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某縣級疾控中心艾滋病科的一名檢驗師，日常工作主要負責HIV樣本的採集以及檢測。
初接觸這份工作時，說不怕是假的，因此也算是邊摸索邊戰鬥。
接觸了許多病患，經歷了各種尷尬與戰戰兢兢，現在雖說不上百毒不侵，但至少是輕車熟路。
檢驗科的窗口很小，但透過它，我看到了另一番人生百態。
一、我瞭解的艾滋病概況
我接觸這項工作的時間不算太長，所以簡單談一下我對艾滋病現狀的一點看法。
說起艾滋病，大家應該是既熟悉又陌生。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所以每年12月前後，我們都會搞大量的宣傳活動以及免費的培訓。
從長期以來的反饋來看，大家對於艾滋病還是知之甚少。
艾滋病離我們普通人很遙遠嗎？並不！
在我參加工作以前，我一直覺得我們國家的艾滋病形勢還相對樂觀，因為長久以來中國是一個相對傳統的國家，民風保守算是我們抵禦艾滋病的一道很重要的防線。
但隨著全球化的進程發展，這道防線的作用越來越弱，加之我們國家人口基數實在太大，實際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數還是遠超我們想象。
我曾天真地認為我們縣級疾控的艾滋病科室只是一個擺設，但事實上，情況比我想象的要糟糕得多。
艾滋病的傳播途徑，我想大家都有所瞭解：血液傳播，母嬰傳播和性傳播。
上世紀，我們國家的艾滋病傳播主要是血液傳播，現在，90%以上都是性傳播，這其中，男男又佔了大部分。
艾滋病可不可怕？我想了很久，覺得答案應該是，既可怕又不可怕。
可怕是因為，到目前為止，它依然是一種絕症，同時還是一種傳染病。
伴隨病痛而來的，還有名譽的損害、外界的歧視等種種影響。
為什麼又說它不可怕？因為從傳播途徑上可以看出，我們平日與艾滋病人或HIV攜帶者正常的交往是不會有任何問題的。
通俗點講，只要你不賣血，只要你潔身自愛，艾滋病就離你很遙遠。
在我們接診的不少HIV感染者中，有的說住過一次酒店就感染上了，有的說在大街上不知道怎麼好像被紮了一針就中獎了......
這種可能完全沒有嗎？有，但是可能性是百分之零點零零零零幾。
對於這些說法，我們不當真但也不揭穿，畢竟每個人想保護自己的心理總是可以理解的。
二、愛恨情仇
接下來，我想給大家講幾個故事。我用了愛恨情仇四個字，但其實我覺得還不夠貼切，畢竟艾滋病這種疾病對於人性的考驗真的不是一點點。
故事一：“怎麼找對象？”
這個故事是我剛剛接觸這一行時發生的。
來疾控中心自願諮詢檢測HIV的人其實並不多，出於對隱私的考慮，很多人對疾控的恐懼甚至超過醫院。
我們的門診曾經接診過一個病人——平日我一般不會稱來檢測的人為病人，但是那個男孩子一看就呈現著一種可怕的“病態”。
他坐在門診部前面的臺階上，垂著頭，看不清表情，只能看到蒼白的臉，大夏天的套著一件長袖衣服，露出一截極細的手臂。
我心裡咯噔一下，看了一眼，他確實是坐在艾滋病科的門口。當下我就有了幾分瞭然，大概是發病了。
我喊了他一聲，問他是不是來抽血。他點頭，剛要起身，一個人連忙上來扶他，我這才發現，原來他身後一直站著一個背書包的老人。
老人看起來年紀也挺大了，但在孱弱的兒子面前，反而顯得身體還算硬朗。
男孩在窗口前的椅子上坐下，這才抬起臉，他的眼周、嘴角長滿了疙瘩，看上去很是瘮人。
我問他能不能把袖子擼上去，他緩慢點頭,可試了半天也沒成功。
我也沒多想，就小心地幫他挽了上去。之所以用了“小心”這個字眼,是因為我無意中看到他纖細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針眼。
現在我明白了，他的針眼意味著什麼，但當時的我並不懂，還很二地問了他，“你最近抽過血啊？”他似乎一愣，然後想了很久，才點點頭。
我簡單看了一下他的手臂，發現無處下針，有點不好意思地問他，“不然，抽另外一隻胳膊？”
這時，他父親突然開口，“醫生，你這結果多久能出？”我一邊幫他擼著袖子，一邊回答，“兩週以內。”
“不能快一點嗎，我兒子眼睛這病，你們不出結果，醫生不給我們治。”老人似乎有點焦灼，他看了兒子一眼，又有些期待地望著我。
我當時已經進針了，但是出血並不流暢，無奈，血管實在太細,而且乾癟。
我嘗試調換角度,還得應著老人的問題,“我們這先初步檢測，出來結果還要向上級反饋，等上級的結果出來，再回到我們這邊，也需要一定的時間。
所以大致在兩週以內，快的話一週左右也有可能。”
“那你說醫生非得等你們這的結果，不給結果說沒法治，這是為什麼？”老人繼續發問。
他問到這裡我有點明白了，他其實並不知道艾滋病是種什麼病，也不清楚它的危害，所以他心裡只想快點治好他兒子的眼睛。
我思考了一會兒，說，“具體的事情你還是問問大夫吧，我們這邊只管檢測。”老人幽幽地“嗯”了一聲。
我給男生拔下針，對老人說，“您給他摁一下吧，五分鐘左右，不出血了再取下棉棒。”
老人嘆了口氣，上前把兒子扶起來，低聲嘟噥，“也不給治，這一臉疙瘩，怎麼找對象。”
這時他兒子突然開口無奈地喊了一聲，“爸。”然後轉向我，“醫生，對不起，我爸他不懂，以後有什麼情況通知我就行了。”
我點點頭，想了半天，說了一句，“下樓小心。”
男生笑笑，點頭，“謝謝您。”
老人沉默著，渾濁的眼神悲喜難辨攙扶著兒子下了樓。
我看了看男孩子的身份證複印件， 1998年出生，頓時唏噓不已。
後來，我跟資深的同事們說起這件事，她們很不在意，“你還是太年輕，等你接觸多了就明白了，這種年輕人你看著乖乖巧巧的，實際上浪著呢。
得這種病的小年輕，除了作死沒有別的原因，不值得同情，就是老人確實可憐。”
老人還抱著傳宗接代的樸素念想,但包括男生自己在內的我們都知道,這個願望大概只能成為一個願望了。
故事二：“我要結婚了！”
未經本人或者其監護人同意，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公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屬的姓名、地址、工作單位、肖像、病史資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斷出其具體身份的信息。
——《艾滋病防治條例》第三十九條。
第二個故事的主角是一箇中年男人。
這個人一進門診我就注意到了，眼神閃爍，油頭滑腦的。進了艾滋病科的門，他很小聲地問道，“這邊是體檢麼？”
接診的同事當時正在做一份表格，沒有注意到。坐在對桌的我便敲了敲她的桌子，她才抬起頭，很溫柔地問道，“你來做檢測？”
中年男人想了一會兒，“我來做個健康體檢，入職體檢。”
同事皺了皺眉頭，“健康體檢在那邊查體科，我們這邊只檢測HIV。”
中年男人打了個哈哈道，“我知道，我就是想來檢測一下，看看身體有沒有毛病。”
我們這就明白了，也不再過問他相關的情況，只讓他填一下表格。
他拿起我們的表格看了會兒就放下，“我就是抽個血，填這麼詳細幹什麼？”
我重新把表格遞給他，“這是上面的規定，您來檢查HIV抗體，必須要填這個表格的。”
“不用了吧，醫院裡都不用這樣的，你們這地方還這麼多規定啊，我就是自己想有個數，你們告訴我結果就行，也不用給我報告。”他堅持不出示身份證。
“醫院裡也要身份證啊。”我剛想繼續說，同事用手示意我不要說了。
“你要檢測就填好表我帶你上去，不檢測就算了，沒有身份證我們是不能做的。”說完她就低下頭繼續做自己的事，我也沒再說話。
那中年男人哼了一聲，站在旁邊，半晌扔出了一張身份證。“我記得這事國家規定是要保密的，你們登記就登記吧。”
姐姐接過身份證，笑笑，“當然，為你們保密是我們的職責。”
帶他抽血之後，我做的實驗，初篩結果是陽性。
按照流程我們向上級反映了，幾天後上級回饋過來的確證結果依然是陽性。也就是說這個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無疑了。
當一個病人確診之後，我們會通知他本人親自來取報告，同時會建議他，通知親屬尤其是配偶來疾控檢測。
這裡說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一般女人如果確診，大部分都會通知自己的丈夫來檢測；但是如果確診的是男人，百分之九十的情況，他會選擇隱瞞。
我只是說這個現象，不做評價。
這個男人也是百分之九十中的一個。他表格裡雖然填寫著未婚，但考慮到他的年紀，我們仍告知他，最好通知他的性夥伴來檢測一下。他想都沒想就否決了。
第一次跟他溝通，我們被掛了電話。但是按規定，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必須進行流調（流行病學調查）和定期隨訪。
於是第二天，我們又打了一個電話。同事換了一種說法，“我們這邊按照要求必須要到您家消毒，並且向您的家人普及一下防護知識。希望您能配合一下。”
當然，沒有這種規定，同事只是希望能儘可能多瞭解一些信息，畢竟這個人東拉西扯沒有幾句話是真實的。
這次他的態度依舊很強硬，“我跟你們說，你們別來！我爸媽都不知道！我就要結婚了！你們要是給我搞砸了，你們可等著吧！”
第二次溝通，依舊以被掛斷電話告終。
但令我最震驚的不是我們被威脅了，而是我聽說他要結婚了。
對於艾滋病人的絕對隱私保護，其實我到現在都是不支持的。
國家制定這項規定的初心是希望艾滋病病人可以免於被歧視，但卻也成了部分人危害他人、報復社會的籌碼。
艾滋病人是弱勢群體，但絕對隱私保護卻將健康人置於更弱勢的境地。這實在太可怕！
當然，我不否認一部分患病的人是可憐人。但是很多都是老鼠屎，他們禍禍的可不是一鍋粥那麼簡單。
後來的隨訪我沒參與，聽說他真的結婚了。
什麼時候人最無奈？大概就是這種時候，明明知道結局卻無法做任何事。
我曾問過，我們可不可以報警，前輩們給我的回答都支支吾吾，這裡面，有太多我們不能左右的事情了。
無奈的事情我們沒有力量去改變，但是，我們還是有一些辦法保護自己的。比如，在性生活中正確使用安全套，比如，重視婚前檢查。
另外，提醒一下大家，許多傳染性疾病，即便婚前檢查的時候查出來，只要患病一方要求保密，醫生也不能告知另一方。
所以，一定要求與對方交換婚檢報告。
故事三：賣孩子的艾滋病媽媽
最後這個故事，是我聽科室的前輩們說的。故事發生在這個世紀初，我們這邊婦女兒童醫院報了一例艾滋陽性病例，是一名艾滋媽媽。
這位媽媽其實是知情的，但由於當時醫療水平也有限，並沒有經過任何阻斷，就把孩子生了下來。孩子不出意外地中獎了。
後期，疾控人員在做流調的時候，發現這位艾滋媽媽是緬甸人，中文並不好，來到我們這是因為嫁給了我們當地一個村的村民。
這個村怎麼說呢，是個名副其實的貧困村，村裡老少光棍有一堆，為數不多的已婚的多是這種情況，娶個外國新娘，或者用“買”更合適一些，只是為了傳宗接代。
單位裡的前輩去家裡做隨訪的時候，見過這位樸實的農民。
典型的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小麥膚色，笑起來憨憨的，臉上有很多溝壑。
家裡十分簡陋，簡陋到連張桌子都沒有，只有兩個破凳子，一坐上去還吱嘎地響。
對於他熱情遞上的，用大茶缸盛的井水，前輩們沒敢喝。
這件事情到這裡我覺得已經很悲哀了，結局卻比這更驚人。
緬甸媽媽把孩子生下來之後並沒有帶回家，也不進行治療，而是轉手賣給了外省的一個買家。
買家同樣很窮，無子，買這個孩子幾乎要傾家蕩產。
這是一個靠生孩子賣孩子為生的“媽媽”。
老農民倒是對來訪的前輩們不設防，只是說起這件事就很無奈——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他們要生活下去，他們沒有錢。
賣一個孩子能有兩萬塊左右，這兩萬塊，對他們來說是個天文數字。
這位老農民顯然不瞭解艾滋病意味著什麼，前輩們提及讓他妻子接受治療並讓他也檢測的時候，他拒絕了，只是嘟囔著沒錢沒錢，沒錢治病，不賣孩子也活不下去。
前輩們知道這件事無法干預了，就走了。後來過了幾個月，打電話過去，那位老農民說，他的妻子已經回緬甸了。
對於這種說法，前輩們自然是不相信的，但是顧及老農民實在不願意說，也就沒有強迫。
一兩年之後，前輩們得知那個艾滋媽媽根本沒有走，非但沒有走，而且又生了一對雙胞胎，大眼睛，很是可愛。
在這裡我想說明一下，其實現在母嬰傳播這條途徑還是相對可控的。
艾滋媽媽通過孕期的用藥，剖宮產分娩，嬰兒出生後用藥以及配合人工餵養，是可以進行阻斷的，也就是說，艾滋媽媽也完全有可能孕育一個健康的寶寶。
當然作為艾滋病患者來講，不生育是最明智的，可是如果要生育，就一定一定一定要進行阻斷，不能諱疾忌醫。
回到這件事上來，當前輩們再一次得知相關消息，聽到的就是艾滋媽媽的死訊了。
她們跟領導反映了這件事，聽說當時也聯合了公安部門，尋找過這幾個艾滋寶寶的下落，但是至今沒有音信。也許，都不在了吧。
貧窮可怕，愚昧比貧窮更可怕。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真的不像想象得那麼美好。
三、艾滋病的防治
令人唏噓的故事每天都在發生，大環境如此，並非一朝一夕一己之力能改變得了。
作為普通人，一定要時刻有保護自己的意識，潔身自好。還有我上文提到過的，重視與正確使用防護措施。
如果有高危行為發生，24小時內，最遲72小時內，服用艾滋病阻斷藥，且需按時按量服用，很大機率可以成功阻斷艾滋病感染。
當然，艾滋病毒是殺不死的，藥物只是控制病毒的擴散，隨著時間的推移，初始感染病毒的細胞會死掉，病毒就會從體內清除了。
阻斷藥物，通常可以去市級的疾控中心、傳染病醫院等專業機構購買。小的醫療機構可能不會配備相關藥物。
但是抗阻斷藥物並不是一種保障。它具有很強的副作用，而且阻斷機率並不是百分之百，所以比起事後去補救，不如在事前就預防。
萬一真的感染了艾滋病毒，也不要過於悲觀，一定要早檢測，早治療。
雖然目前在全世界範圍內仍然沒有能治癒艾滋病的藥物，但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積極配合治療，可以很大程度地提高生活質量，延長預期壽命。
內容來源：子魚zi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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