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亞馬遜...這些巨頭紛紛跟進！美國最低時薪15美元時代來了？
自2018年11月1日起，亞馬遜上調所有美國員工的最低工資至每小時15美元；
2019年4月3日，谷歌公司宣佈，公司將要求其在美國的合同工亦能獲得全面的醫療保險，15美元的最低時薪標準以及12周的育兒假；
2019年5月13日，美國社交網絡公司臉書（Facebook）表示，將提高所有美國合同工的最低工資，以應對不斷上漲的生活成本。臉書公司在舊金山灣區、紐約和華盛頓特區將合同工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20美元，在西雅圖提高到每小時18美元。
2019年，以77歲高齡再次宣佈參選美國總統的伯尼·桑德斯仍然主打“劫富濟貧”的競選口號，主張為美國貧窮和中等收入家庭增加收入，包括將最低時薪提高到15美元、美國大學教育免學費等。
美國最低時薪15美元時代來了？可能並不簡單...
文/魏欣
在6月5日召開的沃爾瑪股東大會上，一位女性股東把原本屬於她的3分鐘發言時間讓給了佛蒙特州民主黨籍參議員伯尼·桑德斯，以便使他有機會公開呼籲這家全美最大的僱主推行每小時15美元最低工資標準。
在簡短的發言中，桑德斯控訴了沃爾瑪支付給CEO超過2000萬美元年薪和花費200億美元回購股票，卻只願意支付普通員工近乎飢餓線的工資水準，即每小時11美元。他建議股東大會立即通過決議，提升公司150萬僱員的最低工資標準以改善員工福利。
這次行動獲得了大量沃爾瑪僱員在場外的支持，並有助於他的2020年總統競選計劃。與此同時，民主黨籍紐約州新晉國會議員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特茲也回到她當選之前就職的酒吧。以酒吧女招待的身份呼籲選民向共和黨施壓，以通過全國性的每小時15美元最低工資標準。
這並不是桑德斯第一次用這種向大公司直接施加壓力的方式要求他們改善勞工待遇。2018年10月，他批評亞馬遜支付員工的工資過低，迫使他們不得不依靠聯邦政府提供的糧食券、福利住房和醫療白卡來維持生活。這種情況實質上導致政府對私營企業的人力成本補貼，有利於公司管理層和股東，對納稅人和僱員不公平。
由於持續的政治壓力，亞馬遜CEO傑夫·貝佐斯宣佈對他們超25萬名全職員工和10萬名季節性臨時工提高其最低工資標準，從每小時7.25美元升至15美元。在目前國會無法就最低工資標準形成全國性共識的情況下，他的這種行動被很多民主黨選民和底層勞工認為是英雄般的壯舉。但是這些大公司的迴應往往是希望議員能夠通過立法的方式提升最低工資，因為他們對股東承擔有信託責任。在法律和市場許可的範圍內，最大可能的降低用工成本來提升股東回報就是履行這種責任的要求。
由於民主、共和兩黨在最低工資標準上的認識差距，目前國會還無法修改全國最低工資標準，各州標準也嚴格依照黨派劃線。最低工資標準的立法依據來源於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當時為了帶領美國走出大蕭條，1933年羅斯福總統在《全國工業復興法》中加入了最低工資標準的條款。
目前每小時7.25美元的全國性標準是2007年由小布什總統批准，於2009年開始實施的。由於物價的上漲，這樣的標準在一些州就顯得不合時宜。在東西兩岸民主黨執政的州，比如麻州、加州、紐約州和新澤西州，州內的15美元最低標準已經計劃實施。這不但因為東西兩岸的生活成本較高，也因為這些州的選民思想比較左傾。但是在中部共和黨執政的州，這項標準就沒有計劃調整，而且那些州的議員也普遍反對調整這項標準的法案。
提升員工待遇本身是好事，但是通過提升最低工資標準真的能夠達到這樣的目標嗎？
在一部分經典主義經濟學家和共和黨議員看來，市場有充分的自我調節能力。供需雙方的博弈會自然達到價格平衡，即同時達到最大化就業和最優化工資水準的目的。任何對市場不必要的限制性規定都會扭曲價格信號，降低社會效率和縮減就業。所以共和黨在歷史上傾向於不設立最低工資標準，或者把它保持在一個足夠低的程度上。這也是為什麼《全國工業復興法》在1935年就遭受挑戰，並被最高法院宣佈違憲。1936年，在羅斯福總統獲得壓倒性的連任之後，這項法案才重新通過了違憲審查。
在現實當中，確實也可以觀察到最低工資標準的提升對就業的損害作用。當高於供需平衡線的最低工資標準被實施之後，原本昂貴的自動化技術就會顯得具有吸引力。利潤較高的企業會考慮採用自動化技術來替代人工，而利潤不足的企業會考慮關門大吉。不論哪一種選擇都會不可避免的損害就業。這種現象在中小企業和餐飲企業中體現得特別明顯，因為這些企業的利潤本來就非常微薄。一部分店主會猶豫是否還需要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繼續經營，那麼這些員工原本微薄的收入也會受到波及。
但完全放棄最低工資標準是否又有利於就業，或者對僱員足夠公平呢？
在另一部分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民主黨議員看來，由於企業的壟斷行為，市場的自我調節能力受到了損害。勞動力的供需雙方無法通過正常的博弈行為使價格達到自然平衡。如果缺乏對價格的限制性規定，需求方可以利用其對市場的主導地位，對供給方形成長期壓制。在這種情況下，提升最低工資標準不但不會對就業形成損害，反而有助於把價格恢復到供需平衡水準。更重要的是，這樣可以幫助到社會弱勢群體且能實現公平正義。在近幾年的媒體報道中，也出現了過低的最低工資標準所造成的不公平現象。比如2018年年初《紐約時報》揭露出迪士尼位於加州的員工由於收入過低，甚至無力承擔房租，只好長期住在自己的車裡。白天他們帶給遊人快樂，但是晚上則獨自忍受孤獨。
目前兩黨在國會形成的僵持局面不但反映了他們在治國理念上的分歧，從另外一個方面也反映了中小企業和大企業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巨大差異。提升最低工資標準有可能會直接危及部分中小企業的生存，不提升又無法阻止大企業對普通勞工的過度壓榨。如果針對不同企業設定不同的標準，則不利於形成全國性的統一市場，而且還增加了法律成本和操作的複雜程度。
其實亞馬遜、迪士尼、沃爾瑪之所以可以長期壓制工資上漲，憑藉的無外乎是他們的壟斷地位。短期內，向特定企業直接施加壓力是必要的。在適度提升最低工資標準的同時，更重要的還是要破除壟斷，削弱企業對市場的綁架，恢復其正常的定價功能。只有這樣，才可能讓勞資雙方都滿意，也讓美國經濟能夠長期健康的發展下去。
（專欄作家，曾在美國供職於大型共同基金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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