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阿爾茨海默病到底是一種什麼感受？患者需要怎樣處理自己的記憶、身份和自我？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5期，原文標題《“消失”的自我？——阿爾茲海默病的記憶、身份與自我》

失去記憶，就是失去自我？

主筆/陳賽

《愛在記憶消逝前》的電影裡，主角是一對老年夫妻，丈夫患有阿爾茨海默病，妻子是癌症晚期

依然愛麗絲？

《依然愛麗絲》的電影裡，50歲的語言學家愛麗絲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病。在患病初期，她就給未來的自己錄了一個視頻，提醒她到了最糟糕的時候（成為家人累贅的時候）如何結束自己的生命。

就在愛麗絲的記憶快速退化到幾乎毫無記憶的時候，她無意中看到這段視頻。在視頻裡，過去的愛麗絲告訴現在的愛麗絲，你現在的生活不是你真正想要的，然後指導她怎麼找到安眠藥，怎麼一起吞下去。但是，一個敲門聲打斷了舊的愛麗絲的苦心經營，新的愛麗絲不僅喪失了終結自身的意志，連最簡單的執行力也失去了。最終，她活了下來，最終進入了近似嬰兒的混沌狀態。

這讓我想起另外一部電影《愛在記憶消逝前》，主角是一對老年夫妻，丈夫患有阿爾茨海默病，妻子則是癌症晚期，兩人決定開一輛老房車，從北往南一直開到海明威的故鄉西鎖島，完成一次文學追夢之旅。

之所以去西鎖島，是因為丈夫是海明威的狂熱粉絲，儘管阿茲海默症已經讓他連妻子和兒女的名字都會忘記，卻可以隨口報出海明威的所有作品。就像海明威一樣，他曾在清醒的時候提醒妻子，關鍵時刻把手槍遞到自己手上，再吻自己兩下，作為行動暗號，自己就會明白。

在故事的最後，妻子靜靜地給子女寫好遺書，給丈夫和自己服下藥片，最後一次睡在老伴身邊，共同赴死。她輕輕哼唱著《我和鮑比·麥克吉》的旋律，“自由只是無可失去的另一種說法”……

對這對夫妻而言，實在沒有比這更好的結局了。沒有像海明威那樣死去，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即使此時將槍交到丈夫手中，他也不會明白。

難怪英國作家特里·普拉切特在一次演講中說，他羨慕他父親的死法。他的父親86歲時死於癌症，在去世前的兩個星期，他還在家裡到處修理東西，他還能跟他們對話，知道我們是誰，知道他自己是誰。

英國作家特里·普拉切特在59歲那年被診斷出一種罕見的早期阿爾茨海默病（視覺中國供圖）

普拉切特是當代最著名的幽默奇幻作家，曾被人譽為“筆鋒犀利、擅於諷刺的J.R.R.托爾金”。他那顆神奇的大腦曾經構建出一個無比奇幻瑰麗的平行世界——廣漠的太空之中，一個超級大海龜背上站著四頭大象，大象的背上馱著一個奇異的圓形世界，人們管它叫“碟形世界”。這個小說系列證明了你可以在奇幻的背景裡寫一個非常嚴肅的故事。

在寫了27本奇幻小說之後，普拉切特在59歲那年被診斷出一種罕見的早期阿爾茨海默病，這種疾病攻擊他的視覺中心，他的視網膜明明捕捉到了視覺信號，他的大腦卻拒絕傳輸信號。最初，他的記憶和語言似乎沒有受到影響，但打不了字，系不了領帶，杯子就在眼前卻看不到。“如果你非得得阿爾茨海默病不可的話，這可能是最好的一種。那麼，我是被幸運之神光顧了。”

在一次阿爾茨海默病協會組織的演講中，他談到自己得知診斷之後的心情，除了失落和被遺棄感之外，他的第一反應是憤怒，一種持續激烈的憤怒，這種憤怒至今不休，甚至“令路西法對天堂的怒火相形見絀”。但憤怒過後，是深刻的孤獨、恐懼與荒涼——“就像你一個人站在海邊，海浪不見了，所有的人也不見了。”

這位作家以他一貫的幽默感和巨大的勇氣面對他的疾病。他給阿爾茨海默病研究機構捐贈了100萬英鎊的研究經費，又與BBC合作，拍攝了兩部紀錄片，《與阿爾茨海默病共存》與《選擇死亡》，前者是他走遍世界，瞭解疾病的治療方案；後者則是關於協助式自殺，爭取死亡的權力。他認為，這件事情關係尊嚴、自由和獨立。

在這些紀錄片裡，他一如既往的帶著他的黑色高禮帽、他的的思維一如既往的尖銳、活躍和富有幽默感，絲毫不掩飾自己面對疾病的憤怒與悲傷，尷尬與滑稽。但最終他也面臨與其他阿爾茨海默病患者一樣的命運：逐漸失去記憶，失去思維的銳度，生命的光彩漸漸消散。

這位作家經常說：“一個睿智的人應該視死亡為友。”2015年，他在家中去世。家人都在身邊，還有他的貓。他去世後不久，不知道是他的遺願，還是他的助手的靈機一動，在他的Twitter上模擬死神的口吻發佈了最後幾條信息，“泰裡爵士，是時候跟我走了”。

只有想象，才能穿透那個不可知的心智狀態

幾年前，《紐約客》上有一篇文章《文字之外的地方》，討論了阿爾茨海默病作為一種文學類型的興起。作者叫史蒂芬·梅里爾·布洛克（Stefan Merril Block），他的第一本小說《遺忘的故事》就發表於2008年，與《依然愛麗絲》的原著《我想念我自己》差不多時間。

在那篇文章中，布洛克寫道：“隨著嬰兒潮一代進入70歲，阿爾茨海默病也變得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多的小說家正試圖對這個幽暗的領域進行探索。”

布洛克的外婆就曾經患有阿爾茨海默病。那時候，他還是一個12歲的少年，在他天真而自私的目光裡，外婆的失智甚至是一件好事，“因為她會對我幼稚的笑話大笑不止，花好幾個小時看我玩遊戲，跟著我一起跳Kriss Kross，唱《獅子王》的主題曲。”

他在發育，而她在衰退，在那個冬天，祖孫之間似乎達成了某種平衡。布洛克的母親甚至感到欣慰，覺得自己的母親在經歷了人生的種種悲傷和不幸之後，終於有機會釋放真實的自我，一個更加快樂的自我。

直到有一天，布洛克的母親去一趟雜貨店，外婆突然陷入了驚慌，就像一個在動物園跟母親走散的孩子一樣。她陷入了驚恐的掙扎。等她平靜下來，布洛克問她：“你剛才想去哪裡？”

她困惑的四處張望，告訴我說，她不知道。

“只有想象，才能穿透那個不可知的心智狀態。”

《依然愛麗絲》裡，50 歲的語言學家愛麗絲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病

但是，即使藉助想像，在阿爾茨海默病的醫學真相中探尋人性的幽微之處也並不容易。事實上，目前關於阿爾茨海默病的小說和電影，極少是純屬虛構，而是大多由真實人物或者事件改編，或者至少受到這些真實人物和情感的觸發。比如《依然愛麗絲》就改編自美國神經學家莉薩·熱那亞的小說《我想念我自己》。這本小說一開始沒有一家出版社願意出版，經紀人問她，“你是一個神經科學的博士，寫小說幹嘛？”

28歲那年，熱那亞的祖母同樣被確診患有阿爾茨海默病。作為神經學家，熱那亞試圖從神經科學的視角來理解這種疾病。她研究了分子神經生物學、瞭解關於這種疾病的各種臨床表現和管理方法，希望由此學會如何照料她。但她發現自己始終缺乏“共情”，她無法理解她所經歷的一切，以及身為她的感受，也不知道如何建立和維持與她之間的關係。之所以寫這本小說，就是她想從一個患者的視角來理解這種疾病。

在《依然愛麗絲》裡有一幕，女兒問愛麗絲，患阿爾茨海默病到底是一種什麼感受？

她回答說，“好的時候，我可以算是一個正常的人，但不好的時候，我覺得找不到自己……我不知道我是誰，不知道接下來會失去什麼。”

“很多東西，都是要到失去時才知道可貴”，這可能是阿爾茨海默病小說或電影在它們的讀者和觀眾身上喚起的一種最強烈的共同感受之一。

阿爾茨海默病並不是無差別的攻擊整個大腦，而是首先攻擊海馬區，這是新記憶形成的關鍵區域，所以阿爾茨海默病病人的最初症狀是忘記你說過的，或者重複他們自己的話。然後，攻擊語言中心，所以你找不到恰當的詞語來表達自己，漸漸的，失去說話的能力。然後，它攻擊前額葉皮層，於是你無法邏輯思考、無法做出決策，失去解決問題的能力。當你擁有這些能力的時候，你視之為理所當然，但一旦失去，人之為人的一些根本問題就會浮現出來。

比如“我是誰？”，這是幾乎所有阿爾茨海默病故事中的核心問題。作為患者，最大的恐懼是我不再是我，那麼我是誰？作為照料者，最大的悲哀，他／她不再是他／她，他／她的記憶裡不再有我，我如何面對這個曾經至親至愛，如今卻越來越陌生的人？過去的記憶如何安放，又如何在無盡的當下與他／她重新建立新的連接？

我清楚地記得，第一次發現奶奶不再認得我的時候，內心那種深刻的震動。那是一次過年的家庭聚會，我剛從機場趕回來，一家人圍成一桌，叔叔們指著我問她，“看看她是誰？”就像逗一個剛剛學會認人的小孩子。

我記得她笑眯眯地看著我，眼神有點怯怯的，不確定地叫出了一個堂妹的名字。

爸爸在旁邊安慰我，“有時候，她連我也認不出來”。

用英國神經科學家蘇珊·格林菲爾德的比喻，想像一個700萬平方公里的亞馬遜雨林，被壓縮在我們小小的大腦之中，1000億個大腦神經元就像1000億棵樹密佈其中，我們所有的記憶、想法、情感，都以電信號編碼的形式在這些樹之間穿行。

這是否意味著，我關於那天晚上的記憶也是大腦的幽暗森林裡某幾個角落的神經元放電的產物？根據神經學家的說法，那段記憶之所以如此鮮明，是因為在之後的歲月裡，我曾經無數次的回憶那個瞬間，而我的每一次回憶都在鞏固和加深那段記憶，強化各神經元之間的樹狀連接，進而鼓勵大腦啟動特定的神經元突觸群。

美國神經學家莉薩·熱那亞（東方IC供圖）

事實上，關於奶奶的記憶，在我的大腦裡留存得並不多。與爺爺的溫暖可親相比，奶奶在我的印象裡一直是嚴冷的，瘦小的身材，力氣卻很大，一張瘦削的臉總是繃得緊緊的，彷彿隨時要訓斥人一樣。她十七八歲與爺爺結婚，一生相守70多年，靠種菜養大六個子女，也許是生活的艱難造就了那種堅硬的性格。她一生篤信基督教，60歲終於放下農活後，抱著一本《聖經》從零開始學習識文斷字，10年後竟然能將一本《聖經》讀下來。但是，在信仰裡沉浸太深的人，對塵世多少有些淡漠和疏離，除了對爺爺之外，她對子女和孫輩都很少表現出依戀，而我們也不主動與她親近。

在我的記憶裡，我與奶奶唯一一次精神性的對話是關於天堂的。有一次我問她天堂什麼樣子，她被我難得一見地對基督教的興趣所鼓舞，於是繪聲繪色地跟我描述她想象中的那個天堂：“珍珠做的門、黃金鋪的街、碧玉壘的牆，天使唱很好聽的歌……”我一邊在心中暗笑奶奶的天堂好無聊，一邊又很樂意一直這麼聽下去，畢竟，這恐怕是我一生唯一一次聽奶奶講故事的經歷。

我不禁懷疑，奶奶的大腦裡曾經存留多少關於我的片段？這些片段又是如何與其他片段一起，在歲月和疾病的夾擊之下漸漸遺失殆盡的？大腦，我們賴以觀察和感知宇宙萬物的器官，絕對是我們在這個宇宙中所知的最複雜的事物。但從神經層面解釋人的體驗，很多時候卻是令人難以忍受的簡單與粗暴。如果我們所有的思想和感情都是神經元的生化反應產生的，那麼，當神經元死去，當記憶消失，是否意味著自我也跟著死去？如果自我真的死去了，那麼最後剩下的是什麼呢？

在《依然愛麗絲》的結尾，在某個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愛麗絲正在一團迷霧之中，女兒問她，你感覺怎麼樣？

她回答說，“我感覺到愛”。

朱麗安·摩爾的演技非常好。那一瞬間迷惘、凋敝，但卻充滿了溫柔的的眼神，深刻的演繹了一個既是愛麗絲，又不是愛麗絲的女人。作者安排這樣一個結尾，似乎作為一個救贖式的瞬間，讓觀眾意識到某種更深層的真相，令愛麗絲仍然是愛麗絲。但那個更深層的真相到底是什麼？如果她真的依然是愛麗絲，到底哪一部分的她依然是愛麗絲呢？

失去記憶，等於失去自我？

17世紀的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曾經提出過一個很有趣的思想實驗，王子和鞋匠交換了記憶，王子的身上帶著鞋匠的記憶，而鞋匠的身體帶著王子的記憶，他們之間到底誰是誰？

洛克告訴我們，在外人看來，鞋匠的身體仍然是鞋匠，王子的身體仍然是王子，但從內部視角而言，鞋匠會認為自己進到了一個新的身體裡，而王子的感受也一樣。也就是說，對他們兩人而言，這不是一次記憶交換，而是身體交換，他們的靈魂進入了新的身體。

由此，我們可以想象，鞋匠身體內的王子會向所有人宣稱他不是鞋匠，而是一個王子。鞋匠可能會對他的新身體感到更加快樂，但對他自己來說，他仍然是一個擁有特定過去和歷史的鞋匠，包括他現在有了一個新的身體這件事情。

洛克的思想實驗要告訴我們的是，我之所以是我，是因為我的記憶。也就是說，記憶是維繫一個人身份的基礎。今天的我與過去的我之所以是同一個人，是因為記憶的延續性。記憶不僅記錄一個人獨特的歷史，也提供了一個關於自我的連貫的敘事。

關於記憶和身份的同源，現代哲學與心理學發展出很多新的版本。其實，拋開那些複雜的思辨，即使作為普通人，也不難以本能的方式理解其中的關聯——我們的個性、情感、關係、社群，都與記憶密切相關。正是記憶將我們固定在時空之中，定義存在的各種參數，甚至包括存在本身的無意義。那麼，失去記憶，難道不就意味著失去存在的座標，失去自我嗎？

但問題在於，首先，阿爾茨海默病病人很難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尤其是他們的病情進展到一定程度之後。

1995年，61歲的美國藝術家威廉·尤特莫倫被診斷出阿爾茨海默病。他決定從此每年給自己畫一幅畫像，來記錄病情的變化。第一張是他患病前畫的，後五張是他患病後畫的。我們可以看到，隨著疾病的進展，威廉筆下的線條越來越簡單，色彩越來越暗淡，畫像也越來越抽象。到最後一幅的時候，他的自畫像已經成了一個灰暗的輪廓，五官更是沒法辨認。而在那之後，威廉甚至連這樣的畫也畫不出來了。

再者，記憶從來是不可靠的，這是現代心理學關於記憶的研究最重要的一個發現。一個小小的暗示、一個錯誤的細節，當下環境或心態的變化，都可能讓你的記憶變形、扭曲，甚至編出一堆子虛烏有但又深信不疑的記憶。比如美國心理學家伊麗莎白·洛夫圖斯曾經成功地在數千人身上植入虛假的創傷性記憶，比如幼年時走丟，被動物攻擊，瀕臨溺死、窒息等等。

美國心理學家伊麗莎白·洛夫圖斯曾經成功地在數千人身上植入虛假的創傷性記憶（視覺中國供圖）

她最著名的一個實驗叫“購物中心迷路實驗”。她招募了24名實驗對象，每人收到一本日記，裡面詳細記錄了他們小時候發生的四件事情，其中前三件都是真實的，但第四件則完全是虛構出來的──受試者在5歲那年曾在購物中心迷路的經驗，最後得到一位陌生老人的幫助，才得以與家人重聚。然後，洛夫圖斯要求他們自行補充這四段記憶的細節部分。結果，竟有四分之一的人相信自己真的曾在購物中心迷過路，甚至還為這段虛構記憶增添了不少細節。

這就是記憶最弔詭的一面——你不能太相信它，因為它從來都不可靠，容易被外界操縱。但同時，你又得相信它，因為它是你人生絕大部分決定的基礎。

美國心理學家丹·麥克亞當斯（Dan McAdams）的“敘事身份”理論似乎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其中的矛盾。所謂“敘事身份”，就是一個人創造的關於自己的內化的故事。在他看來，人生的方方面面，比如自我、工作、友誼、與父母的關係，與世界的關係等等，都是故事。人生故事講述的不是發生了什麼，而是它為什麼重要、對這個人的意義是什麼、如何改變了他也改變了接下來的一切。

所以，這些故事並非人生經驗的維基百科式的照實直錄和平鋪直敘，而是經過了選擇、剪輯和闡釋。相同的人生事實與經驗，隨著距離、視角以及剪裁方式的變化，我們所講述的，可以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也就是說，重要的不是故事，而是敘述方式本身。這些敘事發揮的主要功能是，將自我的各部分整合成連貫一致的統一性整體，關於我是誰，我為何會是今天的樣子，以及未來人生的走向等等。這種同一性整體具有長期穩定性，而且會隨著時間變化得到不斷地修正和完善。

這些故事的材料裡有生活本身，也可以有想像。但無論是虛構還是非虛構，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魔幻風格，敘述故事都是我們理解自己所處世界的方式。在這些故事裡，“自我”與敘事是互相印證的。作為作者，“自我”確認“故事”的真實性，而敘述形式則確認個人經驗的存在，以及自我的存在。當我們想要別人理解我們時，我們就與他們分享自己的故事，或者部分的故事。當我們想要理解別人時，我們就詢問和分享關於他們的故事。

人到老年，隨著人生經驗的不斷累積，本來應該是一個經驗材料最為豐富，而作者最為成熟的階段，但在阿爾茨海默病的侵蝕之下，患者沒有了過去和未來，只能活在一個個當下裡，他們的人生故事要如何繼續寫下去？

美國作家喬納森·弗蘭岑曾經在《紐約客》上發表過一篇回憶父親的長文《我父親的大腦》，從他收到母親寄來的情人節包裹說起——那個包裹裡面除了一張粉色浪漫賀卡、兩根巧克力棒、一枚心形鏤空花紋飾品之外，還有一份神經病理學家為他父親做的腦部屍檢報告。

他在文章開頭就說，“這是他的疾病，他的故事，但必須由我來講述。”他講到父母之間維繫了一生的不愉快的婚姻，母親的委屈與抱怨，父親的沉默寡言、鬱鬱寡歡，這個病如何改變了他們的關係，他們各自的身份和自我。

但他始終拒絕接受父親的“阿爾茨海默病”的診斷，因為他認為給一種行為貼上症狀的標籤，是一種粗暴的簡化，改變的不僅是父親的故事，還有關於人的定義，將雜的人性變成一種簡單的生物化學反應。他讀其他患者的故事，發現他父親的很多症狀與其他數百萬受苦的人一模一樣——在家附近迷路，或入廁後忘記沖水，把妻子當成母親……有這麼多同伴或許是種安慰，但讓他難以接受的是，在這樣的共同故事中，“個人意義”逐漸枯竭。

在《阿爾茨海默病，一種流行病的寫照》一書中，美國作家大衛·申克將阿茲海默病稱為一場“漫長的死亡”，就像稜柱體，將死亡折射成一道各部分原本緊密結合的光譜——自主權之死、記憶之死、自覺之死、性格之死、肉體之死。而海爾茨海默病特有的悲傷與戰慄，就源於受害者的“自我”在肉體死亡之前很早就已凋敝。

但是，弗蘭岑卻懷疑，一個人的死亡是否真的能那樣被分割，對於“自我”這把交椅，記憶和意識是否真的有這麼穩固的所有權？毫無疑問，他們的“自我”被疾病改變了，但自我必須有統一性、連貫性，才算是真實的自我嗎？如果所謂“有意識”，意味著要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人，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理解文化與情境、懂得希望與恐懼，那麼，阿爾茨海默病的病人算什麼呢？他們沒有意識嗎？或者說，他們甚至連“人”也算不上？

在疾病進展到尾聲的階段，某一天，弗蘭岑的父親突然停止進食。這當然很容易就可以歸結為疾病的破壞。因為患者失去的不僅僅是記憶，還有更基本的東西，如何寫字、如何說話、如何走路，如何坐著、如何吞嚥，如何呼吸，如何活著。但弗蘭岑懷疑，在拒絕進食的背後，是他的父親憑藉著碩果僅存的一點意志，決意結束自己的生命。

“一小時一小時過去，父親一動不動地躺著，向死亡前進；但當他打哈欠時，那就是他的哈欠。而他的身體，雖如槁木，也仍散發屬於他的光彩。就算他的自我存活的部分愈來愈小，愈來愈破碎，我仍堅持把他看成一個整體。我仍深愛著，確切而與眾不同地愛著，在床上打哈欠的那個男人。我怎能不出於那份愛而來重組那個男人的故事——那個當我試圖拿溼棉棒幫他清理口腔時，仍能憑藉完好的意志力別開頭去的男人？我在走進自己的墳墓時亦將堅持認為，家父是下定決心求死，並盡其所能地按照他自己的意願死去。”

61歲的美國藝術家威廉·尤特莫倫被診斷出阿爾茨海默病後每年給自己畫一幅畫像，來記錄病情的變化

自我是一個社會現象？

《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是一本非常精彩的科幻小說，中年智障人士查理·高登接受了一項腦部實驗手術，智商從68躍升為200，從一個被朋友欺辱的麵包師變成了一個可以洞穿世間奧祕的天才。作者借查理之口表達了世人對一個更聰慧版本的人類的深深嚮往：“沒有什麼比靈感乍到、解決一個難題讓人感到更大的快樂，這是美、愛與真的合而為一，是純粹的喜悅。”

但是，就像大部分警世科幻小說一樣，這仍然是一個悲劇故事——伴隨著查理超凡脫俗的智商而來的，是無盡的痛苦、焦慮和孤獨，因為他發現原來所有人都在欺負他，那些他稱之為朋友的人，只是為了從他的缺陷中獲取優越感而已。在見識了一番社會的醜惡不堪，人性的偏狹殘酷之後，因為難以克服的技術障礙，天才最終又回覆成智障。

查理恢復到智障的過程，像極了阿爾茨海默症。他逐漸失去理解數學的能力，創作音樂的能力，失去閱讀的能力，到後來又開始錯字連篇，詞不達意，但他安然接納了這一切的失去，念念不忘自己要去的地方將會有很多朋友。在最後一封信中，他不忘提醒，“如果你有機會請放一些花在後院的阿爾吉儂墳上”。

記憶是身份和自我的基石，這是一種社會構建，很少有人質疑這種說法。但是，因逆行性遺忘而失去大量記憶的人常常表示，雖然他們覺得生活中有大片空白，但他們的自我意識感仍然完好無損。失智症患者的照顧者也經常表示他們的親人在疾病之下仍然存在一個不可磨滅的自我。這真的僅僅只是一種一廂情願嗎？

去年，美國的一對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合作做了一系列實驗，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結論：“我是誰？”這個問題的關鍵並不在記憶，而在於一個人的道德信念。

這位心理學家叫妮娜·斯特羅門格（Nina Strohmenger），哲學家叫肖恩·尼克斯（Shaun Nichols）。其中有一個實驗是按照洛克的思想實驗設計的，他們請實驗對象思考如下情境：當一個人的靈魂搬到一個新的身體時，哪些個人特質是有可能隨之遷移的？是記憶、認知、慾望還是道德？

在另一個實驗裡，他們設置了一個同樣有趣的情境：你遇到一個40年前的老朋友，在過去40年的時間裡，這個朋友經歷了很多的變化，包括記憶（比如容易健忘，忘記童年往事，忘記如何騎自行車）、個性（比如冒險型、藝術型）、慾望和喜好（比如討厭鍛鍊、喜歡聽談話節目）、認知與知覺（比如注意力變差、聽力變差），以及道德信念和道德品質（比如種族主義、自私、大方），問哪種變化會讓你覺得這個老朋友不再是你以前認識的那個人？

他們驚訝地發現，無論假設什麼樣的情境，記憶並非評判“真正自我”的首要因素，真正的贏家反而是道德信念。比如，一個人的價值觀，一個人是否誠實，一個人如何對待孩子等等。而且，他們最關心的記憶，也大都無關個人的情景記憶，而是與他人的連接相關的，以及與社會行為有關的記憶。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發現。我們的臉、指紋、怪癖、自傳，任何一項看起來都是關於“我是誰”這個問題更可靠的指標，為什麼我們的身份感更多地與人性的共通之處相關，而非差異之處呢？

但這一發現與神經科學史上一些著名的病例研究是相符的。比如19世紀，美國鐵路工人菲尼斯·蓋奇被一個鐵夯穿透頭顱，破壞了他的額葉，卻奇蹟般的存活了13年。在經歷了腦損傷以後，蓋奇的脾氣、秉性、為人處事的風格等等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但最讓他的朋友感到他與從前“判若兩人”的，是他從原來和氣、彬彬有禮變的頑固任性、粗俗無禮。

其實，關於“性情大變”的故事在文學與電影中也比比皆是，比如《卡拉馬佐夫兄弟》裡的伊萬、《聖誕頌歌》中的吝嗇鬼、《星球大戰》中的黑武士、《絕命毒師》中的老白……如果深究他們最為核心的變化，都與道德信念有關。

妮娜·斯特羅門格在《萬古》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就叫《自我是道德的》，提出“自我”不能只從個體內部尋找，而更應該向外追尋，向關係中去尋求。因為比起個體，社會和文化的情境在塑造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彼此之間，起到更關鍵性的作用。

“如果從進化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也許能更說明問題。我們最初為什麼需要一個所謂‘自我’的概念呢？為什麼需要辨別一個人獨特的身份呢？大部分的動物無需如此，而那些跟我們有著同樣興趣的動物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生活在社群裡，必須合作才能生存。”

另外一位心理學家Deborah Zaitchik一直研究阿茲海默病的認知損傷問題。她發現，很多病人在認知水平上已經損毀到學前兒童的水平，比如他們可能不知道斑馬是不是有斑紋，或者把浣熊看成是臭鼬，但他們的社會和道德推理能力卻基本與普通的同齡人無異，能輕易地覺察自己和周圍人的心智狀態。他們仍然能感覺到悲哀、孤獨、悲傷，不安，感覺到愛與被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