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roll.sohu.com）
法意導言
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一直在數百年的歐陸風雲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時至今日他們的對當下歐洲政治經濟格局仍然發揮著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於2019年發表於《共同市場研究》雜誌第57卷第2期，作者米蘭大學學者約瑟夫·希恩（Josef Hien）專攻政治與歷史、政治經濟學以及比較政治，他在本文中介紹了秩序自由主義及其與三大教派的宗教歷史關係，並以此為視角剖析當下歐洲危機中歐元區各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聯繫與博弈。秩序自由主義植根於新教，而大多數歐洲危機國家的社會經濟倫理源於天主教和東正教。這種分歧是歐洲國家間理解危機的根源，也阻礙了對歐債危機的集體迴應。
歐債危機的宗教根源
作者：Josef Hien
編譯：杜清流
歐洲的秩序自由主義運動
在歐陸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秩序自由主義與其他幾個新運動同時登上歷史舞臺。與其他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s）不同的是，秩序自由主義始終懷疑市場的自我監管能力。它認為，自由市場競爭只能通過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執行一套從經濟憲法到規則條例的法律制度來加以保證。這套法律制度一方面禁止卡特爾和壟斷集中，另一方面限制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自由主義已經成為德國思想文化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在最近的危機中，法蘭克福匯報等德國文化機構一直捍衛秩序自由主義，反對那些包括“德國平行宇宙的經濟衰退”的指責聲。相比於“盎格魯-撒克遜新自由主義”，秩序自由主義更加註重對規則和條件的堅持。專家認為這也是德國對待歐洲危機態度的縮影。希臘前財政部長詹妮·瓦魯法基斯（Gianni Varoufakis）將德國的態度立場部分歸咎於在柏林和布魯塞爾等法蘭克福學派秩序自由主義的錯誤指導。秩序自由主義本身則持相反觀點，他們反而懷疑自己目前的影響力不夠大，認為德國今後應當更多地採納他們的觀點。
在不同學派的爭論中，秩序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特質被忽視了：秩序自由主義是一種包含強烈道德倫理的社會理論。其核心在於，秩序自由主義倫理根植於德國新教的社會思想。這一新教起源的學派思想在其他不同傳統的地區上顯得格格不入，尤其在那些受天主教和正東教影響的地區。
來自德國的新教的理論基礎加上秩序自由主義的學術應用，威脅並顯著增強了歐洲南部地區文化優勢的特質，刺激南方抵禦來自北方的文化侵略。這表明，即便基督教文化傳承是促使歐洲統一的力量要素，然而在某些危機時期它也能造成歐洲內部的分裂。
本文的其餘部分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闡述了論證和研究設計。第二部分分析了秩序自由主義作為德國新教理論的歷史構成。第三部分考察危機期間德國決策者的秩序自由話語中宗教倫理的特徵。第四部分分析了意大利和希臘精英對這些話語的反應，特別關注他們對天主教和東正教概念的運用。第五部分得出結論。
論證、概念和研究策略
這項研究的論點是：秩序自由主義在新教核心概念中具有強烈的道德基礎。秩序自由主義與德國新教的傳承與發展緊密相連，並且形成了新教派的社會經濟理論。當政客們引用秩序自由主義這一概念，他們往往暗指德國新教價值理念。這些都促使秩序自由主義與歐洲南部的精英文化相悖。秩序自由主義自身不承認自己有天主教和東正教的文化根基。
本文將繼續討論以下三個話題：
（1）新教理念體現在秩序自由主義思想之中，
（2）這些新教理念仍然存續於當代德國政治話語體系之中，
（3）新教理念和秩序自由主義激發了歐洲南部天主教和東正教的強烈迴應。
秩序自由主義與新教的關係
20世紀30年代，德國的魏瑪學派和主流的國家經濟歷史學派沒有能力解決當時國內的經濟和政治危機，秩序自由主義應運而生。這段歷史表明，秩序自由主義不僅僅是一種在危機下誕生的理性的經濟理論，它還是德意志理想主義、德國新教神學以及德意志帝國文化三者相互交融下的產物。它鑄就了明確的德國新教社會經濟理論，旗幟鮮明地對抗經典的自由放任主義，盎格魯-撒克遜新自由主義、社會天主教以及凱恩斯主義。
弗萊堡學派（Freiburg school）的創始人歐肯（Eucken）認為，新教社會經濟理論具有“歷史使命”。新教牧師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是新教抵抗運動的核心人物，他的神學理論在戰後發揮出巨大影響力；經濟學家以及神學家康斯坦丁（Constantin von Dietze）在戰後稱為新教教會的主要人物；歐肯將這兩位視作自己的靈魂伴侶。歐肯認為，新教徒的社會經濟理論應該由新教徒而不是教會本身制定。所有秩序自由主義的早期思想家都與新教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歐肯（Eucken）堅信魏瑪共和國期間共產主義和納粹的過分高漲是由於過分世俗化導致的，這是可以通過堅定對神的信仰來加以糾正的，只有重新喚起對信仰的崇敬社會和政治情況才能得到改善。在戰後的經濟秩序中，教會成為了三個主要的調控力量之一。
1942年，潘霍華（Bonhoeffer）要求歐肯（Eucken）、康斯坦丁（Constantin von Dietze）以及蘭珀（Lampe）以基督徒專家的角色為戰後德國重新繪製一幅藍圖。著名的弗萊堡備忘錄（Freiburger Denkschrift）就囊括了該藍圖，繼而成為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的基石性文件。新秩序應該使每個人都能像福音派基督徒一樣過上自己的生活，以一種福音派的理解方式在基督教中找到其“社會經濟倫理”。
新教的理論基礎將秩序自由主義和盎格魯-撒克遜新自由主義區分開來。秩序自由主義與新教徒都知曉人類作為“聖徒和罪人”的概念，他們都遵守懲治罪惡的制度秩序。自利主義有積極的一面：它促成艱苦的工作和節儉的習慣，但它也有消極的一面：促使人們操控扭曲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自由主義認為魏瑪共和國的失敗在於“瘋狂的逐利者們對國家和社會財富的無情剝削”。因此，秩序自由主義與盎格魯-撒克遜自由主義截然不同，它始終懷疑自由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對於歐肯而言，自由的邊界是秩序。經濟自由應當由國家強制力通過經濟憲法的方式加以保護。秩序自由主義下的國家應當為市場主體設定正確的制度框架並且執行規則。第一代的秩序自由主義與其他新自由主義者一起在20世紀30年代和 40年代共同形成議程。然而，在朝聖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的第二次會議上，歐肯被指責違反了“所有形式的監管市場協議的立法”。第二代的秩序自由主義學者們在與哈耶克的對話中一致認為包括卡特爾和壟斷等經濟權力的問題是次要的。
秩序自由主義以國家作為經濟憲法的守護人這樣的觀點反映了歐陸新教對人性的態度。雖然新教的盎格魯-撒克遜分支發展了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具體概念，有時甚至是徹頭徹尾的反國家主義，但歐洲大陸的新教教派一直試圖通過創建基督教政體來在體制上重新強化其教徒的正確行為。歐肯的思想代表著潘霍華的神學“權威-父權”的思想，認為“基於法律、責任和權威的秩序比個人自由更有分量”。
奧爾多學派反對魏瑪憲法下的國家福利機構，認為它會造成道德風險，設置了錯誤的激勵機制並且破壞了個人責任。由國家權力機構組織的無條件的社會轉移最終將導致國家和社會的徹底災難。相反，國家所做的應僅僅是去建立一個“機會平等”的平臺，並促進個體的自發性。國家的福利行為需要有所節制，防止道德風險的發生，讓個人採取正確的道德行為，自發的擺脫苦難。國家的扶持必須是有條件的，任何無條件的轉移都不是真正的團結，因為它不能激發個體的自發性。
秩序自由團結與歐洲危機分析
與天主教和東正教的團結概念相比，秩序自由主義的特殊性更加凸顯。天主教認為魏瑪時期對自由市場的影響是毀滅性的打擊，但是天主教從魏瑪危機中汲取了完全不同的教訓。天主教認為需要更多的社團主義和更多的社會轉移。國家的福利行為不應當是有條件的，因為根據天主教的人性觀，個人並非都具有相同的智力，道德和手工技能。因此，不僅需要提供機會平等的起始條件，社會還同時需要根據個體的需要確保再分配的正義。這種“原始基督教式的共產主義”（韋伯）起源於三個基督教分支，切在東正教中更為突出。東正教表現出“明顯傾向於以社區為導向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尖銳地批判與西方發展有關的個人主義思想。
如果我們以“團結”這一概念為線索，沿著基督教的不同分支探索下去，我們會發現東正教和新教逐漸走向兩個不同的極端。東正教最具集體主義色彩，包括兄弟之愛和神祕，新教最具個人主義色彩，包括去神祕化和理性主義，而天主教和路德教處於二者之間。
三大基督教分支有關於“團結”的概念直到今天仍然在暗暗影響著公共輿論的方向。天主教徒和那些生活在天主教國家的民眾比新教徒更支持再分配政策。天主教徒強烈支持歐洲一體化，而新教徒則持懷疑態度。
德國財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和德國中央銀行行長延斯·魏德曼（Jens Weidmann）的講話中出現了秩序自由主義團結觀及其背後的新教團結觀。我分析了朔伊布勒在2010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1日的80篇演講、採訪和社論，並發現他在同一個句子或段落中至少會聯繫團結一詞一次。朔伊布勒認為歐洲各國的生活水平超出了其負擔能力是導致主權債務危機的原因，包括社會保障過高、人均GDP過高、開銷過大。作為“團結”的先決條件，以上行為必須停止。同時，朔伊布勒強調個人責任、紀律，呼籲通過道德訴求和制度激勵來實現節儉行為，這不僅接近於秩序自由主義，而且體現了新教改革中的個人主義責任原則。
德國中央銀行行長延斯·魏德曼因其“在歐洲債務危機期間一貫的政策立場”於2012年獲得沃爾夫拉姆·恩格斯獎。2013年，在弗賴堡舉行的年度瓦爾特·歐根演講中，他引用了歐肯研究所所長拉斯·費爾德的話，建議“所有政治家在他們的床單之間放一本歐肯的書《經濟政策的原則》。自成為德國央行行長以來，魏德曼發表了106次演講。在其中的33次演講中，他使用了秩序自由的術語“秩序政治”(Ordnungsrahmen)和“秩序政治”(Ordnungspolitik)。魏德曼提出了幾個基於秩序自由制度邏輯的制度建議。他提倡取消對成員國的預算監督，並將過於政治化和自由裁量的委員會分配給一個新的獨立機構。像朔伊布勒一樣，他也支持憲法債務減免，認為這將“縮減預算政治的操作空間”。
南方道德價值中的團結與信仰
德國財政部長朔伊布勒（Schäuble）和他的對手瓦魯法基斯（Varoufakis）儘管都常常在講話中使用“團結”一詞，但各自出發的角度截然不同。前者認為自己的條件方法有助於“歐洲團結”，後者稱之為“財政水刑”。
具有馬克思主義背景知識的希臘知識分子們重新審視東正教，並將之與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以及古希臘哲學思想融合，他們稱新的綜合體為“新東正教（neo-Orthodoxy）”。這場改革的主要人員是教育部副部長科斯塔斯（Kostas Zouraris）和哲學家兼神學家亞納拉（Christos Yannaras）。
92%的希臘公民是希臘教會的成員，在宗教同質的基礎上，他們反對由北歐價值觀推動的歐洲一體化。科斯塔斯和亞納拉利用了一種反西方的情緒，這種情緒深深根植於對西方現代性的拒絕。對他們來說，兩個起源於正統神學的概念奧伊卡（Oikonomia）和阿勃伐（Apophatic）在區分北方新教和希臘文化時起著核心作用。奧伊卡（Oikonomia）指對法律、規則和法規的變通解釋方法；阿勃伐（Apophatic）的意思是生活中的所有事物都是模糊且邊界不明晰的，因而量化和相似性不應當一板一眼，而只能求得一個“大約”；這兩點深深影響了科斯塔斯（Kostas Zouraris）和亞納拉（Christos Yannaras）的觀點。他們二人時常在公開場合講北歐價值中的呆板性、傳統性以及法律主義和希臘價值中的靈活性、自發性和坦誠性結合起來。
亞納拉認為希臘人並不認同“永續生產的奴隸制度”，他們是為了生活而工作，而不是為了工作而生活。因此，儘管存在經濟問題，在採取緊縮措施之前的希臘人仍然比西歐其他人活得更幸福。希臘財政部長瓦魯法基斯（Varoufakis）在救助談判期間經常提到古希臘哲學，將伊壁鳩魯學派的快樂、亞里士多德的幸福以及索福克勒斯的不屈（Antigone）和邊沁的實用主義結合起來討論。
西方文明的絕對理性、個人主義與東正教的集體原則（communality）對比鮮明。“西歐文明是野蠻部落的產物，而希臘人才是真正的貴族。”自從1981年希臘加入歐盟以後，希臘人的信仰在政治層面以一種反西方主義的色彩發揮影響。
無獨有偶，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認為歐洲過度偏重經濟一體化將會傷害到歐洲文化和精神的根基。歐洲的真正實力在於藝術、哲學、政治和宗教，這些與歐盟“僅以歐元和統一市場的基礎”相對立。2013年債務危機爆發的時候，阿甘本提議建立一個“拉丁帝國”來阻止歐洲的“德意志化”。阿甘本認為“人們不能要求意大利人、希臘人都像德國人一樣生活”，並且提出了“退出的哲學（philosophy of exit）”中的“貿易降級（slackness in trade）”，以反對北歐的追逐利潤傾向和生產力高速發展。
宗教與信仰作為南方文化認同的標誌重新登上舞臺，為歐元區的未來提出了不同的制度建議。法國、意大利和希臘的政治家們提出了一個財政聯盟，它與德國的方案大不相同。法國國家銀行行長弗朗索瓦（Francois Villeroy de Galhau）在2015年表示贊成建立“經濟聯盟”，以補充貨幣聯盟，包括歐洲經濟政策的協調。同年，法國總統奧朗德和當時的經濟部長馬克龍呼籲推選歐洲委員會的歐洲財政部長。意大利財政部長皮爾（Pier Carlo Padoan）提出，貨幣聯盟將需要某種方式的財政轉移，彙集歐洲的共同財務和稅收。
這些提議使得德國秩序自由主義學派的經濟學家感到震驚。克萊門斯·福斯特（Clemens Fuest）和貝克爾（Becker）在《法蘭克福匯報》中警告道：如果德國沒有足夠快速將德國財政聯盟制度化，那麼南歐將以“團結聯盟”以及“協調歐洲經濟政治層面”的姿態搶先行動。為了反對南歐的“團結聯盟”，德國經濟學家發起了一次非凡的防禦行動，一個基於“奧爾多政治改革理念”的智庫克朗伯格（Kronberger Kreis）提出了一份拒絕債務合併的報告，並提出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穩定聯盟”與“堅不可摧”的財政規則。與此同時，德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福斯特一再辯稱，德國版的穩定聯盟必須“不對公共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或者是一個擁有大量公共預算的中央政府”。
尾聲
在本已世俗化的歐洲，宗教在危機期間作為一種文化標誌重新出現了。德國關於救助政策的論述，仍然深受北歐和新教倫理思想的影響。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價值觀與受天主教和東正教思想及其團結觀念影響的南方社會經濟倫理並不協調。學者們很快就以宗教為基礎駁斥了分裂的歐洲，認為這是對韋伯理論的誤讀，或是對亨廷頓文明衝突的錯誤應用。德國財政部長朔伊布勒（Schäuble）在2013年的一次採訪中表示，我們並不希望歐洲變得“德意志化”，我們也不要求其他人像我們一樣生活，而且我們正在努力改變“新教倫理下不快樂的資本家”這一德國人的形象。
本文表明，危機和帶有新教內涵的狂歡式德國話語，在歐洲南部公共知識分子中引發了宗教文化爭論的復興。在德國，這場危機導致了自1945年以來被視為經濟、社會和政治穩定的國家保障的秩序自由立場的復興。公共話語中文化多樣性的復興導致了歐洲國家之間嚴重的理解危機。秩序自由主義、天主教與東正教的社會思想由於對人性的假設不同而難以調和。然而，從歷史上看，他們找到了切實可行的妥協方案。二戰後，“德國模式”作為一種“教派間”妥協出現，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社會經濟結構，允許大量的社會保障和市場競爭。現在，歐洲需要的是類似的教派間妥協。
文章鏈接
翻譯文章：
Josef Hien, The Religious Foundations of the European Crisi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2019 Volume 57. Number 2. pp. 185-204.
譯者介紹
杜清流
畢業於重慶郵電大學自動化學院，現就讀於北京大學法學院，2017級法律碩士研究生，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堅信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基礎理論研究能力從根本上決定社會未來發展水平。
人生信條：創新者敢於直面冷嘲熱諷，探險精神和挑戰精神鑄就世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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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彤
技術編輯：阿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