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與先生解戰袍”——明世宗和毛伯溫的君臣塑料情

“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橫秋水雁翎刀。

風吹鼉鼓山河動，電閃旌旗日月高。

天上麒麟原有種，穴中螻蟻豈能逃。

太平待詔歸來日，朕與先生解戰袍。”

這首詩，大大的有名。之前被選進清朝王相所修訂的《千家詩》，之後又被民間曲藝選為定場詩。這首出於帝王之手的七律之所以能夠被優秀的教育工作者和民間藝人同時看上，主要原因就是一個字“俗”，而且俗的乾脆、俗的徹底——這種俗是那種武行者夜走蜈蚣嶺時在月下看鑌鐵戒刀時的“名士風流”，而不是有些帝王詩詞的“強做寧馨語”——我說的是乾隆帝。

這首詩，和這首詩的影響力很不相稱，因為詩中所描繪的“大將”、“麒麟”、“先生”——也就是毛伯溫在歷史上的知名度不過爾爾。若不是因為這首詩的加持，以毛伯溫的一生經歷，恐怕會被結結實實的埋在《明史》列傳之中，除了歷史學家之外，誰也不會再去提到他的名字。

因為，作為一個歷史人物，毛伯溫的一生，實在是太平庸了。

雁翎刀，雖然威力強大，但重不過一斤三兩，即使是女人也可以揮動，

毛伯溫，字汝厲，江西吉水人。順便說一句，嘉靖一朝似乎特別和江西人有緣分除了毛伯溫，赫赫有名的嚴嵩、夏言也都是江西人。毛伯溫的家世很普通，祖父做過太守，父親以處士終身。少年時代的毛伯溫似乎有過一段很拮据的時期，一度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甚至在十幾歲時還一個人流浪到了廣東惠州府博羅縣，當地的芝麻官縣主簿丁震，對這位少年“一見深器”，於是就收留了毛伯溫整整三年。毛伯溫為何會流浪到廣東已經無法考證。但是毛伯溫從此以後就交了人生的第一步好運——正德二年中舉人；次年釋褐，中進士，任紹興推官。此後便是普通的文官仕途，起起落落。

但是要注意的是，嘉靖前期的“大禮議”，也就是一場關於明世宗的繼位是否具有正統性的政治鬥爭，毛伯溫似乎並沒有參與其中。這究竟是毛伯溫在政治上的敏感使他刻意的避開了這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抑或是毛伯溫的水平太一般，根本參與不了，所以因禍得福，這也無法考證。不過，亞馬遜河一隻蝴蝶撲閃的翅膀也能引來太平洋西岸的一場颶風。到了嘉靖十五年，在明世宗正在為塑造自己權力來源的正統形象做收尾工作時，屬國安南則正在經歷一場異姓革命的政權更迭。這場遠在萬里之外的“革命”意外的成就了毛伯溫人生的輝煌時刻。

這一年紫禁城內，明世宗的次子莊敬太子降世，按規矩應該通知屬國。但時任禮部尚書夏言認為南方的屬國安南在二十年間一直屬於無政府狀態——之前的兩位國君在繼位過程中都不符合程序正義——“黎譓、黎懬均非黎晭應立子嫡”，而那位新出現的安南國君莫登庸的合法性更是可疑。明世宗、夏言以及兵部尚書張瓚等經過調查之後皆認定安南新主莫登庸屬於“逆臣篡主奪國”。於是朝廷下令兩廣、雲南的守土官“整兵積餉，以俟師期”。

就這樣，託莫登庸的“福”，毛伯溫被欽點為都察院右都御史 ，協助咸寧侯仇鸞練兵以備征討。但是，這個仇鸞不是善茬，是嘉靖朝有名的惡棍。可能是不願意和仇鸞打交道吧，毛伯溫一直以父喪為由推辭不就。但明世宗為人精明強硬，可不是一個找藉口就能搪塞過去的。於是毛伯溫被強行“奪情起復”也就是被要求在居喪期間內工作，胳膊拗不過大腿的毛伯溫之好復京就任。

不久，安南後黎莊宗遣使來京指控莫登庸欺天弒君，請求大明朝廷出兵討伐，以正綱紀。但鑑於此時安南大亂，政出多門，這位自稱“世孫”的黎莊宗所言是否屬實也有待考察。所以明世宗一方面令南粵守土官員及黔國公查明實情，一方面暫時解散討伐大軍，按兵不動。而毛伯溫則遷任工部尚書，負責天壽山永陵的營造工作。

大帽直身是明朝高等官員的戎裝。

自己爸爸去世了不能在家守孝，被“奪情起復”，到了京城後卻糊里糊塗的去給還在壯年的皇帝修陵寢，這種事聽起來就十分尷尬。但好在毛伯溫畢竟是位循良之臣，一聲不吭的在工部的的位子上幹了幾個月，並在此期間推廣了一種設計出一種八輪馬車來運輸工程上需要的巨石，以減少修建陵寢的花費。

與此同時，對安南的戰事也進入了卡夫卡式的怪圈——這是所有帝國在後期所必然經歷的一種低效狀態。

一方面，篡位的莫登庸不僅得到了雲南巡撫汪文盛、黔國公沐朝輔等南疆守臣的諒解，還遣使來京請求歸順。一部分朝中的公卿認為莫登庸已承認其罪行並遞交降表，故無需再對其進行征討。另一方面兵部諸臣則支持黎莊宗，繼續要求出兵安南，嚴懲弒主謀逆的莫氏君臣一夥兒。

最後，明世宗搞了一個折衷方案，以求在兵部有司和粵滇守臣之間取個平衡——下旨征討安南，但又說明此次征討，要儘量做到“不戰屈人之兵”，也就是避免戰爭。毛伯溫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同仇鸞一起統兵南征。但是無論是兵部有司還是滇越守臣，都對明世宗這種“和稀泥”的方式都十分不滿，於是就又吵了起來……南征問題被再次擱置。因此毛伯溫又被暫時派到了山西去總督三邊軍務，以防禦蒙古入侵。在此期間毛伯溫發揮了在工部任職時積攢的經驗，於大同轄區內修建了五座城堡。

就在毛伯溫看地圖、畫圖紙、監督工程時，遠在天涯海角之外的莫登庸對大明朝廷吐槽了一句：

“中國土官，比比弒逆，數十年無能正法者，而獨慮及我，何哉？”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明世宗對此產生了一些想法——這姓莫的蠻夷是不是在指桑罵槐？因為明世宗是外藩繼位，在繼位之後的很多操作上都給人以“篡位”者的感覺。所以在漫長的嘉靖一朝，統治者的“正統”與否，始終是個很敏感、很現實的話題。

嘉靖十八年閏七月，明世宗下詔，令“命（仇）鸞掛徵夷副將軍印，給（毛）伯溫參贊軍務關防，奉敕南征”。但同時也強調：“如其(莫登庸)束身待命，果無他心，則星夜檄聞朝廷待以不死。”折騰來折騰去的討伐安南之役終於成行。而在大軍開拔之前，明世宗為毛伯溫揮筆寫下了這一首大俗大雅的名詩。但無論是明世宗還是毛伯溫都不會預料到，若干年後，大明朝對安南莫氏的征伐會成為黯淡的往事，而這一首在當時並不算佳篇的七律卻會在市井之間廣泛傳頌。

大明朝的討伐軍來勢洶洶，以後黎朝君臣為代表的反對勢力也不斷壯大，莫登庸最終選擇接受大明朝的提出的條件——做出屈辱性的臣服姿態，宣佈無條件投降。嘉靖十九年十一月，在國內強似戰狼的安南太祖上皇莫登庸於廣西鎮南關內囚首徒跣，向大明守土長吏跪進降表。於是朝廷下旨：

“降安南國為都統使司，貶莫氏父子為都統使，仍三歲一貢”。

就這樣，毛伯溫代表朝廷“不發一矢”的解決了安南問題，既避免了捲入安南無休止的內亂，又將安南重新納入朝貢體系。因南征有功，加封太子太保的毛伯溫在觀察了安南一年之後便班師回朝。 嘉靖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明世宗在午門為毛伯溫接風慶功，做到了“朕與將軍解戰袍”的許諾。

凱旋而歸的文武重臣。

第二年毛伯溫由都察院亞相之職再遷兵部尚書。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毛伯溫開始大規模改革軍務，尤其是在砍掉冗將冗兵這個問題上幾乎不遺餘力，他做主將臨時駐守在北部邊疆防禦蒙古俺達汗的客兵全部撤回。這導致了十幾天後北方的俺達汗入關劫掠，而京畿地區因為軍力不足，入寇的強敵幾乎如入無人之境……明世宗大怒，遂以誤國之罪將毛伯溫斥責、罷官、削籍，之後毛伯溫就無聲無息的終老於家中。

隆慶元年，穆宗即位，以毛伯溫為朝廷所做貢獻對其予以褒獎。天啟初年，復追諡 “襄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