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有不少古瓷愛好者喜歡底部帶“官”字款的“古瓷器”但是打眼的朋友卻不少。小編覺得有必要在此集中打打假，以免更多的朋友重蹈覆轍。
近年來，有不少古瓷愛好者喜歡底部帶“官”字款的“古瓷器”但是打眼的朋友卻不少。小編覺得有必要在此集中打打假，以免更多的朋友重蹈覆轍。
新“官”和老“官”
古瓷器中，確實有帶“官”字和“新官”字款的。據有關窯址，墓葬考古資料統計和國內的研究論述，對這種“官”字款器（含“新官”款，下同）我們可以歸納如下：
一、從燒製時間上看，它們出現於唐代晚期，經五代，至北宋中期停燒。
二、從窯口和瓷種上看：1、北方定窯的“官”款器只出現於晚唐至北宋中期的白瓷產品中；2、耀州窯的“官”款器只出現於五代時期黃堡窯的仿越窯青瓷產品中；3、南方越窯“官”字款瓷器，僅從五代和遼的兩個墓葬中分別出土過一隻青瓷雙系罐和一隻青瓷花口盤。另外，在內蒙古赤峰市缸瓦窯遺址出土的匣缽和墊柱上發現刻有“官”“新官”款，但未發現刻“官”款的該窯瓷器標本。
三、從質量上看，凡帶“官”字款的瓷器都屬於各自窯場中的優質產品。例如，1984年在西安火燒壁唐長安城安定坊遺址窖藏中，一次出土了33件“官”款定窯白瓷器，件件精美無比。而五代耀州黃堡窯的“官”款產品，無論其釉色或工藝都可與同時代的越窯精品相媲美。
四、從生產目的上看：“官”款瓷器是在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窯”出現以前（北宋後期）生產的，因此它既不同於宋元明清的官窯器，也不是民用商品瓷，而是地方民間窯場向朝廷進獻的貢器或者官府的定燒器。
五、從數量上看，這種“官”字款瓷器的燒造並不算多。1979年馮先銘先生的《有關臨安錢寬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問題》一文中，對當時國內外所發現的出土及公藏、私藏“官”款瓷器（含有款殘底）進行了列表統計，共彙總為70件。
近年來，有不少古瓷愛好者喜歡底部帶“官”字款的“古瓷器”但是打眼的朋友卻不少。小編覺得有必要在此集中打打假，以免更多的朋友重蹈覆轍。
新“官”和老“官”
古瓷器中，確實有帶“官”字和“新官”字款的。據有關窯址，墓葬考古資料統計和國內的研究論述，對這種“官”字款器（含“新官”款，下同）我們可以歸納如下：
一、從燒製時間上看，它們出現於唐代晚期，經五代，至北宋中期停燒。
二、從窯口和瓷種上看：1、北方定窯的“官”款器只出現於晚唐至北宋中期的白瓷產品中；2、耀州窯的“官”款器只出現於五代時期黃堡窯的仿越窯青瓷產品中；3、南方越窯“官”字款瓷器，僅從五代和遼的兩個墓葬中分別出土過一隻青瓷雙系罐和一隻青瓷花口盤。另外，在內蒙古赤峰市缸瓦窯遺址出土的匣缽和墊柱上發現刻有“官”“新官”款，但未發現刻“官”款的該窯瓷器標本。
三、從質量上看，凡帶“官”字款的瓷器都屬於各自窯場中的優質產品。例如，1984年在西安火燒壁唐長安城安定坊遺址窖藏中，一次出土了33件“官”款定窯白瓷器，件件精美無比。而五代耀州黃堡窯的“官”款產品，無論其釉色或工藝都可與同時代的越窯精品相媲美。
四、從生產目的上看：“官”款瓷器是在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窯”出現以前（北宋後期）生產的，因此它既不同於宋元明清的官窯器，也不是民用商品瓷，而是地方民間窯場向朝廷進獻的貢器或者官府的定燒器。
五、從數量上看，這種“官”字款瓷器的燒造並不算多。1979年馮先銘先生的《有關臨安錢寬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問題》一文中，對當時國內外所發現的出土及公藏、私藏“官”款瓷器（含有款殘底）進行了列表統計，共彙總為70件。
1999年，北京學考古學系權奎山教授在其《關於唐宋瓷器上的“官”“新官”字款問題》一文中說：“迄今發現的‘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數量，據初步統計，已逾200件”（見中國古陶瓷研究會編《中國古陶瓷研究》第5輯，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這個統計中不但包括完整器，也包括帶“官”字款的器底殘片。還會有一些民間收藏的標本未被收錄，但不會太多。
六、從器物造型上看，以碗、盤、碟類餐具最多，在少量瓶、壺、罐、盞託以及筆添這樣的文房具上也有發現。
七、從落款方式上看，均為劃刻款，大多數是在器物施釉後未入窯前用尖狀工具（不用刀）劃刻上去的，只有極少數是在露胎底部劃刻的。
八、從書體上看，行、楷、草書皆有，以行書居多，未見隸、篆。
近年來，有不少古瓷愛好者喜歡底部帶“官”字款的“古瓷器”但是打眼的朋友卻不少。小編覺得有必要在此集中打打假，以免更多的朋友重蹈覆轍。
新“官”和老“官”
古瓷器中，確實有帶“官”字和“新官”字款的。據有關窯址，墓葬考古資料統計和國內的研究論述，對這種“官”字款器（含“新官”款，下同）我們可以歸納如下：
一、從燒製時間上看，它們出現於唐代晚期，經五代，至北宋中期停燒。
二、從窯口和瓷種上看：1、北方定窯的“官”款器只出現於晚唐至北宋中期的白瓷產品中；2、耀州窯的“官”款器只出現於五代時期黃堡窯的仿越窯青瓷產品中；3、南方越窯“官”字款瓷器，僅從五代和遼的兩個墓葬中分別出土過一隻青瓷雙系罐和一隻青瓷花口盤。另外，在內蒙古赤峰市缸瓦窯遺址出土的匣缽和墊柱上發現刻有“官”“新官”款，但未發現刻“官”款的該窯瓷器標本。
三、從質量上看，凡帶“官”字款的瓷器都屬於各自窯場中的優質產品。例如，1984年在西安火燒壁唐長安城安定坊遺址窖藏中，一次出土了33件“官”款定窯白瓷器，件件精美無比。而五代耀州黃堡窯的“官”款產品，無論其釉色或工藝都可與同時代的越窯精品相媲美。
四、從生產目的上看：“官”款瓷器是在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窯”出現以前（北宋後期）生產的，因此它既不同於宋元明清的官窯器，也不是民用商品瓷，而是地方民間窯場向朝廷進獻的貢器或者官府的定燒器。
五、從數量上看，這種“官”字款瓷器的燒造並不算多。1979年馮先銘先生的《有關臨安錢寬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問題》一文中，對當時國內外所發現的出土及公藏、私藏“官”款瓷器（含有款殘底）進行了列表統計，共彙總為70件。
1999年，北京學考古學系權奎山教授在其《關於唐宋瓷器上的“官”“新官”字款問題》一文中說：“迄今發現的‘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數量，據初步統計，已逾200件”（見中國古陶瓷研究會編《中國古陶瓷研究》第5輯，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這個統計中不但包括完整器，也包括帶“官”字款的器底殘片。還會有一些民間收藏的標本未被收錄，但不會太多。
六、從器物造型上看，以碗、盤、碟類餐具最多，在少量瓶、壺、罐、盞託以及筆添這樣的文房具上也有發現。
七、從落款方式上看，均為劃刻款，大多數是在器物施釉後未入窯前用尖狀工具（不用刀）劃刻上去的，只有極少數是在露胎底部劃刻的。
八、從書體上看，行、楷、草書皆有，以行書居多，未見隸、篆。
普通藏友不要寄希望於撿漏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國內古玩市場上就出現了幾種底部凸印或凹印“官”字款的假古董瓷器，其中有一種注漿薄胎白釉器使許多初涉古瓷收藏者上當。這種薄胎白釉器都用乳白釉注漿，一般外部都模印上龍鳳、松鶴等圖案，在器物外底中心凸印一篆體“官”字。
在未注漿前，把藍色、黃色的龍、鳳、紅色的火雲等透明圖案紙預置於器壁內部，注漿燒成後這些彩色圖案就隱在白釉器內部了。逆光看是印花白釉器，迎光看，夾在內外壁白釉內的彩色圖案就顯現出來。其實，初入藏道的朋友之所以上當受騙，是他們不瞭解古瓷的生產和工藝。
近年來，有不少古瓷愛好者喜歡底部帶“官”字款的“古瓷器”但是打眼的朋友卻不少。小編覺得有必要在此集中打打假，以免更多的朋友重蹈覆轍。
新“官”和老“官”
古瓷器中，確實有帶“官”字和“新官”字款的。據有關窯址，墓葬考古資料統計和國內的研究論述，對這種“官”字款器（含“新官”款，下同）我們可以歸納如下：
一、從燒製時間上看，它們出現於唐代晚期，經五代，至北宋中期停燒。
二、從窯口和瓷種上看：1、北方定窯的“官”款器只出現於晚唐至北宋中期的白瓷產品中；2、耀州窯的“官”款器只出現於五代時期黃堡窯的仿越窯青瓷產品中；3、南方越窯“官”字款瓷器，僅從五代和遼的兩個墓葬中分別出土過一隻青瓷雙系罐和一隻青瓷花口盤。另外，在內蒙古赤峰市缸瓦窯遺址出土的匣缽和墊柱上發現刻有“官”“新官”款，但未發現刻“官”款的該窯瓷器標本。
三、從質量上看，凡帶“官”字款的瓷器都屬於各自窯場中的優質產品。例如，1984年在西安火燒壁唐長安城安定坊遺址窖藏中，一次出土了33件“官”款定窯白瓷器，件件精美無比。而五代耀州黃堡窯的“官”款產品，無論其釉色或工藝都可與同時代的越窯精品相媲美。
四、從生產目的上看：“官”款瓷器是在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窯”出現以前（北宋後期）生產的，因此它既不同於宋元明清的官窯器，也不是民用商品瓷，而是地方民間窯場向朝廷進獻的貢器或者官府的定燒器。
五、從數量上看，這種“官”字款瓷器的燒造並不算多。1979年馮先銘先生的《有關臨安錢寬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問題》一文中，對當時國內外所發現的出土及公藏、私藏“官”款瓷器（含有款殘底）進行了列表統計，共彙總為70件。
1999年，北京學考古學系權奎山教授在其《關於唐宋瓷器上的“官”“新官”字款問題》一文中說：“迄今發現的‘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數量，據初步統計，已逾200件”（見中國古陶瓷研究會編《中國古陶瓷研究》第5輯，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這個統計中不但包括完整器，也包括帶“官”字款的器底殘片。還會有一些民間收藏的標本未被收錄，但不會太多。
六、從器物造型上看，以碗、盤、碟類餐具最多，在少量瓶、壺、罐、盞託以及筆添這樣的文房具上也有發現。
七、從落款方式上看，均為劃刻款，大多數是在器物施釉後未入窯前用尖狀工具（不用刀）劃刻上去的，只有極少數是在露胎底部劃刻的。
八、從書體上看，行、楷、草書皆有，以行書居多，未見隸、篆。
普通藏友不要寄希望於撿漏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國內古玩市場上就出現了幾種底部凸印或凹印“官”字款的假古董瓷器，其中有一種注漿薄胎白釉器使許多初涉古瓷收藏者上當。這種薄胎白釉器都用乳白釉注漿，一般外部都模印上龍鳳、松鶴等圖案，在器物外底中心凸印一篆體“官”字。
在未注漿前，把藍色、黃色的龍、鳳、紅色的火雲等透明圖案紙預置於器壁內部，注漿燒成後這些彩色圖案就隱在白釉器內部了。逆光看是印花白釉器，迎光看，夾在內外壁白釉內的彩色圖案就顯現出來。其實，初入藏道的朋友之所以上當受騙，是他們不瞭解古瓷的生產和工藝。
首先，古代瓷器的白釉達不到注漿器這樣的白度；其次，古代制瓷技術中沒有注漿以及在器內貼印彩色圖案的現代工藝；第三，除前述“官”字款瓷器外，更無篆體“官”字款瓷器。
20世紀90年代初，這種假“官”字款的白釉注漿器，在古玩店裡被裝進錦盒來蒙人，而今在景德鎮滿地攤都在賣，其身價也由幾百近千元一隻跌落到十塊八塊，甚至五六塊錢就能到手。
近年來的假“官”字款瓷器中，以仿哥釉器最為多見。
許多古瓷藏友之所以屢屢為偽“官”字款瓷器所騙，主要原因在於鑑藏古瓷時的思維方法有誤。人們沒有把鑑藏功夫花在基本功上，從理論和實物標本兩個方面的結合上去學習知識、提高眼力，而是簡單地以為有“官”字款的就是真古瓷，甚至是真官窯古瓷，制偽者也正利用了這種淺顯思維的弱點。不僅偽“官”字款瓷器能騙人，那些寫的、刻的、青花的、釉裡紅的“大元國至正X年”“大元國內府公用”“大元國成吉思汗紀國用上”等假古瓷也被人買著珍藏，有的還上了高檔圖錄，甚至還有頗為知名的專家為之寫序張揚。如此下去，實令人憂慮。
近年來，有不少古瓷愛好者喜歡底部帶“官”字款的“古瓷器”但是打眼的朋友卻不少。小編覺得有必要在此集中打打假，以免更多的朋友重蹈覆轍。
新“官”和老“官”
古瓷器中，確實有帶“官”字和“新官”字款的。據有關窯址，墓葬考古資料統計和國內的研究論述，對這種“官”字款器（含“新官”款，下同）我們可以歸納如下：
一、從燒製時間上看，它們出現於唐代晚期，經五代，至北宋中期停燒。
二、從窯口和瓷種上看：1、北方定窯的“官”款器只出現於晚唐至北宋中期的白瓷產品中；2、耀州窯的“官”款器只出現於五代時期黃堡窯的仿越窯青瓷產品中；3、南方越窯“官”字款瓷器，僅從五代和遼的兩個墓葬中分別出土過一隻青瓷雙系罐和一隻青瓷花口盤。另外，在內蒙古赤峰市缸瓦窯遺址出土的匣缽和墊柱上發現刻有“官”“新官”款，但未發現刻“官”款的該窯瓷器標本。
三、從質量上看，凡帶“官”字款的瓷器都屬於各自窯場中的優質產品。例如，1984年在西安火燒壁唐長安城安定坊遺址窖藏中，一次出土了33件“官”款定窯白瓷器，件件精美無比。而五代耀州黃堡窯的“官”款產品，無論其釉色或工藝都可與同時代的越窯精品相媲美。
四、從生產目的上看：“官”款瓷器是在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窯”出現以前（北宋後期）生產的，因此它既不同於宋元明清的官窯器，也不是民用商品瓷，而是地方民間窯場向朝廷進獻的貢器或者官府的定燒器。
五、從數量上看，這種“官”字款瓷器的燒造並不算多。1979年馮先銘先生的《有關臨安錢寬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問題》一文中，對當時國內外所發現的出土及公藏、私藏“官”款瓷器（含有款殘底）進行了列表統計，共彙總為70件。
1999年，北京學考古學系權奎山教授在其《關於唐宋瓷器上的“官”“新官”字款問題》一文中說：“迄今發現的‘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數量，據初步統計，已逾200件”（見中國古陶瓷研究會編《中國古陶瓷研究》第5輯，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這個統計中不但包括完整器，也包括帶“官”字款的器底殘片。還會有一些民間收藏的標本未被收錄，但不會太多。
六、從器物造型上看，以碗、盤、碟類餐具最多，在少量瓶、壺、罐、盞託以及筆添這樣的文房具上也有發現。
七、從落款方式上看，均為劃刻款，大多數是在器物施釉後未入窯前用尖狀工具（不用刀）劃刻上去的，只有極少數是在露胎底部劃刻的。
八、從書體上看，行、楷、草書皆有，以行書居多，未見隸、篆。
普通藏友不要寄希望於撿漏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國內古玩市場上就出現了幾種底部凸印或凹印“官”字款的假古董瓷器，其中有一種注漿薄胎白釉器使許多初涉古瓷收藏者上當。這種薄胎白釉器都用乳白釉注漿，一般外部都模印上龍鳳、松鶴等圖案，在器物外底中心凸印一篆體“官”字。
在未注漿前，把藍色、黃色的龍、鳳、紅色的火雲等透明圖案紙預置於器壁內部，注漿燒成後這些彩色圖案就隱在白釉器內部了。逆光看是印花白釉器，迎光看，夾在內外壁白釉內的彩色圖案就顯現出來。其實，初入藏道的朋友之所以上當受騙，是他們不瞭解古瓷的生產和工藝。
首先，古代瓷器的白釉達不到注漿器這樣的白度；其次，古代制瓷技術中沒有注漿以及在器內貼印彩色圖案的現代工藝；第三，除前述“官”字款瓷器外，更無篆體“官”字款瓷器。
20世紀90年代初，這種假“官”字款的白釉注漿器，在古玩店裡被裝進錦盒來蒙人，而今在景德鎮滿地攤都在賣，其身價也由幾百近千元一隻跌落到十塊八塊，甚至五六塊錢就能到手。
近年來的假“官”字款瓷器中，以仿哥釉器最為多見。
許多古瓷藏友之所以屢屢為偽“官”字款瓷器所騙，主要原因在於鑑藏古瓷時的思維方法有誤。人們沒有把鑑藏功夫花在基本功上，從理論和實物標本兩個方面的結合上去學習知識、提高眼力，而是簡單地以為有“官”字款的就是真古瓷，甚至是真官窯古瓷，制偽者也正利用了這種淺顯思維的弱點。不僅偽“官”字款瓷器能騙人，那些寫的、刻的、青花的、釉裡紅的“大元國至正X年”“大元國內府公用”“大元國成吉思汗紀國用上”等假古瓷也被人買著珍藏，有的還上了高檔圖錄，甚至還有頗為知名的專家為之寫序張揚。如此下去，實令人憂慮。
如果這篇文章能有助於藏友提高眼力，提高警惕，不再上“官”款偽器的當，並且推而廣之，不再熱衷於在地攤上和古玩店裡買“五大名窯器”和明清官窯器，那就謝天謝地了。因為這種好事根本輪不到我們普通藏友，除非有十分內行又通渠道的朋友幫著找貨、掌眼，並且得準備好五位數甚至六位數的資金才行，因為這是內行撿得上述珍貴瓷品的“漏”的起碼價錢。
近年來，有不少古瓷愛好者喜歡底部帶“官”字款的“古瓷器”但是打眼的朋友卻不少。小編覺得有必要在此集中打打假，以免更多的朋友重蹈覆轍。
新“官”和老“官”
古瓷器中，確實有帶“官”字和“新官”字款的。據有關窯址，墓葬考古資料統計和國內的研究論述，對這種“官”字款器（含“新官”款，下同）我們可以歸納如下：
一、從燒製時間上看，它們出現於唐代晚期，經五代，至北宋中期停燒。
二、從窯口和瓷種上看：1、北方定窯的“官”款器只出現於晚唐至北宋中期的白瓷產品中；2、耀州窯的“官”款器只出現於五代時期黃堡窯的仿越窯青瓷產品中；3、南方越窯“官”字款瓷器，僅從五代和遼的兩個墓葬中分別出土過一隻青瓷雙系罐和一隻青瓷花口盤。另外，在內蒙古赤峰市缸瓦窯遺址出土的匣缽和墊柱上發現刻有“官”“新官”款，但未發現刻“官”款的該窯瓷器標本。
三、從質量上看，凡帶“官”字款的瓷器都屬於各自窯場中的優質產品。例如，1984年在西安火燒壁唐長安城安定坊遺址窖藏中，一次出土了33件“官”款定窯白瓷器，件件精美無比。而五代耀州黃堡窯的“官”款產品，無論其釉色或工藝都可與同時代的越窯精品相媲美。
四、從生產目的上看：“官”款瓷器是在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窯”出現以前（北宋後期）生產的，因此它既不同於宋元明清的官窯器，也不是民用商品瓷，而是地方民間窯場向朝廷進獻的貢器或者官府的定燒器。
五、從數量上看，這種“官”字款瓷器的燒造並不算多。1979年馮先銘先生的《有關臨安錢寬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問題》一文中，對當時國內外所發現的出土及公藏、私藏“官”款瓷器（含有款殘底）進行了列表統計，共彙總為70件。
1999年，北京學考古學系權奎山教授在其《關於唐宋瓷器上的“官”“新官”字款問題》一文中說：“迄今發現的‘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數量，據初步統計，已逾200件”（見中國古陶瓷研究會編《中國古陶瓷研究》第5輯，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這個統計中不但包括完整器，也包括帶“官”字款的器底殘片。還會有一些民間收藏的標本未被收錄，但不會太多。
六、從器物造型上看，以碗、盤、碟類餐具最多，在少量瓶、壺、罐、盞託以及筆添這樣的文房具上也有發現。
七、從落款方式上看，均為劃刻款，大多數是在器物施釉後未入窯前用尖狀工具（不用刀）劃刻上去的，只有極少數是在露胎底部劃刻的。
八、從書體上看，行、楷、草書皆有，以行書居多，未見隸、篆。
普通藏友不要寄希望於撿漏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國內古玩市場上就出現了幾種底部凸印或凹印“官”字款的假古董瓷器，其中有一種注漿薄胎白釉器使許多初涉古瓷收藏者上當。這種薄胎白釉器都用乳白釉注漿，一般外部都模印上龍鳳、松鶴等圖案，在器物外底中心凸印一篆體“官”字。
在未注漿前，把藍色、黃色的龍、鳳、紅色的火雲等透明圖案紙預置於器壁內部，注漿燒成後這些彩色圖案就隱在白釉器內部了。逆光看是印花白釉器，迎光看，夾在內外壁白釉內的彩色圖案就顯現出來。其實，初入藏道的朋友之所以上當受騙，是他們不瞭解古瓷的生產和工藝。
首先，古代瓷器的白釉達不到注漿器這樣的白度；其次，古代制瓷技術中沒有注漿以及在器內貼印彩色圖案的現代工藝；第三，除前述“官”字款瓷器外，更無篆體“官”字款瓷器。
20世紀90年代初，這種假“官”字款的白釉注漿器，在古玩店裡被裝進錦盒來蒙人，而今在景德鎮滿地攤都在賣，其身價也由幾百近千元一隻跌落到十塊八塊，甚至五六塊錢就能到手。
近年來的假“官”字款瓷器中，以仿哥釉器最為多見。
許多古瓷藏友之所以屢屢為偽“官”字款瓷器所騙，主要原因在於鑑藏古瓷時的思維方法有誤。人們沒有把鑑藏功夫花在基本功上，從理論和實物標本兩個方面的結合上去學習知識、提高眼力，而是簡單地以為有“官”字款的就是真古瓷，甚至是真官窯古瓷，制偽者也正利用了這種淺顯思維的弱點。不僅偽“官”字款瓷器能騙人，那些寫的、刻的、青花的、釉裡紅的“大元國至正X年”“大元國內府公用”“大元國成吉思汗紀國用上”等假古瓷也被人買著珍藏，有的還上了高檔圖錄，甚至還有頗為知名的專家為之寫序張揚。如此下去，實令人憂慮。
如果這篇文章能有助於藏友提高眼力，提高警惕，不再上“官”款偽器的當，並且推而廣之，不再熱衷於在地攤上和古玩店裡買“五大名窯器”和明清官窯器，那就謝天謝地了。因為這種好事根本輪不到我們普通藏友，除非有十分內行又通渠道的朋友幫著找貨、掌眼，並且得準備好五位數甚至六位數的資金才行，因為這是內行撿得上述珍貴瓷品的“漏”的起碼價錢。
官窯瓷器去哪了
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們誰也無法準確知道某一朝代為皇宮生產了多少官窯瓷器，但是從已知的歷史記載，無論是民窯還是官窯，歷代瓷器生產量是極大的，無非官窯是作為當時的硬通貨作國家儲備國庫用（極少量作為皇親國戚擺設把玩），民窯瓷器主要作為生活必需品和擺設，還有相當部分是出口。
各朝官窯瓷器改朝換代後的去向：
動盪轉移，新老更代大部分是通過戰爭而實現，每次更替使得當權者不得不考慮有流通價值的瓷器搬遷轉移，使得大量的官窯轉移民間窯藏。在那個動盪年代，百姓和富人首先也是想到的把瓷器藏起來，這個流出的量是巨大的。
在國家應急時作為硬通貨變賣，這個量也是巨大的，官窯本身在當年就是有價值的流通貨幣，國內外均可流通，就相當於現在國家向民間發行“有款”的人民幣和債券道理是差不多的。
近年來，有不少古瓷愛好者喜歡底部帶“官”字款的“古瓷器”但是打眼的朋友卻不少。小編覺得有必要在此集中打打假，以免更多的朋友重蹈覆轍。
新“官”和老“官”
古瓷器中，確實有帶“官”字和“新官”字款的。據有關窯址，墓葬考古資料統計和國內的研究論述，對這種“官”字款器（含“新官”款，下同）我們可以歸納如下：
一、從燒製時間上看，它們出現於唐代晚期，經五代，至北宋中期停燒。
二、從窯口和瓷種上看：1、北方定窯的“官”款器只出現於晚唐至北宋中期的白瓷產品中；2、耀州窯的“官”款器只出現於五代時期黃堡窯的仿越窯青瓷產品中；3、南方越窯“官”字款瓷器，僅從五代和遼的兩個墓葬中分別出土過一隻青瓷雙系罐和一隻青瓷花口盤。另外，在內蒙古赤峰市缸瓦窯遺址出土的匣缽和墊柱上發現刻有“官”“新官”款，但未發現刻“官”款的該窯瓷器標本。
三、從質量上看，凡帶“官”字款的瓷器都屬於各自窯場中的優質產品。例如，1984年在西安火燒壁唐長安城安定坊遺址窖藏中，一次出土了33件“官”款定窯白瓷器，件件精美無比。而五代耀州黃堡窯的“官”款產品，無論其釉色或工藝都可與同時代的越窯精品相媲美。
四、從生產目的上看：“官”款瓷器是在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窯”出現以前（北宋後期）生產的，因此它既不同於宋元明清的官窯器，也不是民用商品瓷，而是地方民間窯場向朝廷進獻的貢器或者官府的定燒器。
五、從數量上看，這種“官”字款瓷器的燒造並不算多。1979年馮先銘先生的《有關臨安錢寬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問題》一文中，對當時國內外所發現的出土及公藏、私藏“官”款瓷器（含有款殘底）進行了列表統計，共彙總為70件。
1999年，北京學考古學系權奎山教授在其《關於唐宋瓷器上的“官”“新官”字款問題》一文中說：“迄今發現的‘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數量，據初步統計，已逾200件”（見中國古陶瓷研究會編《中國古陶瓷研究》第5輯，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這個統計中不但包括完整器，也包括帶“官”字款的器底殘片。還會有一些民間收藏的標本未被收錄，但不會太多。
六、從器物造型上看，以碗、盤、碟類餐具最多，在少量瓶、壺、罐、盞託以及筆添這樣的文房具上也有發現。
七、從落款方式上看，均為劃刻款，大多數是在器物施釉後未入窯前用尖狀工具（不用刀）劃刻上去的，只有極少數是在露胎底部劃刻的。
八、從書體上看，行、楷、草書皆有，以行書居多，未見隸、篆。
普通藏友不要寄希望於撿漏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國內古玩市場上就出現了幾種底部凸印或凹印“官”字款的假古董瓷器，其中有一種注漿薄胎白釉器使許多初涉古瓷收藏者上當。這種薄胎白釉器都用乳白釉注漿，一般外部都模印上龍鳳、松鶴等圖案，在器物外底中心凸印一篆體“官”字。
在未注漿前，把藍色、黃色的龍、鳳、紅色的火雲等透明圖案紙預置於器壁內部，注漿燒成後這些彩色圖案就隱在白釉器內部了。逆光看是印花白釉器，迎光看，夾在內外壁白釉內的彩色圖案就顯現出來。其實，初入藏道的朋友之所以上當受騙，是他們不瞭解古瓷的生產和工藝。
首先，古代瓷器的白釉達不到注漿器這樣的白度；其次，古代制瓷技術中沒有注漿以及在器內貼印彩色圖案的現代工藝；第三，除前述“官”字款瓷器外，更無篆體“官”字款瓷器。
20世紀90年代初，這種假“官”字款的白釉注漿器，在古玩店裡被裝進錦盒來蒙人，而今在景德鎮滿地攤都在賣，其身價也由幾百近千元一隻跌落到十塊八塊，甚至五六塊錢就能到手。
近年來的假“官”字款瓷器中，以仿哥釉器最為多見。
許多古瓷藏友之所以屢屢為偽“官”字款瓷器所騙，主要原因在於鑑藏古瓷時的思維方法有誤。人們沒有把鑑藏功夫花在基本功上，從理論和實物標本兩個方面的結合上去學習知識、提高眼力，而是簡單地以為有“官”字款的就是真古瓷，甚至是真官窯古瓷，制偽者也正利用了這種淺顯思維的弱點。不僅偽“官”字款瓷器能騙人，那些寫的、刻的、青花的、釉裡紅的“大元國至正X年”“大元國內府公用”“大元國成吉思汗紀國用上”等假古瓷也被人買著珍藏，有的還上了高檔圖錄，甚至還有頗為知名的專家為之寫序張揚。如此下去，實令人憂慮。
如果這篇文章能有助於藏友提高眼力，提高警惕，不再上“官”款偽器的當，並且推而廣之，不再熱衷於在地攤上和古玩店裡買“五大名窯器”和明清官窯器，那就謝天謝地了。因為這種好事根本輪不到我們普通藏友，除非有十分內行又通渠道的朋友幫著找貨、掌眼，並且得準備好五位數甚至六位數的資金才行，因為這是內行撿得上述珍貴瓷品的“漏”的起碼價錢。
官窯瓷器去哪了
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們誰也無法準確知道某一朝代為皇宮生產了多少官窯瓷器，但是從已知的歷史記載，無論是民窯還是官窯，歷代瓷器生產量是極大的，無非官窯是作為當時的硬通貨作國家儲備國庫用（極少量作為皇親國戚擺設把玩），民窯瓷器主要作為生活必需品和擺設，還有相當部分是出口。
各朝官窯瓷器改朝換代後的去向：
動盪轉移，新老更代大部分是通過戰爭而實現，每次更替使得當權者不得不考慮有流通價值的瓷器搬遷轉移，使得大量的官窯轉移民間窯藏。在那個動盪年代，百姓和富人首先也是想到的把瓷器藏起來，這個流出的量是巨大的。
在國家應急時作為硬通貨變賣，這個量也是巨大的，官窯本身在當年就是有價值的流通貨幣，國內外均可流通，就相當於現在國家向民間發行“有款”的人民幣和債券道理是差不多的。
自然損耗，自然損耗有二種情況：一是在宮裡使用過程中的正常損耗，這種損耗對存世量可以不予考慮，因為損耗量皇宮要維持正常需要必及時補充。二是改朝換代時的損耗，這種損耗數量較大且不會彌補，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溫和式改朝換代，老子死了太子繼承，原有瓷器損耗少。另一種是革命式改朝換代，如明朝推翻元朝，或永樂代替建文通過武裝奪取政權，瓷器損壞多。
賞賜用瓷，歷代皇宮會將官窯瓷器當做禮物賞賜給王公貴族和有功之人以及附屬國的使節等，且數量巨大，是歷代官窯瓷器流向民間主要途徑之一。
近年來，有不少古瓷愛好者喜歡底部帶“官”字款的“古瓷器”但是打眼的朋友卻不少。小編覺得有必要在此集中打打假，以免更多的朋友重蹈覆轍。
新“官”和老“官”
古瓷器中，確實有帶“官”字和“新官”字款的。據有關窯址，墓葬考古資料統計和國內的研究論述，對這種“官”字款器（含“新官”款，下同）我們可以歸納如下：
一、從燒製時間上看，它們出現於唐代晚期，經五代，至北宋中期停燒。
二、從窯口和瓷種上看：1、北方定窯的“官”款器只出現於晚唐至北宋中期的白瓷產品中；2、耀州窯的“官”款器只出現於五代時期黃堡窯的仿越窯青瓷產品中；3、南方越窯“官”字款瓷器，僅從五代和遼的兩個墓葬中分別出土過一隻青瓷雙系罐和一隻青瓷花口盤。另外，在內蒙古赤峰市缸瓦窯遺址出土的匣缽和墊柱上發現刻有“官”“新官”款，但未發現刻“官”款的該窯瓷器標本。
三、從質量上看，凡帶“官”字款的瓷器都屬於各自窯場中的優質產品。例如，1984年在西安火燒壁唐長安城安定坊遺址窖藏中，一次出土了33件“官”款定窯白瓷器，件件精美無比。而五代耀州黃堡窯的“官”款產品，無論其釉色或工藝都可與同時代的越窯精品相媲美。
四、從生產目的上看：“官”款瓷器是在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窯”出現以前（北宋後期）生產的，因此它既不同於宋元明清的官窯器，也不是民用商品瓷，而是地方民間窯場向朝廷進獻的貢器或者官府的定燒器。
五、從數量上看，這種“官”字款瓷器的燒造並不算多。1979年馮先銘先生的《有關臨安錢寬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問題》一文中，對當時國內外所發現的出土及公藏、私藏“官”款瓷器（含有款殘底）進行了列表統計，共彙總為70件。
1999年，北京學考古學系權奎山教授在其《關於唐宋瓷器上的“官”“新官”字款問題》一文中說：“迄今發現的‘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數量，據初步統計，已逾200件”（見中國古陶瓷研究會編《中國古陶瓷研究》第5輯，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這個統計中不但包括完整器，也包括帶“官”字款的器底殘片。還會有一些民間收藏的標本未被收錄，但不會太多。
六、從器物造型上看，以碗、盤、碟類餐具最多，在少量瓶、壺、罐、盞託以及筆添這樣的文房具上也有發現。
七、從落款方式上看，均為劃刻款，大多數是在器物施釉後未入窯前用尖狀工具（不用刀）劃刻上去的，只有極少數是在露胎底部劃刻的。
八、從書體上看，行、楷、草書皆有，以行書居多，未見隸、篆。
普通藏友不要寄希望於撿漏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國內古玩市場上就出現了幾種底部凸印或凹印“官”字款的假古董瓷器，其中有一種注漿薄胎白釉器使許多初涉古瓷收藏者上當。這種薄胎白釉器都用乳白釉注漿，一般外部都模印上龍鳳、松鶴等圖案，在器物外底中心凸印一篆體“官”字。
在未注漿前，把藍色、黃色的龍、鳳、紅色的火雲等透明圖案紙預置於器壁內部，注漿燒成後這些彩色圖案就隱在白釉器內部了。逆光看是印花白釉器，迎光看，夾在內外壁白釉內的彩色圖案就顯現出來。其實，初入藏道的朋友之所以上當受騙，是他們不瞭解古瓷的生產和工藝。
首先，古代瓷器的白釉達不到注漿器這樣的白度；其次，古代制瓷技術中沒有注漿以及在器內貼印彩色圖案的現代工藝；第三，除前述“官”字款瓷器外，更無篆體“官”字款瓷器。
20世紀90年代初，這種假“官”字款的白釉注漿器，在古玩店裡被裝進錦盒來蒙人，而今在景德鎮滿地攤都在賣，其身價也由幾百近千元一隻跌落到十塊八塊，甚至五六塊錢就能到手。
近年來的假“官”字款瓷器中，以仿哥釉器最為多見。
許多古瓷藏友之所以屢屢為偽“官”字款瓷器所騙，主要原因在於鑑藏古瓷時的思維方法有誤。人們沒有把鑑藏功夫花在基本功上，從理論和實物標本兩個方面的結合上去學習知識、提高眼力，而是簡單地以為有“官”字款的就是真古瓷，甚至是真官窯古瓷，制偽者也正利用了這種淺顯思維的弱點。不僅偽“官”字款瓷器能騙人，那些寫的、刻的、青花的、釉裡紅的“大元國至正X年”“大元國內府公用”“大元國成吉思汗紀國用上”等假古瓷也被人買著珍藏，有的還上了高檔圖錄，甚至還有頗為知名的專家為之寫序張揚。如此下去，實令人憂慮。
如果這篇文章能有助於藏友提高眼力，提高警惕，不再上“官”款偽器的當，並且推而廣之，不再熱衷於在地攤上和古玩店裡買“五大名窯器”和明清官窯器，那就謝天謝地了。因為這種好事根本輪不到我們普通藏友，除非有十分內行又通渠道的朋友幫著找貨、掌眼，並且得準備好五位數甚至六位數的資金才行，因為這是內行撿得上述珍貴瓷品的“漏”的起碼價錢。
官窯瓷器去哪了
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們誰也無法準確知道某一朝代為皇宮生產了多少官窯瓷器，但是從已知的歷史記載，無論是民窯還是官窯，歷代瓷器生產量是極大的，無非官窯是作為當時的硬通貨作國家儲備國庫用（極少量作為皇親國戚擺設把玩），民窯瓷器主要作為生活必需品和擺設，還有相當部分是出口。
各朝官窯瓷器改朝換代後的去向：
動盪轉移，新老更代大部分是通過戰爭而實現，每次更替使得當權者不得不考慮有流通價值的瓷器搬遷轉移，使得大量的官窯轉移民間窯藏。在那個動盪年代，百姓和富人首先也是想到的把瓷器藏起來，這個流出的量是巨大的。
在國家應急時作為硬通貨變賣，這個量也是巨大的，官窯本身在當年就是有價值的流通貨幣，國內外均可流通，就相當於現在國家向民間發行“有款”的人民幣和債券道理是差不多的。
自然損耗，自然損耗有二種情況：一是在宮裡使用過程中的正常損耗，這種損耗對存世量可以不予考慮，因為損耗量皇宮要維持正常需要必及時補充。二是改朝換代時的損耗，這種損耗數量較大且不會彌補，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溫和式改朝換代，老子死了太子繼承，原有瓷器損耗少。另一種是革命式改朝換代，如明朝推翻元朝，或永樂代替建文通過武裝奪取政權，瓷器損壞多。
賞賜用瓷，歷代皇宮會將官窯瓷器當做禮物賞賜給王公貴族和有功之人以及附屬國的使節等，且數量巨大，是歷代官窯瓷器流向民間主要途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