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數
從小我對講出來的話就不大相信，越是聲色俱厲，嗓門高亢，我越是不信，這種懷疑態度起源於我飢餓的肚腸。
話語教給我們很多，但善惡還是可以自明。話語想要教給我們，人與人生來就不平等。在人間，尊卑有序是永恆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聽。
好在人不光是在書本上學習，還會在沉默中學習。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至於話語，它教給我的是：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當時話語正站在人性的反面上。假如完全相信它，就不會有人性。
我還有一個終生愛好，就是寫小說。但是寫好了不拿去發表，同樣也保持了沉默。至於沉默的理由，很是簡單，那就是信不過話語圈。從我短短的人生經歷來看，它是一座聲名狼藉的瘋人院。當時我懷疑的不僅是說過畝產三十萬斤糧、炸過精神原子彈的那個話語圈，而是一切話語圈子。假如在今天能證明我當時犯了一個以偏概全的錯誤，我會感到無限的幸福。
你不信我從未在會議上“表過態”，也沒寫過批判稿。這種懷疑是對的：因為我既不能證明自己是啞巴，也不能證明自己不會寫字，所以這兩件事我都是幹過的。但是照我的標準，那不叫說話，而是上著一種話語的捐稅。
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屬於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群體，就是沉默的大多數。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人沒能力，或者沒有機會說話；還有人有些隱情不便說話；還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對於話語的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我就屬於這最後一種。
但是在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個，就是我自己。這話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誠實。
思維的樂趣
這種痛苦的頂點不是被拘押在旅館裡沒有書看、沒有合適的談話夥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間同樣寂寞，面對和你一樣痛苦的同伴。在我們之前，生活過無數的大智者，比方說，羅素、牛頓、莎士比亞，他們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們免於這種痛苦，但我們和他們的思想、著述，已經被隔絕了。一個人倘若需要從思想中得到快樂，那麼他的第一個慾望就是學習
我們這個國家裡，只有很少的人覺得思想會有樂趣，卻有很多的人感受過思想帶來的恐慌。所以現在還有很多人以為，思想的味道就該是這樣的。
我最贊成羅素先生的一句話：“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
胡思亂想並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絕新奇。
思想是人類生活的主要方面，那麼，出於功利的動機去改變人的思想，正如為了某個人的幸福把他殺掉一樣，言之不能成理。
假設我相信上帝（其實我是不信的），並且正在為善惡不分而苦惱，我就會請求上帝讓我聰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絕不會請他讓我愚蠢到讓人家給我灌輸善惡標準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負起灌輸的任務，我就要請求他讓我在此項任務和下地獄中做一選擇，並且我堅定不移的決心是：選擇後者。
愚蠢是一種極大的痛苦；降低人類的智能，乃是一種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嚴重的罪孽。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決不可對善人放鬆警惕。假設我被大奸大惡之徒所騙，心理還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騙，我就不能原諒自己。
一般人認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無辜的。假如這種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發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後天的低智算不了無辜——再說，沒有比裝傻更便當的了。
假設善惡是可以判斷的，那麼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發展智力，增廣知識。然而，你勸一位自以為已經明辨是非的人發展智力，增廣見識，他總會覺得你讓他捨近求遠，不僅不肯，還會心生怨恨。我不願為這樣的小事去得罪人。
我現在當然有自己的善惡標準，而且我現在並不比別人表現得壞。我認為低智、偏執、思想貧乏是最大的邪惡。
我雖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還常常為一件事感到疑惑：為什麼有很多人總是這樣地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設歷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發現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發現了終極真理，根絕了一切發現的可能性，我就情願到該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這是因為，假如這種終極真理已經被發現，人類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了依據這種真理來做價值判斷。
我認為，在人類的一切智能活動裡，沒有比做價值判斷更簡單的事了。假如你是隻公兔子，就有做出價值判斷的能力——大灰狼壞，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種事實說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為什麼特別熱愛價值的領域。倘若對自己做價值判斷，還要付出一些代價；對別人做價值判斷，那就太簡單、太舒服了。講出這樣粗暴的話來，我的確感到羞愧，但我並不感到抱歉。因為這種人士帶給我們的痛苦實在太多了。
對於一位知識分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為重要。人當然有不思索、把自己變得愚笨的自由；對於這一點，我是一點意見都沒有的。問題在於思索和把自己變聰明的自由到底該不該有。喜歡前一種自由的人認為，過於複雜的思想會使人頭腦昏亂，這聽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你把深山裡一位質樸的農民請到城市的化工廠裡，他也會因複雜的管道感到頭暈，然而這不能成為取消化學工業的理由。所以，質樸的人們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作是與己無關的事，那就好了。
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親倖福，比那些將在思想真空裡煎熬一世的年輕人幸福。作為一個有過幸福和痛苦兩種經歷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間來感到幸福，而且這種空間比給我的大得多。而這些呼籲當然是對那些立志要當軍代表和道德教師的人而發的。
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古遺風
現在可以說說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中古遺風是什麼了。他既不像遠古的中國知識分子（如孔孟、楊朱、墨子）那樣建立道德體系，也不像現代歐美知識分子跨價值觀的立論（價值中立）。最愛乾的事是拿著已有的道德體系說別人，如前所述，這正是中古的遺風
知識分子的不幸
“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謂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臺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
對於這世界上的各種信仰，我並無偏見，對有堅定信仰的人我還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會導致偏執和不理智。
我個人以為，無理可講比屍橫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無理可講的地步，肯定也要屍橫遍野。
在現代，知識分子最大的罪惡是建造關押自己的思想監獄。砍倒橄欖樹是滅絕大地的豐饒，營造意識形態則是滅絕思想的豐饒；我覺得後一種罪過更大——沒了橄欖油，頂多不吃色拉；沒有思想人就要死了。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對信念的看法是：人活在世上，自會形成信念。對我本人來說，學習自然科學、閱讀文學作品、看人文科學的書籍，乃至旅行、戀愛，無不有助於形成我的信念，構造我的價值觀。一種學問、一本書，假如不對我的價值觀發生作用（姑不論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學，不值得一看。有一個公開的祕密就是：任何一個知識分子，只要他有了成就，就會形成自己的哲學、自己的信念。托爾斯泰是這樣，維納也是這樣。
花刺子模信使問題
我們現在所治之學，只是完備藥店的藥材，對它能治什麼病不作保證。另一種說道，本人所治之學對於現在人類所遇到的問題馬上就有答案，這就如賣大力丸的，這種丸藥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無病強身。中國的學者素來有賣大力丸的傳統，喜歡做妙語以動天聽。這就造成了一種氣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學問，旁的都不是學問。在這種壓力之下，我們有時也想做幾句驚人之語，但又痛感缺少想象力。
積極的結論
有關理性，哲學家有很多討論，但根據我的切身體會，它的關鍵是：凡不可信的東西就不信，像我姥姥當年對待畝產三十萬斤糧的態度，就叫做有理性。但這一點有時候不容易做到，因為會導致悲觀和消極，從理性和樂觀兩樣東西里選擇理性頗不容易。理性就像貞操，失去了就不會再有；只要碰上了開心的事，樂觀還會回來的。不過這一點很少有人注意到。從邏輯上說，從一個錯誤的前提什麼都能推出來；從實際上看，一個扯謊的人什麼都能編出來。所以假如你失去了理性，就會遇到大量令人詫異的新鮮事物，從此迷失在萬花筒裡，直到碰上了釘子。
我認為，一個人快樂或悲傷，只要不是裝出來的，就必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樂，同情他的悲傷，卻不可以命令他怎樣怎樣，因為這是違揹人類的天性的。
把幽默感去掉以後，從過去的歲月裡，我得到了一個結論，那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有偏差；而且多少要費點勁兒，才能把自己保持在理性的軌道上。
跳出手掌心
我上大學時，有一次我的數學教授在課堂上講到：我現在所教的數學，你們也許一生都用不到，但我還要教，因為這些知識是好的，應該讓你們知道。這位老師的胸襟之高遠，使我終生佩服。我還要說，像這樣的胸襟，在中國人文知識分子中間很少見到。
在文學藝術及其他人文的領域之內，國人的確是在使用一種雙重標準，那就是對外國人的作品，用藝術或科學的標準來審評；而對中國人的作品，則用道德的標準來審評。這種想法的背後，是把外國人當成另外一個物種，這樣對他們的成就就能客觀地評價；對本國人則當作同種，只有主觀的評價，因此我們的文化事業最主要的內容不是它的成就，而是它的界限；此種界限為大家所認同，誰敢越界就要被群起而攻之。
說到知識分子的職責，我認為還有一種傳統可循：那就是面向未來，取得成就。古往今來的一切大智者無不是這樣做的。這兩種知識分子的形象可以這樣分界，前一種一世的修為，是要做個如來佛，讓別人永世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後一種是想在一生一世之中，只要能跳出別人的手掌心就滿意了。我想說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做後一種知識分子，因為不管是誰的手掌心，都太小了。
道德墮落與知識分子
我認為，知識分子的語言的確應當斯文些，關心的事情也該和大眾有些區別。不過這些事對於知識分子只是末節，他真正的職責在於對科學和文化有所貢獻；而這種貢獻不是僅從道德上可以評判的，甚至可以說，它和道德根本就不搭界。
最後說說知識分子該幹什麼。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可以幹兩件事：其一，創造精神財富；其二，不讓別人創造精神財富。中國的知識分子後一樣向來比較出色，我倒希望大夥兒在前一樣上也較出色。“重建精神結構”是好事，可別建出個大籠子把大家關進去，再造出些大棍子，把大家揍一頓。我們這個國家最敬重讀書人，可是讀書人總是不見太平。大家可以靜下心來想想原因。
論戰與道德
我們這個社會裡的論戰大多要從平等的討論轉為一方對另一方的批判，這是因討論的方式決定的。根據我的觀察，這些討論裡不是爭誰對誰錯，而是爭誰好誰壞
我認為像我這樣的人不在少數：我們熱愛藝術、熱愛科學，認為它們是崇高的事業，但是不希望這些領域裡的事同我為人處事的態度、我對別人的責任、我的愛憎感情發生關係，更不願因此觸犯社會的禁忌。
當我和別人討論文化問題時，我以為自己的審美情趣、文化修養在經受挑戰，這方面的反對意見就如飛來的子彈，不能使我懼怕；而道德方面的非難就如飛來的糞便那樣使我膽寒。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現在文化的領域是個屎橛紛飛的場所，臭氣熏天——絕不是的；我只是說，它還有讓我膽寒的氣味。所以，假如有人以這種態度論爭，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逃到安全距離之外，然後再好言相勸：算了吧，何必呢？
道德保守主義及其他
在做一件事之前，首先要弄明白是在幹什麼，然後再決定是不是需要積極和振奮。
倫理道德的論域也和其他論域一樣，你也需要先明白有關事實才能下結論，而並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只要你是個好人，或者說，站對了立場，一切都可以不言自明。不管你學物理也好，學數學也罷，都得想破了腦袋，才能得到一點成績；假設有一個領域，你在其中想都不用想就能得到大批的成績，那倒是很開心的事。不過，假如我有了這樣的感覺，一定要先去看看心理醫生。
在倫理道德的論域裡，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認為，只有詳細地考慮有關證據，經過痛苦的思索過程，才能搞清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我就是這樣考慮倫理問題的；另一種認為，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根本無須考慮，只剩下瞭如何行動的問題——我嫉妒這種立論的方式，這實在太省心。
我看文化熱
我知道一種文化的定義是這樣的：文化是一個社會裡精神財富的積累，通過物質媒介（書籍、藝術品等等）傳諸後世或向周圍傳播。根據這種觀點，文化是創造性勞動的成果。現在正熱著的觀點卻說，文化是種操守，是端正的態度，屬倫理學範疇。
現在可以回過頭去看看，為什麼在中國，一說到文化，人們就往倫理道德方面去理解。我以為這是種歷史的誤會。眾所周知，中國文化的最大成就，乃是孔孟開創的倫理學、道德哲學。這當然是種了不得的大成果，如其不然，別人也不會承認有我們這種文化。很不幸的是，這又造成了一種誤會，以為文化即倫理道德，根本就忘了文化應該是多方面的成果——這是個很大的錯誤。不管怎麼說，只有這麼一種成果，文化顯得單薄乏味。打個比方來說，文化好比是蔬菜，倫理道德是胡蘿蔔。說胡蘿蔔是蔬菜沒錯，說蔬菜是胡蘿蔔就有點不對頭——這次文化熱正說到這個地步，下一次就要說蔬菜是胡蘿蔔纓子，讓我們徹底沒菜吃。所以，我希望別再熱了。
文化之爭
科學家和聖賢的區別在於，前者不但尋求知識，還尋求知識的證明。不幸的是，證明使知識人人可懂，他們就因此喪失了權力。相比之下，聖賢就要高明很多。因此，他們很快就達到了全知全覺的水平，換言之，達到了“內聖”的境界；
“行貨感”與文化相對主義
人生活在一種文化的影響之中，他就有批判這種文化的權利。我對自己所在的文化有所批評，這是因為我生活在此地，我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之下，所以有批判它的權利。假設我拿了綠卡，住在外國，你說我沒有這種權利，我倒無話可說。這是因為，人該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別人手裡的行貨。假如連這一點都不懂，他就是行屍走肉，而行屍走肉是不配談論科學的。
極端體驗
我這個庸人又有種見解：太平年月比亂世要好。這兩種時代的區別，比新鮮空氣和臭屎的區別還要大。近二十年來，我們過著太平日子，好比呼吸到了一點新鮮空氣，沒理由再把我們栽進臭屎裡。我是中國的國民，我對這個國家的希望就是：希望這裡永遠是太平年月。
我看國學
我個人認為，我們民族最重大的文化傳統，不是孔孟程朱，而是這種鑽研精神。過去鑽研四書五經，現在鑽研《紅樓夢》。我承認，我們晚生一輩在這方面差得很遠，但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四書也好，《紅樓夢》也罷，本來只是幾本書，卻硬要把整個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會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任何一門學問，即便內容有限而且已經不值得鑽研，但你把它鑽得極深極透，就可以挾之以自重，換言之，讓大家都佩服你；此後假如再有一人想挾這門學問以自重，就必須鑽得更深更透。此種學問被無數的人這樣鑽過，會成個什麼樣子，實在難以想象。那些鑽進去的人會成個什麼樣子，更是難以想象。古宅鬧鬼，樹老成精，一門學問最後可能變成一種妖怪。就說國學吧，有人說它無所不包，到今天還能拯救世界，雖然我很樂意相信，但還是將信將疑。
智慧與國學
追求智慧與利益無干，這是一種興趣。現代文明的特快列車竟發軔於一種興趣，說來叫人不能相信，但恐怕真是這樣。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們都會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還會有人在走著。死掉以後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著的時候，想到這件事，心裡就很高興。
我寧可做個蘇格拉底那樣的人，自以為一無所知，體會尋求知識的快樂，也不肯做個“智慧滿盈”的儒士，忍受這種無所事事的煎熬！
理想國與哲人王
羅素以為參差多態是幸福的本源，把什麼都規定了就無幸福可言。作為經歷了某種“烏托邦”的人，我認為這個罪狀太過輕微
至於我自己，總覺得生活的準則、倫理的基礎，都該是些可以自明的東西。假如有未明之處，我也盼望學者賢明的意見，只是這些學者應該像科學上的前輩那樣以理服人，或者像蘇格拉底那樣，和我們進行平等的對話。假如像某些哲人那樣講出些晦澀、偏執的怪理，或者指天劃地、口沫飛濺地做出若干武斷的規定，那還不如讓我自己多想想的好。不管怎麼說，我不想把自己的未來交給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
救世情節與白日夢
解放的慾望可以分兩種，一種是真解放，比如曼德拉、聖雄甘地、我國的革命先烈，他們是真正為了解放自己的人民而鬥爭。還有一種假解放，主要是想滿足自己的情緒，硬要去解救一些人。這種解放我叫它瞎浪漫。
對中國文化的布羅代爾式考證
在人與獸、人與自然力的競爭中，人這一方的先天條件並不好。如前所述，我們不像驢子那樣有四條腿、可以吃草，也不像風和水那樣渾然無覺，不知疲倦。好在人還有一種強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能、他的思索能力。假如把它對準自然界，也許人就能過得好一點。但是我們把槍口對準了自己，發明了種種消極的倫理道德，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勞，“存天理、滅人慾”；而苦和累這兩種東西，正如莎翁筆下的愛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兩者都是無窮無盡的了！”（引自《羅米歐與朱麗葉》）
人性的逆轉
我更相信喬治·奧威爾的話：一切的關鍵就在於必須承認一加一等於二；弄明白了這一點，其他一切全會迎刃而解。
從孔孟到如今，中國的哲學家從來不挑擔、不推車。所以他們的智慧從不考慮降低肉體的痛苦，專門營造站著說話不腰疼的理論。
現在有種說法，以為民族的和傳統的就是崇高的。我知道它的論據：因為反民族和反傳統的人很不崇高。但這種論點嚇不倒我。
人是一種會自己騙自己的動物。我們吃了很多無益的苦，虛擲了不少年華，所以有人就想說，這種經歷是崇高的。這種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過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還有些壞作用：有些人就據此認為，人必須吃一些無益的苦、虛擲一些年華，用這種方法來達到崇高。這種想法不僅有害，而且是有病。
中國人一直生活在一種有害哲學的影響之下，孔孟程朱編出了這套東西，完全是因為他們在社會的上層生活。假如從整個人類來考慮問題，早就會發現，趨利避害，直截了當地解決實際問題最重要——說實話，中國人在這方面已經很不像樣了——這不是什麼哲學的思辨，而是我的生活經驗。我們的社會裡，必須有改變物質生活的原動力，這樣才能把未來的命脈握在自己的手裡。
有關天圓地方
人們的見識總要受處境的限制，這種限制既不知不覺，又牢不可破
想要明白些道理，不能覺得什麼順眼就信什麼，還要聽得進別人說。當然，這道理只對那些想要知道真理的人適用
優越感種種
這世界上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這些文化都有特異性，就如每個人都與別人有些差異。人活在世上，看到了這些差異，就想要從中得出於己有利的結果。這雖是難以避免的偏執，但不大體面。我總覺得，這種想法不管披著多麼深奧的學術外衣，終歸是種淺薄的東西。
東西方快樂觀區別之我見
就如孟子自己說的：“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誰要說這不叫抽瘋，那我倒想知道一下什麼是抽瘋。而且我認為，假如沒有一大幫人站在一邊拍巴掌，誰也抽不到這種程度——孟夫子本人當然例外。
真正的幸福就是讓人在社會的法理、公德約束下，自覺自願地去生活；需要什麼，就去爭取什麼；需要滿足之後，就讓大家都得會兒消停。這當然需要所有的人都有點文化修養，有點獨立思考的能力，並且對自己的生活負起責任來，同時對別人的事少起點哄。這當然不容易，但這是唯一的希望。
肚子裡的戰爭
我們還可以得到進一步的推論：不管社會怎樣，個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作為雜文的作者，把推論都寫了出來，未免有直露之嫌，所以到此打住。
一隻特立獨行的豬
我已經四十歲了，除了這隻豬，還沒見過誰敢於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置。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置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為這個緣故，我一直懷念這隻特立獨行的豬。
椰子樹與平等
有些作品，有些人能欣賞，有些人就看不懂，這就是說，有些人的幸福能力較為優越。這種優越最招人嫉妒。消除這種優越的方法之一就是給聰明人頭上一悶棍，把他打笨些。但打輕了不管用，打重了會把腦子打出來，這又不是我們的本意。另一種方法則是：一旦聰明人和傻人起了爭執，我們總說傻人有理。久而久之，聰明人也會變傻。這種法子現在正用著呢
體驗生活
反正我不覺得這是在受教育，只覺得是折騰人——雖然它也是一種生活。總的來說，人要想受罪，實在很容易，在家裡也可以拿頭往門框上碰。既然痛苦是這樣簡便易尋，所以似乎用不著特別去體驗。
皇帝做習題
歷史不是我的本行，但它是我胡思亂想的領域——誰都知道近代中國少了一次變法。但我總覺得康梁也好，六君子也罷，倡導變法夠分量，真要領導著把法變成，恐怕還是不行的。要建成一個近代國家，有很多技術性的工作要做，迂夫子是做不來的。要是康熙皇帝來領導，希望還大些——當然，這是假設皇上做過習題。
拒絕恭維
樸實的人，聽到一種於己有利的說法，證明自己身上有種種優越的素質，是人類中最優越的部分，就越會不知東西南北，撒起癔症來。我猜越是生活了無趣味，又看不到希望的人，就越會豎起耳朵來聽這種於己有利的說法。這大概是因為撒癔症比過正常的生活還快樂一些吧
平心而論，恭維人所在的學校是種禮貌。從人們所在的民族、文化、社會階層，乃至性別上編造種種不切實際的說法，那才叫做險惡的煽動。因為他的用意是煽動一種癔症的大流行，以便從中漁利。人家恭維我一句，我就罵起來，這是因為，從內心深處我知道，我也是經不起恭維的。
關於崇高
從書本知識和親身經歷之中，我得到了這樣一種結論：自打孔孟到如今，我們這個社會裡只有兩種人。一種編寫生活的腳本，另一種去演出這些腳本。前一種人是古代的聖賢，七十年代的政工幹部；後一種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謂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就是這個意思吧。
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虛偽，這種東西比墮落還要壞。
羅素先生這樣評價功利主義的倫理學家：這些人的理論雖然顯得卑下，但卻關心同胞們的福利，所以他們本人的品格是無可挑剔的。然後再讓我們反過來說——我們這裡的倫理學家既然提倡相反的倫理，評價也該是相反的。他們的理論雖然崇高，但卻無視多數人的利益；這種偏執還得到官方的獎勵，在七十年代，高調唱得好，就能升官——他們本人的品行如何，也就不好說了。我總覺得有煽情氣質的人唱高調是浪費自己的才能：應該試試去寫詩——照我看，七十年代的政工幹部都有詩人的氣質——把營造社會倫理的工作讓給那些善講道理的人，於公於私，這都不是壞事。
謙卑學習班
中國常有人不惜代價，冒了被踩死的危險，擠進體育館一類的地方，去見見大名人，在裡面涕淚直流，出來後又覺得上當。這道理是這樣的：用不著花很多錢，受很多罪，跑好遠的路，洗耳恭聽別人說你是傻×。自己知道就夠了。
迷信與邪門書
一個人在胸中抹煞可信和不可信的界限，多是因為生活中巨大的壓力。走投無路的人就容易迷信，而且是什麼都信
中國人——尤其是社會的下層——有迷信的傳統，在社會動盪、生活有壓力時，簡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時有人來裝神弄鬼，就會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災難。這種流行性的迷信之所以可怕，在於它會使群眾變得不可理喻。這是中國文化傳統裡最深的隱患；宣揚種種不可信的東西，是觸發這種隱患。作家應該有社會責任感，不可為一點稿酬，就來為禍人間。
科學的美好
我靠寫文章為生，與科技絕緣——只是有時弄弄計算機。這個行當我會得不少，從最低等的彙編語言到最新潮的C++全會寫，硬件知識也有一些。但從我自己的利益來看，我還不如一點都不會，省得整夜不睡，鼓搗我的電腦，刪東加西，最後把整個系統弄垮，手頭又沒有軟件備份。於是，在凌晨五點鐘，我在朋友家門前踱來踱去，抽著煙；早起的清潔工都以為我失戀了，這門裡住著我失去的戀人，我在表演失魂落魄給她看。其實不是的，電腦死掉了，我什麼都幹不了，更睡不著覺。好容易等到天大亮了，我就衝進去，向他借軟件來恢復系統
科學的美好，還在於它是種自由的事業。它有點像它的一個產物——互聯網（Internet）——誰都沒有想建造這樣一個全球性的電腦網絡，大家只是把各自的網絡連通，不知不覺就把它造成了。科學也是這樣的，世界上各地的人把自己的發明貢獻給了科學，它就誕生了。這就是科學的實質。還有一樣東西也是這麼誕生的，那就是市場經濟。做生意的方法，你發明一些，我發明一些，慢慢地形成了現在這個東西，你看它不怎麼樣，但它還無可替代。一種自由發展而成的事業，總是比個人能想出來的強大得多。參與自由的事業，像做自由的人一樣，令人神往。
科學是人創造的事業，但它比人類本身更為美好。我的老師說過，科學對中國人來說，是種外來的東西，所以我們對它的理解，有過種種偏差：始則驚為洪水猛獸，繼而當巫術去理解，再後來把它看做一種宗教，拜倒在它的面前。他說這些理解都是不對的，科學是個不斷學習的過程。我老師說得很對。我能補充的只是：除了學習科學已有的內容，還要學習它所有、我們所無的素質。我現在不學科學了，但我始終在學習這些素質。這就是說，人要愛平等、愛自由，人類開創的一切事業中，科學最有成就，就是因為有這兩樣做根基。對個人而言，沒有這兩樣東西，不僅談不上成就，而且會活得像一隻豬。比這還重要的只有一樣，就是要愛智慧。無論是個人，還是民族，做聰明人才有前途，當笨蛋肯定是要倒黴。
生命科學與騙術
愛因斯坦說，假如一個車廂以極高的速度運動，其中的時間就會變慢；既然如此，三國時的徐庶為什麼就不能還在人間？答案是：維納、愛因斯坦說話，不該讓外行人聽見。我還聽說有位山裡人進城，看見城裡的電燈，就買個燈泡回家，把它用皮繩吊起來，然後指著它破口大罵：“媽的，你為什麼不亮！”很顯然，城裡人點電燈，也不該讓山裡人看到。現在的情況是：人家聽也聽到了，看也看到了；我們負有解釋之責。我的解釋是這樣的：科學對於公眾來說，確實犯下了過於深奧的罪孽。
如馬林諾夫斯基所言，科學是對真正事實的實事求是——它創造的一切，都是本分得來的；其中包含的血汗、眼淚和艱辛，恐非外人所能知道。
對待知識的態度
學習文史知識目的在於“溫故”，有文史修養的人生活在從過去到現代一個漫長的時間段裡。學習科學知識目的在於“知新”，有科學知識的人可以預見將來，他生活在從現在到廣闊無垠的未來。假如你什麼都不學習，那就只能生活在現時現世的一個小圈子裡，狹窄得很
我上大學時，學了點計算機方面的知識，今天回想起來，都變成了老掉牙的東西。這門科學一日一變，越變越有趣，這種進步真叫人捨不得變老，更捨不得死
知識另有一種作用，它可以使你生活在過去、未來和現在，使你的生活變得更充實、更有趣。這其中另有一種境界，非無知的人可解。不管有沒有直接的好處，都應該學習——持這種態度來求知更可取。
有與無
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人在年輕時，心氣總是很高的，最後總要向現實投降。我剛剛過了四十四歲生日，在這個年齡上給自己做結論似乎還為時過早。但我總覺得，我這一生決不會向虛無投降。我會一直戰鬥到死。
虛偽與毫不利己
歸根到底一句話，毫不利己必然包含虛偽，等到想通了這一點，我也不再持有這樣的人生觀。從那時到現在想的都是：希望我有些成就，為人所羨慕；有一些美德，為人所稱道。但是為時已晚，大好年華已經空過。唉。蹉跎歲月，不說也罷！
誠實與浮囂
什麼叫作“是”（be），什麼叫作“應該是”（should be），從來就沒搞清楚過。我們知道，前者是指事實，後者是指意願，兩者是有區別的。
人忠於已知事實叫作誠實；不忠於事實就叫作虛偽。還有些人只忠於經過選擇的事實，這既不叫誠實，也不叫虛偽，我把它叫作浮囂。這是個含蓄的說法，乍看起來不夠貼切，實際上還是合乎道理的：人選擇事實，總是出於浮囂的心境。
不新的《萬曆十五年》
善良要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所以讓我去選擇道德的根基，我願選實事求是。
老百姓說：罐子裡養王八，養也養不大。儒學的罐子里長不出現代國家來。萬曆十五年是今日之鑑，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之鑑，我希望他們讀過此書之後，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氣，在書齋裡發現粗淺原則的熱情會有所降低，把這些原則套在國家頭上的熱情也會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會好過了。
《代價論》、烏托邦與聖賢
現世獨裁者的狂妄無非是自己一顆頭腦代天下蒼生思想，而烏托邦的締造者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代替千秋萬代後世人的思想，假如不把後世人變得愚蠢，這就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現代社會的實踐證明，不要說至善至美的社會，就是個稍微過得去的社會，也少不了億萬人智力的推動。無論構思烏托邦，還是實現烏托邦，都是一種錯誤，所以我就不明白它怎能激勵人們向上。我們曾經經歷過烏托邦鼓舞出的蓬勃朝氣，只可惜那是一種特殊的愚蠢而已。
海明威的《老人與海》
我不相信人會有所謂的“命運”，但是我相信對於任何人來說，“限度”總是存在的。再聰明再強悍的人，能夠做到的事情也總是有限度的
一個常常在進行著接近自己限度的鬥爭的人總是會常常失敗的，一個想探索自然奧祕的人也常常會失敗，一個想改革社會的人更是會常常失敗。只有那些安於自己限度之內的生活的人才總是“勝利”，這種“勝利者”之所以常勝不敗，只是因為他的對手是早已降伏的，或者說，他根本沒有投入鬥爭。
在人生的道路上，“失敗”這個詞還有另外的含義，即是指人失去了繼續鬥爭的信心，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人類向限度屈服，這才是真正的失敗。而沒有放下手中武器，還在繼續鬥爭，繼續向限度挑戰的人並沒有失敗。
人類本身也有自己的限度，但是當人們一再把手伸到限度之外，這個限度就一天一天地擴大了。人類在與限度的鬥爭中成長。他們把飛船送上太空，他們也用簡陋的漁具在加勒比海捕捉巨大的馬林魚。這些事情是同樣偉大的。做這樣不可思議的事情的人都是英雄。而那些永遠不肯或不能越出自己限度的人是平庸的人。
在人類前進的道路上，強者與弱者的命運是不同的。弱者不羨慕強者的命運，強者也討厭弱者的命運。強者帶有人性中強悍的一面，弱者帶有人性中軟弱的一面。強者為弱者開闢道路，但是強者往往為弱者所奴役，就像老人是為大腹便便的遊客打魚一樣
掩卷：《魚王》讀後
全書中最夾雜不清的段落，要算“黑羽翻飛”這一章開頭所寫的一群城裡人下鄉去偷魚，然後又寫當地人有一年為了掙錢，打死了很多的鳥兒。作者用卑劣行為的字眼兒形容這類行為，而對當地人的偷魚和打死少量鳥兒採取寬容的態度。細查作者的邏輯，似乎僅僅為了餬口的殺戮是可以的，而為了貪慾的殺戮是不可以的。這就讓人想起朱熹對“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和“存天理，滅人慾”的調和處理：人要吃飯，是為天理；人要美食，是為人慾。這種議論簡直貽人以笑柄。
《魚王》的魅力在於作家誠實的做人態度，對寫作一道的敬業精神，抒情時的真誠，思辯時的艱苦，而不在於他使用了“象徵主義、自然主義、意識流一類方法（評論家語）”，所以我把它列入了不可多得的好書之列。
蕭伯納的《巴巴拉少校》
我們學會了把世上一切事物分成好的和壞的以後，對世界的瞭解還是非常非常可憐的。我們還要繼續學習一切是如何發生、如何變化的。這些知識會衝擊我們過去形成的是非標準，這時我們就面臨一個重大抉擇，是接受事實，還是堅持舊有的價值觀念？事實上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明辨是非”的能力卻成了接觸世界與瞭解世界的障礙，結果是終生停留在只會“明辨是非”的水平上。可以這樣說，接受了一個倫理的體系不過達到了小學四年級的水平，而接受一個真理的體系就難得多，人們畢生都在學習科學，接觸社會。人們知道得越多，明辨是非就越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