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讀書：之後的任何天才，只能在他的圖紙上修補'
永遠要回頭看。你可能會由過去的經驗學到東西。我們所作的預測，通常並不如自己記憶中的那樣正確，二者的差異值得探究。
——保羅·薩繆爾森
文 / 吳曉波（吳曉波頻道）
直到18世紀末，經濟學還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亞當·斯密小心翼翼地把它從哲學和歷史學中剝離出來，至凱恩斯大開大闔，開創了宏觀經濟學，而到1940年代末，33歲的保羅·薩繆爾森寫出了第一本大學教科書，它才終於形成了自己的學科教育範式。
薩繆爾森（1915-2009）比弗裡德曼小三歲，他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讀本科的時候，弗裡德曼在攻讀碩士學位，他們終身互相欣賞，卻彼此隱約為敵。本科畢業後，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去了東部，此後一直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遊走，他從來不承認自己是芝加哥學派。
永遠要回頭看。你可能會由過去的經驗學到東西。我們所作的預測，通常並不如自己記憶中的那樣正確，二者的差異值得探究。
——保羅·薩繆爾森
文 / 吳曉波（吳曉波頻道）
直到18世紀末，經濟學還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亞當·斯密小心翼翼地把它從哲學和歷史學中剝離出來，至凱恩斯大開大闔，開創了宏觀經濟學，而到1940年代末，33歲的保羅·薩繆爾森寫出了第一本大學教科書，它才終於形成了自己的學科教育範式。
薩繆爾森（1915-2009）比弗裡德曼小三歲，他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讀本科的時候，弗裡德曼在攻讀碩士學位，他們終身互相欣賞，卻彼此隱約為敵。本科畢業後，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去了東部，此後一直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遊走，他從來不承認自己是芝加哥學派。
1970年，薩繆爾森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那一代美國天才經濟學傢俱樂部中的第一個，比弗裡德曼早了六年。
永遠要回頭看。你可能會由過去的經驗學到東西。我們所作的預測，通常並不如自己記憶中的那樣正確，二者的差異值得探究。
——保羅·薩繆爾森
文 / 吳曉波（吳曉波頻道）
直到18世紀末，經濟學還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亞當·斯密小心翼翼地把它從哲學和歷史學中剝離出來，至凱恩斯大開大闔，開創了宏觀經濟學，而到1940年代末，33歲的保羅·薩繆爾森寫出了第一本大學教科書，它才終於形成了自己的學科教育範式。
薩繆爾森（1915-2009）比弗裡德曼小三歲，他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讀本科的時候，弗裡德曼在攻讀碩士學位，他們終身互相欣賞，卻彼此隱約為敵。本科畢業後，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去了東部，此後一直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遊走，他從來不承認自己是芝加哥學派。
1970年，薩繆爾森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那一代美國天才經濟學傢俱樂部中的第一個，比弗裡德曼早了六年。
薩繆爾森家族似乎有經濟學基因，他的弟弟和妹妹都是經濟學家，他還有一個侄子勞倫斯·薩默斯也是經濟學家，當過美國的財政部長和哈佛大學校長。
從讀書之日起，薩繆爾森就是一個學霸，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平均學分是A，在哈佛是A+。他的導師包括奈特、西蒙斯、道格拉斯、熊彼特及有“美國的凱恩斯”之稱的漢森，可以說，他是在一家全世界最傑出的奶牛場里長大的牛仔。
哈佛博士畢業後，薩繆爾森進入了一個研究學會，其中有好多位獲得過諾貝爾獎的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化學家，正是在那個充斥著公式和數字模型的圈子裡，薩繆爾森迷戀上了數學——他日常的業餘愛好居然是解各種數學公式，並把它引入到了經濟學。
在一份自述中，他寫道，“我在大學時代就察覺到，數學會為現代經濟學帶來革命。我持續研究數學，到現在還記得第一次看到拉氏乘數的情景。” 他在博士階段的研究，就嘗試著用數理、統計的方法來推演經濟學問題，更新了整個經濟學的研究範式。
30歲的時候，薩繆爾森成了一個三胞胎的爹，他決定要賺更多的錢養家，一位同事提醒他，如果能夠寫一本經濟學的教科書，那將是一份收入可觀的工作。
於是，薩繆爾森真的用了三年時間去做這個項目。1948年，《經濟學》出版，迅速成為北美乃至全球各大院校的通用教材，此後每三年修訂一次，讓薩繆爾森吃了一輩子的豐厚版稅，他因此頗有點驕傲地說，“只要這個國家的教科書是我寫的，那就讓其他人去擬定法律條文吧。”
永遠要回頭看。你可能會由過去的經驗學到東西。我們所作的預測，通常並不如自己記憶中的那樣正確，二者的差異值得探究。
——保羅·薩繆爾森
文 / 吳曉波（吳曉波頻道）
直到18世紀末，經濟學還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亞當·斯密小心翼翼地把它從哲學和歷史學中剝離出來，至凱恩斯大開大闔，開創了宏觀經濟學，而到1940年代末，33歲的保羅·薩繆爾森寫出了第一本大學教科書，它才終於形成了自己的學科教育範式。
薩繆爾森（1915-2009）比弗裡德曼小三歲，他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讀本科的時候，弗裡德曼在攻讀碩士學位，他們終身互相欣賞，卻彼此隱約為敵。本科畢業後，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去了東部，此後一直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遊走，他從來不承認自己是芝加哥學派。
1970年，薩繆爾森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那一代美國天才經濟學傢俱樂部中的第一個，比弗裡德曼早了六年。
薩繆爾森家族似乎有經濟學基因，他的弟弟和妹妹都是經濟學家，他還有一個侄子勞倫斯·薩默斯也是經濟學家，當過美國的財政部長和哈佛大學校長。
從讀書之日起，薩繆爾森就是一個學霸，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平均學分是A，在哈佛是A+。他的導師包括奈特、西蒙斯、道格拉斯、熊彼特及有“美國的凱恩斯”之稱的漢森，可以說，他是在一家全世界最傑出的奶牛場里長大的牛仔。
哈佛博士畢業後，薩繆爾森進入了一個研究學會，其中有好多位獲得過諾貝爾獎的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化學家，正是在那個充斥著公式和數字模型的圈子裡，薩繆爾森迷戀上了數學——他日常的業餘愛好居然是解各種數學公式，並把它引入到了經濟學。
在一份自述中，他寫道，“我在大學時代就察覺到，數學會為現代經濟學帶來革命。我持續研究數學，到現在還記得第一次看到拉氏乘數的情景。” 他在博士階段的研究，就嘗試著用數理、統計的方法來推演經濟學問題，更新了整個經濟學的研究範式。
30歲的時候，薩繆爾森成了一個三胞胎的爹，他決定要賺更多的錢養家，一位同事提醒他，如果能夠寫一本經濟學的教科書，那將是一份收入可觀的工作。
於是，薩繆爾森真的用了三年時間去做這個項目。1948年，《經濟學》出版，迅速成為北美乃至全球各大院校的通用教材，此後每三年修訂一次，讓薩繆爾森吃了一輩子的豐厚版稅，他因此頗有點驕傲地說，“只要這個國家的教科書是我寫的，那就讓其他人去擬定法律條文吧。”
薩繆爾森《經濟學》有兩個開創性的特點。
其一，他建立了經濟學的基本學科敘述體系。全書共七個單元，分別是基本概念、微觀經濟學、要素市場、應用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與全球經濟和失業、通貨膨脹與經濟政策。
在他寫這本《經濟學》教材的時候，他還畫出了一些曲線，到今天仍然被長期地應用，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基本框架。
比如說，他畫出了全世界第一條供給曲線、需求曲線和成本曲線。薩繆爾森之後，經濟學越來越像一個科學，一個可以通過公式和數據函數所推導的科學。
薩繆爾森自稱是“經濟學的最後一個通才”，就是因為他充當了這一學科的建築規劃師的角色，在他之後的任何天才，除非另起爐灶，否則永遠只能在他的圖紙上修修補補而已。
其二，薩繆爾森把數學模型大規模地引入到經濟學體系中。他回憶說，自己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時，經濟學還只是文字的經濟學，“僅有少數勇於創新者使用數學符號。矩陣是稀有動物，在社會科學的動物園中尚不見蹤跡，充其量只能看到一些簡單的行列式……經濟學像睡美人，她的甦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範與新問題的一吻”。
而薩繆爾森之後的經濟學開始被數學工具統治，它變得壁壘森嚴，令人望而生畏，也終於與哲學、歷史學劃江而治，獨立成國。
永遠要回頭看。你可能會由過去的經驗學到東西。我們所作的預測，通常並不如自己記憶中的那樣正確，二者的差異值得探究。
——保羅·薩繆爾森
文 / 吳曉波（吳曉波頻道）
直到18世紀末，經濟學還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亞當·斯密小心翼翼地把它從哲學和歷史學中剝離出來，至凱恩斯大開大闔，開創了宏觀經濟學，而到1940年代末，33歲的保羅·薩繆爾森寫出了第一本大學教科書，它才終於形成了自己的學科教育範式。
薩繆爾森（1915-2009）比弗裡德曼小三歲，他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讀本科的時候，弗裡德曼在攻讀碩士學位，他們終身互相欣賞，卻彼此隱約為敵。本科畢業後，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去了東部，此後一直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遊走，他從來不承認自己是芝加哥學派。
1970年，薩繆爾森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那一代美國天才經濟學傢俱樂部中的第一個，比弗裡德曼早了六年。
薩繆爾森家族似乎有經濟學基因，他的弟弟和妹妹都是經濟學家，他還有一個侄子勞倫斯·薩默斯也是經濟學家，當過美國的財政部長和哈佛大學校長。
從讀書之日起，薩繆爾森就是一個學霸，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平均學分是A，在哈佛是A+。他的導師包括奈特、西蒙斯、道格拉斯、熊彼特及有“美國的凱恩斯”之稱的漢森，可以說，他是在一家全世界最傑出的奶牛場里長大的牛仔。
哈佛博士畢業後，薩繆爾森進入了一個研究學會，其中有好多位獲得過諾貝爾獎的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化學家，正是在那個充斥著公式和數字模型的圈子裡，薩繆爾森迷戀上了數學——他日常的業餘愛好居然是解各種數學公式，並把它引入到了經濟學。
在一份自述中，他寫道，“我在大學時代就察覺到，數學會為現代經濟學帶來革命。我持續研究數學，到現在還記得第一次看到拉氏乘數的情景。” 他在博士階段的研究，就嘗試著用數理、統計的方法來推演經濟學問題，更新了整個經濟學的研究範式。
30歲的時候，薩繆爾森成了一個三胞胎的爹，他決定要賺更多的錢養家，一位同事提醒他，如果能夠寫一本經濟學的教科書，那將是一份收入可觀的工作。
於是，薩繆爾森真的用了三年時間去做這個項目。1948年，《經濟學》出版，迅速成為北美乃至全球各大院校的通用教材，此後每三年修訂一次，讓薩繆爾森吃了一輩子的豐厚版稅，他因此頗有點驕傲地說，“只要這個國家的教科書是我寫的，那就讓其他人去擬定法律條文吧。”
薩繆爾森《經濟學》有兩個開創性的特點。
其一，他建立了經濟學的基本學科敘述體系。全書共七個單元，分別是基本概念、微觀經濟學、要素市場、應用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與全球經濟和失業、通貨膨脹與經濟政策。
在他寫這本《經濟學》教材的時候，他還畫出了一些曲線，到今天仍然被長期地應用，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基本框架。
比如說，他畫出了全世界第一條供給曲線、需求曲線和成本曲線。薩繆爾森之後，經濟學越來越像一個科學，一個可以通過公式和數據函數所推導的科學。
薩繆爾森自稱是“經濟學的最後一個通才”，就是因為他充當了這一學科的建築規劃師的角色，在他之後的任何天才，除非另起爐灶，否則永遠只能在他的圖紙上修修補補而已。
其二，薩繆爾森把數學模型大規模地引入到經濟學體系中。他回憶說，自己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時，經濟學還只是文字的經濟學，“僅有少數勇於創新者使用數學符號。矩陣是稀有動物，在社會科學的動物園中尚不見蹤跡，充其量只能看到一些簡單的行列式……經濟學像睡美人，她的甦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範與新問題的一吻”。
而薩繆爾森之後的經濟學開始被數學工具統治，它變得壁壘森嚴，令人望而生畏，也終於與哲學、歷史學劃江而治，獨立成國。
永遠要回頭看。你可能會由過去的經驗學到東西。我們所作的預測，通常並不如自己記憶中的那樣正確，二者的差異值得探究。
——保羅·薩繆爾森
文 / 吳曉波（吳曉波頻道）
直到18世紀末，經濟學還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亞當·斯密小心翼翼地把它從哲學和歷史學中剝離出來，至凱恩斯大開大闔，開創了宏觀經濟學，而到1940年代末，33歲的保羅·薩繆爾森寫出了第一本大學教科書，它才終於形成了自己的學科教育範式。
薩繆爾森（1915-2009）比弗裡德曼小三歲，他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讀本科的時候，弗裡德曼在攻讀碩士學位，他們終身互相欣賞，卻彼此隱約為敵。本科畢業後，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去了東部，此後一直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遊走，他從來不承認自己是芝加哥學派。
1970年，薩繆爾森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那一代美國天才經濟學傢俱樂部中的第一個，比弗裡德曼早了六年。
薩繆爾森家族似乎有經濟學基因，他的弟弟和妹妹都是經濟學家，他還有一個侄子勞倫斯·薩默斯也是經濟學家，當過美國的財政部長和哈佛大學校長。
從讀書之日起，薩繆爾森就是一個學霸，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平均學分是A，在哈佛是A+。他的導師包括奈特、西蒙斯、道格拉斯、熊彼特及有“美國的凱恩斯”之稱的漢森，可以說，他是在一家全世界最傑出的奶牛場里長大的牛仔。
哈佛博士畢業後，薩繆爾森進入了一個研究學會，其中有好多位獲得過諾貝爾獎的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化學家，正是在那個充斥著公式和數字模型的圈子裡，薩繆爾森迷戀上了數學——他日常的業餘愛好居然是解各種數學公式，並把它引入到了經濟學。
在一份自述中，他寫道，“我在大學時代就察覺到，數學會為現代經濟學帶來革命。我持續研究數學，到現在還記得第一次看到拉氏乘數的情景。” 他在博士階段的研究，就嘗試著用數理、統計的方法來推演經濟學問題，更新了整個經濟學的研究範式。
30歲的時候，薩繆爾森成了一個三胞胎的爹，他決定要賺更多的錢養家，一位同事提醒他，如果能夠寫一本經濟學的教科書，那將是一份收入可觀的工作。
於是，薩繆爾森真的用了三年時間去做這個項目。1948年，《經濟學》出版，迅速成為北美乃至全球各大院校的通用教材，此後每三年修訂一次，讓薩繆爾森吃了一輩子的豐厚版稅，他因此頗有點驕傲地說，“只要這個國家的教科書是我寫的，那就讓其他人去擬定法律條文吧。”
薩繆爾森《經濟學》有兩個開創性的特點。
其一，他建立了經濟學的基本學科敘述體系。全書共七個單元，分別是基本概念、微觀經濟學、要素市場、應用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與全球經濟和失業、通貨膨脹與經濟政策。
在他寫這本《經濟學》教材的時候，他還畫出了一些曲線，到今天仍然被長期地應用，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基本框架。
比如說，他畫出了全世界第一條供給曲線、需求曲線和成本曲線。薩繆爾森之後，經濟學越來越像一個科學，一個可以通過公式和數據函數所推導的科學。
薩繆爾森自稱是“經濟學的最後一個通才”，就是因為他充當了這一學科的建築規劃師的角色，在他之後的任何天才，除非另起爐灶，否則永遠只能在他的圖紙上修修補補而已。
其二，薩繆爾森把數學模型大規模地引入到經濟學體系中。他回憶說，自己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時，經濟學還只是文字的經濟學，“僅有少數勇於創新者使用數學符號。矩陣是稀有動物，在社會科學的動物園中尚不見蹤跡，充其量只能看到一些簡單的行列式……經濟學像睡美人，她的甦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範與新問題的一吻”。
而薩繆爾森之後的經濟學開始被數學工具統治，它變得壁壘森嚴，令人望而生畏，也終於與哲學、歷史學劃江而治，獨立成國。
薩繆爾森是一個特別不善於謙虛的人，他曾沾沾自喜地引用別人的評論說：“新生代的經濟學將是來自《經濟學》一書。”
“我可以自誇，在談論現代經濟學時，我所談論的正是‘我自己’。我所研究的範疇，涵蓋了經濟學的各個領域。我有次自稱是經濟學界最後一位通才，著作與教授的科目廣泛，諸如國際貿易與計量經濟、經濟理論與景氣循環、人口學與勞動經濟學、財務金融與獨佔性競爭、教條歷史與區位經濟學等等。”
儘管這樣的自誇聽上去讓同僚們不太舒服，不過好像也沒有人覺得有什麼不妥。有的天才就是善於給自己寫“維基百科”。瑞典皇家學院把諾貝爾獎頒給他時的理由，也幾乎如出一轍：“他發展了數理和動態經濟理論，其研究涉及經濟學全部領域。”
跟弗裡德曼等人一樣，薩繆爾森不是一個躲在學院裡的學究，他30歲時就被聘任為財政部顧問，從此他的理論一直盤旋在白宮上空。
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國總統，此時正面臨經濟蕭條，他發表的第一篇國情諮文中就悲觀地宣佈：“目前的經濟狀況是令人不安的。我是在經歷了7個月的衰退、3年半的蕭條、7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降低、9年的農業收入下降之後就任的。”
肯尼迪採納了總統經濟顧問薩繆爾森的建議，實行了著名的“肯尼迪減稅”政策，這一國策增加了消費支出，擴大了總需求，並增加了經濟的生產和就業。當減稅政策最終在1964年全面實施時，它促成了一個長達八年的經濟高增長時期。
永遠要回頭看。你可能會由過去的經驗學到東西。我們所作的預測，通常並不如自己記憶中的那樣正確，二者的差異值得探究。
——保羅·薩繆爾森
文 / 吳曉波（吳曉波頻道）
直到18世紀末，經濟學還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亞當·斯密小心翼翼地把它從哲學和歷史學中剝離出來，至凱恩斯大開大闔，開創了宏觀經濟學，而到1940年代末，33歲的保羅·薩繆爾森寫出了第一本大學教科書，它才終於形成了自己的學科教育範式。
薩繆爾森（1915-2009）比弗裡德曼小三歲，他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讀本科的時候，弗裡德曼在攻讀碩士學位，他們終身互相欣賞，卻彼此隱約為敵。本科畢業後，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去了東部，此後一直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遊走，他從來不承認自己是芝加哥學派。
1970年，薩繆爾森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那一代美國天才經濟學傢俱樂部中的第一個，比弗裡德曼早了六年。
薩繆爾森家族似乎有經濟學基因，他的弟弟和妹妹都是經濟學家，他還有一個侄子勞倫斯·薩默斯也是經濟學家，當過美國的財政部長和哈佛大學校長。
從讀書之日起，薩繆爾森就是一個學霸，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平均學分是A，在哈佛是A+。他的導師包括奈特、西蒙斯、道格拉斯、熊彼特及有“美國的凱恩斯”之稱的漢森，可以說，他是在一家全世界最傑出的奶牛場里長大的牛仔。
哈佛博士畢業後，薩繆爾森進入了一個研究學會，其中有好多位獲得過諾貝爾獎的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化學家，正是在那個充斥著公式和數字模型的圈子裡，薩繆爾森迷戀上了數學——他日常的業餘愛好居然是解各種數學公式，並把它引入到了經濟學。
在一份自述中，他寫道，“我在大學時代就察覺到，數學會為現代經濟學帶來革命。我持續研究數學，到現在還記得第一次看到拉氏乘數的情景。” 他在博士階段的研究，就嘗試著用數理、統計的方法來推演經濟學問題，更新了整個經濟學的研究範式。
30歲的時候，薩繆爾森成了一個三胞胎的爹，他決定要賺更多的錢養家，一位同事提醒他，如果能夠寫一本經濟學的教科書，那將是一份收入可觀的工作。
於是，薩繆爾森真的用了三年時間去做這個項目。1948年，《經濟學》出版，迅速成為北美乃至全球各大院校的通用教材，此後每三年修訂一次，讓薩繆爾森吃了一輩子的豐厚版稅，他因此頗有點驕傲地說，“只要這個國家的教科書是我寫的，那就讓其他人去擬定法律條文吧。”
薩繆爾森《經濟學》有兩個開創性的特點。
其一，他建立了經濟學的基本學科敘述體系。全書共七個單元，分別是基本概念、微觀經濟學、要素市場、應用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與全球經濟和失業、通貨膨脹與經濟政策。
在他寫這本《經濟學》教材的時候，他還畫出了一些曲線，到今天仍然被長期地應用，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基本框架。
比如說，他畫出了全世界第一條供給曲線、需求曲線和成本曲線。薩繆爾森之後，經濟學越來越像一個科學，一個可以通過公式和數據函數所推導的科學。
薩繆爾森自稱是“經濟學的最後一個通才”，就是因為他充當了這一學科的建築規劃師的角色，在他之後的任何天才，除非另起爐灶，否則永遠只能在他的圖紙上修修補補而已。
其二，薩繆爾森把數學模型大規模地引入到經濟學體系中。他回憶說，自己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時，經濟學還只是文字的經濟學，“僅有少數勇於創新者使用數學符號。矩陣是稀有動物，在社會科學的動物園中尚不見蹤跡，充其量只能看到一些簡單的行列式……經濟學像睡美人，她的甦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範與新問題的一吻”。
而薩繆爾森之後的經濟學開始被數學工具統治，它變得壁壘森嚴，令人望而生畏，也終於與哲學、歷史學劃江而治，獨立成國。
薩繆爾森是一個特別不善於謙虛的人，他曾沾沾自喜地引用別人的評論說：“新生代的經濟學將是來自《經濟學》一書。”
“我可以自誇，在談論現代經濟學時，我所談論的正是‘我自己’。我所研究的範疇，涵蓋了經濟學的各個領域。我有次自稱是經濟學界最後一位通才，著作與教授的科目廣泛，諸如國際貿易與計量經濟、經濟理論與景氣循環、人口學與勞動經濟學、財務金融與獨佔性競爭、教條歷史與區位經濟學等等。”
儘管這樣的自誇聽上去讓同僚們不太舒服，不過好像也沒有人覺得有什麼不妥。有的天才就是善於給自己寫“維基百科”。瑞典皇家學院把諾貝爾獎頒給他時的理由，也幾乎如出一轍：“他發展了數理和動態經濟理論，其研究涉及經濟學全部領域。”
跟弗裡德曼等人一樣，薩繆爾森不是一個躲在學院裡的學究，他30歲時就被聘任為財政部顧問，從此他的理論一直盤旋在白宮上空。
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國總統，此時正面臨經濟蕭條，他發表的第一篇國情諮文中就悲觀地宣佈：“目前的經濟狀況是令人不安的。我是在經歷了7個月的衰退、3年半的蕭條、7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降低、9年的農業收入下降之後就任的。”
肯尼迪採納了總統經濟顧問薩繆爾森的建議，實行了著名的“肯尼迪減稅”政策，這一國策增加了消費支出，擴大了總需求，並增加了經濟的生產和就業。當減稅政策最終在1964年全面實施時，它促成了一個長達八年的經濟高增長時期。
在學術界，薩繆爾森也儼然扮演了江湖盟主的角色。他是計量經濟學會、美國經濟學會、國際經濟學會的會長，“如果有銀河經濟俱樂部，大概也少不了他”。1961年，他在《經濟學》第五版中，自立了一個門派——新古典綜合學派。
永遠要回頭看。你可能會由過去的經驗學到東西。我們所作的預測，通常並不如自己記憶中的那樣正確，二者的差異值得探究。
——保羅·薩繆爾森
文 / 吳曉波（吳曉波頻道）
直到18世紀末，經濟學還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亞當·斯密小心翼翼地把它從哲學和歷史學中剝離出來，至凱恩斯大開大闔，開創了宏觀經濟學，而到1940年代末，33歲的保羅·薩繆爾森寫出了第一本大學教科書，它才終於形成了自己的學科教育範式。
薩繆爾森（1915-2009）比弗裡德曼小三歲，他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讀本科的時候，弗裡德曼在攻讀碩士學位，他們終身互相欣賞，卻彼此隱約為敵。本科畢業後，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去了東部，此後一直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遊走，他從來不承認自己是芝加哥學派。
1970年，薩繆爾森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那一代美國天才經濟學傢俱樂部中的第一個，比弗裡德曼早了六年。
薩繆爾森家族似乎有經濟學基因，他的弟弟和妹妹都是經濟學家，他還有一個侄子勞倫斯·薩默斯也是經濟學家，當過美國的財政部長和哈佛大學校長。
從讀書之日起，薩繆爾森就是一個學霸，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平均學分是A，在哈佛是A+。他的導師包括奈特、西蒙斯、道格拉斯、熊彼特及有“美國的凱恩斯”之稱的漢森，可以說，他是在一家全世界最傑出的奶牛場里長大的牛仔。
哈佛博士畢業後，薩繆爾森進入了一個研究學會，其中有好多位獲得過諾貝爾獎的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化學家，正是在那個充斥著公式和數字模型的圈子裡，薩繆爾森迷戀上了數學——他日常的業餘愛好居然是解各種數學公式，並把它引入到了經濟學。
在一份自述中，他寫道，“我在大學時代就察覺到，數學會為現代經濟學帶來革命。我持續研究數學，到現在還記得第一次看到拉氏乘數的情景。” 他在博士階段的研究，就嘗試著用數理、統計的方法來推演經濟學問題，更新了整個經濟學的研究範式。
30歲的時候，薩繆爾森成了一個三胞胎的爹，他決定要賺更多的錢養家，一位同事提醒他，如果能夠寫一本經濟學的教科書，那將是一份收入可觀的工作。
於是，薩繆爾森真的用了三年時間去做這個項目。1948年，《經濟學》出版，迅速成為北美乃至全球各大院校的通用教材，此後每三年修訂一次，讓薩繆爾森吃了一輩子的豐厚版稅，他因此頗有點驕傲地說，“只要這個國家的教科書是我寫的，那就讓其他人去擬定法律條文吧。”
薩繆爾森《經濟學》有兩個開創性的特點。
其一，他建立了經濟學的基本學科敘述體系。全書共七個單元，分別是基本概念、微觀經濟學、要素市場、應用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與全球經濟和失業、通貨膨脹與經濟政策。
在他寫這本《經濟學》教材的時候，他還畫出了一些曲線，到今天仍然被長期地應用，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基本框架。
比如說，他畫出了全世界第一條供給曲線、需求曲線和成本曲線。薩繆爾森之後，經濟學越來越像一個科學，一個可以通過公式和數據函數所推導的科學。
薩繆爾森自稱是“經濟學的最後一個通才”，就是因為他充當了這一學科的建築規劃師的角色，在他之後的任何天才，除非另起爐灶，否則永遠只能在他的圖紙上修修補補而已。
其二，薩繆爾森把數學模型大規模地引入到經濟學體系中。他回憶說，自己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時，經濟學還只是文字的經濟學，“僅有少數勇於創新者使用數學符號。矩陣是稀有動物，在社會科學的動物園中尚不見蹤跡，充其量只能看到一些簡單的行列式……經濟學像睡美人，她的甦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範與新問題的一吻”。
而薩繆爾森之後的經濟學開始被數學工具統治，它變得壁壘森嚴，令人望而生畏，也終於與哲學、歷史學劃江而治，獨立成國。
薩繆爾森是一個特別不善於謙虛的人，他曾沾沾自喜地引用別人的評論說：“新生代的經濟學將是來自《經濟學》一書。”
“我可以自誇，在談論現代經濟學時，我所談論的正是‘我自己’。我所研究的範疇，涵蓋了經濟學的各個領域。我有次自稱是經濟學界最後一位通才，著作與教授的科目廣泛，諸如國際貿易與計量經濟、經濟理論與景氣循環、人口學與勞動經濟學、財務金融與獨佔性競爭、教條歷史與區位經濟學等等。”
儘管這樣的自誇聽上去讓同僚們不太舒服，不過好像也沒有人覺得有什麼不妥。有的天才就是善於給自己寫“維基百科”。瑞典皇家學院把諾貝爾獎頒給他時的理由，也幾乎如出一轍：“他發展了數理和動態經濟理論，其研究涉及經濟學全部領域。”
跟弗裡德曼等人一樣，薩繆爾森不是一個躲在學院裡的學究，他30歲時就被聘任為財政部顧問，從此他的理論一直盤旋在白宮上空。
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國總統，此時正面臨經濟蕭條，他發表的第一篇國情諮文中就悲觀地宣佈：“目前的經濟狀況是令人不安的。我是在經歷了7個月的衰退、3年半的蕭條、7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降低、9年的農業收入下降之後就任的。”
肯尼迪採納了總統經濟顧問薩繆爾森的建議，實行了著名的“肯尼迪減稅”政策，這一國策增加了消費支出，擴大了總需求，並增加了經濟的生產和就業。當減稅政策最終在1964年全面實施時，它促成了一個長達八年的經濟高增長時期。
在學術界，薩繆爾森也儼然扮演了江湖盟主的角色。他是計量經濟學會、美國經濟學會、國際經濟學會的會長，“如果有銀河經濟俱樂部，大概也少不了他”。1961年，他在《經濟學》第五版中，自立了一個門派——新古典綜合學派。
不過，薩繆爾森也不是沒有對手和“敵人”，他們就是芝加哥學派的那些傲慢的自負者們——弗裡德曼、斯蒂格勒和科斯等等。
進入1970年代中期，歐美各國遭遇了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的現象，即“滯脹”。薩繆爾森的新凱恩斯主義遇到了麻煩，無法解釋這一現象。
輪盤終於從薩繆爾森那裡轉到了芝加哥大學，弗裡德曼等人的“貨幣學派”開始佔領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他們主張政府的最重要經濟職能就是調節貨幣供應，除此之外則不應該對經濟進行任何干預。里根政府正是奉行了“貨幣學派”的政策，才走出了滯脹的泥潭，並開創出了另一個高增長的時期。
永遠要回頭看。你可能會由過去的經驗學到東西。我們所作的預測，通常並不如自己記憶中的那樣正確，二者的差異值得探究。
——保羅·薩繆爾森
文 / 吳曉波（吳曉波頻道）
直到18世紀末，經濟學還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亞當·斯密小心翼翼地把它從哲學和歷史學中剝離出來，至凱恩斯大開大闔，開創了宏觀經濟學，而到1940年代末，33歲的保羅·薩繆爾森寫出了第一本大學教科書，它才終於形成了自己的學科教育範式。
薩繆爾森（1915-2009）比弗裡德曼小三歲，他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讀本科的時候，弗裡德曼在攻讀碩士學位，他們終身互相欣賞，卻彼此隱約為敵。本科畢業後，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去了東部，此後一直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遊走，他從來不承認自己是芝加哥學派。
1970年，薩繆爾森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那一代美國天才經濟學傢俱樂部中的第一個，比弗裡德曼早了六年。
薩繆爾森家族似乎有經濟學基因，他的弟弟和妹妹都是經濟學家，他還有一個侄子勞倫斯·薩默斯也是經濟學家，當過美國的財政部長和哈佛大學校長。
從讀書之日起，薩繆爾森就是一個學霸，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平均學分是A，在哈佛是A+。他的導師包括奈特、西蒙斯、道格拉斯、熊彼特及有“美國的凱恩斯”之稱的漢森，可以說，他是在一家全世界最傑出的奶牛場里長大的牛仔。
哈佛博士畢業後，薩繆爾森進入了一個研究學會，其中有好多位獲得過諾貝爾獎的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化學家，正是在那個充斥著公式和數字模型的圈子裡，薩繆爾森迷戀上了數學——他日常的業餘愛好居然是解各種數學公式，並把它引入到了經濟學。
在一份自述中，他寫道，“我在大學時代就察覺到，數學會為現代經濟學帶來革命。我持續研究數學，到現在還記得第一次看到拉氏乘數的情景。” 他在博士階段的研究，就嘗試著用數理、統計的方法來推演經濟學問題，更新了整個經濟學的研究範式。
30歲的時候，薩繆爾森成了一個三胞胎的爹，他決定要賺更多的錢養家，一位同事提醒他，如果能夠寫一本經濟學的教科書，那將是一份收入可觀的工作。
於是，薩繆爾森真的用了三年時間去做這個項目。1948年，《經濟學》出版，迅速成為北美乃至全球各大院校的通用教材，此後每三年修訂一次，讓薩繆爾森吃了一輩子的豐厚版稅，他因此頗有點驕傲地說，“只要這個國家的教科書是我寫的，那就讓其他人去擬定法律條文吧。”
薩繆爾森《經濟學》有兩個開創性的特點。
其一，他建立了經濟學的基本學科敘述體系。全書共七個單元，分別是基本概念、微觀經濟學、要素市場、應用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與全球經濟和失業、通貨膨脹與經濟政策。
在他寫這本《經濟學》教材的時候，他還畫出了一些曲線，到今天仍然被長期地應用，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基本框架。
比如說，他畫出了全世界第一條供給曲線、需求曲線和成本曲線。薩繆爾森之後，經濟學越來越像一個科學，一個可以通過公式和數據函數所推導的科學。
薩繆爾森自稱是“經濟學的最後一個通才”，就是因為他充當了這一學科的建築規劃師的角色，在他之後的任何天才，除非另起爐灶，否則永遠只能在他的圖紙上修修補補而已。
其二，薩繆爾森把數學模型大規模地引入到經濟學體系中。他回憶說，自己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時，經濟學還只是文字的經濟學，“僅有少數勇於創新者使用數學符號。矩陣是稀有動物，在社會科學的動物園中尚不見蹤跡，充其量只能看到一些簡單的行列式……經濟學像睡美人，她的甦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範與新問題的一吻”。
而薩繆爾森之後的經濟學開始被數學工具統治，它變得壁壘森嚴，令人望而生畏，也終於與哲學、歷史學劃江而治，獨立成國。
薩繆爾森是一個特別不善於謙虛的人，他曾沾沾自喜地引用別人的評論說：“新生代的經濟學將是來自《經濟學》一書。”
“我可以自誇，在談論現代經濟學時，我所談論的正是‘我自己’。我所研究的範疇，涵蓋了經濟學的各個領域。我有次自稱是經濟學界最後一位通才，著作與教授的科目廣泛，諸如國際貿易與計量經濟、經濟理論與景氣循環、人口學與勞動經濟學、財務金融與獨佔性競爭、教條歷史與區位經濟學等等。”
儘管這樣的自誇聽上去讓同僚們不太舒服，不過好像也沒有人覺得有什麼不妥。有的天才就是善於給自己寫“維基百科”。瑞典皇家學院把諾貝爾獎頒給他時的理由，也幾乎如出一轍：“他發展了數理和動態經濟理論，其研究涉及經濟學全部領域。”
跟弗裡德曼等人一樣，薩繆爾森不是一個躲在學院裡的學究，他30歲時就被聘任為財政部顧問，從此他的理論一直盤旋在白宮上空。
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國總統，此時正面臨經濟蕭條，他發表的第一篇國情諮文中就悲觀地宣佈：“目前的經濟狀況是令人不安的。我是在經歷了7個月的衰退、3年半的蕭條、7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降低、9年的農業收入下降之後就任的。”
肯尼迪採納了總統經濟顧問薩繆爾森的建議，實行了著名的“肯尼迪減稅”政策，這一國策增加了消費支出，擴大了總需求，並增加了經濟的生產和就業。當減稅政策最終在1964年全面實施時，它促成了一個長達八年的經濟高增長時期。
在學術界，薩繆爾森也儼然扮演了江湖盟主的角色。他是計量經濟學會、美國經濟學會、國際經濟學會的會長，“如果有銀河經濟俱樂部，大概也少不了他”。1961年，他在《經濟學》第五版中，自立了一個門派——新古典綜合學派。
不過，薩繆爾森也不是沒有對手和“敵人”，他們就是芝加哥學派的那些傲慢的自負者們——弗裡德曼、斯蒂格勒和科斯等等。
進入1970年代中期，歐美各國遭遇了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的現象，即“滯脹”。薩繆爾森的新凱恩斯主義遇到了麻煩，無法解釋這一現象。
輪盤終於從薩繆爾森那裡轉到了芝加哥大學，弗裡德曼等人的“貨幣學派”開始佔領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他們主張政府的最重要經濟職能就是調節貨幣供應，除此之外則不應該對經濟進行任何干預。里根政府正是奉行了“貨幣學派”的政策，才走出了滯脹的泥潭，並開創出了另一個高增長的時期。
1990年代之後，一些戰後出生的中生代學者也發起了對薩繆爾森的挑戰，他們認為他已經“老”了，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相繼出版了獨立編撰的《經濟學》教科書，它們都極具影響力。
斯蒂格利茨在自己的教科書中專門針對曾經的導師薩繆爾森寫了一段話：“現有的教科書不能使人們瞭解現代經濟學，即不能使人們理解現代的經濟學者如何考察世界的原理，以及不能使人們理解為了懂得當前的經濟問題而必須具備的原理。當我們即將進入一個新世紀的時候，我們需要超過馬歇爾和薩繆爾森。”
薩繆爾森當然不認為芝加哥學派的那些人可以替代他。他批評斯蒂格勒“在數學方面沒受過紮實的訓練”“科斯並不知道自己的定理是什麼。至於到底是否存在這麼一個定理，還存在較大的爭議”。對於最具影響力的弗裡德曼，他更是時不時在演講中冷嘲熱諷。
對“當代凱恩斯主義的集大成者”這個標籤，薩繆爾森並不太樂意，他稱自己為“後凱恩斯主義者”，認為完全忠實凱恩斯主義甚至和納粹口號一樣好笑。
1998年，他在早年的文集《中間道路的經濟學》序言中表示，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喜歡用極端對立的方式思考問題，但這並不是他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作風，經驗使得他不得不成為折衷主義者：在個人的創造性和最優社會規則之間，尋找一條中庸之道。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薩繆爾森在《紐約時報》撰文，仍然沒有饒過已經去世的弗裡德曼，他認為金融危機的肇因就是受了弗裡德曼思想影響的政策引起的。他寫道，“今天我們見識了弗裡德曼的一個市場能夠調節它自身的觀點有多麼錯誤，我希望他仍然活著，這樣他就能夠見證他觀念中的極端主義是如何導致自身失敗的。”
一年後的2009年12月13日，薩繆爾森也去世了。不知道這兩位同樣善於辯論、並終身互不服氣的經濟學家，在天堂裡是否又會整天吵個沒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