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到戊戌變法，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康有為，是慈禧與光緒兩派勢力的角力，以及由此所導致的“戊戌六君子”流血事件。但今人時常忘記了該事件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他就是陪伴光緒22年之久的清流帝師翁同龢。
之所以說翁同龢對戊戌變法至關重要，是因為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康有為就是由他推薦給光緒的。在推薦康有為時，翁同龢極力肯定康的才華與能力，評價康是“勝臣百倍”的難得人才。蹊蹺的是僅僅幾天之後，翁同龢就開始阻止光緒與康有為接觸，並從挺康迅速變為反康，這幾天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讓翁同龢對康的態度能夠180度大轉變？
翁同龢與康有為
作為晚清清流派官員的領袖，翁同龢一向厭惡西學，並將中國儒家的傳統文化作為不可辯駁的處世理念，這一點從他始終反對洋務運動，並處處刁難李鴻章等事即可看出。一直到中日甲午戰爭北洋艦隊一敗塗地後，終於讓翁同龢看清楚，大清已經到了不得不變的地步，於是翁同龢從之前的頑固派搖身一變，成了支持變革的新力軍。
翁同龢作為最忠心於光緒的重臣，輔助皇帝實現親政是他一生都在努力的目標。中日甲午戰爭時，他極力主戰，目的也是希望在光緒的指導下打敗日本，為光緒親政立威。此番變革，翁同龢同樣希望由光緒主導，並藉由變革成功使光緒能夠實現完全親政，於是翁同龢開始留心蒐羅變法人才。
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康有為牽頭髮起《公車上書》，聯名要求拒絕簽訂《馬關條約》，反對拒和、遷都、變法等主張。翁同龢見到此書後，大為讚賞，甚至不惜一品大臣的尊貴身份前往私訪康有為。
光緒
兩人第一次見面即會談了兩個時辰之久，康有為給翁同龢留下了極好的印象，眼前這個年輕人意氣風發，胸懷天下，又學貫古今中外，真是難得的變法人才。於是翁同龢非常積極地將康有為引薦給了光緒帝，在光緒面前極力誇獎康有為的才能，並建議打破宗祖法制，讓康有為能夠直接向光緒“條陳奏事”。
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光緒帝也對國外的歷史和法律越來越感興趣，因此當翁同龢將康有為推薦給他時，年輕的光緒帝非常高興。翁同龢不僅介紹光緒閱讀康有為的《日本變法考》、《俄彼得變政記》等書，同時在光緒宣佈變法時幫助起草了《明定國是》詔書。
然而變法開始僅僅幾天後，當皇帝再次向翁同龢索要康有為著作時，翁同龢卻忽然說：“臣與康有為素不來往……此人居心叵測。”同時又當著皇帝和太后的面講道：“西法不可不講，但聖賢義理尤不可忘。”這與其之前極力支持變法的態度可謂截然不同，也讓光緒感到錯愕，翁同龢態度轉變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國是詔》
翁同龢作為傳統的儒家士大夫階層，始終還是程朱理學的忠實擁躉，他雖然支持變法，但絕不允許危害國本，不能違反祖宗大法。他曾向光緒進呈著名變法思想家馮桂芳的《校邠廬抗議》，該書的核心宗旨就是“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之以諸國富強之術”。
但康有為是激進的，他希望從內到外自上而下實現全面的變革，急風驟雨般的變革讓翁同龢這個敏感的老臣頓感大事不妙。1898年1月24日，康有為出現在總理衙門，翁氏當天日記記載：“傳康有為到署高談時局，以變法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練民兵、開鐵路、廣借洋債大端，狂甚。”“狂甚”二字可見其對康有為的態度已經發生轉變。
翁同龢前後矛盾的態度，讓急切想要實現變法圖強的光緒大為光火。此後他們又多次發生爭執，光緒要在宮內接見外國使者，被翁同龢勸阻；學士徐致靖舉薦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張元濟等為“通達時務人才”，翁同龢也主張“宜稍緩”；光緒想賞賜張蔭桓“寶星”勳章，翁同龢同樣表現出不滿的態度。
康有為
光緒再也沒法忍受眼前這個礙手礙腳的“老傢伙”了，為了能放開手腳完成戊戌變法，光緒顧不得22年親如父子的師生情誼，一怒之下親手提筆書寫了罷黜翁同龢的上諭，要求翁同龢立刻開缺回籍。
之後翁同龢曾等在光緒每天的必經之路，希望請求皇帝的原諒，但光緒經過時卻絲毫不予理會。翁同龢心灰意冷，只得回到常熟老家，他的政治生涯也在此畫下了句點。
（責任編輯：楊波）
本文部分圖片來自互聯網
本文系BeijingCom原創稿件
如有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