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為什麼沒有在廣州建立研究所？

　　[摘要] 2016年，華為總部所在的深圳市，亦計劃斥巨資建立10所基礎研究所，以彌補深圳沒有“大院大所”、90%的創新研究由企業承擔的短板。基礎研究的急迫性，已經到了必須要政企並進的時刻。 時代週報記者 劉巍 發自廣州 　　“華為法國數學研究所和法國美學研究所都屬 於歐洲研究所，歐洲研究所則是華為‘2012實驗室’項目中的16家研究所之一。”華為方面在接受時代週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6月14日，華為宣佈法國數學研究所成立—在“華為熱”之時，輿論的關注在於，華為總裁任正非是不是下了一步閒棋以備遙遠未來的不時之需？ 　　就在半個月前5月30日的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任正非剛剛因為演講中的“迷茫”引發了一場更廣泛的討論。“華為現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數學、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學的創新層面，尚未真正進入基礎理論研究。隨著逐步逼近香農定理、摩爾定律的極限，而對大流量、低時延的理論還未創造出來，華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華為已前進在迷航中。” 　　兩件事似是相互呼應，但事實上，數學已經為華為在歐洲市場長驅直入立功多年。而這僅僅是冰山一角，如今已成科技巨頭的華為自1999年開始，就在基礎研究上投入巨大，多方佈局。 　　2012年，一篇名為《任正非答“2012實驗室”科學家16問》的座談紀要在網上流傳，其中，任正非表示：“未來的價值點，（現在）還是個假設體系……我們假設數據流量的管道會變粗，變得像太平洋一樣粗，建個諾亞方舟把我們救一救，這個假設是否準確，我們並不清楚。如果真的像太平洋一樣粗，也許華為（就）押對寶了。” 　　“我也有危機感和恐懼感，所以我們要耐住寂寞慢慢往前走，終有一天我們能找到一個正確平衡之路。”任正非在書中說道。 　　“2012實驗室”的名字來自電影《2012》。任正非認為，未來信息爆炸會像數字洪水一樣，華為要想在未來生存發展就必須要構造自己的“諾亞方舟”。 　　在《答科學家16問》中，任正非還明確表示，“華為公司的優勢在於數理邏輯，不在物理界面。” 　　2016年，華為總部所在的深圳市，亦計劃斥巨資建立10所基礎研究所，以彌補深圳沒有“大院大所”、90%的創新研究由企業承擔的短板。 　　基礎研究的急迫性，已經到了必須要政企並進的時刻。 　　“歐洲研究所”研究人員超800名 　　從任正非在2012年《答科學家16問》中的態度看，任正非在基礎研究上的投入是一場賭博。 　　如今，華為在不確定性中盡力對未來下注的表態並無變化。 　　“華為已經走入‘無人區’，沒有引路者，也沒有跟隨者，而且未來還有很多不確定性。”華為常務董事、戰略Marketing總裁徐文偉在法國數學研究所成立當天表示。 　　華為方面向時代週報提供的資料顯示，屬於“2012實驗室”的16家研究所，有8家位於國內，另外8家則位於國外。此次新成立的法國數學研究所屬於“歐洲研究所”，這一研究所成立於2007年，總部設在慕尼黑，在德國柏林、達姆施塔特、紐倫堡等地設有研發辦公地點，截至2014年已擁有超過820名研究人員。2012實驗室總裁，是1997年進入華為的李英濤，他曾任瑞典研究所所長。 　　在華為內部，歐洲研究所被稱為“獨一無二”的研究所，原因包括：它是華為兩大數學中心之一，擁有5G研究的重量級團隊，並擁有公司美學色彩和設計風格的能力中心等一系列優勢。 　　顯然，沿著“優勢在於數理邏輯而不在材料研究”的思路佈局，華為非常重視數學。 　　華為方面解釋了為何在俄羅斯和法國設立研究所：就全球來說，這兩國的數學實力分別是第一和第二，擁有眾多獲得“數學諾貝爾獎”菲爾茲獎的數學家。 　　2014年，華為通過技術合作在歐洲的投資大約是6000萬歐元，與超過100所歐洲頂尖大學和研究機構合作；與超過160位歐洲學者專家、120多個學術機構合作，新資助70多個研究項目。僅在德國，就與19所高校和科研機構進行了34個項目的研發合作，投入2000萬美元。 　　華為俄羅斯研究所獨立於歐洲研究所，成立於2001年，至2015年2月，研究所的規模從起初成立時的3人發展為100多人—其中的俄羅斯數學研究所，更早在1999年就成立。俄羅斯研究所包括7個“能力中心”，以此集結當地的基本算法領域人才。這7個能力中心分別是：非線性能力中心、算法工程化能力中心、最優化能力中心、信道編譯碼能力中心、信源編解碼能力中心、大數據分析能力中心、並行編程能力中心。 　　成立於2008年底的加拿大研究所，即5G核心競爭力研究中心，分佈於渥太華、多倫多、蒙特利爾和滑鐵盧四個城市，擁有400多名研究人員。 　　“諾亞方舟實驗室”則設立在香港科學園，面積超過700平方米，目標是實現“從大數據到大智慧”的遠景，主要圍繞數據挖掘和人工智能展開研究，包括有自然語言處理和信息檢索部門、規模數據挖掘和機器學習部門、社交媒體和移動智能部門、人機交互系統部門和機器學習理論部門。 　　此外，日本研究所從事材料研究，印度研究所則專注軟件交付。 　　華為方面提供的數據顯示，2015年，華為研發投入為596億元人民幣，佔2015年銷售收入的15.1%，近十年來，華為已經在研發方面投入了超過2400億元人民幣。 　　對標：思科、三星、蘋果 　　華為如此投入研發，它對標的是誰？ 　　華為方面給出的說法是：在企業領域地標思科，在消費領域對標三星和蘋果。 　　名單裡不再有愛立信。 　　2014年，華為以310億美元的總營收微超愛立信的293億美元營收，成為通信設備行業（運營商業務）的全球第一，之後通過21.4%的增長，到2015年末，華為以358億美元的總量與愛立信的294億美元拉開距離。 　　據公開資料，在2015年IEEE發佈的全球專利實力排名中，在通信和互聯網設備領域，華為以365的專利指數排名第12，愛立信以1297指數排名第4，阿爾卡特-朗訊以469的指數排名第11。同樣，在2015美國專利服務機構（IFIClaims）發佈的2015年度美國專利授權量排名中，華為以800件的數量排名第44位（這是華為第二次進入TOP50的榜單），在這份榜單上，思科以960件名列第36位，而愛立信以1407件名列第20位。 　　從數量上看，華為與它先後對標的幾個巨頭已無差距。 　　但任正非顯然知道數量只是數量，於是他又找上了更大的巨頭作為“假想敵”—而敵人是促使人進步的最好方式之一。 　　在2016年5月題為《蘋果太保守，華為敢投資可以超越》的座談會紀要中，任正非透露了華為投資基礎研究的思路：“華為（現在）實際還是工程商人，即使在創新這個層面，其實還是工程領域的創新，而不是技術理論領域在創新……華為更多強調的應該是在基礎研究上下功夫。” 　　“走後發制人的道路，準備好‘淺灘撿魚’。”軍人出身的任正非一向喜歡毛澤東時代直白的表達方式。 　　從公開報道中可以發現，曾有國企領導問任正非，華為是如何打進歐洲的？任正非的回答是，靠技術領先和產品領先，“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數學研究在產品研發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華為在歐洲等發達國家市場的成功，得益於兩大架構式的顛覆性產品創新，一個叫分佈式基站，一個叫SingleRAN，後者被沃達豐的技術專家稱作“很性感的技術發明”。這一顛覆性產品的設計原理，是指在一個機櫃內實現2G、3G、4G三種無線通信制式的融合功能，理論上可以為客戶節約50%的建設成本，也很環保。華為的競爭對手們也企圖對此進行模仿創新，但至今未有實質性突破—這種多制式的技術融合，即依靠通信制式融合背後極為複雜的數學運算。 　　華為的俄羅斯研究所和法國研究所，在以上技術研究方面有重大算法貢獻。 　　3月11日，科技部部長萬鋼現場接受媒體採訪，談到中俄高科技合作，他特別強調自己專門去過華為在俄羅斯的數學研究所。 　　基礎研究“深水區”的政企分工 　　華為宣佈成立法國數學研究所一個月後的7月14日，深圳市長許勤會見了數學家、菲爾茲獎和沃爾夫獎得主、哈佛大學數學科學與應用研究所所長、教授丘成桐。 　　許勤會見丘成桐，顯然並非僅僅是禮貌性地接待著名學者，而有著明確的目標。 　　許勤在會見中表示，深圳高度重視應用基礎研究，將不斷加大投入，大力支持應用基礎研究機構在深發展，期待與丘成桐及其團隊加強合作，為建設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提供支撐。 　　許勤還表示，深圳缺乏大院大所，希望通過機制的創新，建立開放式的基礎研究所，吸引全球的優秀團隊。時代週報記者獲悉，深圳市正在籌建10個基礎研究所。 　　深圳市科創委主任陸健在接受時代週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對於10個基礎研究所，深圳市已經在做方案，並且有部分研究所已經成立：比如說數學、神經、細胞診斷治療基礎研究所。 　　在深圳市的方案裡，不是所有研究所都依託與高校合作，特別是數學，深圳市與華為一樣選擇了國際化的操作思路。“有的（研究所）是從零開始的，比如數學研究所，國內沒有很強的科研單位，但我們可以新組建一個。”陸健對時代週報記者說。 　　陸健以華為為例，解釋了“政府與企業在創新研究上的分工”：數學引領科學，數學強，自然科學就強，“這些實際上是政府來掏錢的”。華為有數學研究所，但他們是把數學研究用在通訊模式上，比如什麼樣的新網絡適用於中國，這需要在拓撲學上做運算，而拓撲學高深的分析就需要複雜的數學模型。政府建數學研究所，則並不僅僅用在通信技術上，“比如說，我們用新的數學研究解決交通問題”。 　　深圳為什麼在現階段建數學研究所？陸健解釋：“這說明深圳考慮的已經跳出當前的產業問題，一是考慮在國家戰略層面多做些貢獻，政府已經考慮了十年以外的事—這些基礎研究所沒有5年是建不成的，人引進來都會花很長時間。” 　　陸健表示，深圳市是在充分認識基礎研究的公共投入屬性上進行投資的。“任正非講的政府不用創新，但他所講的，主要是技術創新。基礎創新、知識領域的創新，這部分的創新成果要給社會共享—這部分企業不會願意做，那麼在政府企業（就要）分工，知識創新多半交給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