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畢業致辭:萬物生長,各自高貴 想治癒彷徨症,就去做一個唐·吉訶德

北大畢業致辭:萬物生長,各自高貴 想治癒彷徨症,就去做一個唐·吉訶德

7月2日,北京大學舉行2019年畢業典禮暨學位授予儀式。面對即將踏上人生新旅程的3000餘名本科畢業生,北大校長郝平寄語莘莘學子,要做永遠向上的青年:“永遠向上,是一種奮鬥者的姿態,是執著追求的境界與持續努力的方向,更是一種價值觀。”

畢業季,一篇篇畢業致辭再次刷屏。這裡推薦的是三篇北大的畢業致辭,他們分別是北大中文系教授陳保亞、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教授今年的畢業致辭,以及時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胡適1932年寫給畢業生的寄語:在不夠完美的中國,如何不墮落?

北京大學中文系2019年畢業典禮教師致辭:

《理性地生存,詩意地棲居》

陳保亞

各位同學、各位家長、各位老師,你們好!

非常感謝北京大學中文系給我一個難得的機會,在這裡跟你們再說幾句知心話。

今年正好是五四運動100週年。北大被認為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北大因此有了特殊的地位,你們也有了特殊的身份:北大人。你們的父母親也有了特殊的身份:北大人家長。

老百姓對北大人有一種理想的期待,他們希望從你們身上看到北大精神,這是一種北大效應。

你們已經被站立在一個特殊的平臺,你們不得不有所表現,於是你們有了擔當。

你做好了,人們會說北大人就是不一樣;你做不好,人們會說北大人不過如此;你做錯了,人們沿著你人肉搜索到北大。那你說,我寧願做一個不用擔當的普通人,在母語寫作中,像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所說的那樣,詩意地棲居。你做不到。北大人的北大精神正在被期待。

什麼是北大精神?自由、包容、民主、科學、獨立、愛國等等,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是對理性的認同。

這裡的理性是針對愚昧而言。理性讓我們看清真偽,發現真理,不受矇蔽。

理性可以分為智性與悟性。智性更多地偏重邏輯分析,印歐人更擅長智性,他們提出了公理系統,率先建立了科學。悟性更多地偏重整體領悟,漢人更擅長悟性,把詩歌意境理論推向極致。

早期的理性主義把悟性排斥在理性之外,讓理性失去了洞察和領悟的力量。我們中文系的語言文學研究是一種極高的理性活動,包含了智性和悟性。

北大畢業致辭:萬物生長,各自高貴 想治癒彷徨症,就去做一個唐·吉訶德

五四運動以來,科技已經高度發展,微信支付等現代手段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方便。但是這些高科技多數是來自向國外學習,而不是來自我們自己的理性活動。

我們的理性還相當缺失。當前我們的學術不端、學術腐敗固然讓人擔憂,但更讓人擔憂的是產生不良風氣的土壤,這就是理性缺失的土壤。

現代阿Q精神正在這塊土壤上蔓延。有一次我的一位同學給了我一個名片,上面寫著:某某研究所副所長(相當於正廳級);如果當年《新青年》主編陳獨秀教授還在,這無異於讓他在名片上寫上: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相當於正處級)。

前一段時間網傳一篇論文,作者論證說安陽師範學院已經超過了哈佛大學,因為安陽師範學院的歷史、地盤、專業人數、學生人數、精神面貌等多個指標都超過了哈佛大學。安陽師範學院已經澄清,不是他們學生的碩士論文。

其實,安陽現象廣泛存在。

有人最近統計說,我國SCI國際索引論文發表量僅次於美國、英國和德國,超過了很多發達國家。我們為什麼不去計算真正代表人類智慧的諾貝爾獎、沃爾夫獎?我們不願意去計算,於是有些人開始在別的國家擺闊,隨地吐痰,跳廣場舞。

這幾十年來,我們經濟發展速度確實很快,但我們的理性並沒有得到多少提升,我們在很多方面甚至非常愚昧無知。

我們常常埋怨大環境,其實環境也是人營造的。

由於理性缺失,我們建立了各種評價體系和遊戲規則。根據這些評價體系和遊戲規則,愛因斯坦不配進入普林斯頓大學當教授,因為他的相對論發表時間早已超過了5年;屠呦呦也沒有資格得諾貝爾獎,因為她的發表太少,也沒有留學背景。

由於這些評價體系和遊戲規則,學術不再是分享創新和發現的樂趣,不再是寫出有利於人類的傳世之作,而是疲於發表、檢查、評估和晉升,奔走於各種社會活動以獲得一大堆頭銜。

最讓人擔憂的是,有很多人真正相信這些評價體系和遊戲規則是天經地義的。

一個民族的知識階層中存在這種高層次的愚昧是非常可怕的,我們低估了這種愚昧所帶來的後果的嚴重性。忽悠和被忽悠、欺騙和被欺騙,都是相輔相成的,都是因為存在理性缺失的土壤。

同學們,你們將要到這樣的土壤上去耕耘。為了生存,我們不得不遵守好些遊戲規則,但我們應該明白這些規則並沒有理性基礎,條件成熟必須改變。

來自理性的正能量不是讚揚和歌頌,而是擔心和憂患。我們需要理性地生存。只有理性地去生存,我們才不至於迷茫,不至於被忽悠,不至於成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只有理性地去生存,才知道去擔當什麼。

理性生存的最高境界就是詩意地棲居。從政從商也好,做研究做實業也好,如果沒有境界,跟動物的生存方式沒有區別,甚至不如動物。

朱德熙先生是北大最具理性的學者之一,他曾說,做學術要有一點童心,要有味道。這就是學者的一種詩意的棲居境界。只有理性地去生存,才能夠詩意地棲居。

我曾經在不同的大學學習和工作過,我更喜歡北京大學,更喜歡北大的老師和學生,不是因為北大平臺更高,也不是因為這裡淨土更多,而是因為這裡有更多的理性碰撞。

在你們聽課時的眼神中我看到了質疑和困惑,在你們瞬間的微笑中我猜到你們原諒了我非理性的疏漏。課後你們攔截我提問,不讓我吃飯,鑽牛角尖,我看到了你們終極追問的精神,感受到了理性的力量。

你們要離開了,我有幾分難過。老師和學生之間的情誼並不平等,就像父母和子女之間的愛並不平等一樣。

今天,你們帶著你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要離開了,我會思念你們,如果你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也包含著對理性的認同和堅守,或許對我的思念之情有一絲安慰。

同學們,我們還會見面的!希望你們理性地生存,詩意地棲居!

北大畢業致辭:萬物生長,各自高貴 想治癒彷徨症,就去做一個唐·吉訶德

北大國發院2019年畢業致辭:

《去做一個唐·吉訶德吧!》

姚洋

同學們、家長朋友們、老師們: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無疑處於一個偉大的時代。中華文明自宋代達到頂峰之後,停滯達千年之久,直到新中國成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得以重新上路。

在未來的三十年裡,我們將為重回世界文明之巔發起最後的衝刺。從1840年算起,以200年的時間實現現代化,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的大國而言,註定將是一項偉大的成就。

然而,歷史進程不是線性的;對於身處其中的當事者來說,體會更多的往往不是“進步”,而是停滯、甚至倒退。

今天我們知道,當亞當·斯密寫作《國富論》的時候,人類開始邁入工業文明時代;而斯密本人卻對此渾然不知,他想做的,不過是為人類的佔有慾找到一個合理的釋放場域,也就是市場。

社會進步之於個體,永遠是一個超慢的變量,以至於我們常常忽略它們。我們能夠感知的,多半是各種各樣的焦慮和日常的瑣碎:升學、找工作、找愛人、找投資、找房子、還貸款,還有各種各樣無休止的柴米油鹽。

在更高的層面,我們還要面對個體在社會和歷史面前的無力感,似乎空有一腔報國志,卻總是不得其門而入。

這就引出了我今天要和同學們分享的話題:我們要以什麼樣的人生態度,去戰勝生活的瑣碎和不斷襲來的挫敗感?

我想以大學時代對我影響很大的一本小書《六人》來開始我的分享。這本書藉助六個文學著作中的人物,講述了六種人生態度。作者德魯多爾夫·洛克爾把這六種人生態度比作人生的六個篇章,它們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人生的交響樂。

北大畢業致辭:萬物生長,各自高貴 想治癒彷徨症,就去做一個唐·吉訶德

第一個人物是浮士德。

歌德筆下的浮士德,曾經嘗試各種人生路徑,最終迴歸理性,把探究終極真理作為人生的目標。

用浮士德自己的話來說:“我要探究窺伺事物的核心,我想得到關於整個存在的知識。我因此犧牲了我靈魂的幸福,甘願為一個時間極短的理解永受天罰。” 何等剋制、何等執著!作為北大人,同學們很容易與浮士德的人生態度產生共鳴;追求真理,是北大人永不磨滅的印記。

然而,人生不止是對真理的追求;親情、友情、愛情,青山好水,人間詞話,都值得我們去追求、去欣賞。書中的第二個人物,唐·璜,把這類感官享受做到了極致。

對他而言,“一切真理只不過是官能的陶醉,而一切陶醉也只是一個夢。”可是,夢總有醒的時候。老將至,唐·璜在鏡子裡發現自己兩鬢飄白,不禁對自己虛浮的一生產生懷疑。人間的享受,最好是當作奮鬥的副產品,而不是追求的目標;所謂“佛性”、所謂“仙風道骨”,要麼是附庸風雅之舉,要麼是自甘平庸的藉口。

在追求真理和享受人生之間,我們經常會有彷徨的時刻。當今的年輕一代,生活無憂,選擇更多,卻更容易犯選擇艱難症,就像哈姆雷特一樣。

To be,or not to be,是一個大問題。哈姆雷特的選擇是走向虛無。“他覺得人生是十分卑鄙無聊的。任何可能有的生存目標都是瑣碎而無價值的,就像造化的惡作劇那樣毫無意義。”

對他而言,“人生的目的不過是死亡而已,因為,在這世界裡生存的一切都會像塵土一樣被時間的氣息漸漸吹走。就像在沙漠中,足跡一下子就會被吹沒了那樣,時間也會抹掉我們存在的痕跡,彷彿我們的腳就從來沒有踏過大地似的。”

是的,當你對人生產生些許的懷疑的時候,你的腳就已經踏上了滑向虛無的斜坡。

治癒哈姆雷特似的彷徨症的最佳選擇,是做唐·吉訶德。這個中世紀的騎士魯莽、笨拙,往往事與願違,但是,他用行動沖毀任何對人生的懷疑。

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出發去解放人類,把人類從歷代相傳的苦難中解救出來。”人們說他是瘋子,“他那些古怪的行動常常引他們開心,他們拿自己的行為跟這個傻瓜的幻想相比較,更覺得自己的行為合理了。” 理想主義者總是孤獨的,把理想付諸現實,更會激起世人的反抗。

因而,我們常常糾結於宏大敘事和小我之間,就像書中的第五個人物梅達爾都斯和第六個人物阿夫特爾丁根之間的對立那樣:梅達爾都斯對人類深懷慈悲之心,而阿夫特爾丁根總是在萬物之中只看見自我。

六個人的追求,是人生的六個面向。理性和享樂,猶豫和果敢,悲天憫人和自我陶醉,這看似一對對的矛盾,卻無不閃耀著人性的光輝。

在浩渺的宇宙之間,人類的誕生純屬偶然。宇宙有自己的生滅規律,卻讓人擁有了反躬自問的自覺,讓人不得不面對萬物生滅與永恆之間的痛苦,於是,我們就會彷徨,就會在大我與小我之間掙扎。

北大的畢業生,是從來不缺理性的,也不會缺少理想;我擔心的是,同學們走入社會之後,會被社會渾濁的一面所浸淫,變得猶豫,變得不那麼“魯莽”。

文明的重要功能之一是馴服人的動物本性。北大給了同學們充分發揮的空間,而社會卻時刻要把你們納入軌道,變成社會這部精巧機器的零配件。

我不懷疑同學們會心生牴觸,但我擔心同學們會放棄,會像柳永吟頌的那樣,給自己找一個敗退的藉口:“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換作淺斟低唱。”

北大的先賢之一梁漱溟先生,在生命的最後階段給我們留下一個世紀之問:這個世界會好嗎?在“淺斟低唱”之中,這個世界不會好。

我要說,如果同學們想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那就做個唐·吉訶德吧!沒錯,唐·吉訶德顯得魯莽、笨拙,總是被人嘲笑。但是,他樂觀,像孩子一樣天真無邪;他堅韌,像勇士一樣勇往直前;他敢於和大風車交鋒,哪怕下場是頭破血流!

當今的中國,充斥著無腦的快樂和人云亦云的所謂“醒世危言”,獨獨缺少的,是“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的勇士。這恰恰折射出北大的可貴;在這裡,同學們學會了獨立思考,學會了以批判的眼光看世界。希望同學們在邁出校門之後,不忘在北大許下的諾言,做一個社會的批評者,做一個推動中國進步的人。

北大是無可替代的,她與一個國家現代化之間的關係,是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學都無法比擬的。先賢曾經狂歌競夜,我輩續寫青春之歌!

是與同學們共勉!

北大畢業致辭:萬物生長,各自高貴 想治癒彷徨症,就去做一個唐·吉訶德

1932年6月27日,時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胡適寫下了他給畢業生的寄語。,

他開出了防禦“墮落”的三劑藥方,提醒走出大學校園的人們,切不可拋棄求知慾和人生的理想與追求,要保持求知的興趣和生活的理想主義,不放棄對未來的信心和任何一點努力。

《在不夠完美的中國,如何不墮落?》

胡適

這一兩個星期裡,各地的大學都有畢業的班次,都有得多的畢業生離開學校去開始他們的成人事業。

學生的生活是一種享有特殊優待的生活,不劣稚一點,不臉吵鬧鬧,社會都能縱容他們,不肯嚴格的要他們負行為的責任。現在他們要撐起自己的肩膀來挑他們自己的擔子了。

在這個國難最緊急的年頭,他們的擔子真不輕!我們祝他們的成功,同時也不忍不依據自己的經驗,贈他們幾句送行的贈言,——雖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許做個防身的錦囊罷!

你們畢業之後,可走的路不出這幾條:絕少數的人還可以在國內或國外的研究院繼續做學術研究;少數的人可以尋著相當的職業;此外還有做官,辦黨,革命三條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業親居了。

走其餘幾條路的人,都不能沒有墮落的危險。墮落的方式很多,總括起來,約有這兩大類:

第一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求知識的慾望。

你們到了實際社會裡,往往學非所用,往往所學全無用處,往往可認完全用不著學問,而一樣可認胡亂混飯吃,混官吃。在這種環境裡即使向來抱有求知識學問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懶,把求知的慾望漸漸冷淡下去。

況且學問是要有相當的設備的:書籍,實驗室,師友的切磋指導,閒暇的工夫,都不是一個平常要餬口養家的人的能容易辦到的。沒有做學問的環境,又誰能怪我們拋棄學問呢?

第二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

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會接觸,容易感覺理想與事實相去太遠,容易發生悲觀和失望。多年懷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熱誠,奮鬥的勇氣,到此時候,好像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渺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裡,往往經不起長時期的烤煉就熔化了,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抱著改造社會的夢想而來,往往是棄甲拋兵而走,或者做了惡勢的俘虜。

你在那牢獄裡,回想那少年氣壯時代的種種理想主義,好像都成了自誤誤人的迷夢!從此以後,你就甘心放棄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現在社會的順民了。要防禦這兩方面的墮落,一面要保持我們求知識的慾望,一面要保持我們對人生的追求。

有什麼好方法子呢?依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有三種防身的藥方是值得一試的。

第一個方子只有一句話:“總得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問題是知識學問的老祖宗;古往今來一切知識的產生與積聚,都是因為要解答問題,——要解答實用上的困難和理論上的疑難。所謂“為知識而求知識”,其實也只是一種好奇心追求某種問題的解答,不過因為那種問題的性質不必是直接應用的,人們就覺得這是無所謂的求知識了。

我們出學校之後,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如果沒有一二個值得解答的問題在腦子裡盤旋,就很難保持求學問的熱心。

可是,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趣的問題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誘你去解決他,天天對你挑釁你無可奈何他,——這時候,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發了瘋一樣,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沒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沒錢也得縮衣節食去巴結她。

沒有書,你自會變賣傢俬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物去置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尋師訪友。你只要有疑難問題來逼你時時用腦子,你自然會保持發展你對學問的興趣,即使在最貧乏的知識中,你也會慢慢的聚起一個小圖書館來,或者設置起一所小試驗室來。

所以我說,第一要尋問題。腦子裡沒有問題之日,就是你知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古人說,“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試想伽利略和牛頓有多少藏書?有多少儀器?他們不過是有問題而己。有了問題而後他們自會造出儀器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沒有問題的人們,關在圖書館裡也不會用書,鎖在試驗室裡也不會有什麼發現。

第二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總得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離開學校之後,大家總是尋個吃飯的職業。可是你尋得的職業未必就是你所學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學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覺不到興趣了。

為餬口而做那種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難保持求知的興趣和生活的理想主義。最好的救濟方法只有多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

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業,也應該有他非職業的玩藝兒,可以叫做業餘活動。往往他的業餘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因為一個人成就怎樣,往往靠他怎樣利用他的閒暇時間。

他用他的閒暇來打麻將,他就成了個賭徒;你用你的閒暇來做社會服務,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閒暇去研究歷史,你也許成個史學家。

你的閒暇往往定你的終身。

英國十九世紀的兩個哲人,彌兒終身做東印度公司的祕書,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史上都佔一個很高的位置;斯賓塞是一個測量工程師,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成為前世紀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個重鎮。

古來成大學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善用他的閒暇時間的。特別在這個組織不健全的中國社會,職業不容易適合我們的性情,我們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墮落,只有多方發展。

有了這種心愛的玩藝,你就做六個鐘頭抹桌子工作也不會感覺煩悶了,因為你知道,抹了六個鐘的桌子之後,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學研究,或畫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寫你的小說戲曲,或繼續你的歷史考據,或做你的社會改革事業。你有了這種稱心如意的活動,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會煩悶了。

第三個方法也只有一句話:“你得有一點信心。”我們生當這個不幸的時代,眼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是叫我們悲觀失望的。我要對你們說:這時候正是我們要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只要我們有信心,我們還有救。

古人說:“信心可以移山。” 又說:“只要工夫深,生鐵磨成繡花針。”你不信嗎?當拿破崙的軍隊征服普魯士,佔據柏林的時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費希特的,天天在講堂勸他的國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們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復興的。費希特死的時候,誰也不能預料德意志統一帝國何時可以實現。然而不滿五十年,新的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居然實現了。

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我們要收穫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新因。

一粒一粒地種,必有滿倉滿屋地收,這是我們今日應有的信心。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

佛典裡有一句話:“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丟了。我們也應該說:“功不唐捐!”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的丟了的。

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了!

你不信嗎?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之後,割了兩省地,賠了五十萬萬法朗的賠款。這時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學家巴斯德終日埋頭在他的化學試驗室裡做他的化學試驗和微菌學研究。他是一個最愛國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學可以救國。

他用一生的精力證明了三個科學問題:

1、每一種發酵作用都是由於一種微菌的發展;

2、每一種傳染病都是一種微菌在生物體內的發展;

3、傳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養之下可以減輕毒力,使他們從病菌變成防病的藥苗。

這三個問題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國大事業沒有多大關係。

然而,從第一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釀酒的新法,使全國的酒醋業每年減除極大的損失。從第二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教全國的蠶絲業怎樣選種防病,教全國的畜牧農家怎樣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樣注重消毒以減少外科手術的死亡率。從第三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發明了牲畜的脾熱瘟的療治藥苗,每年替法國農家減除了二千萬法朗的大損失;又發明了瘋狗咬毒的治療法,救濟了無數的生命。

所以英國的科學家赫胥黎在皇家學會裡稱頌巴斯德的功績道:“法國給了德國五十萬萬法朗的賠款,巴斯德先生一個人研究科學的成就足夠還清這一筆賠款了。” 巴斯德對於科學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他絕不想他有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法朗的賠款,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他已收穫了科學救國的奇蹟了。

朋友們,在你最悲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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