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在北京參加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的青年正在認真答卷 圖 / 新華社
改革開放迎來四十週年，由科教戰線開始，高等教育改革最清晰地見證了四十年改革開放的軌跡，也清楚地標明瞭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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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高考
1977年，在粉碎“四人幫”、結束“文革”後不到一年，再次復出的鄧小平主動提出抓科教工作，衝破重重阻力，在中國恢復了停廢達10年之久的高考，成為撥亂反正的第一步。此舉較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寫血書包產到戶，及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長征路線，均早了一年，比真理標準的討論也早了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聲雷響。
十年浩劫給國家帶來了嚴重的人才斷層。1977年5月，還沒恢復工作的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說：“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沒有知識，沒有人才，怎麼上得去？科學技術這麼落後怎麼行？”
1977年8月4日，在他的提議下，召開了一次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座談會請來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蘇步青在內的四十多位教育界專家和官員在人民大會堂暢談教育。
1977年8月4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了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就是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果斷決策――恢復中斷10年的高考制度 圖 / 新華社
座談會上，湖北大學查全性教授請求改變當時的大學招生辦法，他希望從那年便開始改進，不能再忽視新生質量。“招生是保證大學質量的第一關，它的作用好像工廠原材料的檢驗一樣，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產出合格的產品，當前新生質量沒有保證，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學的質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問題。主要矛盾還是招生制度。不是沒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現行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他發言之後，與會人士紛紛贊同，一致建議國務院對現行招生制度進行改革。鄧小平當機立斷：“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第二次高等學校招生會在北京召開，會期45天。教育部送審稿上關於招收新生的政治審查條件，鄧小平認為“太繁瑣”，又重新起草了一段。現在招生文件上關於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鄧小平寫的。他寫：“政審，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政治歷史清楚，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紀律，決心為革命學習，有這幾條，就可以了。總之，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
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規定：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城知識青年、複員軍人和應屆畢業生，符合條件均可報考。考生要具備高中畢業或與之相當的文化水平。自願報名，統一考試……高考制度恢復。
當時報名要求參加高考的中國青年多達一千餘萬人，年齡參差不齊，最小十三四歲，最大三十六七歲。一些82屆畢業生回憶，在當時，他們最愛開的玩笑之一就是，年長者對年幼者說，“我都可以把你給生下來。”
現任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袁剛曾在專欄中回憶，那年24歲的他在安西樂安721鈾礦“以工代教”，在子弟學校當代課老師，年底與學生一同參加高考。1978年初就拿到了中山大學歷史系的通知書。同時在南昌參加高考的弟弟也考取了北京大學。入學後，袁剛發現，同寢室的同學有好幾個“赤腳教師”，“在那‘劉項原來不讀書’的荒唐年代，我們因為代課稍微接觸了些文化知識，因而捷足先登。但我們的學生卻少有考上的，對此我至今仍感有愧於他們。”
第一屆高考沒有統一試卷，命題權被下放到了各個省，考題相當於初中畢業水平。時間由各省自定，最早 11 月 28 日，最晚 12 月 25 日，跨度近 一 個月。分文、理兩大類，文科類考政治、語文、數學、歷史、地理；理科類考政治、語文、數學、物理、化學。各科滿分 100 分。
高考分數不公佈。考完後填報志願，可以填三個志願。大學不區分重點與非重點，不分批次錄取。分數上線、體檢合格後，對每個考生組成了兩人以上的“政審調查小組”。政審合格被錄取的考生，於 1978 年 2 月底 3 月初陸續入學。當年還保留了小部分直接“推薦入學”名額，從歷屆優秀學生中選拔，不參加高考，目的是與通過高考入學者進行比較。
1978 年 2 月 28 日下發了《關於普通高等學校試行招收走讀生和增加招生名額的通知》，規定自 1977 級新生起允許高等學校在完成國家招生計劃的前提下試行招收通用和急需專業的走讀生，並要求注意招收1966 屆、1967 屆高中畢業生。全國各地高校都擴大了招生名額，本科擴招 2.3 萬人，大專擴招 4 萬人，共擴招 6.3 萬人，擴招比例達 29.3％。
1977年冬天，關閉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場大門終於重新打開。這也是恢復高考以來，惟一一次在冬天舉行的考試，570萬考生走進了考場，由於太過突然，很多人來不及複習準備，1978 年報考人數漲至 610 萬。1977 年和 1978 年兩次高考報考人數的紀錄直到 二十 多年後才被打破。
1978 年招生文件明確規定年齡可放寬到 30 歲，並取消了其他限制。“老三屆”考生所佔比重仍然很大。復旦大學經濟系 78 級 62 名生源中，老三屆佔到一半以上。
1978 年，恢復了全國統考，時間為 7 月 20-23 日。是否進行初試，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根據實際情況自行決定。大學開始有“重點”和 “非重點”之分，很多專業在 1978 年是首次招生。
最終，1977 級共錄取 27.8 萬人，錄取率為 4.9％。算上1978年高考，冬夏兩季，共錄取了40.1萬多名大學生，只是參考人數的1/29。進入 80 年代，10 年沉澱下來的社會考生基本消化完畢。高考制度逐漸成熟，完全走向了正軌。
1978年春，北京大學迎來恢復高考後錄取的第一批新生 圖 / 新華社
高校擴招
1999年，中國高等教育開始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過渡。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肆虐，時任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湯敏與妻子左小蕾向中央提出“三年內將大學招生人數擴大一倍”的建議，以此作為一項拉動內需、刺激經濟之策。他的建議很快被高層採納。1999年高考比之前一年擴招52萬人，增幅超過此前十年之和。
1999年6月16日，原國家計劃發展委員會和教育部聯合發出緊急通知，決定1999年中國高等教育在年初擴招23萬人的基礎上，再擴大招生33.7萬人，這樣普通高等院校招生總人數達到153萬。1999年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增幅達到42%。其後三年分別以25%、17%、10%的速度增長，到了2005年，高校招生人數已達到530萬人。
前國家教育部學生司司長瞿振元回憶，擴招不是部門行為，不是教育部決策的，是中央決策的。“我記得是在1999年，當時召開了改革開放後的第三次全教會，在會議籌備過程中，黨中央決定擴招。中央沒有把大學擴招簡單理解為解決經濟的驅動力。因為高等教育是整個教育發展當中的一個瓶頸，是規模偏小的一部分，當年我們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才進入5%左右，我們經常說上大學是百裡挑一的事情，這樣一種規模跟社會和經濟發展速度是不相適應的。說實在話，作為法律的語言，應更少地使用‘積極’這些態度性的語言，但是當時我們的有關文件裡面都用‘積極發展高等教育’這樣的說法，說明發展高等教育是普遍共識。”
翟振元記得，1999年開全教會時，提出的不僅是出口的地方放鬆一些、不要千軍萬馬擠獨木橋，把橋做大一點，“還要建立交橋，打通多種交通渠道，多途徑升學，建立終生教育體系，以減輕升學壓力。從教育部各個層次規模、從社會需求、從國家發展、從實施素質教育四個角度看，都需要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可以說擴招是必然的事情。”
1996年《全國教育事業九五計劃和2010年發展規劃》就提出2010年高教發展目標：在校生增加到950萬，毛入學率（即在校人數與適齡人口之比）達到11%左右。1999年教育部公佈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提出，力求到2010年實現大學毛入學率15%，到2002年，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已提高到約15%，標誌著我國的高等教育開始進入大眾化的發展階段。1998年全國招收研究生72508人，全國普通高校招收本專科生108.36萬人；2002年全國招收研究生20.26萬人，全國普通高校招收542.82萬人。至2005年，全國適齡青年高校在校人數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在短短五六年中，大學招生擴大了近三倍，“大眾化教育”取代了“精英教育”。
湯敏在一次對談中回憶，世界銀行的“適齡青年（18至22歲）入學率”9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是2.4%，加上成人高考是4%；對比之下，韓國 51%；臺灣地區39%；香港地區20%；印度8%；印尼10%；泰國19%。“當年，韓國和臺灣、香港等地區的經濟體量都是我們的若干倍，已經屬於發達地區，不好作比較。但是，印度人均GDP不到中國一半，印尼比我們還低，泰國和我們差不多，為何他們的大學入學率也是我們的好幾倍？是因為咱們孩子笨嗎？是我們市場接受不了這麼多大學生嗎？我們認為都不是。我們77級上大學非但不收費，國家還給發生活費，這其實是扭曲的。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我們的適齡青年入學率只有4%，遠低於別的國家。我們建議改變這種狀況，通過收取一部分大學學費擴大招生。對於很多貧困家庭來說肯定會有困難。我們建議要大力推動助學貸款。全世界上大學都是有助學貸款的，當時澳大利亞80%的學生都是拿貸款上學的，美國是30%以上。而我們國家很少有助學貸款。這就要靠國家政策來推動。幾年後助學貸款的體系建立起來。”
由於高校擴招，農村孩子、困難群體子女獲得了更多上學的機會，1998年招收大學生108萬，農村子弟40萬，佔37%；2005年招收大學生447萬，農村子弟230萬，佔51%，第一次超過了城市青年。
擴招之後，一大批高校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從業人員的素質得以提升，我國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也因此加速，我國人力資源的國際競爭力顯著增強。僅2005年，從業人口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數由2000年的2800多萬增加到4500萬，在業人口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數的比例也由4%提高到6%。
高校擴招，使得地方以職業技術學院為主的高校的新建加速，高等學校佈局下延，為許多地、縣級市的發展帶來了機遇。據不完全統計，1999-2001年間，僅教育部備案的地、縣級市高校增加160多所，佔全國新增高校總數的一半，為當地培養了大批應用技術人才，推動了科教興市和地方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
自擴招至2001年的三年間，我國累計投入國債資金七十多億元，主要投向高等教育，並拉動各方面的配套投資120多億元；擴招後新增67所國家批准、承認學歷的民辦高校和一百多所普通高校的“二級學院”，至少拉動兩百多億元的社會資金投入。
由於持續擴招，高校教育事業、校園周邊餐飲服務、城市交通運輸、高校教材出版印刷等相關教育服務業也得到發展，直接或間接創造大量就業崗位，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也增加了教育從業人員，帶動了教育相關行業的發展。自擴招至2001年，僅高校專任教師就增加了12.46萬人，2003年我國普通高校專任教師達到72.5萬人，比上年增加了10.6萬人。
湯敏總結：“高考大擴招政策的直接結果是，中國的高等教育從計劃經濟時代只有少數人能上大學的精英教育轉向多數人能上大學的大眾教育，未來十多年後還要進入普及教育（以大學入學率接近50%為指標）。回過頭來看，對當時提出的擴招建議，我沒有後悔，反而驕傲。我不是為我自己感到驕傲，而是為當年的決策者與高校擴招的執行者感到驕傲。”
自主招生
2003年，高考迎來了新的變化，1月，教育部發布《關於做好2003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說明：經國務院批准，從2003年起，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時間提前至6月7日開始。高考時間提前一個月後，相關各個工作環節也要做相應的調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事關廣大考生和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社會影響很大，各級教育行政部門、招生考試機構、高等學校、中學要高度重視，周密組織，精心操作，做好各項準備工作，確保2003年招生考試工作平穩順利地進行。
因此，延續了二十多年的７月高考從今年開始提前一個月。這年，創紀錄的600萬名考生將一同在６月走入考場。
2003年也是北大、清華等22所試點高校進行自主選拔錄取的第一年。根據《教育部關於做好2003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學[2003]1號）精神，教育部於2003年4月發出通知，決定在22所高等學校開展自主選拔錄取改革試點工作。自主選拔錄取招生人數控制在試點學校年度本科招生計劃總數的5%以內，並作為“預留計劃”的一部分在招生來源計劃之外由試點學校及有關省級招辦單獨公佈，並報教育部備案。
符合試點學校自主選拔錄取條件的應屆高中畢業生，由本人提出申請，經所在中學推薦，由中學向試點學校提供考生在校德智體美髮展情況以及獲獎、特長等證明及寫實性材料。
時任教育部高校司負責人回憶，教育部對當年自主選拔錄取試點工作高度重視，曾多次召開會議，對改革進行全面安排、部署。此次參加試點的22所高校嚴格按照教育部“錄取辦法公開、考核結果公開、錄取結果公開”的有關要求，制定了詳細的實施方案.這22所高校中，包括北大、清華等７所在京高校在內的大部分院校，在非典疫情大面積暴發前就已經完成了對考生的面試工作，產生的候選考生名單也已經在各校的招生網上進行了公佈。只有少數試點院校由於原定面試時間是在４月底５月初，受疫情影響，不得不將面試工作暫時停滯下來。
2003年6月7日，鄭州一個高考點，考生入場前接受體溫檢測 圖 / 小白
2003年自主選拔招生的推行，結束了此前高校只能在每年同一時間招考的歷史。
此後，自主招生政策不斷完善發展。2012年，教育部在《關於進一步深化高校自主招生選拔錄取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文件中對自主招生招收對象作出具體規定：“招收的主要對象是具有學科特長和創新潛質的優秀學生，試點高校的自主選拔錄取計劃不超過本校年度本科招生計劃總數的5%，納入本校年度招生計劃中。”2015年2月底，《關於做好2015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確表示：從2015年起，所有試點高校自主招生考核全部安排在全國統一高考結束後、高考成績公佈前進行。自主招生考試安排在全國統一高考後進行，自主招生試點高校仍允許安排筆試環節，筆試考試不得超過兩門，考核過程全程錄像，以防作弊。 為保證考生機會公平，試點高校不得向中學分配推薦名額。此前沿用多年的“校長實名推薦”也將隨之取消。
在考核內容和方式上都有很大調整，各高校更看重“學科特長”或“創新潛質”，青睞各類省級、全國乃至國際性競賽獲獎者，雅思、託福成績也首次成為部分高校自招的參考因素。
2017年6月5日，安徽六安，在毛坦廠中學校門外，家長與居民夾道歡送參加高考的考生們 圖 / 楊一凡
新高考元年
教育部副部長魯昕2014年3月22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中國即將出臺方案實現兩類人才、兩種模式高考。其中第一種高考模式就是技術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試內容為技能加文化知識。這年，高考開始進行全面改革，從考試時間到高考科目，從文理分科到錄取批次……2017年6月，作為全國性高等教育考試招生制度綜合改革試點地區，上海、浙江迎來了新高考的第一屆畢業生。
2017年被稱為“新高考元年”。繼浙江、上海之後，全國的另外29個省、市、自治區均已明確了新高考改革時間表。其中，北京、天津、山東、海南4個省市改革已於2017年秋季落地，其餘省份在2018年、2019年秋季相繼展開。
2014年，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啟動上海、浙江高考綜合改革試點，兩地改革後的首批高中畢業生將參加高考。兩地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成為全國高考改革風向標。意見指出：“唯分數論影響學生全面發展，一考定終身使學生學習負擔過重，區域、城鄉入學機會存在差距，中小學擇校現象較為突出，加分造假、違規招生現象時有發生。”
“新高考”之下，學生的高考成績由“兩依據（統考和學業水平考試）一參考（綜合素質評價）”構成。統考保持高考的語文、數學（不分文理）、外語(課程)科目不變、分值不變，但外語科目提供兩次考試機會。學業水平考試不分文理，由學生根據自身特長和報考高校要求，從思想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等科目中選擇3門，提供兩次機會。上海市實施“6選3”，在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等6門傳統科目中自由搭配3門，浙江省實施“7選3”，除傳統的6門科目外，還增加了技術課。根據浙江省教育考試院的數據，浙江省選擇傳統理科的學生由60％下降到17％，選擇傳統文科的由40％下降到10％，更多學生交叉選擇三門選考科目。浙江2017年參加高考的29.13萬考生中，選“2文1理”或“2理1文”的近70%。
談及滬浙的新高考改革，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導程方平表示，此次改革最大的亮點就是增加了二次考試的機會，“可以說是真正意義上改變了‘一考定終身’，而且重視平時會考的質量，把以往太過急功近利的應試高考模式給淡化了，這樣更有利於學生的全面發展。”
以不再劃分文理科為例，非黑即白的“文科生”“理科生”的概念終將逐漸淡出。而且，隨著“3+3”實施，以往冷門的生命科學、地理、歷史等科目，都在文理不分科的大背景下“熱”起來，以至於一些學校地理等科目任課老師緊張，出現了幾所學校資源“共享”、教師“走校”授課的現象。
為了滿足學生的自主選擇，教學也進行了相應改革，選課制、走班教學、分層教學、分組學習已成為新常態。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北京師範大學原校長鍾秉林曾在採訪中指出：“新高考”改革的兩個基本價值取向，是尊重學生選擇權和擴大高校招生錄取自主權。改革的最終方向，是實現高校和考生之間的雙向選擇。
按照浙江的“新高考”方案，普通類高考考生可填報80個專業平行志願，錄取模式為“專業＋學校”。2017年上海本科批次的志願填報及投檔的基本單位由“院校”改為“院校專業組”。本科普通批次志願填報數量由往年的最多可以填10個“院校”志願，改為最多可以填24個“院校專業組”志願。
教育部考試中心主任姜鋼曾在採訪中強調，高考是選拔性考試，是為了給高等學校尤其是高水平大學挑選合適人才，試題必須有難度，能將不同水平的考生區分開來。不能認為高考要改革了、上大學容易了，命題難度就會下降。
2017年7月26日，在一場名為 “高考改革實踐與展望”研討會中，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發言，他認為高考最大的問題在於統招，高考改革要擴大學生的權利、壓縮政府的權力，讓政府切實放權，真正做到招考分離，讓高校和學生有更多的雙向選擇權。
至此，高教改革迎來了新篇章，改革開放也隨之一同進入了四十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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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我們的命運 ·為歷史留存一份底稿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第568期
文 / 特約撰稿 柴搭木 實習記者 池卓純
編輯 / 孫凌宇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