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2年，掌握曹魏大權的司馬昭令鍾會等人數路伐蜀，很快就於次年滅掉了佔據蜀中四十餘年的蜀漢政權。脣亡齒寒，以當時北軍的兵鋒，為何不一鼓作氣，趁勢滅掉據有江東數十年的孫吳呢？是司馬昭並無滅吳之意嗎？顯然不是，因為在伐蜀前，司馬昭與群臣的商略中就明確表示：“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虞定虢，吞韓並魏之勢也。”[i]然而，滅吳的願望卻等到十幾年後才於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方才實現，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司馬氏遲遲沒有發動滅吳的戰爭呢？
一、司馬氏政權存在的困難
（一）司馬昭病死，後繼者需要時間穩定政權
依照司馬昭的安排，他是打算在滅蜀後稍作休息，數年之後就進攻孫吳的，但他本人卻
在泰始元年（公元265年）九月病死，滅吳計劃顯然不可能由司馬昭來執行了。後繼者司馬炎在當年十二月逼魏帝禪讓，結束了曹魏的統治的同時建立了晉朝。儘管通過高平陵之變、鎮壓淮南三叛等鬥爭，在歷經三代人的經營之後，司馬氏的實力已經使得它取代曹魏沒有太大的阻力，但是，剛剛即位的司馬炎本身地位的不穩固以及西晉作為一個新生政權的性質，使得如何徹底清除曹魏政權所遺留下來的反對勢力，鞏固自身的地位，分配、協調好功臣們之間的既得利益與矛盾衝突等問題，都是司馬炎亟待解決的。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司馬炎在內部政權沒有完全穩定的情況下，是不可能貿然出師伐吳的。
（二）軍事、經濟實力有限，客觀上需要準備時間
在西線，除了在滅蜀戰爭中兵員有所損失外，司馬氏還需要大量士兵來維持蜀中的安定，
這樣便不可能抽出大量兵力來“順流而下”；在中路，羊祜與陸抗呈現出長期對峙的狀態，在軍事上並沒有什麼絕對優勢可言；在東線，江淮及沿江孫吳政權的核心地帶，重兵把守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而對於司馬氏來說，歷經數次動亂的淮南，不經過長時間的安撫與恢復是很難有能力直接進攻孫吳政權的核心所在地的。
除去士兵數量的有限外，器械、糧草等戰略物資也並不充分，甚至可以說是極度匱乏。首先就是軍糧的問題，在羊祜甫一上任時，荊州“軍無百日之糧”[ii]，經過數年的發展才有了一定的積蓄。而在上游，從滅蜀到王濬開始擔任益州刺史這幾年的時間，主要在穩定統治，並沒有做大規模滅吳準備，直至王濬上任“乃作大船連舫”[iii]，此後又過了幾年才能有充足的戰船以供伐吳之用。
此外，水旱災害、尤其是水災不斷，[iv]一方面使得糧食收成大減，稅收、軍糧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政府還要採取賑災措施，消耗錢財。[v]此外，還不時出現蝗災、風災、雹災等災害，頻繁的自然災害不僅使晉廷遭受了人力與財力的損失，而且給其帶來了心理上的壓力，使其難以安心伐吳。
這些軍事、經濟上的短板，使晉武帝需要一個不短的時間來發展、彌補，以取得對吳的
絕對優勢。
（三）邊疆的不穩定、尤其是西北的動亂牽制了晉廷大量的注意力
從泰始六年開始，禿髮樹機能在西北邊疆起兵，很快就出現了“六月戊午，秦州刺史胡烈擊叛虜於萬斛堆，力戰死之”[vi]的糟糕情況，此後長達十年的時間裡，由於樹機能軍隊的勇猛，加之晉軍戰鬥力的低下，晉軍“比年屢敗”，樹機能之亂日益成為晉武帝的心腹大患，“每慮斯難，忘寢與食”，而晉武帝更是明確表示其威脅“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vii]在晉武帝看來，伐吳較之於平樹機能之亂顯然並不那麼迫切。所以，在楊欣敗死西北之後，晉武帝十分憂慮地發出了“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viii]的感嘆，當馬隆毛遂自薦時，遭到了群臣的反對，但晉武帝毫不理會，滿足了馬隆的一切兵員、軍資要求，出征後馬隆久無消息，有人認為可能已經敗死，而當馬隆派出的使者帶來利好的消息時，晉武帝難以剋制地“撫掌歡笑”，詰問群臣“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矣”。[ix]這一方面顯示了晉武帝對於自己識人之能的欣喜，另一方面也確實對於西北地區戰事轉好而由衷高興。
事實上，除了禿髮樹機能之亂，北部邊境還有匈奴與鮮卑的動亂。數處連年的動亂，對於晉廷的打擊極大，使得晉武帝甚至不得不任用賈充、衛瓘這樣的近臣、寵臣去出鎮邊疆，[x]此外，這期間竟有三位刺史先後戰死。[xi]頻繁的戰事與動盪消耗了晉廷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牽制了晉武帝的注意力，所以，直到幷州胡奮坐鎮御虜、鮮卑屢為馬循所敗、東北由於衛瓘的努力而取得粗安局面、匈奴拔亦虛、獨雍等部先後“歸化”、馬隆基本平定禿髮樹機能[xii]，晉朝的東北、北部、西北邊疆均有了一個基本安定的局面時，晉武帝才決定大舉出師伐吳。
（四）朝中重臣的阻撓
從晉武帝表露出伐吳的意向，到大軍滅吳，晉廷內部一直有一股強大的反對勢力。他們以賈充、荀勖、馮紞為首，對於羊祜、張華、王濬等人的伐吳主張百般阻撓。
據《晉書·賈充傳》，賈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在伐吳前還上表表示反對，甚至大軍所向披靡、即將滅吳時還從前線進表，認為“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要求召還諸軍，“以為後圖”，甚至還要腰斬張華。
荀勖同樣與賈充持相同觀點，反對伐吳。在王濬表請伐吳時，“勖與賈充固諫不可”，[xiii]賈充從前線上表請求罷兵時，荀勖也立即上奏附和。[xiv]
至於馮紞，則向來與賈充、荀勖親善，對二人阿諛奉承，與之沆瀣一氣，晉武帝初謀伐吳時，“紞與賈充、荀勖同共苦諫不可”[xv]。
那麼，他們為何要對伐吳百般阻撓呢？難道他們看不到晉對吳優勢在一天天加大，滅吳只是時間問題嗎？我想應該不是的，作為久居高位、富有政治經驗的他們未必看不出晉滅吳之必然性，他們所以阻撓伐吳，其實從前文賈充給晉武帝的奏表中就能看得很明白，“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這樣露骨的表達，體現了他們就是為了與張華、羊祜（後來是杜預）、王濬等主戰派對立，不想讓政治對手在伐吳戰爭中取得大功，進而威脅自己的政治地位。
事實上，在伐吳戰爭之後，杜預等其他出鎮一方的武將，由於不會對朝中的局勢有大的影響，加之其與司馬氏的姻親關係，所以反對派並沒有大力打壓。而主戰派的核心人物、朝中重臣張華則一方面由於在立儲問題上違背了武帝的意思而中意於齊王攸，更由於馮紞在武帝面前的譖言，失去了武帝的信任，“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xvi]基本上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