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阿來:用漢語寫作的藏族歌者

阿來,1959年生於四川馬爾康縣的一個藏族村寨。藉由閱讀,他從茶馬古道上一個偏僻的、貧困的、閉塞的小村莊走向頂級的文學殿堂。他遊歷,他寫作,他把“講述故鄉”視為自己的使命,在作品中表達對藏區的“生根之愛”。

文史 | 阿來:用漢語寫作的藏族歌者

阿來

16歲之前不知道什麼是文學

四川西北部阿壩藏區的馬爾康縣,俗稱“四土”,即四個土司管轄之地,這裡的藏民世世代代過著半牧半耕的生活。1959年,阿來出生於馬爾康縣馬塘村,馬塘是漢語名字,藏語名字叫卡爾谷,是山溝更深處的意思。村子地處4000米高的雪山腳下,曾是茶馬古道上的一個驛站,隨著公路的修建,古道不再,商人們陸續離開,村子逐漸衰落,只剩二十多戶人家。

阿來的母親是藏族人,父親則是回族和漢族的混血,在藏語裡,“阿來”意為“剛出土的麥苗”。作為家中長子,和山寨裡其他孩子一樣,阿來五六歲便赤著腳到山坡上放牛放羊。村子地域廣闊,人煙稀少,每一戶人家之間都隔著好幾裡地,廣袤的大地上,阿來與牛羊對話,與每一棵樹、每一株草交談,在雪山、草地、河流的懷抱中盡情感受著大自然的莊嚴與神奇。冬天沒有什麼娛樂,全家人就圍著一個火塘,有酒有故事,土司、喇嘛的傳說就這樣在阿來心中打上了印記。

他的母語是藏語,但村莊曾經的驛站身份使得人們同時使用藏語和漢語,童年阿來就這樣遊走在兩種語言之間。然而,對漢語的掌握,也僅限於一點點口語。上小學後,由於當時的民族教育要普及漢話,前兩年,阿來完全聽不懂老師講的課,焦慮導致做惡夢,經常夢到一道道算術題從天上往下掉,壓在他身上喘不過氣來。三年級的一天,如醍醐灌頂,腦袋“嗡”地一聲開了,“突然之間恍然大悟,平常焦慮的那些事情都不存在了,從課本上學來的那些只知道是什麼但不知道為什麼的事情一下都明白了,從此以後漢語世界的大門就對我徹底敞開,再也沒有任何障礙了”。

阿來開始對文字充滿興趣,語文課本拿到手,不到一週就看完了,沒有課外書,公路上的汽車偶爾掉下一張破報紙,他都撿起來從頭看到尾。不久,村裡來了一支地質探測隊,地質隊員見多識廣,當阿來好奇他們嘴裡說的“新疆” 、“甘肅”在哪裡時,他們就會鋪開地圖指給他看,“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來我身在這片溝壑縱橫的山谷陰影裡,世界那麼大”。

這個藏族少年有了朦朧的夢想,他要讀書,要離開這個貧窮落後的小山村。造化弄人,初中畢業後,正趕上“上山下鄉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阿來無奈回到村裡,和父輩一樣出工出力掙工分。

“家鄉一點意思都沒有,除了苦難就是苦難”,人在山村,阿來的心卻漂泊在外。半年後,州里要修水電站,到村裡來招募民工,16歲的他報了名。在工地,阿來挖土方、抬石頭,乾的是最苦的活。幾個月後,工地上來了一批機械,看他有文化,被叫去學開了拖拉機,因為個頭矮小,屁股底下需要墊塊板子,才能把握好方向盤。

我真的配稱一個作家嗎

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關閉十年的考場重新敞開大門,無數青年的命運嶄新出發,這其中,也包括阿來。報名是在初中老師的督促下去的,工地正是修水壩最忙的時候,沒有時間複習,也沒有一頁紙的複習資料,考試前一晚,他還幹活到晚上12點。下班後,來不及換衣服,穿著油光發亮的工作服,借了一輛自行車,阿來打著手電筒在半夜裡騎了30多裡山路,到縣城時天都亮了,直接進考場。

不久,錄取通知書到了,是馬爾康師範學校寄來的。阿來無比失望,那不是他想讀的學校,他填報的所有志願都是地質類的,在封閉的山區長大,他對外面世界的全部見解,都來自帶給他遐想的地質隊員。

帶著百般不情願,阿來就讀師範學校,第一次見到學校的圖書館時,幾千冊書令他目不暇接,“我的面前像打開了一座座寶庫,世界向我撲面而來”。相比之下,課堂百無聊賴,不論老師講什麼,只要十分鐘他就學會了,尤其是語文課,老師翻來覆去講讓他非常不耐煩。於是開始逃課,躲進圖書室看書,和圖書室老師混熟後,下班時故意讓他們把他鎖在裡面,這樣就可以讀一整晚的書。從《詩經》、《楚辭》、“漢賦”到西方當代詩歌,從蘇東坡、李白到托爾斯泰、海明威,他在文學的海洋裡恣意徜徉。

師範畢業後,用馬馱了兩箱書,阿來到比他的家鄉更偏僻的鄉村當了一名教師。開學第一件事,就是挨家挨戶動員藏民讓孩子來讀書——藏民家裡農事繁重,需要小孩幫著打雜,或者照顧更小的弟弟妹妹,很少有家長送孩子上學。為了招生,他主動幫村民幹活,村長被他的真誠打動:“看你這麼辛苦,我兩個小孩,你帶一個走吧,給我留一個幹活。”

“所以,我就要把娃娃教好,不然對不起藏民,對不起學生。”孩子們的上學機會來之不易,阿來下決心教好書。一年後,因為教學成績突出,受到表彰,被調去教初中,再後來又到縣城教高中,三年時間完成了“三級跳”。對此,阿來坦言,自己也不懂什麼教育理論,也不是特別會教書,就是對學生負責任,“對學生負責,尊重教育也就是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工作”。

不管在哪裡,閱讀總是如飢似渴,幾年下來,他已經讀了上萬本書,但他從沒想過要寫作。

搞文學純屬偶然。同學的父親在當地《新草地》雜誌當編輯,得知阿來讀了不少書後,雜誌開筆會的時候就讓他來旁聽。“開會就有飯吃,而且天天有肉”,奔著改善伙食的目的,阿來去了。參加筆會的大多是州里有名氣的人,一個個看上去都很神氣,但是他們發表的作品卻讓已經博覽群書的阿來非常失望。再討論時,他忍不住發了言。

名作家們的面子受到挑戰,紛紛指責阿來光說不練,“你自己寫一篇試試!”多年積累一呼即出,阿來眼前出現了在鄉村教書時看到的一幕:喇嘛們在給寺院繪製壁畫,一個小喇嘛描累了,自己去小石板上畫鴿子,鴿子靈動而傳神,與壁畫上那些死板的花呀鳥的截然不同。一首《振響你心靈的翅膀》很快完成,那是阿來正式發表的第一個文學作品。沒多久,匯款單寄來了,50塊。那時,他一個月工資才40塊。

詩歌開始陸續發表,文學上的成就讓阿來毫不費力地調入《新草地》雜誌任編輯。從此,他有了文學上的想法,像他最崇拜的詩人惠特曼和聶魯達分別行走在北美大地和南美大地一樣,他在家鄉阿壩州遼闊的地域上開始了苦行僧式的漫遊。每走一個地方,面對變成廢墟的古城堡,長了一兩百年的野核桃樹,他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命運,民間流傳的關於土著、國王的故事也一個個在心裡紮下根來。

這一次遊歷的結果是,1989年,阿來同時出了兩本書:一本是以故鄉母親河命名的詩集《梭磨河》;另一本是小說集《舊年的血跡》。從此他被稱為詩人和作家,而他邊遊歷邊寫作的方式,也成為外人看來最特立獨行的方式。

然而,阿來自己是惶恐的,“都不只是焦慮,而是很恐怖”,他害怕自己會“寫成一個縣城的文化館館員而終其一生”。出版社給的樣書,他就放在床底下,別說送人,連自己都沒有打開看,他覺得寫得並不好。當最初的虛榮心過去,他常常反躬自問:“我真的是一個作家嗎?我配嗎?我能成為聶魯達、惠特曼嗎?”一想到文學星空上那些明亮的星,他就會感到巨大的落差。

文史 | 阿來:用漢語寫作的藏族歌者

阿來榮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

幹一件對得起自己的事

阿來覺得自己必須要做點什麼。沒有任何事先的準備,一次在瀘定開完會後,本應返回成都的他突然不想上車,開始徒步往上游走,順著大渡河逆流而行。他孤身而行,越走越有勁,每天幾十裡,有時風餐露宿,有時去老鄉家吃住。緩緩起伏的丘崗,曲折縈迴的溪流,星星點點的湖沼,四散開去的草灘,還有牧人和他們的牛羊,大自然的美帶給他震撼、感受與思考,突然之間,小學三年級那個一瞬間理解了漢語的時刻再次來臨,這次,他頓悟的是:“地理是文學的骨架。”書寫民族文化的“野心”漸漸滋生。

走完大渡河,阿來又去了若爾蓋草原,一個人走在白雲下,他激情滿懷又幸福無比,在香菸盒上,他又寫詩了。“現在,一個詩人誕生了,巫師一般、帝王一般穿過草原,頭戴太陽的紫金冠,陽光的流蘇飄拂,風是眾多的嬪妃,有流水的腰肢、小丘的胸脯……”《三十週歲時漫遊若爾蓋大草原》完成了,這是阿來寫的最後一首詩——所觀所感越來越充沛,詩歌已無法承載宏大的敘事和描繪,自然而然地,他轉向了小說。

七八百公里的行走,“潛意識裡是為一個鴻篇鉅製做準備的”。整整四年,阿來沒有寫一個字,文學書讀得差不多了,他開始研究嘉絨藏族地區地方史、土司家族史,蒐集地方誌、民間傳說,從史料到現場,從現場到史料多次往返。1994年5月,他坐在窗前打開電腦,對面山坡上,白樺樹初出新芽,杜鵑聲聲中,他敲下了第一行字:“那是個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聽見一群野畫眉在窗子外邊聲聲叫喚……”

“我對故鄉的背景缺乏認知,於是開始走我的大地,文化和歷史散落在民間。那些個村莊和我出生的故土一模一樣,於是故鄉在不斷放大,我和雪山一起,和河流一起,更重要是,和當地的人們一起,最後把這些美融進我的文字裡。”5個月後,冬天到來,白樺樹的葉子掉光時,長篇小說《塵埃落定》也劃上了句號。當朋友問他這一年做了什麼事時,他說:“我幹了一件對得起自己的事情。”

書寫完了,出版卻屢屢受阻,十幾家出版社無一例外地將阿來拒之門外。原因大致相同,其一,題材比較敏感;其二,這是一部寫法上有創新的作品,他們沒把握;其三在阿來看來尤其荒唐:這部小說太高雅,太藝術化,出版社已經市場化了,怕讀者不喜歡,怕虧錢。有家出版社要求修改,阿來堅定地表示拒絕:“除了錯別字,一個字都不改,連標點符號我都不改!”他堅信,“真正描繪出了自己心靈圖景的小說會挑選讀者”。

《塵埃落定》是阿來對少年時一再逃離的家鄉的一個交代,像談了一場刻骨銘心的戀愛,他很難立刻融入另一部作品。一切復歸平靜,把“疲憊的書稿”塵封起來,他重新出發了。

1997年,阿來來到成都,在《科幻世界》雜誌做了一名編輯。雜誌是市場化的,出版受挫讓阿來決心挑戰市場,他不相信,文化產業化就是迎合市場,就是“一切向下”。

就在阿來全身心投入雜誌的組稿時,他接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電話,聽說他有一部小說,他們想看看。一個月後,合同簽了,首印兩萬冊。不久,又一個電話打來了,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對方興奮地說:“我個人太喜歡那本書了,白天看了不算,晚上回去看,看了個通宵,自己很激動地看完了,早上敲社長的門,說這本書兩萬冊太少了,我們得印個十萬、八萬的。”

編輯沒有看錯,2000年,《塵埃落定》以“豐厚的藏族文化意蘊”“輕巧而富有魅力的語言”“充滿靈動的詩意”摘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桂冠。這一年,阿來41歲,是該獎項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得獎者,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獲此殊榮的藏族作家。

此後十餘年,《塵埃落定》因長期暢銷不衰而被出版界稱為“印鈔機”,並相繼在50多個國家出版了20多個語種的譯本。阿來曾帶著8位外國譯者重走故事的發生地,看到那些山水,那些建築,他們流淚了:“原來一個虛構的小說寫這些地域,寫這些山川,寫這些人,寫得如此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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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來新作《蘑菇圈》

我是天生要成為作家的人

“寫《塵埃落定》的阿來”成為一個巨大的標籤,掌聲、鮮花、榮譽、頭銜紛至沓來。有一天,阿來坐在廣播電臺的直播間裡做節目,熱線電話打進來了,裡面是一個女孩好聽的聲音:“我只想問問,這個阿來是不是就是《科幻世界》的那個阿來?”

“我就是在《科幻世界》上印有名字的那個人。”阿來回答。

“我就想知道這個。”女孩說完輕輕掛斷了電話。

那時,阿來的另一個身份是《科幻世界》雜誌的主編。初到雜誌社時,他不懂科幻,於是天天惡補科學知識,一年創紀錄地讀完了120本科學書,他組織選題、策劃活動,終於把原先勉強維持的雜誌做得風生水起。兩年後,雜誌在他手裡越做越好,大家擁護他,他從編輯直接做到總編、社長。每期一篇的刊首語,他寫得理性又專業,他開闢並主持的“非主流”“界外”“科學美文”等欄目深受讀者歡迎,雜誌的擁躉也越來越多。一次上海書展邀請他做活動,在現場,記者的採訪不斷被求籤名的讀者打斷,小說迷和科幻迷站隊分明,他們都強調自己是“忠實的粉絲”。

讀者的熱情說明了一切,幾年時間裡,《科幻世界》衍生出6本雜誌,發行量節節上升,併成功引起國際科幻界的注意,不僅被世界科幻協會評選為最佳期刊,還一度成為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科幻類雜誌。空靈的藏族寫作者阿來,搖身一變成為科幻專家,在國際科幻論壇上侃侃而談。阿來成為商業傳媒神話,一如《塵埃落定》在文學上的傳奇,他向世人證明了自己經商的天才。

《科幻世界》的成功引得同行們紛紛來取經,各種會議、應酬讓阿來像陀螺一樣停不下來。然而,他的內心,始終小心地守護著文學,他深信,他是天生要成為作家的人。嘉絨故土的故事沒有講完,那些散落在群山褶皺裡的村莊從未遠離,他要替古老的村莊寫一部走向新生的歷史,他要為讀者“化解西藏的神祕”。

一邊是責任,一邊是對文學的信仰,阿來分身乏術,遲遲沒有動筆。有一天,看著牆上掛著的一個鑲在鏡框裡的破碎的青瓷小碗,他突然想到一種全新的長篇小說結構:一個個碎片,最後完美拼貼在一起。寫作的衝動無法抑制,在與合作伙伴、營銷公司談資本運作、項目投資之餘,每逢難得的休息日,阿來就把自己關起來,開始寫《空山》。

構思一部作品,需要較為連貫的時間、清靜的環境,無法兩頭兼顧,阿來選擇放棄出版人身份,“寫作是我終身要做的事”。2007年,他離開工作了整整十年的《科幻世界》,進入四川省作協成為一名專職作家。兩年後,被稱為“花瓣式”結構的《空山(三部曲)》面世,文壇充滿驚喜,好評如潮。憑藉這部作品,阿來榮獲第七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作家”,發表獲獎感言時,他說:“過去得獎,不覺得跟我有太大的關係,因為那些獎項總是授予某一部具體的作品,走上領獎臺時,感覺自己好像是那本書懶得出席而派出的代表。”他還表示,並不指望未來繼續得獎。

是的,對於獲獎,對於已經完成的作品,阿來採取“隨風遠去”的態度,他所享受的,就是像上帝一樣,在文字裡創造一個個世界。

“拜血中的因子所賜,我還是一個自然之子,更願意自己旅行的目的地,是寬廣而充滿生機的自然景觀:土地、群山、大海、高原、島嶼,一片樹、一叢草、一簇花。更願意像一個初民面對自然最原初的啟示,領受自然的美感。”阿來繼續邊遊歷邊寫作,有時開著越野車,在青藏高原上隨性漫遊;有時在湖水邊靜坐,深入地進入自然的懷抱;還有時,登上海拔超過6000米的高山,感受世界屋脊的蒼茫。時而“隱於野”,時而“隱於市”,每隔幾年,他都會帶著不同風格的新作品回到讀者的視線。他越來越熱愛生他養他的土地,他知道自己始終是那個講述嘉絨故事的“說書人”,那是他的責任和使命。

遊歷的過程中,阿來對生長在藏區的植物逐漸有了認識,他常常揹著相機拍攝青藏高原上的那些生靈,同時也開始關注生態保護。一次在雪山上,有個小孩從兜裡拿出一個小盒子打開,裡面有幾隻蟲草,問他三十塊錢一隻要不要。晚上,躺在山上的帳篷裡,他開始思考自然與人倫,並構思了《三隻蟲草》。

“做文學的人有責任進行這樣的書寫”,看到資源面臨枯竭,《三隻蟲草》寫完後,他又寫了《蘑菇圈》、《河上柏影》,合稱“自然文學三部曲”。2018年,《蘑菇圈》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

如今的阿來雖然定居成都,但他大多數時間都在熟悉的藏區遊歷,被山巒照耀,被河流滋養,他在自己的疆域歌詠、馳騁,永不疲倦。正如他在《塵埃落定》中所寫:“上天叫我看見,叫我聽見,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

來源:各界雜誌第6期—封面人物

作者:潘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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