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82歲，「孽子」回家
誠如白先勇先生所說，《牡丹亭》和《紅樓夢》是中國文化中的兩座高峰，那麼他自己就是移動這兩座山的“愚公”。
只是他移山不為替自己開通衢，而是想把高山擺到年輕人眼前，對他們說：
吶，我們老祖宗還有這樣的好東西。
知其不可而為之，他原本大可不必如此。
當人生走入暮年，白先勇為《紅樓夢》跑過的活動，一場一場又一場。
201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在廢棄工廠改造的6000平米場地裡，82歲的白先勇西裝革履，給臺下烏泱泱上千人講《紅樓夢》的版本問題。興到濃處，他擺擺手示意不許工作人員打斷，於是原本不足一個小時的演講硬生生被拉長一倍。
在做了300多場《牡丹亭》的演出後，白先勇深感自己“崑曲義工隊長”的生涯可以圓滿收官，於是他掉頭轉向，把推廣傳統文化的重心移到程乙本《紅樓夢》上來。
一生與《紅樓夢》的羈絆，也因此被他不斷拉長。
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中國文學教授白先勇開授《紅樓夢》課程，用英文給外國學生講書裡的故事，用中文給華人學生講考據。
這一講就是整整二十九年，久到明媚的加州陽光足以把俊朗的青年學者沐浴成初老的教授。1994年，57歲提前退休那天，白先勇終於把辦公室鑰匙返還給學校，那一刻他興奮得不得了，“像鳥一樣飛出去了，永遠不回來了。”
相當決絕，那時他把《紅樓夢》的講義通通丟掉，並信誓旦旦地說：“我再也不要教書了。”
沒料想二十年後終究還是食了言。因為他的好朋友、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淑香告訴他：“你應該來教《紅樓夢》的課，現在的學生沒耐心坐下來好好看那麼厚的書了。”
白先勇聽了一驚，這還了得？《紅樓夢》都不讀，“那他們長大了怎麼辦？”
於是他不顧年事已高，也不顧先前的講義早已灰飛煙滅，重新在母校臺灣大學開設《紅樓夢》導讀課程，領著學生一回一回地讀下來。
▲ 白先勇主編《正本清源說紅樓》，理想國出品
上課是在400多人的大教室裡，連臺階上都坐滿了人，白先勇看著這些比他小了半個多世紀的學弟學妹們，心裡暗想，這裡面只要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能跟著自己從頭看一遍《紅樓夢》，就很不錯了。
全書共120回，白先勇就足足講了三個學期，共計100個小時。鬧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人物次第出現，書本的方寸之間，他帶著學生感悟這其中的興衰榮辱、悲歡離合。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雲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恍惚間天旋地轉，時光彷彿回到七十年前——抗戰時期愁雲慘淡的“陪都”重慶，民國大將軍白崇禧府上花園山坡的一棟小房子裡，罹患肺病而被隔離的男孩第一次翻開《紅樓夢》的那個下午。
都是因為孤獨。患病前，他是白家聰明伶俐的第五個兒子。然則風雲突變，7歲的白先勇被查出患有肺結核，“醫生在燈下舉著我的愛克斯光片指給父親看，父親臉色一沉，因為我的右邊肺尖上照出一個大洞來。”
在那個無法醫治的年代裡，白家只好把他隔離在半山腰上，避免更多人被傳染。“大家談癆色變，提到肺病兩個字便亂使眼色，好像是件極不吉祥的事。家裡的親戚傭人，一走過我房間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彎下身去，不讓我看見，一溜煙逃掉。”
▲ 1946年7月9日，南京大方巷，白崇禧一家的全家福。前排左一為白先勇。
無憂無慮的童年在離群中結束了，孤獨與敏感，成為了白先勇化解不開的人生底色。一日父母在家中設宴，他透過半山小屋的窗戶向下張望，只見賓客雲集，笑聲四溢，父母與兄弟姐妹穿梭其間，個個喜氣洋洋。
窺見大千人世間這般熱氣騰騰，白先勇頓感被世界遺棄，一時間悲傷湧上心頭，終於忍不住放聲慟哭。
這般少年初識愁滋味的光景裡，白先勇推開大觀園繁花世界的大門，就再也沒有關上過。就像他說的，“這輩子從來沒有離開過賈寶玉”。
他讀到林黛玉進賈府，迎面而來大宅石獅、古董擺設，傭人的打扮氣度不凡，覺得自己也變成了林黛玉，“替她感受那種壓迫”；讀到元妃省親，向賈母抱怨“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 不禁感慨“蠻淒涼、蠻動人的這一幕！”。還有尤三姐的剛烈、賈瑞的猥瑣，“隨便一個小人物都能撒豆成兵，吹口氣就活了”。
更不消說賈寶玉。紅樓一夢，寶玉為重中之重，而如果將命運參差對照，白先勇身上總也逃不脫賈寶玉的影子。
▲ 白先勇與父親白崇禧
白家祖上是廣西桂林的書香門第，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年18歲的父親白崇禧投筆從戎，偷逃出家加入廣西北伐學生敢死隊，自此投身中國近代史的滾滾洪流。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那一年白先勇出生，是家中第八個孩子。
出生之時，父親已是民國政府舉足輕重的人物。桂林白家府上比起賈府毫不遜色，家中有上百口人進進出出。在白先勇兒時的記憶中，父親總在前線打仗，偶爾回來總是“騎著馬，穿著披風，很威風”。
雖是將領之家，卻行傳統士大夫家族的教育規範。車子不能隨便坐，傭人不準打罵，“生怕我們變成紈絝子弟”。
好好讀書更是每個後輩的本分，即使身在抗戰前線，白崇禧還會時不時與家裡通電話，一開頭往往詢問孩子們的學習情況。既非長子也非幼子，兩邊都不受寵，敏感而聰穎的白先勇學會了用拼命唸書來討得家中的地位。
▲ 白先勇父親白崇禧
動盪年代時局更迭，大後方安穩的童年不久便草草結束。1944年，日軍進攻廣西，7歲的白先勇跟隨母親率領的八十餘口家族成員匆忙逃難。離開時，家鄉桂林燒成一片火海。
逃亡列車一路走走停停，後有日軍窮追不捨，氣氛緊張。一次火車暫時停靠，白先勇的姨婆帶孫子下車吃東西，突然有人大喊“日本人追來了”，火車慌忙中開動，一老一幼來不及上車，自此白先勇再也沒見過他們。
戰亂貫穿白先勇的少年時代，從家鄉離開後，他先後在重慶、上海、南京、香港短暫居留。1952年，白先勇隨家人移居臺灣。
家族的命運亦隨戰亂由盛而衰。父親白崇禧年少起兵廣西，三十多年南征北戰見證國運，經臺兒莊一戰聲譽達到頂峰；隨後在國共戰爭中卻一敗再敗，打到最後不剩一兵一卒，無奈飛往臺灣。
曾經令日本軍隊忌憚的“戰神”，晚年被蔣介石發配閒職，一舉一動都受到嚴密監控。
家道中落，人丁離散，白府之衰正如賈府。此番境遇中成長起來的白先勇，早早便感同身受賈寶玉所悟“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禪機。
▲ 白先勇年輕時
這種感同身受，可以在白先勇對《紅樓夢》後四十回的評價中窺見一二。歷代學者多認為後四十回非曹雪芹所寫，張愛玲更直稱其“狗尾續貂”、“天昏地暗”，但白先勇卻說後四十回“大放光明”，一定是曹雪芹寫的。因為後四十回賈府衰落，沒有經歷過家世衰落的人，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悲憫和哀悼。
換言之，他經歷過，所以他懂得。
他還將後四十回中“寶玉出家”一段，譽為中國文學的“喜馬拉雅高峰”：
《紅樓夢》全書最後，寶玉赤足披猩紅斗篷，攜一僧一道拜過賈政，轉身消失在“白茫茫大地一片真乾淨”。賈政追趕不及，返回船中方才了悟：寶玉銜玉而生，原來是來人世走一遭劫難。
1962年，白家退居臺灣十年後，母親馬佩璋病故，一生苦苦支撐大家族，享年僅59歲。母親離去四十一天後，白先勇赴美留學，年邁的父親在寒風中破例送到飛機梯下，將軍一生戎馬，此時竟老淚縱橫。
▲ 1963年1月，白先勇與父親白崇禧於臺北松山機場留影，這是父子二人最後一次相聚。
僅四年後，白崇禧撒手人間，正在異國他鄉深造的白先勇未能趕上最後一面。談及此事，他遺憾至今。
父子最後一別時，白先勇年近而立，當是時方覺“生離死別，一時嚐盡，人生憂患，自此開始。”
一部《紅樓》，半世人生，翻來覆去，好似一部對照記。
▲ 在美國寫《臺北人》時的白先勇
早在二十幾歲時，他便搭出了自己的“大觀園”，那是身為作家的白先勇。
切換到文學的語境中，他被譽為“當代短篇小說家中少見的奇才”，但或許是作傳統文化的“愚公”太過出色，這一部分近年來鮮為人所提及。
他的大觀園在臺北。1968年小說集《臺北人》問世，名列“五四”以來中文小說一百強第七名。
全書受《紅樓夢》的影響頗深，氛圍如後《紅樓夢》四十回般傾頹，寫的都是淪落在臺北的大陸人。有《永遠的尹雪豔》裡“總也不老”的高級交際花尹雪豔，《一把青》裡偏愛“童子雞”的國民黨軍官遺孀朱青，還有《花橋榮記》裡與洗衣婦偷情的落魄書生盧先生。
▲ 電視劇《一把青》劇照
白先勇把這些大陸人統稱為“臺北人”，同情他們不肯放棄過去，卻又無可奈何。他像曹雪芹那樣，冷眼審視這些被歷史戲弄的大小人物，藉著尹雪豔之口說出：“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誰又能保得住一輩子享榮華，受富貴呢？”
當時二十幾歲的小年輕，寫出來的卻是七八十歲老人的心事。不管是叱吒風雲的將軍，還是風華絕代的名媛，抑或是下層社會的娼妓，都寫得恰到好處。在白先勇筆下，他們到頭來都任由時間將青春腐蝕，化為一堆骨灰。
文學史大家夏志清先生提到《臺北人》，忍不住交口稱讚它“甚至可以說是部民國史。”
寫完上一輩的人生虛無，隨後又有《孽子》和《紐約客》，與《臺北人》主題遙相呼應，寫“後民國時代”裡，自己這一輩的迷茫與彷徨。《臺北人》卷首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紐約客》卷首就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對照明顯。
作為唯一一部長篇小說，《孽子》既寫石破天驚的性少數議題，也寫傳統權威的父親與離經叛道的兒子之間的微妙關係；而《紐約客》系列6篇，從六十年代寫到二十一世紀初，跨度四十餘年，探討不同時空中，海外年輕華人永恆的文化失落與找尋。
▲ 白先勇與其一生摯友王國祥
《臺北人》是體察，《紐約客》是經歷。白先勇猶記得剛到美國時，“不能寫作，因為環境遽變，方寸大亂，無從下筆”。那年聖誕節天降大雪，他一人住在密歇根湖邊，從湖堤處放眼望去，天地悠悠，上下蒼茫，作家心中突然泛起某種異動，“頃刻間，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來”。
回到學校，他提筆寫成《芝加哥之死》，講述一位叫“吳漢魂”的留學生之死，文化尋根之旅自此開始。
如此看來，後來推廣《牡丹亭》與《紅樓夢》，也不過是25歲時的延續。
關於白先勇的文學造詣，世人常引用夏志清的評語“在藝術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後期小說相比或超越他的成就的，從魯迅到張愛玲也不過五六人”，卻常常忽略其後半句“白先勇才三十二歲，還沒寫過長篇，憑他的才華和努力，將來應該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位巨人”。
只可惜出乎夏志清意料，在後來的年歲裡，“巨人”的文學創作幾乎陷入停滯，以至於除《孽子》之外，竟再無長篇小說問世。
白先勇把可能成為“文學偉人”的時間和精力，都交付給了崑曲復興。
1945年抗戰勝利，8歲的白先勇跟隨家人在上海聽崑曲，第一次聽的就是梅蘭芳的復出演出《遊園驚夢》。婉麗嫵媚，一唱三嘆，笙簫管笛悠然揚起，聽得少年神魂顛倒，與《牡丹亭》的緣分就此結下。
六十年後，不甘於心中所愛衰落，他“振臂一呼”，出錢出力改編出一部青春版《牡丹亭》，後來連演了十幾年、300多場，把原本門可羅雀的崑曲市場提升到“90%場演出都能滿座”、年輕人都搶著看的位置。
只是，一個原本可以創造新文化的人，甘願轉變成文化的傳承者，這樣的選擇會後悔嗎？
“也許有些遺憾，還沒有寫出更多東西來，但我不後悔。崑曲也很要緊，這是老天要我做的事。”白先勇回答道。
他想起了2000年的夏天，在家中為一株佛茶培土時，頓覺心悶胸痛，到醫院一檢查，才發現心臟已經堵塞了99%，命懸一線，當天立即做了心臟手術才“撿回一條命”。
發病前一個月，白先勇去了日本京都為800尊觀音上香，忍不住掉下眼淚。
遇佛落淚，搬“佛”救命。經此一劫，他唯心地覺得，這應該是佛的旨意：“菩薩留我在世上，可能還要我做點有用的事。”
這有用的事情，大概就是崑曲與《紅樓夢》。正如他一本書的書名：
一個人的文藝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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