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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作協主席的巴金
文 | 周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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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作協主席的巴金
文 | 周立民
1949年7月，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組成時，巴金是常務委員。四年後，1953年10月，中國作家協會第二屆理事會上，茅盾當選主席，周揚、丁玲、巴金、老舍等七人為副主席。1960年8月，在中國作協第三次理事會擴大會議上，茅盾當選主席，周揚、巴金等六人當選副主席。1979年11月，巴金又當選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會第一副主席。1981年3月27日，茅盾逝世，在4月20日召開的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上，巴金被選為主席團代理主席。當年12月，在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巴金被選為主席。自此，至2005年10月17日逝世，巴金一直擔任這個職務。從中國作協的歷史而言，他是繼茅盾之後第二任中國作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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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作協主席的巴金
文 | 周立民
1949年7月，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組成時，巴金是常務委員。四年後，1953年10月，中國作家協會第二屆理事會上，茅盾當選主席，周揚、丁玲、巴金、老舍等七人為副主席。1960年8月，在中國作協第三次理事會擴大會議上，茅盾當選主席，周揚、巴金等六人當選副主席。1979年11月，巴金又當選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會第一副主席。1981年3月27日，茅盾逝世，在4月20日召開的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上，巴金被選為主席團代理主席。當年12月，在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巴金被選為主席。自此，至2005年10月17日逝世，巴金一直擔任這個職務。從中國作協的歷史而言，他是繼茅盾之後第二任中國作協主席。
巴金擔任中國作協主席的24年中，是中國當代文學經歷巨大變化的20多年。擔任這一職務，對於已進入暮年的巴金而言，身體、精力都是巨大的挑戰。其時，十年“文革”剛剛結束，巴金的案頭有著諸多創作計劃等待完成，然而，衰老和疾病已經纏上老人，帕金森症的折磨使他提筆都難。他早就宣佈不出席公開活動，閉門謝客，專事寫作。對於擔任中國作協主席，和他擔任《收穫》主編等“職務”一樣，他認為是掛名的，而那段時間，他的主要工作是寫作《隨想錄》。所以，1981年12月22日在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閉幕時，他說：
“感謝大家對我的信任。說實話，作家協會主席這個職務對我很不合適。我只希望自己能做一個普通的會員，一個普通的作家，緊緊捏著自己的筆，度過我最後的三、五年”……
“我同意擔任這個職務，不過是表示我對作家協會工作的支持。今天仍然是這樣：我支持作協黨組的工作，支持主席團的工作，支持書記處的工作。”
“除寫作外，我盡力想做好一件事，就是促成現代文學館的早日建成……”
（《巴金全集》第19卷第34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
擔任中國作協主席的巴金，除了自身的創作、推動文學館的建設之外，巴金還以他不凡的創作成就、高尚的道德風範以及巨大的社會影響力，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面旗幟。他影響著文壇的風氣、方向，也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開拓了空間。
從文學史的角度，來梳理巴金與中國作協的關係，特別是作為中國作協主席的巴金，我認為至少有如下幾點值得關注：
1
巴金主張像愛護眼睛一樣
為作家營造良好的創作環境
創作環境對作家創作影響巨大。巴金這一代作家對此深有體會，也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珍惜良好的、自由的創作環境。1981年10月13日，胡耀邦接見他的時候，巴金提出：“文藝家受了多年的磨難，應該多鼓勵，少批評。”這一主張是他多年來一直堅定不移的看法。他呼籲：“希望我們各級文藝主管部門的領導愛惜人才，尊重作家和作家的勞動。在我們這個有十億人口的大國，我們的作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了！”（《中國作家協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閉幕詞》，《巴金全集》第19卷第322頁）與此同時，他又在為作家爭取創作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他在全國人大會上說：
“一般從事文藝工作的人，生活和工作的條件都很差，有的人甚至連一張寫字桌也沒有。我知道一位搞翻譯的，自己有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給沒收了。現在要一個房間攤開書來從事翻譯都不可能。既然認為文藝有那樣大的作用，卻對文藝工作者這麼不重視，實在不可理解。現在大家都在談為四化服務，搞四化就要靠知識和知識分子，他們應該起重要的作用，但知識分子的政策至今沒有完全落實，知識分子並未得到信任。現在需要知識分子，要靠他們發揮積極性，不給他們一點工作條件怎麼行！”
（《多鼓勵，少干涉》，《巴金全集》第19卷第333-334頁）
在具體的生活條件之外，巴金更看重的是寬鬆、自由、融洽的創作環境，讓作家能夠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創作才華，而不是抓辮子、打棍子乃至動輒得咎。對於這些，巴金在晚年的重要著作《隨想錄》中一再申明。作為中國作協主席，關鍵時刻，他經常挺身而出，所做的就是為作家遮風擋雨，也為他們的創作呼風喚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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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作協主席的巴金
文 | 周立民
1949年7月，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組成時，巴金是常務委員。四年後，1953年10月，中國作家協會第二屆理事會上，茅盾當選主席，周揚、丁玲、巴金、老舍等七人為副主席。1960年8月，在中國作協第三次理事會擴大會議上，茅盾當選主席，周揚、巴金等六人當選副主席。1979年11月，巴金又當選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會第一副主席。1981年3月27日，茅盾逝世，在4月20日召開的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上，巴金被選為主席團代理主席。當年12月，在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巴金被選為主席。自此，至2005年10月17日逝世，巴金一直擔任這個職務。從中國作協的歷史而言，他是繼茅盾之後第二任中國作協主席。
巴金擔任中國作協主席的24年中，是中國當代文學經歷巨大變化的20多年。擔任這一職務，對於已進入暮年的巴金而言，身體、精力都是巨大的挑戰。其時，十年“文革”剛剛結束，巴金的案頭有著諸多創作計劃等待完成，然而，衰老和疾病已經纏上老人，帕金森症的折磨使他提筆都難。他早就宣佈不出席公開活動，閉門謝客，專事寫作。對於擔任中國作協主席，和他擔任《收穫》主編等“職務”一樣，他認為是掛名的，而那段時間，他的主要工作是寫作《隨想錄》。所以，1981年12月22日在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閉幕時，他說：
“感謝大家對我的信任。說實話，作家協會主席這個職務對我很不合適。我只希望自己能做一個普通的會員，一個普通的作家，緊緊捏著自己的筆，度過我最後的三、五年”……
“我同意擔任這個職務，不過是表示我對作家協會工作的支持。今天仍然是這樣：我支持作協黨組的工作，支持主席團的工作，支持書記處的工作。”
“除寫作外，我盡力想做好一件事，就是促成現代文學館的早日建成……”
（《巴金全集》第19卷第34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
擔任中國作協主席的巴金，除了自身的創作、推動文學館的建設之外，巴金還以他不凡的創作成就、高尚的道德風範以及巨大的社會影響力，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面旗幟。他影響著文壇的風氣、方向，也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開拓了空間。
從文學史的角度，來梳理巴金與中國作協的關係，特別是作為中國作協主席的巴金，我認為至少有如下幾點值得關注：
1
巴金主張像愛護眼睛一樣
為作家營造良好的創作環境
創作環境對作家創作影響巨大。巴金這一代作家對此深有體會，也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珍惜良好的、自由的創作環境。1981年10月13日，胡耀邦接見他的時候，巴金提出：“文藝家受了多年的磨難，應該多鼓勵，少批評。”這一主張是他多年來一直堅定不移的看法。他呼籲：“希望我們各級文藝主管部門的領導愛惜人才，尊重作家和作家的勞動。在我們這個有十億人口的大國，我們的作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了！”（《中國作家協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閉幕詞》，《巴金全集》第19卷第322頁）與此同時，他又在為作家爭取創作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他在全國人大會上說：
“一般從事文藝工作的人，生活和工作的條件都很差，有的人甚至連一張寫字桌也沒有。我知道一位搞翻譯的，自己有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給沒收了。現在要一個房間攤開書來從事翻譯都不可能。既然認為文藝有那樣大的作用，卻對文藝工作者這麼不重視，實在不可理解。現在大家都在談為四化服務，搞四化就要靠知識和知識分子，他們應該起重要的作用，但知識分子的政策至今沒有完全落實，知識分子並未得到信任。現在需要知識分子，要靠他們發揮積極性，不給他們一點工作條件怎麼行！”
（《多鼓勵，少干涉》，《巴金全集》第19卷第333-334頁）
在具體的生活條件之外，巴金更看重的是寬鬆、自由、融洽的創作環境，讓作家能夠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創作才華，而不是抓辮子、打棍子乃至動輒得咎。對於這些，巴金在晚年的重要著作《隨想錄》中一再申明。作為中國作協主席，關鍵時刻，他經常挺身而出，所做的就是為作家遮風擋雨，也為他們的創作呼風喚雨。
2
巴金始終對青年作家的創作和探索
寄予希望和熱情
巴金以自己的閱歷和經驗提醒青年作家：作家的名字應當寫在自己的作品上；作家要有勇氣和擔當，無勇即無文；正直的作家，不能是一個鼠目寸光、膽小怕事的人；創作自由，不是天賜的，而是自己爭取來的……這些話至今仍然是振聾發聵、值得深思的良言。
巴金的老友、作家黃裳在懷念巴金的文章中曾寫下這樣一段話：
“他享年一百零一歲，但依然站在時代前面。記得過去談天時，我曾對新出現的作者文字不講究，不夠洗練、不夠純熟而不滿，他立即反駁，為新生力量辯護，像老母雞保護雞雛似的。他是新生者的保護者，是前進道路上的領路人。”
（《傷逝——懷念巴金》，《文匯讀書週報》2005年10月28日）
“保護者”、“領路人”，這是對於作為中國作協主席和資深作家巴金的準確定位，“像老母雞保護雞雛似的”，是對巴金其時的心情和行為的形象描繪。對於中國新文學發展而言，巴金是一位不朽的園丁。曹禺、陳荒煤、劉白羽、黃裳、汪曾祺、鄭敏、陳敬容、穆旦、鄒荻帆等人，在最初的文學道路上都有巴金的巨大助力。而新時期的一代作家也有幸得到他的照拂。馮驥才曾回憶，他最初的創作得到巴金肯定、發表在《收穫》上的事情，張抗抗、賈平凹、張辛欣等作家受到社會壓力時，巴金的及時肯定給他們有效減壓。從維熙更是深情地回憶：
“記得，1979年夏天我應上影之邀，在上海改編《大牆下的紅玉蘭》電影劇本的時候，《收穫》的一位編輯，去上影招待所與我說起《收穫》發表《大牆下的紅玉蘭》的情況時，就提到巴老對此“大牆文學”開山之作的態度：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召開，“兩個凡是”正在與“實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對我寄來的這部描寫監獄生活的小說，如果沒有巴老堅決的支持，在那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怕是難以問世的——正是巴老義無反顧，編輯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頭題的位置發表出來。當時，我就曾設想，如果我的這部中篇小說，不是投胎於巴老主持的《收穫》，而是寄給了別家刊物，這篇大牆文學的命運，能不能問世、我能不能復出於新時期的中國文壇，真是一個數學中的未知數！小說發表後，麻煩曾接踵而來，有的匿名信指責《收穫》為“解凍文學”開路，有的則以赤裸裸的“兩個凡是”，質疑編輯部的政治走向——就連我為囚時駐足過的勞改農場，也寫來批判信函，說小說攻擊了“無產階級專政”云云。一時之間，風聲鶴唳，大有反水覆舟之勢！在那段難忘的日子裡，巴老不僅與《收穫》編輯部同仁一起經受了黎明的五更之寒，巴老還要求刊物“百無禁忌更進一步”，因而使當年的《收穫》，成了歷史新時期解放思想的一面文學旗幟。
從維熙還回憶另外一部作品《遠去的白帆》，也是巴金拍板發表的：
“那天，我將這部中篇小說的遭遇，講給巴老和小林聽了，並將其文稿交給了巴老和小林。據小林事後告訴我，巴老不顧長途飛行的疲勞，連夜審讀了我的小說，並對小林說下如是的話：‘小說展示了歷史的嚴酷，在嚴酷的主題中，展示了生活最底層的人性之美，不管別的刊物什麼態度，我們需要這樣的作品，回去我們發表它。’因而，這部遭到封殺的中篇小說，不久就在《收穫》上發表了——事實證明了巴老預言的準確，在1984年全國第二屆小說評獎中，一度成為死胎的《遠去的白帆》，以接近全票的票數，獲得了該屆優秀中篇小說文學獎。”
（《“巴金星”的光輝》，《深圳商報》2005年10月21日）
巴金閱讀了多篇青年作家創作的作品，時常在自己的文章中給予鼓勵，還在生活上關心他們。他讚賞諶容的《人到中年》並鼓勵作者：
“因為《人到中年》講了我心裡的話，給我打開了一個美好的精神世界，我還有那麼大的勇氣，那麼多的力量！……我讀到小說的最後另一個女醫生薑亞芬在機場寫的那封信，心裡翻騰得很厲害，我真願意獻出自己的一切，多麼美好的心靈，多麼高尚的感情！這就是文學的作用，我自己也需要這樣的養料。我去日本的前一天聽說《人到中年》的作者在家中暈倒，我女兒是雜誌的編輯，她要去探望諶容同志，我要她帶去我的問候，請她保重身體，並且希望她奮筆多寫。”
（《關於〈還魂草〉》，《巴金全集》第20卷第660-661頁）
巴金不是普通的作家，而是中國文壇領袖式的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海內外有著廣泛影響，他對青年作家的關心和鼓勵，會產生春風化雨般的效果，潤澤中國文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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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作協主席的巴金
文 | 周立民
1949年7月，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組成時，巴金是常務委員。四年後，1953年10月，中國作家協會第二屆理事會上，茅盾當選主席，周揚、丁玲、巴金、老舍等七人為副主席。1960年8月，在中國作協第三次理事會擴大會議上，茅盾當選主席，周揚、巴金等六人當選副主席。1979年11月，巴金又當選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會第一副主席。1981年3月27日，茅盾逝世，在4月20日召開的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上，巴金被選為主席團代理主席。當年12月，在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巴金被選為主席。自此，至2005年10月17日逝世，巴金一直擔任這個職務。從中國作協的歷史而言，他是繼茅盾之後第二任中國作協主席。
巴金擔任中國作協主席的24年中，是中國當代文學經歷巨大變化的20多年。擔任這一職務，對於已進入暮年的巴金而言，身體、精力都是巨大的挑戰。其時，十年“文革”剛剛結束，巴金的案頭有著諸多創作計劃等待完成，然而，衰老和疾病已經纏上老人，帕金森症的折磨使他提筆都難。他早就宣佈不出席公開活動，閉門謝客，專事寫作。對於擔任中國作協主席，和他擔任《收穫》主編等“職務”一樣，他認為是掛名的，而那段時間，他的主要工作是寫作《隨想錄》。所以，1981年12月22日在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閉幕時，他說：
“感謝大家對我的信任。說實話，作家協會主席這個職務對我很不合適。我只希望自己能做一個普通的會員，一個普通的作家，緊緊捏著自己的筆，度過我最後的三、五年”……
“我同意擔任這個職務，不過是表示我對作家協會工作的支持。今天仍然是這樣：我支持作協黨組的工作，支持主席團的工作，支持書記處的工作。”
“除寫作外，我盡力想做好一件事，就是促成現代文學館的早日建成……”
（《巴金全集》第19卷第34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
擔任中國作協主席的巴金，除了自身的創作、推動文學館的建設之外，巴金還以他不凡的創作成就、高尚的道德風範以及巨大的社會影響力，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面旗幟。他影響著文壇的風氣、方向，也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開拓了空間。
從文學史的角度，來梳理巴金與中國作協的關係，特別是作為中國作協主席的巴金，我認為至少有如下幾點值得關注：
1
巴金主張像愛護眼睛一樣
為作家營造良好的創作環境
創作環境對作家創作影響巨大。巴金這一代作家對此深有體會，也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珍惜良好的、自由的創作環境。1981年10月13日，胡耀邦接見他的時候，巴金提出：“文藝家受了多年的磨難，應該多鼓勵，少批評。”這一主張是他多年來一直堅定不移的看法。他呼籲：“希望我們各級文藝主管部門的領導愛惜人才，尊重作家和作家的勞動。在我們這個有十億人口的大國，我們的作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了！”（《中國作家協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閉幕詞》，《巴金全集》第19卷第322頁）與此同時，他又在為作家爭取創作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他在全國人大會上說：
“一般從事文藝工作的人，生活和工作的條件都很差，有的人甚至連一張寫字桌也沒有。我知道一位搞翻譯的，自己有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給沒收了。現在要一個房間攤開書來從事翻譯都不可能。既然認為文藝有那樣大的作用，卻對文藝工作者這麼不重視，實在不可理解。現在大家都在談為四化服務，搞四化就要靠知識和知識分子，他們應該起重要的作用，但知識分子的政策至今沒有完全落實，知識分子並未得到信任。現在需要知識分子，要靠他們發揮積極性，不給他們一點工作條件怎麼行！”
（《多鼓勵，少干涉》，《巴金全集》第19卷第333-334頁）
在具體的生活條件之外，巴金更看重的是寬鬆、自由、融洽的創作環境，讓作家能夠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創作才華，而不是抓辮子、打棍子乃至動輒得咎。對於這些，巴金在晚年的重要著作《隨想錄》中一再申明。作為中國作協主席，關鍵時刻，他經常挺身而出，所做的就是為作家遮風擋雨，也為他們的創作呼風喚雨。
2
巴金始終對青年作家的創作和探索
寄予希望和熱情
巴金以自己的閱歷和經驗提醒青年作家：作家的名字應當寫在自己的作品上；作家要有勇氣和擔當，無勇即無文；正直的作家，不能是一個鼠目寸光、膽小怕事的人；創作自由，不是天賜的，而是自己爭取來的……這些話至今仍然是振聾發聵、值得深思的良言。
巴金的老友、作家黃裳在懷念巴金的文章中曾寫下這樣一段話：
“他享年一百零一歲，但依然站在時代前面。記得過去談天時，我曾對新出現的作者文字不講究，不夠洗練、不夠純熟而不滿，他立即反駁，為新生力量辯護，像老母雞保護雞雛似的。他是新生者的保護者，是前進道路上的領路人。”
（《傷逝——懷念巴金》，《文匯讀書週報》2005年10月28日）
“保護者”、“領路人”，這是對於作為中國作協主席和資深作家巴金的準確定位，“像老母雞保護雞雛似的”，是對巴金其時的心情和行為的形象描繪。對於中國新文學發展而言，巴金是一位不朽的園丁。曹禺、陳荒煤、劉白羽、黃裳、汪曾祺、鄭敏、陳敬容、穆旦、鄒荻帆等人，在最初的文學道路上都有巴金的巨大助力。而新時期的一代作家也有幸得到他的照拂。馮驥才曾回憶，他最初的創作得到巴金肯定、發表在《收穫》上的事情，張抗抗、賈平凹、張辛欣等作家受到社會壓力時，巴金的及時肯定給他們有效減壓。從維熙更是深情地回憶：
“記得，1979年夏天我應上影之邀，在上海改編《大牆下的紅玉蘭》電影劇本的時候，《收穫》的一位編輯，去上影招待所與我說起《收穫》發表《大牆下的紅玉蘭》的情況時，就提到巴老對此“大牆文學”開山之作的態度：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召開，“兩個凡是”正在與“實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對我寄來的這部描寫監獄生活的小說，如果沒有巴老堅決的支持，在那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怕是難以問世的——正是巴老義無反顧，編輯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頭題的位置發表出來。當時，我就曾設想，如果我的這部中篇小說，不是投胎於巴老主持的《收穫》，而是寄給了別家刊物，這篇大牆文學的命運，能不能問世、我能不能復出於新時期的中國文壇，真是一個數學中的未知數！小說發表後，麻煩曾接踵而來，有的匿名信指責《收穫》為“解凍文學”開路，有的則以赤裸裸的“兩個凡是”，質疑編輯部的政治走向——就連我為囚時駐足過的勞改農場，也寫來批判信函，說小說攻擊了“無產階級專政”云云。一時之間，風聲鶴唳，大有反水覆舟之勢！在那段難忘的日子裡，巴老不僅與《收穫》編輯部同仁一起經受了黎明的五更之寒，巴老還要求刊物“百無禁忌更進一步”，因而使當年的《收穫》，成了歷史新時期解放思想的一面文學旗幟。
從維熙還回憶另外一部作品《遠去的白帆》，也是巴金拍板發表的：
“那天，我將這部中篇小說的遭遇，講給巴老和小林聽了，並將其文稿交給了巴老和小林。據小林事後告訴我，巴老不顧長途飛行的疲勞，連夜審讀了我的小說，並對小林說下如是的話：‘小說展示了歷史的嚴酷，在嚴酷的主題中，展示了生活最底層的人性之美，不管別的刊物什麼態度，我們需要這樣的作品，回去我們發表它。’因而，這部遭到封殺的中篇小說，不久就在《收穫》上發表了——事實證明了巴老預言的準確，在1984年全國第二屆小說評獎中，一度成為死胎的《遠去的白帆》，以接近全票的票數，獲得了該屆優秀中篇小說文學獎。”
（《“巴金星”的光輝》，《深圳商報》2005年10月21日）
巴金閱讀了多篇青年作家創作的作品，時常在自己的文章中給予鼓勵，還在生活上關心他們。他讚賞諶容的《人到中年》並鼓勵作者：
“因為《人到中年》講了我心裡的話，給我打開了一個美好的精神世界，我還有那麼大的勇氣，那麼多的力量！……我讀到小說的最後另一個女醫生薑亞芬在機場寫的那封信，心裡翻騰得很厲害，我真願意獻出自己的一切，多麼美好的心靈，多麼高尚的感情！這就是文學的作用，我自己也需要這樣的養料。我去日本的前一天聽說《人到中年》的作者在家中暈倒，我女兒是雜誌的編輯，她要去探望諶容同志，我要她帶去我的問候，請她保重身體，並且希望她奮筆多寫。”
（《關於〈還魂草〉》，《巴金全集》第20卷第660-661頁）
巴金不是普通的作家，而是中國文壇領袖式的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海內外有著廣泛影響，他對青年作家的關心和鼓勵，會產生春風化雨般的效果，潤澤中國文壇。
3
巴金是中國文壇團結的粘合劑
文壇團結也是營造良好創作環境的重要因素，但是，由於各種原因，中國文學界在某一段時間積怨很深，以致成為繁榮創作、淨化文壇環境的一種阻力。這令心繫文學發展的人士憂心忡忡，這一點，在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張光年的日記中有過多次記錄，如1983年5月4日日記：“下午馮牧來談，就作協整改與《文藝報》等問題，交換了意見。他對當前相當嚴重的內部矛盾及文藝上的消極現象，充滿了憂慮，我聽了也深感不快。”（《文壇回春紀事》第427頁，海天出版社1998年9月版）
當年5月17日日記：“歸途接吳強來錦江懇談。……他談了造成目前不團結的歷史原因及複雜背景。看來雙方積怨很深，我就不多談了……”（同前，第452頁）這個問題也是巴金特別關心的，他在1983年5月16日與張光年就重大的文藝問題交換意見時，表示“十分關心文藝界團結問題”，張光年當日日記是這麼記的：“上午偕泰昌訪問巴金同志，應邀在二樓書房談二小時。他十分關心文藝界團結，希望在‘批判’‘討論’時多考慮一下。”（同前，第452頁）
在這樣的背景下，深孚眾望的巴金出任中國作協主席，以他的作品、人望充當著中國文壇粘合劑的作用。事實上，他也獲得了各方面作家的認可。在後來換屆選舉的票選中，巴金以得票第一而當選主席，證明他是眾望所歸的人選。
在特殊時刻，巴金也發揮了特殊的粘合劑作用。1994年，中國作協連續多年未曾召開主席團會，年愈九十的巴金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國作協第四屆主席團第九次會議，有記者這樣報道：
“3月3日，當坐著輪椅的巴金老人進入中國作協第四屆主席團第九次會議現場時，所有的人不約而同紛紛起立，向這位德高望重的文壇泰斗、中國作協主席致禮，熱烈的掌聲經久不息……巴金如同一面高高飄揚在文壇的精神旗幟，他的到來在每個人的心裡注入暖暖春意。”
“這是多年來巴老第一次公開露面。為了能到達會議現場，已臥病在床數月的老人向醫生請了兩個小時的假。”
（徐春萍：《巴金，文壇的旗幟》，《文學報》1995年3月30日）
看到這樣的場景，在場的領導和作家也表達了自己的心情：中宣部副部長、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翟泰豐握住巴老的手，動情地連聲表示：“謝謝巴老，謝謝！”中國作協顧問黃源說：“見到巴金，我忍不住想落淚。”中國作協副主席張光年說：“巴金，有巨大的吸引力。”
巴金在會上的講話中說：
“我贊成“團結、鼓勁、活躍、繁榮”作為會議主題的提法。一般老百姓希望有個安定團結的局面。現在的穩定局面來得不容易，我們要珍惜。我們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我希望作家們團結，團結才能穩定。有一個和諧、寬鬆的氣氛，我們的文學事業才能發展，文學創作才會繁榮。
作家協會是作家自願結合的群眾團體。要嚴格地按照會章辦事。作協要多做服務工作，多做實事、好事。要儘量為作家們創造一個良好的寫作環境，提供更多的有利條件。只有把服務工作做好，作家協會才有生命力，才有凝聚力。”
這段話強調團結，也強調了作家協會的職能。對此，早在1979年在中國作協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上致閉幕詞時，他就明確說過：“作家協會並不是管作家的衙門，它是作家自己的組織，而且將成為名副其實的作家的組織。”（《巴金全集》第19卷第320頁）這是作為中國作協主席的巴金的殷殷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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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作協主席的巴金
文 | 周立民
1949年7月，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組成時，巴金是常務委員。四年後，1953年10月，中國作家協會第二屆理事會上，茅盾當選主席，周揚、丁玲、巴金、老舍等七人為副主席。1960年8月，在中國作協第三次理事會擴大會議上，茅盾當選主席，周揚、巴金等六人當選副主席。1979年11月，巴金又當選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會第一副主席。1981年3月27日，茅盾逝世，在4月20日召開的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上，巴金被選為主席團代理主席。當年12月，在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巴金被選為主席。自此，至2005年10月17日逝世，巴金一直擔任這個職務。從中國作協的歷史而言，他是繼茅盾之後第二任中國作協主席。
巴金擔任中國作協主席的24年中，是中國當代文學經歷巨大變化的20多年。擔任這一職務，對於已進入暮年的巴金而言，身體、精力都是巨大的挑戰。其時，十年“文革”剛剛結束，巴金的案頭有著諸多創作計劃等待完成，然而，衰老和疾病已經纏上老人，帕金森症的折磨使他提筆都難。他早就宣佈不出席公開活動，閉門謝客，專事寫作。對於擔任中國作協主席，和他擔任《收穫》主編等“職務”一樣，他認為是掛名的，而那段時間，他的主要工作是寫作《隨想錄》。所以，1981年12月22日在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閉幕時，他說：
“感謝大家對我的信任。說實話，作家協會主席這個職務對我很不合適。我只希望自己能做一個普通的會員，一個普通的作家，緊緊捏著自己的筆，度過我最後的三、五年”……
“我同意擔任這個職務，不過是表示我對作家協會工作的支持。今天仍然是這樣：我支持作協黨組的工作，支持主席團的工作，支持書記處的工作。”
“除寫作外，我盡力想做好一件事，就是促成現代文學館的早日建成……”
（《巴金全集》第19卷第34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
擔任中國作協主席的巴金，除了自身的創作、推動文學館的建設之外，巴金還以他不凡的創作成就、高尚的道德風範以及巨大的社會影響力，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面旗幟。他影響著文壇的風氣、方向，也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開拓了空間。
從文學史的角度，來梳理巴金與中國作協的關係，特別是作為中國作協主席的巴金，我認為至少有如下幾點值得關注：
1
巴金主張像愛護眼睛一樣
為作家營造良好的創作環境
創作環境對作家創作影響巨大。巴金這一代作家對此深有體會，也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珍惜良好的、自由的創作環境。1981年10月13日，胡耀邦接見他的時候，巴金提出：“文藝家受了多年的磨難，應該多鼓勵，少批評。”這一主張是他多年來一直堅定不移的看法。他呼籲：“希望我們各級文藝主管部門的領導愛惜人才，尊重作家和作家的勞動。在我們這個有十億人口的大國，我們的作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了！”（《中國作家協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閉幕詞》，《巴金全集》第19卷第322頁）與此同時，他又在為作家爭取創作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他在全國人大會上說：
“一般從事文藝工作的人，生活和工作的條件都很差，有的人甚至連一張寫字桌也沒有。我知道一位搞翻譯的，自己有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給沒收了。現在要一個房間攤開書來從事翻譯都不可能。既然認為文藝有那樣大的作用，卻對文藝工作者這麼不重視，實在不可理解。現在大家都在談為四化服務，搞四化就要靠知識和知識分子，他們應該起重要的作用，但知識分子的政策至今沒有完全落實，知識分子並未得到信任。現在需要知識分子，要靠他們發揮積極性，不給他們一點工作條件怎麼行！”
（《多鼓勵，少干涉》，《巴金全集》第19卷第333-334頁）
在具體的生活條件之外，巴金更看重的是寬鬆、自由、融洽的創作環境，讓作家能夠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創作才華，而不是抓辮子、打棍子乃至動輒得咎。對於這些，巴金在晚年的重要著作《隨想錄》中一再申明。作為中國作協主席，關鍵時刻，他經常挺身而出，所做的就是為作家遮風擋雨，也為他們的創作呼風喚雨。
2
巴金始終對青年作家的創作和探索
寄予希望和熱情
巴金以自己的閱歷和經驗提醒青年作家：作家的名字應當寫在自己的作品上；作家要有勇氣和擔當，無勇即無文；正直的作家，不能是一個鼠目寸光、膽小怕事的人；創作自由，不是天賜的，而是自己爭取來的……這些話至今仍然是振聾發聵、值得深思的良言。
巴金的老友、作家黃裳在懷念巴金的文章中曾寫下這樣一段話：
“他享年一百零一歲，但依然站在時代前面。記得過去談天時，我曾對新出現的作者文字不講究，不夠洗練、不夠純熟而不滿，他立即反駁，為新生力量辯護，像老母雞保護雞雛似的。他是新生者的保護者，是前進道路上的領路人。”
（《傷逝——懷念巴金》，《文匯讀書週報》2005年10月28日）
“保護者”、“領路人”，這是對於作為中國作協主席和資深作家巴金的準確定位，“像老母雞保護雞雛似的”，是對巴金其時的心情和行為的形象描繪。對於中國新文學發展而言，巴金是一位不朽的園丁。曹禺、陳荒煤、劉白羽、黃裳、汪曾祺、鄭敏、陳敬容、穆旦、鄒荻帆等人，在最初的文學道路上都有巴金的巨大助力。而新時期的一代作家也有幸得到他的照拂。馮驥才曾回憶，他最初的創作得到巴金肯定、發表在《收穫》上的事情，張抗抗、賈平凹、張辛欣等作家受到社會壓力時，巴金的及時肯定給他們有效減壓。從維熙更是深情地回憶：
“記得，1979年夏天我應上影之邀，在上海改編《大牆下的紅玉蘭》電影劇本的時候，《收穫》的一位編輯，去上影招待所與我說起《收穫》發表《大牆下的紅玉蘭》的情況時，就提到巴老對此“大牆文學”開山之作的態度：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召開，“兩個凡是”正在與“實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對我寄來的這部描寫監獄生活的小說，如果沒有巴老堅決的支持，在那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怕是難以問世的——正是巴老義無反顧，編輯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頭題的位置發表出來。當時，我就曾設想，如果我的這部中篇小說，不是投胎於巴老主持的《收穫》，而是寄給了別家刊物，這篇大牆文學的命運，能不能問世、我能不能復出於新時期的中國文壇，真是一個數學中的未知數！小說發表後，麻煩曾接踵而來，有的匿名信指責《收穫》為“解凍文學”開路，有的則以赤裸裸的“兩個凡是”，質疑編輯部的政治走向——就連我為囚時駐足過的勞改農場，也寫來批判信函，說小說攻擊了“無產階級專政”云云。一時之間，風聲鶴唳，大有反水覆舟之勢！在那段難忘的日子裡，巴老不僅與《收穫》編輯部同仁一起經受了黎明的五更之寒，巴老還要求刊物“百無禁忌更進一步”，因而使當年的《收穫》，成了歷史新時期解放思想的一面文學旗幟。
從維熙還回憶另外一部作品《遠去的白帆》，也是巴金拍板發表的：
“那天，我將這部中篇小說的遭遇，講給巴老和小林聽了，並將其文稿交給了巴老和小林。據小林事後告訴我，巴老不顧長途飛行的疲勞，連夜審讀了我的小說，並對小林說下如是的話：‘小說展示了歷史的嚴酷，在嚴酷的主題中，展示了生活最底層的人性之美，不管別的刊物什麼態度，我們需要這樣的作品，回去我們發表它。’因而，這部遭到封殺的中篇小說，不久就在《收穫》上發表了——事實證明了巴老預言的準確，在1984年全國第二屆小說評獎中，一度成為死胎的《遠去的白帆》，以接近全票的票數，獲得了該屆優秀中篇小說文學獎。”
（《“巴金星”的光輝》，《深圳商報》2005年10月21日）
巴金閱讀了多篇青年作家創作的作品，時常在自己的文章中給予鼓勵，還在生活上關心他們。他讚賞諶容的《人到中年》並鼓勵作者：
“因為《人到中年》講了我心裡的話，給我打開了一個美好的精神世界，我還有那麼大的勇氣，那麼多的力量！……我讀到小說的最後另一個女醫生薑亞芬在機場寫的那封信，心裡翻騰得很厲害，我真願意獻出自己的一切，多麼美好的心靈，多麼高尚的感情！這就是文學的作用，我自己也需要這樣的養料。我去日本的前一天聽說《人到中年》的作者在家中暈倒，我女兒是雜誌的編輯，她要去探望諶容同志，我要她帶去我的問候，請她保重身體，並且希望她奮筆多寫。”
（《關於〈還魂草〉》，《巴金全集》第20卷第660-661頁）
巴金不是普通的作家，而是中國文壇領袖式的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海內外有著廣泛影響，他對青年作家的關心和鼓勵，會產生春風化雨般的效果，潤澤中國文壇。
3
巴金是中國文壇團結的粘合劑
文壇團結也是營造良好創作環境的重要因素，但是，由於各種原因，中國文學界在某一段時間積怨很深，以致成為繁榮創作、淨化文壇環境的一種阻力。這令心繫文學發展的人士憂心忡忡，這一點，在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張光年的日記中有過多次記錄，如1983年5月4日日記：“下午馮牧來談，就作協整改與《文藝報》等問題，交換了意見。他對當前相當嚴重的內部矛盾及文藝上的消極現象，充滿了憂慮，我聽了也深感不快。”（《文壇回春紀事》第427頁，海天出版社1998年9月版）
當年5月17日日記：“歸途接吳強來錦江懇談。……他談了造成目前不團結的歷史原因及複雜背景。看來雙方積怨很深，我就不多談了……”（同前，第452頁）這個問題也是巴金特別關心的，他在1983年5月16日與張光年就重大的文藝問題交換意見時，表示“十分關心文藝界團結問題”，張光年當日日記是這麼記的：“上午偕泰昌訪問巴金同志，應邀在二樓書房談二小時。他十分關心文藝界團結，希望在‘批判’‘討論’時多考慮一下。”（同前，第452頁）
在這樣的背景下，深孚眾望的巴金出任中國作協主席，以他的作品、人望充當著中國文壇粘合劑的作用。事實上，他也獲得了各方面作家的認可。在後來換屆選舉的票選中，巴金以得票第一而當選主席，證明他是眾望所歸的人選。
在特殊時刻，巴金也發揮了特殊的粘合劑作用。1994年，中國作協連續多年未曾召開主席團會，年愈九十的巴金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國作協第四屆主席團第九次會議，有記者這樣報道：
“3月3日，當坐著輪椅的巴金老人進入中國作協第四屆主席團第九次會議現場時，所有的人不約而同紛紛起立，向這位德高望重的文壇泰斗、中國作協主席致禮，熱烈的掌聲經久不息……巴金如同一面高高飄揚在文壇的精神旗幟，他的到來在每個人的心裡注入暖暖春意。”
“這是多年來巴老第一次公開露面。為了能到達會議現場，已臥病在床數月的老人向醫生請了兩個小時的假。”
（徐春萍：《巴金，文壇的旗幟》，《文學報》1995年3月30日）
看到這樣的場景，在場的領導和作家也表達了自己的心情：中宣部副部長、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翟泰豐握住巴老的手，動情地連聲表示：“謝謝巴老，謝謝！”中國作協顧問黃源說：“見到巴金，我忍不住想落淚。”中國作協副主席張光年說：“巴金，有巨大的吸引力。”
巴金在會上的講話中說：
“我贊成“團結、鼓勁、活躍、繁榮”作為會議主題的提法。一般老百姓希望有個安定團結的局面。現在的穩定局面來得不容易，我們要珍惜。我們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我希望作家們團結，團結才能穩定。有一個和諧、寬鬆的氣氛，我們的文學事業才能發展，文學創作才會繁榮。
作家協會是作家自願結合的群眾團體。要嚴格地按照會章辦事。作協要多做服務工作，多做實事、好事。要儘量為作家們創造一個良好的寫作環境，提供更多的有利條件。只有把服務工作做好，作家協會才有生命力，才有凝聚力。”
這段話強調團結，也強調了作家協會的職能。對此，早在1979年在中國作協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上致閉幕詞時，他就明確說過：“作家協會並不是管作家的衙門，它是作家自己的組織，而且將成為名副其實的作家的組織。”（《巴金全集》第19卷第320頁）這是作為中國作協主席的巴金的殷殷期望。
巴金與妻子蕭珊
4
巴金倡議創辦中國現代文學館
主張文學的發展承先啟後
創辦中國現代文學館是巴金多年來一直的呼籲與主張，為什麼要設立這樣一個文學館，乃是巴金認識到，中國文學的發展不能離開強大的傳統，特別是新文學的傳統，有了這樣的傳統，才有強大的未來，這是他作為中國作協主席親自要抓的一件事情。關於巴金為建設文學館出力出錢的事情，已經有很多人談過，不必贅述。我在此引用以前未曾發表的1990年他致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的一封信，作為文章的結尾：
楊犁同志：
上月廿八日來信早已收到，只是因為最近手又不聽指揮，寫字彷彿參加一場戰鬥，感到十分吃力，拖了好幾天才回信，而且只能寫短短的一頁。關於文學館，您講得對，但我只是一個贊助人，我願意在旁邊吶喊助威，我不是領導，也不是工作人員，但只要對文學館的存在和發展有用，我願奉獻我最後的力量，不論它由作協領導，或檔案館領導，只要它能存在、能發展，我都同意，你們考慮問題，不要管我。我沒有意見，我不是資本家，也不是僑商，我捐贈的三十幾萬人民幣都是個人稿費收入，我關心我國文學事業的前途，我愛這個事業，我相信您也愛這個事業。別的不用多講了。我再講一次，今後我仍願意為文學館出力，也絕不干擾文學館的事情。
祝
好！
巴金
十二月七日
為文學“吶喊助威”，奉獻自己的力量，不計報酬和名利。對文學館是這樣，對於中國作協主席這個職務和工作，巴金也是這樣的。
來源：《文藝報》2019年7月15日第三版
編輯：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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