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滿樓
1937年12月，城破後的南京，遍地都是炮火、血跡與廢墟。
為體現人道與中立、去除政權色彩，由23位國際友人組建的南京“安全區”內不再懸掛青天白日旗而改用北洋時期的五色旗，並以裡圈加紅十字圖案作為“安全區”徽章。
在這個流血的季節裡，也許只有這裡，難民們才能尋覓到一點點的安寧。
但是，“安全區”的安全只是相對的，在這裡，日軍同樣有著各種殺戮、強姦、劫掠、縱火等暴行。
12月19日，牧師馬吉在家信中說：
“過去一個星期的恐怖是我從未經歷過的。我做夢也沒想到過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蠻。這是屠殺、強姦的一週。我想人類歷史上已有很長時間沒有發生過如此殘暴的事了。
……日本兵不僅屠殺他們能找到的所有俘虜，而且大量殺害了不同年齡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獵殺兔子一樣，許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隨意殺掉。從城南到下關，整個城市到處都是屍體……”
一些已解除武裝並避入“安全區”的中國士兵，日軍同樣不肯放過，其強行闖進“安全區”並將之集體殺害。
目睹此景，牧師費吳生痛心疾首地給友人寫信說：
“我們忙著解除他們的武裝，表示他們繳械後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們失信了！不久他們有的被日軍槍殺了，有的被戳死了。他們與其束手待斃，不如拼命到底啊！”
“安全區”內的強姦事件，更是層出不窮。
國際委員會副總幹事費吳生就表示，“單以金陵大學職員家庭以及美僑住宅而論，我就有關於一百次以上強姦案的詳細記錄以及約三百次強姦案的確實報告。”
類似的記載與報告在《南京安全區檔案》中比比皆是，日軍在強姦婦女時均以武力脅迫，如有人阻攔反抗，即行凶殺人。至於其他種種暴行，更是舉不勝舉。
在救助難民的過程中，委員們也經常遭到日軍的威脅甚至人身傷害。
如貝德士即被日軍士兵用手槍威脅；農藝學教授裡格斯在阻止將平民帶走時遭到日軍毆打；威爾遜醫生也在信中說，自己“差一點被槍殺了”；
其他人如拉貝、魏特琳等，都無一例外的有類似遭遇。
在這樣危險的環境下，他們仍極其祕密地保護了國軍的幾名高級將領：
如第72 軍軍長孫元良被魏特琳隱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女難民中，教導總隊參謀長邱清泉被貝德士藏在金陵大學管理大樓最頂層密室；
教導總隊第二旅參謀主任廖耀湘被辛德貝格藏在江南水泥廠的難民營中，這些人後來都被安全送出南京，為抗戰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1938年1月底，日軍當局聲稱已經恢復南京城的秩序，強迫“安全區”內的難民還家。
2月18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被迫改稱“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最後一批難民營於1938年5月關閉。
至此，“安全區”的工作基本結束。
在“南京大屠殺”這場史無前例的慘劇中，“安全區”或許是唯一能讓人感到不徹底絕望的一幕。
在不到4平方公里的範圍裡，23位西方僑民冒著生命危險默默地反抗著日軍的殘酷暴行，最多的時候，他們曾護佑過近30萬的中國難民。
這種“勇毅、大公無私、熱誠及不辭赴湯蹈火來拯救難民的決心與精神”，不愧為南京“活菩薩”、“守護神”的稱號。