耐力，以及她們願意做出的自我犧牲。
時至今日，陸文婷依然廣泛存在，但我發現，她已經不再對三四十歲女性的境遇具有概括性的意義。在我的身邊，女性們各有各的“人生課題”。一些人在考慮事業的進退。3年前，為了償還給公公治療癌症欠下的家庭負債，40歲的皮膚科大夫田豔麗從工作了快20年的三甲醫院辭職，進入民營醫療美容機構。去年，當家庭債務已經不再成為問題的時候，她決定自行創業。新診所開在北京最繁華的地段。每天早晨7點，田豔麗會在健身房揮汗如雨兩個小時，既是為了對抗中年上身的贅肉，也是為了排解負擔一支團隊前程的壓力。
另一些人在情感和婚姻的門檻上徘徊。央視前主持人李小萌還記得，自己年過30以後，父母曾和她說：“本來我們的晚年挺好的，就是因為我們的女兒，我們顯得很淒涼。你要說這輩子就不打算結婚，我們也沒有念想了，如果還打算結婚，能快點嗎？”李小萌和父母打保票說33歲解決問題，事實上，直到37歲，她才步入婚姻，趕在40歲之前，初嘗成為母親的滋味。
我的女同學A承認，她之所以在掌管一傢俬營企業的同時，還過著電影、旅行、咖啡、閱讀加健身一樣不落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己尚屬單身。她說，她並非不婚一族，可是，遇到合適的人真不容易。“挺多人不懂得互相欣賞、互相尊重。有些男性看起來條件挺好的，但往往自鳴得意；另外一些人感到自己條件稍微不足，就不太敢跟我接觸。好多長輩說我氣場有點大，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唄，我也挺有自知之明。”經過審慎的考察，A決定在38歲之前去美國凍卵。儘管如此，她還是會糾結：在管理企業、照顧母親之餘，她是否還有精力承擔養育一個孩子的責任？如果生活在一個單親家庭，這個孩子會幸福嗎？
焦慮、困惑和壓力的多樣化首先是因為，在今天，在許多女性的生命進程中，30歲到40歲已經成為了一個特殊的階段。早期心理學家曾一度認為，從青春期結束到進入老年期之前的人生階段是相對平緩的高原，但事實並非如此。
成長和衰退貫穿人的一生，兩者之間的平衡因人而異。發展心理學研究認為，從青春期到承擔起成年期責任之間的過渡並不是一蹴而就和涇渭分明的。20歲到40歲被視為成年早期，人們通常在這段時間離開父母、組建和經營家庭，並在選定的工作中努力證明自己；他們面對現實世界，尋找方法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在成年早期，你將第一次獨立面對人生中的許多重大決定，而因為缺乏經驗，你會覺得你的每一個決定，無論關乎工作還是感情，都可能會影響你今後的命運。
過去，標誌“成年”的里程碑式事件——畢業、離家、經濟獨立、結婚、生子通常會在20歲到30歲之前完成。但在今天，人們已經不再按照這個步調生活。根據美國統計局的數據，上世紀60年代有77%的女性在30歲之前已經完成了這五大事件，而到了2000年，只有少於1/2的30歲女性實現了這些目標。同樣的改變也發生在中國。從1990年至2017年，我國育齡婦女平均初婚年齡推遲了4歲多。在上海、廣州、北京、江蘇等經濟發達地區，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已經逼近或者超過30歲。
耶魯大學已故教授、心理學家丹尼爾·萊文森（視覺中國供圖）
耶魯大學已故教授、心理學家丹尼爾·萊文森（Daniel J. Levinson）認為，成年期的發展涵蓋了穩定和轉折的交替。在轉折時期，個體會重新調整自己的價值觀、信念和優勢。穩定期與轉折期的區別在於生活結構是否發生了變化。而所謂“生活結構”，就是個人社會角色和職業角色的綜合體。
我身邊有大量高學歷女性，她們30歲之前的絕大多數時光都被用於求學，臨近30歲事業才剛剛起步。她們需要在30歲到40歲的10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完成個人社會角色和職業角色的轉變：從未婚到已婚，從女兒變成母親，制定職業目標，決定事業和家庭在個人生活中的配比。也就是說，她們將在一個相對短暫的轉折期中迎接密集的變化，承擔它們所帶來的壓力。
相比較於同樣推遲了人生進程的男性而言，女性的特殊性還在於殘酷的生物倒計時。許多醫學科普告訴我們，35歲以後，女性生育能力將經歷“斷崖式”的變化：每月排出卵泡的數量和質量將大幅下降，發生的孕期併發症、胎兒染色體異常等狀況的概率將大大上升。這場倒計時的心理紅線非常明確。有統計顯示，到40歲時，女性每個生理週期的懷孕概率低於5%。每一個逼近35歲的女性，無論她是否已經擁有穩定的感情，只要她尚未下定不做母親的堅實決心，都會在這道紅線面前陷入自我詰問。
“我妹妹和我說：你們這些文藝女青年的價值觀我們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得想清楚一點，以後要不要孩子？”編劇王伊記得，30歲以後，家裡當醫生的妹妹扛起了催婚大旗。“被醫生警告，我的人生就算進入倒計時。”
那個時候，在業界摸爬滾打多年，王伊剛開始有了一些知名作品，進入事業的爬坡期。她告訴我，她寫了一部劇本，創作的過程很辛苦，熬到得了鼻炎，月經不調。她幫一個朋友去看要租的房子，裡面住的租客是個臺灣中醫，屋子裡都是熬藥的罐子。
王伊天生好奇心強。“我問他：這些都是什麼玩意兒？
他回答：都是女人的藥。
我問：怎麼有這麼多女人要吃藥？
他答：懷不上孕的，臉上長痘痘的，睡不著覺的，各種各樣的女人。
說完他看了我一眼：你也快了。
我說：你是看病的還是算命的？
他說：看病和算命本來也差不多。你氣血不好，要是再不調整，估計快沒了。
我問：沒了是什麼意思？
他答：沒了的意思就是你生不出孩子來。”
這場戲劇性的遭遇讓王伊心裡狠狠地咯噔了一下。
“我承認我沒有做好孤獨終老的準備。一些功成名就的女編劇終身都沒有孩子。她們會跟我說：這個世界上不缺一部劇本，但是你卻缺一個孩子。我以過來人的身份告訴你，女人還是得有一個孩子，這樣你的人生才能圓滿。”
做全職媽媽的經歷啟發編劇王伊創作了新劇本。在這個過程中，她也重新認識了自我 （寶丁 攝）
王伊決定生孩子，可是這件事的複雜性遠遠超過了“成為母親”這個範疇本身，它意味著一連串關係的調整。“要生孩子，你首先得選擇婚姻。等你有了婚姻，把孩子生下來的時候，你以為你可以漂漂亮亮重出江湖，去健身房，去工作，其實根本不是這樣，你的新生活才剛剛開始。項目可以不做了，工作可以說老闆我炒了你，孩子是你永遠無法擺脫的最苛刻的甲方。”
最常見的事業和家庭的衝突，僅僅是受影響的一個方面。王伊說，生孩子之前，她覺得自己一個人就是一支軍隊，完成工作，照顧家人，可以單槍匹馬無所不能，唯獨帶孩子這事讓她認了慫。她心裡清楚，憑她的性格如果一直當全職媽媽，不僅她瘋，孩子、先生也不得安寧。“我必須承認世界上總有一些事情是我一個人做不成的，我需要別人的合作，就必須放低姿態。”她觀察到，有些媽媽選擇請老人幫忙照顧孩子，家庭內部的格局就此改變。“一些人的原生家庭矛盾大，在父母面前驕傲了一輩子，也不得不低了頭。”
今年王伊寫的新劇《我們都要好好的》播出，開場就是劉濤扮演的全職媽媽“尋找”得了抑鬱症，要和金融精英老公離婚。不少人覺得劇情有漏洞：“尋找”受不了帶孩子做家務的生活，她家有錢，為什麼不請個全職阿姨呢？“說這句話的人，他們不瞭解生活的真相。”王伊感嘆。王伊沒有父母和婆婆幫忙帶孩子，只能依靠阿姨，但這也是一個修羅場。“且不說找來的阿姨是否能夠按照你的想法帶孩子，你想讓她安心在家裡工作，就得像對親人一樣對待她。這又是一段難以處理的關係。”王伊觀察家裡的全職阿姨，她會自然地批評懲罰孩子；每天晚上，她要第一個洗澡，這時，她會指揮安排王伊和先生來看孩子。王伊突然意識到，有時候，阿姨其實在扮演她媽媽的角色，最大的區別是這段虛擬家人關係會因為僱傭合同的解除畫上句號。
“亦舒一代”
暢銷書女作家林特特今年剛好40歲。2001年她在一個叫“文學世界後花園”的網站上開始寫作。網站有一個分論壇叫“亦舒論壇”，後來出了包括黃佟佟、蔣勝男在內的很多女作家，大家多少都受到亦舒的影響。“我上大學的時候，有朋友特別瞧不上這件事情，說一個人的人生觀怎麼居然要從小說而不是哲學書當中得到滋養？”林特特說，“我很不服氣，我沒有別的更好選擇。我們沒有接受過性別教育，一個女性應該是什麼樣子，那不就只能從小說裡面學習嗎？”
林特特的理想就是當亦舒女郎。亦舒女郎是那個時代的“港女”，最大特徵：“經濟獨立，精神自由。”她們不是溫婉柔弱的，希望像男性一樣獨立、理性、擁有成就，婚姻和感情只是錦上添花。林特特也是這麼要求自己的。二三十歲的時候，她努力寫作，在出版社的工作風生水起，還自己創業辦了文化公司。但是她發現，亦舒女郎也有不可控的煩惱。她記得，大概5年前，她迎來了一個事業的高光時刻：她的第一本書賣得特別好，出版社為她組織了一場盛大的發佈會，請了很多媒體。發佈會開完，慶功宴上，“紅酒剛剛倒進杯子裡，還沒來得及碰杯喝一口”，林特特接到了家裡老人的電話。老人和家裡的保姆起了衝突，幾乎就要有肢體上的碰撞。電話那頭雞飛狗跳，孩子哇哇大哭，她只能做出一個選擇：放下酒杯，告訴主辦方家裡出事了，非常不體面地離開了一個原本屬於她的盛大場合。
出租車走到半路，林特特心裡委屈極了，大哭起來：“我當時就覺得，職業女性的光鮮就像肥皂泡一樣，看著美麗，其實經不起一個針尖的觸碰。”“這時候我突然想起來，我先生去哪兒了？當時他在參加一個沙龍活動，而他並不是主角。”回到家裡，林特特問老人為什麼不給先生打電話，答案是：“他是個男的，這個應該是你女的來處理。”
而如果一個女性更希望履行家庭責任，回家做了一名全職主婦，很可能遇到另外一個悖論：儘管人們都認為家庭和孩子很重要，但你的付出大概率不會得到認可。為了寫劇本《我們都要好好的》，王伊訪談了許多全職媽媽和她們的先生，不少夫妻開開心心帶著孩子前來，面紅耳赤或者大打出手地離開。
王伊把她的丈夫“向前”設定為“喪偶式婚姻”的代表人物——大男子主義，崇尚中國式成功，一心賺錢養家，但很少有時間回家。她認為，妻子“尋找”有充分理由對生活不滿。但電視劇播出以後，全職媽媽“尋找”引發了不少爭議。網上有很多人不理解她為什麼會得抑鬱症，為什麼要離婚。有人評論說：“只覺得作，大多女人要有那樣的男人做老公，帥氣多金有能力，住著豪宅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嘴都要笑歪好嗎？”在王伊看來，“向前”代表著以成敗、以社會財富地位高低論英雄的價值觀。而這種價值觀自然並不會認可全職媽媽的價值。
暢銷書作家林特特的理想是做“亦舒女郎”
對於中國女性的兩難境地，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戴錦華曾有一個精妙的比喻：“花木蘭困境”——當家國需要的時候，“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她和男性一樣披掛上陣；而當使命完成，“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她又重新迴歸家庭生活。戴錦華尖銳地指出，事實上，花木蘭比今天的女性幸運，她所面臨的挑戰只是在兩種角色之間切換，而1949年之後，中國經歷了空前的婦女解放運動，在完成了對女性精神性別解放和肉體奴役消除的同時，“女性”身份也變為一種子虛烏有。一方面，所謂“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社會要求女性這一性別群體，和男人一樣承擔公民的義務與責任，接受男性社群的全部行為準則，與男性“並肩戰鬥”，創造生產力價值；另一方面，家庭角色對她們的要求也並沒有降低。
林特特生於1979年，正好是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之初。一些學者認為，這一政策本身也在某種程度上模糊了性別區隔，簡單地說，因為只有一個孩子，過去很多家庭“望子成龍”的期望也會投射到女性身上。新一代女性更加投入地參與社會的競爭結構，對卓越和成功有了更高的追求。家庭和事業兩種角色要求激起的衝突勢必在她們的內心激起更大的波瀾。“工作和生活本來應該是一個完美的共同體，在‘70後’‘80後’身上，卻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體。”王伊說，“他們有理想有追求也有自己的生活主張，渴望成功，卻很難像‘60後’那樣專注，同時又不如‘90後’那麼自我和灑脫，所以他們註定是糾結的一代，註定要用大把的時間和生活、和自己，以及周圍的世界撕扯。”中山大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學院副教授裴諭新曾經感嘆，“70後”女性會發現，自己並不比母親更幸福。“她們的痛苦與糾結甚至可能比母親更多：母親可以抱怨時代、抱怨配偶、心甘情願做一輩子怨婦，她們卻沒法承受‘怨婦’這一形象。她們也沒法抱怨社會，因為在她們成長的年代，已經擁有選擇的自由。”
事實的另外一面是：自由也是有限度和條件的。亦舒女郎們要扮演的社會角色可能並不比陸文婷們更多，但所要達到的標尺更高。最顯著的是，在我們的時代，做一個理想的母親幾乎是無法企及的高度。
從是否順產、是否母乳餵養，到哺乳的時間持續多久，都會成為評判一個母親的標準。你會在各種育兒書籍和課程上學到，0到3歲是人生的黃金期，母親在這個階段的付出和投入，幾乎可以決定孩子未來的人格形塑，影響他一生的發展。今天育兒活動的安排，不再是隨興或漫無目的地打發時間，而是需要更有計劃性地導向特定的訓練內涵和任務指標。給孩子讀什麼書、聽什麼音樂，都應該是一系列精心的搜尋、比較和研究後的決定。
上世紀90年代，美國社會學者香農·海耶斯（Sharon Hays）把這種新現象稱作“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它強調以孩子為中心的教養方式，專家論述的權威性，以及在育兒過程裡，母親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和心力。統計數據顯示，1975年，美國全職母親平均每週花11個小時在家照顧孩子，包括日常照料以及培養孩子能力的各種活動，比如閱讀和專注力遊戲等，在外工作的母親在這方面花費的時間是6個小時。而今天，全職母親平均每週在同樣的事情上要花17個小時，上班族母親則要花11個小時左右。這就意味著今天的上班族母親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時間和1975年的全職母親一樣多。
被高要求的不只是媽媽。和我見面這天，王伊給我看她和先生的聊天記錄。“今天早上他跟我聊的第一件是科創板的股票，第二件事是我倆約定去聽關於內容產業進化論的講座。”“現在這個社會，你不要太高估一個男人的強大。”她和我說起婚姻的經驗，“你最好能成為他的哥們，他的戰友和智囊團，時時刻刻做他的幕僚。要想婚姻保鮮，我們的日常對話上到政治形勢、經濟規律、人文歷史、商業模式、物理科學、天文常識，小到熱點事件、一部電影、一本書，絕不可能只是孩子的教育、吃喝拉撒一地雞毛。然後呢，你還得保持一個會‘撩’的狀態，從皮膚氣色到身材著裝，甚至髮型。你必須記住，你是一個女人，你不能穿一條大褲衩，蓬頭垢面地哺乳。實際上我也會有這個時候，只不過我會關起門。他拉著你的手的時候，總不能讓他覺得是拉著哥們兄弟的手吧。”職場亦是如此。“你要哺乳，你一孕傻三年，可是這和你的老闆有什麼關係？”
Facebook 首席運營官雪莉·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一書中講述了孩子出生時，她如何平衡事業和母親
Facebook首席運營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算是全球職業女性的典範。她寫了一本名叫《向前一步》的書，鼓勵女性在職場勇往直前。但這本書裡，最讓我唏噓的是，孩子出生前後她在職場裡的掙扎。生完孩子的當天，桑德伯格已經開始在病床上處理工作郵件。3個月後，所謂的產假結束了，迴歸工作的第一天，當她把車倒出車庫，正要去辦公室的時候，胸口突然感到一種重壓感，眼淚就順著臉頰流下來。她意識到，如果她還是和從前一樣每天工作12個小時，就得在孩子醒來時離家，在他睡著時到家。她必須調整工作時間。從此，她開始早上9點到公司，下午5點30分離開公司，這樣就能夠保證上班前、下班後及時地給孩子餵奶，然後再哄他睡覺。但桑德伯格很擔心這份出勤記錄會損害她的公信力，甚至讓她丟了這份工作。於是，她不得不在早上5點就開始查收郵件，每天晚上孩子入睡後，她會再回到電腦前繼續當天的工作。與此同時，她竭盡全力不讓大多數人知道她的新時間表。助手卡米爾出了個絕妙的主意，建議她把每天的第一個會議和最後一個會議安排在其他辦公樓進行，這樣可以讓“實際到達和離開辦公樓時不至於太招搖”。如果桑德伯格必須從她的辦公室直接下班，她就會先在大廳裡觀察停車場，瞅準沒人的時候才會衝出去發動汽車。
一個女性要想滴水不漏，職業、婚姻、孩子、家庭關係都光鮮亮麗，就要全力以赴。這意味著什麼？不久前，我和一個編劇朋友聊天，她手頭正在寫一個半科幻的劇本，已經換了幾次人設。“本來要寫‘傻白甜’，但觀眾已經不喜歡這種類型了。”她提到，現在大女主影視劇越來越多，本質都是表現女性自強，有謀略，靠自己。於是，她的劇本的最新走向是“超級英雄路線”，“實際上就是女超人”。我想知道女超人都有哪些現實困境。她告訴我：“女超人是個孤兒，從小被流浪漢收養，唯一的亮光是未婚夫，但是被人害死了，並沒有啥現實困境。”“我明白了，無父無母，未婚無娃，所以她才能當女超人。”我總結道。她哈哈大笑起來。
也許，我的總結還不夠完善。和林特特聊天的時候，我問她是不是已經實現了做亦舒女郎的理想。“我肯定不能說我達到了，”她想了想，“至少有一點，我還得再瘦20斤，亦舒女郎都很瘦，對吧。”
電視劇《人到中年》劇照。劇中的陸文婷是一代40歲女性的代表（視覺中國供圖）
自我的追問
十幾年來，林特特保持著每天寫作一千字的習慣。她需要以這種方式幫她保持一個寫作者的狀態。孩子出生以後，她一度發現自己難以為繼。照顧孩子，打理出版工作，管理公司，每天晚上9點把孩子哄睡以後，她就已經疲憊得只想一頭睡去。那時，林特特看到了一篇文章，裡面提到林徽因寫給朋友的一封信，她講述自己一天的生活：白天處理了她媽媽和保姆吵架的事，下午在畫圖——因為樑思成的親戚要來他們家裡借住，家裡的小院子要住下一大幫人，她需要籌劃安排。她寫道：現在到了晚上，我給你寫信的時候終於能抽出一點點時間來看看書寫寫文章。“我突然就覺得得到了莫大的鼓勵，原來女神的生活也是這樣的。而女神之所以稱為女神，是因為她能夠在忙忙碌碌中擠出時間看書寫字。”從那以後，林特特開始仔細管理自己的時間，她積累下來的那些經驗，甚至讓她在知識付費網站上開了一門課。
前年，林特特發現，四五年前自己想要寫下來的一些故事仍然未能完成，工作還是嚴重地影響到了自己的寫作進程。“其實，這兩件事帶給我的成就感是差不多的。這個時候就面臨一個內心的拷問：你究竟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每個人來到人世，都有他的使命，我很早就知道我是為故事而活的。”於是，38歲那年，林特特回到家裡開始全職寫作。這又是一場她必須經歷的冒險。
1983年，女演員潘虹在電影《人到中年》裡飾演陸文婷大獲成功。27年後，2010年，她曾經這樣回望這個角色：“如果我退回去，再演一個陸文婷式的人物，也不可能引起當年《人到中年》那樣的轟動效應——現在人們越來越走向自我，他們的審美觀念也越來越個性化……我覺得任何一箇中年婦女，都必須把自己當成一個最有自信的女人來看，這樣才對。要活好自己的每一天，做最好的自己，我們沒有理由放棄自己。要是我們放棄了自己，那麼我們從某種意義上符合了傳統的審美，但是我們絕對破壞了現代人的一份追求。”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9期，原文標題《女人四十：中年轉折期與自我重啟》
今天的女性越來越渴望在種種身份之外，探究自身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精神內核和成長空間。有研究者認為，中年期轉折會發生在40歲出頭的時候。在這一時期，人們努力解決個人的問題。她們意識到自己有能力打破過去，並創造嶄新的生活。如果順利度過這個人生階段，她的智慧、有見識、同情心、視野開闊等品質將會出現。
主筆/徐菁菁
（插圖 範薇）
四十之惑
我生於1983年，今年正式跨過35歲門檻，邁向40歲大關。前兩天，高中同學群里正在熱聊，一位女同學A給我發了條私信：“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堂堂一個名校群，內容全是苟且和自我滿足的大秀場。”
令她怨聲載道的是這個群裡的例行話題：一線二線三線城市的學區房價格幾何，公立私立學校的門檻在哪裡，各種職業的收入、待遇和編制。“中年父母群嘛。”我回應道。作為一名正在考慮幼兒園名額的新晉老母親，我為詩與遠方搖旗吶喊的底氣有些不足。畢竟，家長裡短的討論背後是實實在在的焦慮。
當不惑之年逼近，“中年危機”四個字早已被我身邊年齡相仿的朋友們掛在嘴邊。仔細想來，對於男性和女性而言，這場危機的表現大相徑庭。1974年，美國作家蓋爾·希伊（Gail Sheehy）寫了本暢銷書《過渡期：成人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危機》。這是關於“中年危機”概念最早的文本之一。希伊在書裡塑造的典型是一位40歲男性，他雖然已經達到自己的職業目標，但是卻不免感到鬱郁不得志。他覺得自己被困住了，於是責怪工作，或者妻子，或者身邊的一切。他幻想著打破這個牢籠，也許是藉由一個有趣的女人，一個全新的工作領域，或是一個不同的城市。
美國作家蓋爾·希伊在自己的暢銷書中描繪了典型的40歲男性中年危機（視覺中國供圖）
如果說男性的危機源於對事業的不滿足，對既定生活的厭倦，對未來可能性的追求，那麼，傳統的女性“中年危機”要“實在”得多。1980年，女作家諶容在中篇小說《人到中年》裡描述了42歲的眼科女大夫陸文婷的力不從心。陸文婷做了18年業務骨幹，還是個最底層的住院大夫，拿56塊半的工資，擠12平方米的蝸居。總而言之：40歲女性，外有工作，內有家庭；上要供養父母，下要照顧丈夫兒女。她們被認可，不僅僅是因為才幹，更是因為她們對艱苦生活的忍耐力，以及她們願意做出的自我犧牲。
時至今日，陸文婷依然廣泛存在，但我發現，她已經不再對三四十歲女性的境遇具有概括性的意義。在我的身邊，女性們各有各的“人生課題”。一些人在考慮事業的進退。3年前，為了償還給公公治療癌症欠下的家庭負債，40歲的皮膚科大夫田豔麗從工作了快20年的三甲醫院辭職，進入民營醫療美容機構。去年，當家庭債務已經不再成為問題的時候，她決定自行創業。新診所開在北京最繁華的地段。每天早晨7點，田豔麗會在健身房揮汗如雨兩個小時，既是為了對抗中年上身的贅肉，也是為了排解負擔一支團隊前程的壓力。
另一些人在情感和婚姻的門檻上徘徊。央視前主持人李小萌還記得，自己年過30以後，父母曾和她說：“本來我們的晚年挺好的，就是因為我們的女兒，我們顯得很淒涼。你要說這輩子就不打算結婚，我們也沒有念想了，如果還打算結婚，能快點嗎？”李小萌和父母打保票說33歲解決問題，事實上，直到37歲，她才步入婚姻，趕在40歲之前，初嘗成為母親的滋味。
我的女同學A承認，她之所以在掌管一傢俬營企業的同時，還過著電影、旅行、咖啡、閱讀加健身一樣不落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己尚屬單身。她說，她並非不婚一族，可是，遇到合適的人真不容易。“挺多人不懂得互相欣賞、互相尊重。有些男性看起來條件挺好的，但往往自鳴得意；另外一些人感到自己條件稍微不足，就不太敢跟我接觸。好多長輩說我氣場有點大，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唄，我也挺有自知之明。”經過審慎的考察，A決定在38歲之前去美國凍卵。儘管如此，她還是會糾結：在管理企業、照顧母親之餘，她是否還有精力承擔養育一個孩子的責任？如果生活在一個單親家庭，這個孩子會幸福嗎？
焦慮、困惑和壓力的多樣化首先是因為，在今天，在許多女性的生命進程中，30歲到40歲已經成為了一個特殊的階段。早期心理學家曾一度認為，從青春期結束到進入老年期之前的人生階段是相對平緩的高原，但事實並非如此。
成長和衰退貫穿人的一生，兩者之間的平衡因人而異。發展心理學研究認為，從青春期到承擔起成年期責任之間的過渡並不是一蹴而就和涇渭分明的。20歲到40歲被視為成年早期，人們通常在這段時間離開父母、組建和經營家庭，並在選定的工作中努力證明自己；他們面對現實世界，尋找方法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在成年早期，你將第一次獨立面對人生中的許多重大決定，而因為缺乏經驗，你會覺得你的每一個決定，無論關乎工作還是感情，都可能會影響你今後的命運。
過去，標誌“成年”的里程碑式事件——畢業、離家、經濟獨立、結婚、生子通常會在20歲到30歲之前完成。但在今天，人們已經不再按照這個步調生活。根據美國統計局的數據，上世紀60年代有77%的女性在30歲之前已經完成了這五大事件，而到了2000年，只有少於1/2的30歲女性實現了這些目標。同樣的改變也發生在中國。從1990年至2017年，我國育齡婦女平均初婚年齡推遲了4歲多。在上海、廣州、北京、江蘇等經濟發達地區，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已經逼近或者超過30歲。
耶魯大學已故教授、心理學家丹尼爾·萊文森（視覺中國供圖）
耶魯大學已故教授、心理學家丹尼爾·萊文森（Daniel J. Levinson）認為，成年期的發展涵蓋了穩定和轉折的交替。在轉折時期，個體會重新調整自己的價值觀、信念和優勢。穩定期與轉折期的區別在於生活結構是否發生了變化。而所謂“生活結構”，就是個人社會角色和職業角色的綜合體。
我身邊有大量高學歷女性，她們30歲之前的絕大多數時光都被用於求學，臨近30歲事業才剛剛起步。她們需要在30歲到40歲的10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完成個人社會角色和職業角色的轉變：從未婚到已婚，從女兒變成母親，制定職業目標，決定事業和家庭在個人生活中的配比。也就是說，她們將在一個相對短暫的轉折期中迎接密集的變化，承擔它們所帶來的壓力。
相比較於同樣推遲了人生進程的男性而言，女性的特殊性還在於殘酷的生物倒計時。許多醫學科普告訴我們，35歲以後，女性生育能力將經歷“斷崖式”的變化：每月排出卵泡的數量和質量將大幅下降，發生的孕期併發症、胎兒染色體異常等狀況的概率將大大上升。這場倒計時的心理紅線非常明確。有統計顯示，到40歲時，女性每個生理週期的懷孕概率低於5%。每一個逼近35歲的女性，無論她是否已經擁有穩定的感情，只要她尚未下定不做母親的堅實決心，都會在這道紅線面前陷入自我詰問。
“我妹妹和我說：你們這些文藝女青年的價值觀我們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得想清楚一點，以後要不要孩子？”編劇王伊記得，30歲以後，家裡當醫生的妹妹扛起了催婚大旗。“被醫生警告，我的人生就算進入倒計時。”
那個時候，在業界摸爬滾打多年，王伊剛開始有了一些知名作品，進入事業的爬坡期。她告訴我，她寫了一部劇本，創作的過程很辛苦，熬到得了鼻炎，月經不調。她幫一個朋友去看要租的房子，裡面住的租客是個臺灣中醫，屋子裡都是熬藥的罐子。
王伊天生好奇心強。“我問他：這些都是什麼玩意兒？
他回答：都是女人的藥。
我問：怎麼有這麼多女人要吃藥？
他答：懷不上孕的，臉上長痘痘的，睡不著覺的，各種各樣的女人。
說完他看了我一眼：你也快了。
我說：你是看病的還是算命的？
他說：看病和算命本來也差不多。你氣血不好，要是再不調整，估計快沒了。
我問：沒了是什麼意思？
他答：沒了的意思就是你生不出孩子來。”
這場戲劇性的遭遇讓王伊心裡狠狠地咯噔了一下。
“我承認我沒有做好孤獨終老的準備。一些功成名就的女編劇終身都沒有孩子。她們會跟我說：這個世界上不缺一部劇本，但是你卻缺一個孩子。我以過來人的身份告訴你，女人還是得有一個孩子，這樣你的人生才能圓滿。”
做全職媽媽的經歷啟發編劇王伊創作了新劇本。在這個過程中，她也重新認識了自我 （寶丁 攝）
王伊決定生孩子，可是這件事的複雜性遠遠超過了“成為母親”這個範疇本身，它意味著一連串關係的調整。“要生孩子，你首先得選擇婚姻。等你有了婚姻，把孩子生下來的時候，你以為你可以漂漂亮亮重出江湖，去健身房，去工作，其實根本不是這樣，你的新生活才剛剛開始。項目可以不做了，工作可以說老闆我炒了你，孩子是你永遠無法擺脫的最苛刻的甲方。”
最常見的事業和家庭的衝突，僅僅是受影響的一個方面。王伊說，生孩子之前，她覺得自己一個人就是一支軍隊，完成工作，照顧家人，可以單槍匹馬無所不能，唯獨帶孩子這事讓她認了慫。她心裡清楚，憑她的性格如果一直當全職媽媽，不僅她瘋，孩子、先生也不得安寧。“我必須承認世界上總有一些事情是我一個人做不成的，我需要別人的合作，就必須放低姿態。”她觀察到，有些媽媽選擇請老人幫忙照顧孩子，家庭內部的格局就此改變。“一些人的原生家庭矛盾大，在父母面前驕傲了一輩子，也不得不低了頭。”
今年王伊寫的新劇《我們都要好好的》播出，開場就是劉濤扮演的全職媽媽“尋找”得了抑鬱症，要和金融精英老公離婚。不少人覺得劇情有漏洞：“尋找”受不了帶孩子做家務的生活，她家有錢，為什麼不請個全職阿姨呢？“說這句話的人，他們不瞭解生活的真相。”王伊感嘆。王伊沒有父母和婆婆幫忙帶孩子，只能依靠阿姨，但這也是一個修羅場。“且不說找來的阿姨是否能夠按照你的想法帶孩子，你想讓她安心在家裡工作，就得像對親人一樣對待她。這又是一段難以處理的關係。”王伊觀察家裡的全職阿姨，她會自然地批評懲罰孩子；每天晚上，她要第一個洗澡，這時，她會指揮安排王伊和先生來看孩子。王伊突然意識到，有時候，阿姨其實在扮演她媽媽的角色，最大的區別是這段虛擬家人關係會因為僱傭合同的解除畫上句號。
“亦舒一代”
暢銷書女作家林特特今年剛好40歲。2001年她在一個叫“文學世界後花園”的網站上開始寫作。網站有一個分論壇叫“亦舒論壇”，後來出了包括黃佟佟、蔣勝男在內的很多女作家，大家多少都受到亦舒的影響。“我上大學的時候，有朋友特別瞧不上這件事情，說一個人的人生觀怎麼居然要從小說而不是哲學書當中得到滋養？”林特特說，“我很不服氣，我沒有別的更好選擇。我們沒有接受過性別教育，一個女性應該是什麼樣子，那不就只能從小說裡面學習嗎？”
林特特的理想就是當亦舒女郎。亦舒女郎是那個時代的“港女”，最大特徵：“經濟獨立，精神自由。”她們不是溫婉柔弱的，希望像男性一樣獨立、理性、擁有成就，婚姻和感情只是錦上添花。林特特也是這麼要求自己的。二三十歲的時候，她努力寫作，在出版社的工作風生水起，還自己創業辦了文化公司。但是她發現，亦舒女郎也有不可控的煩惱。她記得，大概5年前，她迎來了一個事業的高光時刻：她的第一本書賣得特別好，出版社為她組織了一場盛大的發佈會，請了很多媒體。發佈會開完，慶功宴上，“紅酒剛剛倒進杯子裡，還沒來得及碰杯喝一口”，林特特接到了家裡老人的電話。老人和家裡的保姆起了衝突，幾乎就要有肢體上的碰撞。電話那頭雞飛狗跳，孩子哇哇大哭，她只能做出一個選擇：放下酒杯，告訴主辦方家裡出事了，非常不體面地離開了一個原本屬於她的盛大場合。
出租車走到半路，林特特心裡委屈極了，大哭起來：“我當時就覺得，職業女性的光鮮就像肥皂泡一樣，看著美麗，其實經不起一個針尖的觸碰。”“這時候我突然想起來，我先生去哪兒了？當時他在參加一個沙龍活動，而他並不是主角。”回到家裡，林特特問老人為什麼不給先生打電話，答案是：“他是個男的，這個應該是你女的來處理。”
而如果一個女性更希望履行家庭責任，回家做了一名全職主婦，很可能遇到另外一個悖論：儘管人們都認為家庭和孩子很重要，但你的付出大概率不會得到認可。為了寫劇本《我們都要好好的》，王伊訪談了許多全職媽媽和她們的先生，不少夫妻開開心心帶著孩子前來，面紅耳赤或者大打出手地離開。
王伊把她的丈夫“向前”設定為“喪偶式婚姻”的代表人物——大男子主義，崇尚中國式成功，一心賺錢養家，但很少有時間回家。她認為，妻子“尋找”有充分理由對生活不滿。但電視劇播出以後，全職媽媽“尋找”引發了不少爭議。網上有很多人不理解她為什麼會得抑鬱症，為什麼要離婚。有人評論說：“只覺得作，大多女人要有那樣的男人做老公，帥氣多金有能力，住著豪宅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嘴都要笑歪好嗎？”在王伊看來，“向前”代表著以成敗、以社會財富地位高低論英雄的價值觀。而這種價值觀自然並不會認可全職媽媽的價值。
暢銷書作家林特特的理想是做“亦舒女郎”
對於中國女性的兩難境地，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戴錦華曾有一個精妙的比喻：“花木蘭困境”——當家國需要的時候，“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她和男性一樣披掛上陣；而當使命完成，“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她又重新迴歸家庭生活。戴錦華尖銳地指出，事實上，花木蘭比今天的女性幸運，她所面臨的挑戰只是在兩種角色之間切換，而1949年之後，中國經歷了空前的婦女解放運動，在完成了對女性精神性別解放和肉體奴役消除的同時，“女性”身份也變為一種子虛烏有。一方面，所謂“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社會要求女性這一性別群體，和男人一樣承擔公民的義務與責任，接受男性社群的全部行為準則，與男性“並肩戰鬥”，創造生產力價值；另一方面，家庭角色對她們的要求也並沒有降低。
林特特生於1979年，正好是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之初。一些學者認為，這一政策本身也在某種程度上模糊了性別區隔，簡單地說，因為只有一個孩子，過去很多家庭“望子成龍”的期望也會投射到女性身上。新一代女性更加投入地參與社會的競爭結構，對卓越和成功有了更高的追求。家庭和事業兩種角色要求激起的衝突勢必在她們的內心激起更大的波瀾。“工作和生活本來應該是一個完美的共同體，在‘70後’‘80後’身上，卻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體。”王伊說，“他們有理想有追求也有自己的生活主張，渴望成功，卻很難像‘60後’那樣專注，同時又不如‘90後’那麼自我和灑脫，所以他們註定是糾結的一代，註定要用大把的時間和生活、和自己，以及周圍的世界撕扯。”中山大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學院副教授裴諭新曾經感嘆，“70後”女性會發現，自己並不比母親更幸福。“她們的痛苦與糾結甚至可能比母親更多：母親可以抱怨時代、抱怨配偶、心甘情願做一輩子怨婦，她們卻沒法承受‘怨婦’這一形象。她們也沒法抱怨社會，因為在她們成長的年代，已經擁有選擇的自由。”
事實的另外一面是：自由也是有限度和條件的。亦舒女郎們要扮演的社會角色可能並不比陸文婷們更多，但所要達到的標尺更高。最顯著的是，在我們的時代，做一個理想的母親幾乎是無法企及的高度。
從是否順產、是否母乳餵養，到哺乳的時間持續多久，都會成為評判一個母親的標準。你會在各種育兒書籍和課程上學到，0到3歲是人生的黃金期，母親在這個階段的付出和投入，幾乎可以決定孩子未來的人格形塑，影響他一生的發展。今天育兒活動的安排，不再是隨興或漫無目的地打發時間，而是需要更有計劃性地導向特定的訓練內涵和任務指標。給孩子讀什麼書、聽什麼音樂，都應該是一系列精心的搜尋、比較和研究後的決定。
上世紀90年代，美國社會學者香農·海耶斯（Sharon Hays）把這種新現象稱作“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它強調以孩子為中心的教養方式，專家論述的權威性，以及在育兒過程裡，母親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和心力。統計數據顯示，1975年，美國全職母親平均每週花11個小時在家照顧孩子，包括日常照料以及培養孩子能力的各種活動，比如閱讀和專注力遊戲等，在外工作的母親在這方面花費的時間是6個小時。而今天，全職母親平均每週在同樣的事情上要花17個小時，上班族母親則要花11個小時左右。這就意味著今天的上班族母親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時間和1975年的全職母親一樣多。
被高要求的不只是媽媽。和我見面這天，王伊給我看她和先生的聊天記錄。“今天早上他跟我聊的第一件是科創板的股票，第二件事是我倆約定去聽關於內容產業進化論的講座。”“現在這個社會，你不要太高估一個男人的強大。”她和我說起婚姻的經驗，“你最好能成為他的哥們，他的戰友和智囊團，時時刻刻做他的幕僚。要想婚姻保鮮，我們的日常對話上到政治形勢、經濟規律、人文歷史、商業模式、物理科學、天文常識，小到熱點事件、一部電影、一本書，絕不可能只是孩子的教育、吃喝拉撒一地雞毛。然後呢，你還得保持一個會‘撩’的狀態，從皮膚氣色到身材著裝，甚至髮型。你必須記住，你是一個女人，你不能穿一條大褲衩，蓬頭垢面地哺乳。實際上我也會有這個時候，只不過我會關起門。他拉著你的手的時候，總不能讓他覺得是拉著哥們兄弟的手吧。”職場亦是如此。“你要哺乳，你一孕傻三年，可是這和你的老闆有什麼關係？”
Facebook 首席運營官雪莉·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一書中講述了孩子出生時，她如何平衡事業和母親
Facebook首席運營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算是全球職業女性的典範。她寫了一本名叫《向前一步》的書，鼓勵女性在職場勇往直前。但這本書裡，最讓我唏噓的是，孩子出生前後她在職場裡的掙扎。生完孩子的當天，桑德伯格已經開始在病床上處理工作郵件。3個月後，所謂的產假結束了，迴歸工作的第一天，當她把車倒出車庫，正要去辦公室的時候，胸口突然感到一種重壓感，眼淚就順著臉頰流下來。她意識到，如果她還是和從前一樣每天工作12個小時，就得在孩子醒來時離家，在他睡著時到家。她必須調整工作時間。從此，她開始早上9點到公司，下午5點30分離開公司，這樣就能夠保證上班前、下班後及時地給孩子餵奶，然後再哄他睡覺。但桑德伯格很擔心這份出勤記錄會損害她的公信力，甚至讓她丟了這份工作。於是，她不得不在早上5點就開始查收郵件，每天晚上孩子入睡後，她會再回到電腦前繼續當天的工作。與此同時，她竭盡全力不讓大多數人知道她的新時間表。助手卡米爾出了個絕妙的主意，建議她把每天的第一個會議和最後一個會議安排在其他辦公樓進行，這樣可以讓“實際到達和離開辦公樓時不至於太招搖”。如果桑德伯格必須從她的辦公室直接下班，她就會先在大廳裡觀察停車場，瞅準沒人的時候才會衝出去發動汽車。
一個女性要想滴水不漏，職業、婚姻、孩子、家庭關係都光鮮亮麗，就要全力以赴。這意味著什麼？不久前，我和一個編劇朋友聊天，她手頭正在寫一個半科幻的劇本，已經換了幾次人設。“本來要寫‘傻白甜’，但觀眾已經不喜歡這種類型了。”她提到，現在大女主影視劇越來越多，本質都是表現女性自強，有謀略，靠自己。於是，她的劇本的最新走向是“超級英雄路線”，“實際上就是女超人”。我想知道女超人都有哪些現實困境。她告訴我：“女超人是個孤兒，從小被流浪漢收養，唯一的亮光是未婚夫，但是被人害死了，並沒有啥現實困境。”“我明白了，無父無母，未婚無娃，所以她才能當女超人。”我總結道。她哈哈大笑起來。
也許，我的總結還不夠完善。和林特特聊天的時候，我問她是不是已經實現了做亦舒女郎的理想。“我肯定不能說我達到了，”她想了想，“至少有一點，我還得再瘦20斤，亦舒女郎都很瘦，對吧。”
電視劇《人到中年》劇照。劇中的陸文婷是一代40歲女性的代表（視覺中國供圖）
自我的追問
十幾年來，林特特保持著每天寫作一千字的習慣。她需要以這種方式幫她保持一個寫作者的狀態。孩子出生以後，她一度發現自己難以為繼。照顧孩子，打理出版工作，管理公司，每天晚上9點把孩子哄睡以後，她就已經疲憊得只想一頭睡去。那時，林特特看到了一篇文章，裡面提到林徽因寫給朋友的一封信，她講述自己一天的生活：白天處理了她媽媽和保姆吵架的事，下午在畫圖——因為樑思成的親戚要來他們家裡借住，家裡的小院子要住下一大幫人，她需要籌劃安排。她寫道：現在到了晚上，我給你寫信的時候終於能抽出一點點時間來看看書寫寫文章。“我突然就覺得得到了莫大的鼓勵，原來女神的生活也是這樣的。而女神之所以稱為女神，是因為她能夠在忙忙碌碌中擠出時間看書寫字。”從那以後，林特特開始仔細管理自己的時間，她積累下來的那些經驗，甚至讓她在知識付費網站上開了一門課。
前年，林特特發現，四五年前自己想要寫下來的一些故事仍然未能完成，工作還是嚴重地影響到了自己的寫作進程。“其實，這兩件事帶給我的成就感是差不多的。這個時候就面臨一個內心的拷問：你究竟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每個人來到人世，都有他的使命，我很早就知道我是為故事而活的。”於是，38歲那年，林特特回到家裡開始全職寫作。這又是一場她必須經歷的冒險。
1983年，女演員潘虹在電影《人到中年》裡飾演陸文婷大獲成功。27年後，2010年，她曾經這樣回望這個角色：“如果我退回去，再演一個陸文婷式的人物，也不可能引起當年《人到中年》那樣的轟動效應——現在人們越來越走向自我，他們的審美觀念也越來越個性化……我覺得任何一箇中年婦女，都必須把自己當成一個最有自信的女人來看，這樣才對。要活好自己的每一天，做最好的自己，我們沒有理由放棄自己。要是我們放棄了自己，那麼我們從某種意義上符合了傳統的審美，但是我們絕對破壞了現代人的一份追求。”
在扮演各種社會角色的同時，女性也在追問屬於自己的生活意義
潘虹的話解釋了女性到底在發生什麼樣的變化。為什麼在今天，“選事業還是選家庭”還會成為女性的兩難選擇？這並不是因為婚姻可能遭遇破裂，事業前程多舛坎坷，而是我們越來越渴望探求種種身份之外，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精神內核和成長空間。換句話說，我們想要弄明白“我是誰”，想知道，對“她”而言，生活的意義是什麼，想要掌握人生的主動權。
在採訪的時候，我和很多女性聊了“自我”這個話題。我原本以為，40歲之後，女性所要達到的“不惑”，是要拯救自我於諸多角色的重壓，但事實並非如此，她們看待這個年齡和種種挑戰的視角遠比我想象的積極得多。
發展心理學家丹尼爾·萊文森認為，人生如同一年當中的四季，季節風光各有不同，都在持續不斷地變化發展。他非常強調中年期轉折，這樣的轉折會發生在40歲出頭的時候。在這一時期，個體要面臨四個重要的問題：依戀、分離、渴望親密關係，以及需要時間內省和認識自己。她們努力解決個人的問題，她們意識到自己有能力打破過去，並創造嶄新的生活。如果一個人能較好地調整自己的目標，處理好現實與可能之間的矛盾，那麼就可以順利進入下一個階段。她的智慧、有見識、同情心、視野開闊等品質將會出現。1987年，美國學者發表了一份對加利福尼亞奧克蘭的密爾斯女子大學1958級和1960級學生的長期追蹤調查。研究者發現，在27歲到43歲之間，女性變得更加自律，更能承擔義務，更獨立自主，更自信且應對問題更加遊刃有餘。
其實仔細回想一下，我們就會發現，絕大多數人心目中的“自我”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青春期的時候，我曾把一些女性政治家作為自己的榜樣。大學畢業的時候，我發現我根本難以接受等級森嚴的官僚體制，我甚至根本沒有像很多同學一樣，去參加公務員考試。就在幾年以前，我認為孩子可有可無，那時的我也不會預料到，如今的我總得提防自己變成朋友圈的晒娃狂魔。
自我認知會受限於視角。我們的內心像是一個漆黑的房間，我們拿著手電筒一點一點地探索它。對於一個在生活中充滿主動性的女性而言，她在人生中的每一段經歷和每一種角色都可以是這支手電筒。
主持人李小萌37歲結婚，38歲懷孕生下了女兒本本。這麼快要孩子的動力不只是因為年齡，她有過仔細審慎的考慮。“有一個觀點我很贊同，那就是，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如果一直是向內觀照的，糾結自身的問題，到了一定的時期，會無法實現內心的平衡。30多歲的時候，我已經感到，我受困於自己的小憂鬱、小得失，需要有一種東西把我吸引出去，向外觀照。對一些人來說，這種東西可能是工作、興趣、好愛，但對大部分人來說，很少有一種東西能夠比孩子的吸引力更大。孩子能帶來世俗間大多數人都需要的快樂。我想，孩子能令人有煙火氣，煙火氣讓人茁壯。”
成為母親對李小萌的影響，比她預料的更大。養育孩子的一點一滴，吸收學習的各種育兒理論和知識，都變成了她關照自己的鏡子。為了鼓勵女兒識別和表達情緒，她學著體會自己的需求和情緒；為了幫助孩子交朋友，她打開了自己的社交圈子，重新反思了自己人際交往裡的問題。童年時候受到的教育，成年後事業和感情的得與失，像拼圖一樣各就其位。
她發現，小時候，父母不鼓勵她表達自己的慾望、感受和情緒，成年後，她很難分辨自己的真實需要，即使知道，也不懂得如何爭取，如何表達。在央視幹了20年主持人，李小萌拿到了能拿到的一切獎項。但她知道，在職業上，她並沒有特別明確的目標感，就像小時候，爸爸讓她去參加演講比賽，她講得挺好，聲淚俱下，但她並沒有主動提出參加比賽，也沒有想過自己想說的題目是什麼，怎麼表達自己。在感情上，她也總是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我習慣於做情緒的承擔者，忍受對方發脾氣，不懂得為自己辯護。曾經有人和我媽說：‘小萌連吵架都不會。’”
王伊之所以會寫出一部《我們都要好好的》，也和自己的經歷有關。2012年，大女兒出生，王伊放下創作，全心全意照顧女兒。這讓她突然發現，全職媽媽的生活，是“我”漸漸消失的過程：“你不再是你，你的世界裡只有孩子，你的代號是某某媽媽，社會和家庭其他成員對你的評估全部是孩子的風吹草動，點點滴滴。至於你的種種個人興趣、愛好等等，完全沒有人會關心。”王伊本來打算在家陪女兒到3歲，可是這樣生活了兩年，她就再也忍不住了。她把自己的感受，對其他全職媽媽的觀察都寫進了劇裡。今年，王伊的小女兒出生，她已經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樣的生活。女兒4個月的時候，她已經重啟懷孕前的工作節奏，開會、談選題、籌備新劇。生活很累，工作很辛苦，但她過得很有勁頭。
42歲，李小萌辭職回家專心陪伴女兒。3年後，45歲的她重返職場。她看得到婚姻、孩子給她帶來的改變。一開始，有平臺提供機會，讓她想幹回新聞主持人的老本行，復出一戰安排她去日本報道一條極熱門的新聞事件。在日本，李小萌破天荒地決定謝絕這次機會。她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真正想做的根本不是這件事，她心裡真的關心的是中國家庭面對的種種問題。於是，開公司，搭建團隊，她親自去談服裝贊助、拉廣告，拍攝了《你好爸爸》《你好媽媽》兩季訪談節目。一切都是人生從未有過的嘗試。
去年5月份，李小萌參加了一個為期6天的山地騎行團，路線是西班牙聖地亞哥朝聖之路的最後200公里。到達終點後，人們去教堂參加了一個給徒步、騎行者準備的祝福儀式。無伴奏聖歌唱響起來的時候，她雙手抱肩，輕輕撫摸自己的臂膀，默默地對自己說：“一路走來，你辛苦了。”兩行眼淚猝不及防地流下來。
李小萌說，45歲，她人生中第一次感到深切的關愛和肯定自己。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活得放鬆，再也不求困於他人的評價裡。從前，她不敢穿無袖的衣服，因為覺得胳膊粗，皮膚上有一些小色素；如果腳趾沒有塗指甲油，就不敢穿露趾的涼鞋。不久前她在微信朋友圈發了一張照片，“大短褲，大胖腿出鏡”。有男性朋友問她怎麼想的，提示照片不端莊，她回答：實話告訴你，我根本沒注意到這事。
王伊說，40歲，她學到的最重要一課是：人生想要往前走，就需要不斷修正自己。她不再是20歲時埋頭向前衝的小姑娘。我問她修正了什麼，她說：“我接受了如下事實：我可能永遠不會寫出自己認為的最好的劇本，表達出自己最想表達的東西，我可能只能成為一個還不錯的編劇；我接受了我的孩子上不了哈佛、耶魯，這些都不重要，只要她們能開心地和我在一起；我以前說我最不能接受一個男人，他從一扇門裡走出來的時候，先出來的是肚子，現在我覺得這也不是那麼重要。我已經學會，人生是一個蛋糕，事業、生活，你想要的每一樣東西都是其中一小塊，所有的蛋糕放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也許其中一塊被咬掉了一口，另一塊被調皮的小孩弄花了，但是這都沒有關係。”
“可是，你怎知這些修正、這些接受，不是人到中年的妥協和退讓？”我問。
“前兩天，我重新看了一遍《甜蜜蜜》。很多年來，這部電影有一句臺詞很打動我。張曼玉扮演的李翹對黎明扮演的黎小軍說：我來香港不是為了你，你來香港不是為了我。”王伊說，“電影裡，李翹來香港是為了做人上人，黎小軍是為掙到大錢把女友接來風風光光地結婚。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遇到彼此，卻拼命忽視他們已經相愛的事實，仍然朝著自己的目標狂奔而去。他們都實現了自己的理想。黎小軍成了一個不錯的廚師，和女友結了婚，李翹跟了在黑社會做事的豹哥。他們實現自我了嗎？很多人年輕的時候，懷揣他們認為的最重要的東西，用10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和青春矢志不渝地奔跑，這很勵志，但也可能，他們忽視了過程當中最真實的感受。我想，這一路走來的感受才是我的人生終極的目標，才是我最應該珍重的東西。40歲，我已經知道，在一個名利場中，高處不勝寒，會有多少明槍暗箭，需要承擔多大的壓力。我也知道，為了培養一個學霸孩子，每天都要陪著他去海淀黃莊上輔導課，把他要學的東西先學一遍。我也知道，一段感情裡什麼更重要。所有這些放棄和妥協背後，都是當下真實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